希臘警鐘為誰而鳴?

就在全球華人以憤怒和忐忑不安的心情關注南海和廣東之時，整個西方社會卻把焦慮和甚至恐慌的目光聚焦在了----一場經濟危機正演變成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希臘。

希臘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現在也是議會民主制國家。人均GDP2008年就突破了三萬美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主而又富裕的國家。然而，2007年以來的經濟危機卻令希臘繼冰島之后，另一個要破產的國家。由于希臘是歐盟成員國，許多歐盟國家持有希臘的債券，是希臘的債權國。假設希臘倒掉，其連鎖反應將威脅到歐元和歐盟的存在。為此，歐盟制訂和實施了龐大的救援計劃：1100億美元的救助資金（當然也懇請中國施以援手）。然而，一年多過去了，希臘的經濟危機不但沒有緩解，反而進一步惡化：經濟倒退7%，失業率高達16%。在這種情況下，國際信用評等機構標準普爾六月十三日將希臘債信評等連降三級、打入全球最低評級。然后僅僅過去兩天，即十五日又再將希臘四大銀行的長期債信評等全部從“Ｂ”降到全球最低的“ＣＣＣ”！為應對惡化的危機，希臘一方面決定立即出售國有資產，包括希臘郵政、銀行、電信、雅典港口、鐵路、航空、高速公路和塞薩洛尼基水公司，另一方面希臘國會不得不再次決定提高稅收、減少開支和大幅裁減20%的公務員。后一個決定一下成為引發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導火索。憤怒的抗議者高喊“強盜！卷鋪蓋滾開這個國家”的口號，走向首都的街頭并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沖突。在國會前示威的百姓含淚聲稱：“去年政府號召我們咬緊牙關，說情況很快就會好轉，而現在卻又聲稱我們必須要勒緊腰帶。我們已經沒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激烈沖突的鏡頭（據現場目擊者稱，警察連警告都不發就施放催淚瓦斯）占據著西方各大媒體----這種似乎只能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現象----極大地震撼著西方社會。

希臘處于爆炸邊緣的危機之所以令西方震撼，不僅僅是它可能產生的經濟上的連鎖反應----法國的三大銀行由于持有希臘債券而被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降級，而是它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威脅。希臘危機也不過再一次證明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不管什么制度，一旦無法實現經濟增長，就必然喪失合法性。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哈佛大學威廉·約瑟夫·梅耶政治經濟學教授。曾任經濟學系主任，2005年度約翰·康芒斯獎獲得者）在其名著《經濟增長的道德意義》開門見山的提出：即便是像美國這樣富裕的國家，一旦收入增長長期停滯，民主價值也會處于危險之中。這個時候什么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都成為浮云。其實這一幕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全球經濟大危機中已上演過：法西斯主義席卷西方社會，西方國家的科學家紛紛涌向蘇聯----這是當年蘇聯迅速實現工業化，在極短的時間趕超西方的重要原因。（自由派學者江平在文章《為民主吶喊》曾這樣說道“沒有民主能不能有真正的社會穩定、沒有民主能不能保證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一系列問題。哪么，今天希臘給出了答案）。

希臘危機表面是經濟問題：債務過多（1100萬人，3500億歐元債務，人均3.3萬歐元），失去了償債能力。但背后仍然是政治因素。長期以來，希臘政府寅吃卯糧，為了加入歐盟和維持在歐盟的地位，刻意隱瞞真實的經濟狀況，直到危機來臨，紙再也包不住火。但在這個過程中，政黨和選民扮演了同樣不負責任的角色。政黨為了勝選，超越經濟實力不斷提高福利，選民則樂于以選票對這種不負責任的政策進行支持。而當雙方共同釀成的危機發生后，選民拒不愿意承擔后果。以希臘為鏡，西方的民主制度實是已經走到難以持續的十字路口。

