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創建并控制，其中基辛格扮演了關鍵作用。　　

深受馬爾薩斯主義者影響的洛克菲勒三世在1952年就創辦了人口理事會以減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在聯合國講演：“在我看來，人口增長是當今社會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頭等大事。”[3] 在洛克菲勒三世等人的推動下，1969年設立了聯合國人口基金。　　

1974年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動下，基辛格（洛克菲勒家族培養的政治家）被授權起草美國《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 200 號》（《NSSM-200》）。　　

《NSSM-200》的中心思想：世界越來越依賴于發展中國家的礦產資源供給，只有大幅度減少發展中國家人口的數量，美國才能充分利用它們的原材料。《NSSM-200》認為，為了隱瞞從發展中國家獲得自然資源的圖謀，應利用聯合國人口基金等機構來實施其計劃[1,4]。　　

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薦下，菲律賓人拉非爾.薩拉斯（Rafael Salas哈佛大學畢業）被任命為聯合國人口基金的首任執行主任[5]，并一直干到他1987年去世 [6]。聯合國的機密報告顯示薩拉斯被洛克菲勒三世選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的膚色（亞洲人）[5]，洛克菲勒三世當時迫切需要控制亞洲人口。 　　

1986年，薩拉斯說：“對于計劃生育自愿性來說，每個國家都有它的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是指中國的情況，我非常確信，中國自己會說，依照他們的文化標準，它們的方式不是強制性。也許依照西方的標準，中國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個國家必須依照自己的標準。”[8] 　　

聯合國人口基金的第三任（2000-2010年）執行主任奧　巴伊德　女士，是首位接受政府獎學金到美國留學的沙特女性，也是首位出任聯合國部門高官的沙特女性。通過她的言傳身教有助于揭下中東地區穆斯林婦女的面罩（也意味著破壞了其生育文化）從而將中東地區的高生育率降下來。奧　巴伊德　女士也是洛克菲列基金資助的紐約大學研究西方與穆斯林關系的中心的顧問委員[11]。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現任（2010-）執行主任奧塞特梅因曾是尼日利亞衛生部長。他在英國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曾到哈佛大學進修人口學。從他的簡歷可見，1981年以來他因為避孕等方面的研究多次獲得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的資助[12]。由他出任聯合國人口基金執行主任將有助于降低非洲穆斯林國家（目前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地區）的生育率。奧塞特梅因不負眾望，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吁“提高”非洲穆斯林地區婦女地位，進行性教育，改變傳統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論，等于是貫切執行洛克菲勒基金的控制人口的理念[1,4]。　　

　1995年9月27日　，在美國舊金山曾召開 “費爾蒙特飯店會議”, 集結西方財富精英和政治精英參加的該會議認為：由于世界人口的過剩，世界將出現分化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應該加以處理）。　　

聯合國人口基金幫忙建立了中國計劃生育體系和人口理論體系　　

基辛格在《NSSM-200》中認為人口控制的關鍵是影響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基辛格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自然不會放過控制中國人口的機會。尤其是他與1979年之后的幾代中國領導人都保持了良好的關系　　

中國政府與人口基金的合作開始于1979年，共開展了6個周期的合作，建立了120多個合作項目，接受了2億多美元的“無償”援助[14]。　　

要知道中國1950年-1980年平均外匯儲備才1.47億美元，比如1978年是1.67億美元，而1980年是負值（-12.96億美元）[15]。1979年才開始改革開放，外匯非常奇缺。但聯合國人口基金在1979年就與中國簽署了5000萬美元的資助項目（如此慷慨、如此急迫），資助中國計劃生育，贊助中國進行人口普查，幫中國建立人口學，培養了一大批人口學家（比如顧寶昌、曾毅等）和計生委官員。中國計劃生育的口號，如“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優生優育”，“少生快富”，“關愛女孩”，“計劃生育好，政府給養老”都可以從《NSSM-200》找到原始依據。　　

　2011年1月20日　基辛格接受了知名電視主持人Charlie Rose的采訪[18]：　　

Charlie Rose：“2050年中國會崛起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嗎？”　　

基辛格：“中國每年保持9%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然而中國將由于計劃生育而在2030年開始出現巨大的人口危機，這種人口危機是其他國家都未曾有過的。因此，不能根據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簡單地推測中國將成為強國。沒有理由認為美國將落后于中國。”　　

基辛格現在應該如釋重負了，因為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就通過“計劃”中國的人口而將中國的崛起“計劃”掉了。澳大利亞前總理也認為中國由于計劃生育而永遠趕不上美國[19]。　　

基辛格可能也預測到，由于中國的政治惰性，即便知道真相，也會出于“政策連續性、政治穩定”的考慮，不敢全盤否定計劃生育。那么中國的生育文化就不可能逆轉，生育率就不可能提升。　　

美國除了“幫助”控制中國人口外，還打上了中國民族結構的主意，比如　2011年1月17日　美國《外交政策》（洛克菲勒基金和福特基金支持的重要期刊）發表了一篇題為《Rise of the Hans-Why a dominant China could spark tribal warfare》（崛起的漢族-為什么中國可能爆發種族沖突）文章 [20]。　　

洛克菲勒獎獲得者牛文元誤導中國領導人　　

要影響中國領導人，還必須影響那些能夠影響決策的學者。除了直接幫中國建立人口學外，還物色、培養其他學科的有影響力的學者。1978年宋健訪問歐洲，東道主給他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論控制人口的資料[21]，宋健成為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總設計師。　　

 宋健被“選中”，是因為他是“控制論”專家，西方國家迫切希望“控制”中國人口。牛文元被“選中”，是因為他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第一人”，有助于說服中國領導人和民眾相信：減少人口是符合中國自己的最大利益的，是有利于其可持續發展的；而這一點正是《NSSM-200》所強調的[1,4]。　　

 牛文元從1990年開始主持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國家報告》[23]。在宋健、牛文元等人的推動下，1995年，“可持續發展”寫入中共十五大報告。牛文元則于1996年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杰出科學家獎。　　

聯合國人口基金的兩大絕招：影響領導人、制造虛假數據   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33，但聯合國卻堅持認為中國生育率穩定在1.8（而中國國家計生委將聯合國的數據奉為圣旨），并縱容中國人口學家篡改生育率。2000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數據顯示總人口只有12.4億（其中可能還有2千萬重報），但被額外修正進去1.8%人口，變成了12.658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還沒有出來，但據說仍然在往上修正人口。　　

中國在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是因為宋健等