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已經有了普遍認可、成形的模式：多黨、普選和三權分立。相對而言，普選是最晚出現的因素，但普選的出現，則把西方一直由政客、財團唱雙角戲的格局轉向政客、財團和大眾的三足鼎力。這種游戲規則要想玩的下去，必須任何一方都是理性和負責任的。但是到今天來看，西方的這套模式正在走向被歷史終結的命運。今日的西方，并不僅僅是希臘債臺高筑，所有的主要發達國家都如此。歐盟規定債務占GDP的比重不能超過70%，但：德國81%、英國89%、法國97%、美國99%、葡萄牙99%、愛爾蘭113%、意大利133%、希臘150%、日本204%。而且一直處于繼續上漲的態勢。如果不能找到解決之道，早晚每一個發達國家都會成為希臘第二。 現在來看，即使有的政府想試圖改變，但卻遭到了選民的強烈反對。2010年法國為緩和危機，進行了力度頗為保守的退休制度改革，把退休年齡從60歲推遲到62歲，就引發了全法國一波接一波的抗議示威。雖然政府最后強行通過，但2012年大選即將來臨，選民自然會把目光投向主張退回到60歲退休的反對黨身上。

不過相對來說，政治人物要對危機承擔更大的責任。美國的聯邦債務已于5月16日觸及法定債務上限14.29萬億美元，現在聯邦政府完全依靠各咱緊急措施維持政府正常運作。如果不提高這個上限，美國將無力償還到期債務，出現債務違約。為此，全球三大信評機構都對美國發出了警訊。但民主、共和兩黨的談判迄今毫無進展。原因在于主導美國的兩大政黨都是政黨利益至上，都不愿意妥協。其實解決方案是盡人皆知：再次出臺短期刺激計劃，采取措施在較長期內削減債務（增加財政收入和實施福利改革）。但民主黨與共和黨均當即拒絕了這一提議。共和黨想盡快且最大限度地削減支出而將所有其它選擇排除在外。民主黨反對消減債務，擔心將廢除聯邦醫療保險計劃和社會保障計劃。雙方絕不妥協的原因，也和2012大選臨近有關。所以現狀是“美國經濟即將陷入衰退。至于美國政府，即使它真的沒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也只是在徒勞無功地瞎折騰”、  “因為美國根本沒有高效的政府。如果有，美國不就會在經濟陷入停滯之際一步一步走向國會授權的違約”（英國《金融時報》）。   

美國政客的表現令人憤怒和失望的話，日本就是前所未有的丑惡了。日本發生千年未遇的巨大地震且禍不單行，災區百廢待興、災民急需國家救援時，自民黨卻落井下石于5月下旬提出對菅直人內閣的不信任案、企圖推翻菅直人政權----盡管民意顯示認為自民黨此舉不當高達62%。雖然菅直人并不是一個有經驗的領導人（但為何能擔任總理值的深思），民意支持率極低，但環顧民主黨也好、自民黨也好，看不出哪個政客現在肯定比菅直人更能管好國家。根據民調被認為最適合接替首相的政客最高也只有6%的認可率。但自民黨并沒反省政策偏離民意，不信任案在國會被廢后仍窮追不舍、逼菅直人辭職，揚言只要菅直人辭職，自民黨就愿意在國會協作，通過發行救災國債的法案等----國家的急需卻成為自民黨作為趕菅直人下臺的重要籌碼。丑惡的還不止自民黨，民主黨內原來與菅直人對立的前黨代表小澤一郎雖還在等待司法調查他涉嫌的受賄案，卻也在他的派系議員們前呼后擁中謀劃倒閣，而原來支持菅直人、甚至進入過菅直人內閣的前原誠司、黨干事長岡田克也等也紛紛倒戈相向，公開呼吁菅直人盡快辭職，暴露了國家危難中也依然抑制不住的個人私欲和野心的丑惡。就是菅直人自己，他所聲稱的救災告以段落之后再辭職實質也是拿救災作盾而為了一己私利和烏紗帽罷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么盡管地震已經過去三個多月，仍然有九萬多災民無家可歸（臨時安置房建成數量尚不足一半，而且由于部分配套生活設施未能落實，已建成安置房的入住率僅為40%），八成民眾認為政府救災不力。而日本更創造了世界上債務占GDP的比重最高的紀錄：204%！

然而，目前歐盟擔心的不僅僅是經濟處于危局的冰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下一個可能的多米諾意大利。還有政治危機已達一年的比利時。比利時選舉后出現的無政府狀態已經持續一年，堪稱前無古人。而且國家一直處于解體的邊緣。這對于正竭力走向一體化歐盟來說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至少，民主在比利時既不能解決政黨紛爭，也不能維持國家的統一（還有加拿大）。從目前整個西方來看，民主制度要么在經濟發展上處于困境，要么不能解決紛爭和維持國家統一。哪么它的正當性、合法性何在呢？當然比利時比竟還是發達國家，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早就發生內戰和動亂了。

所以，盡管希臘的經濟規模在歐盟堪稱微不足道，但法國第一大報《費加羅》仍然在封面使用了如此聳聞的大標題：希臘的崩潰威脅整個歐洲。因為這不僅僅是經濟的危機傳導，更意味著對西方政治模式的威脅。希臘敲響的是整個西方的喪鐘。正如一位網友在BBC網站上的留言：希臘的問題和債務無關，實是對現行政治體系的不信任和沖突。（the trouble in Greece now 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ebt; it is theactual mistrust and frust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FULL STOP!）

最后還要借此篇文章談一下越南。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自由派群體一再把越南當做中國政改的榜樣。可是越南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它的政改產生了什么成效？卻都是自由派回避的內容。這一次圍繞南海沖突，一下將越南窮兵黷武的面目展現于世人面前，更將越南的真實狀況曝光于自由派所遮掩的朗朗乾坤之下。

越南曾是向中國改革開放學習的好學生，但進入二十一世紀，越南卻陷入經濟危機：股市暴跌（2007年縮水65%）、貨幣狂貶（越南國家銀行于2011年2月11日對越南盾貶值9.3%，過去已經貶值40%）、通脹急升（通貨膨脹最高接近30%，現在仍然是兩位數）、房價猛跌、外債高企（越南的外匯儲備一百億美元左右，而國家的外債卻有300億美元左右）。越南經濟多么差，可以拿中國經濟落后而又和越南接壤的廣西進行對比：廣西人口5000萬，面積24萬平方公里，2010年GDP1460億美元 ；越南8700萬人口，面積33萬平方公里，去年GDP1046億美元。事實上，越南的經濟總量和中國倒數的云南（云南人口僅是越南的一半）不相上下，人均GDP僅是中國最后一名貴州省的二分之一。盡管如此,2011年,越南軍費預算暴漲70%!并高調在南海主權問題上向中國挑釁。

除了經濟指標，其他指標也遠遠落后于中國。僅舉兩例：2009年中國電力人均消費達到2974kwh，越南則是0.795kwh，和自由派最蔑視的朝鮮相差無幾（0.738kwh）；國家風險指標越南是最高級別：六級（和朝鮮一樣）。中國則為四級（印度、俄羅斯、印尼三個民主國家為五級。五級和六級是指高風險、不穩定國家）。在中國，生活最為貧窮和處于底層的男性無法娶妻生子，就只能到越南采購新娘或者娶非法入境的越南女性。而越南每年都有大量勞工偷渡到中國打工----工資只有中國工人的一半。（2009年以來，廣西公安邊防總隊共查獲非法入境人員225批1820人、攔阻4839名、遣返2218人。由于中越邊境線一千多公里，無法攔截的非法勞工無法統計）。還有一點要指出的是，越南社會腐敗極其嚴重，在總部設在德國的透明國際發布的全球排名中名列第116位！（中國72位） 。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竟然被中國的自由派群體拿來當做中國的榜樣！！（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之究竟。出發點何為??？）難道他們真的不知道衡量一個制度成功與否的標準是什么嗎？

最后，本文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蔡昉先生的一段話做為結尾：中國經濟的確特殊性太多了。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人家讓我回答：你說現成的理論更重要還是生活更重要？我一定會選擇后者。（本人也有一問：我們在西方的現實和民主理論之間選擇哪一個？）

以從中國農村改革的經驗來看，我們看待制度變革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中國任何領域的改革都是逐步推進的。制度改革不是革命，并不是立刻推翻一項制度，而往往是在新制度中有舊制度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也要在實踐中增加，改革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推進并最終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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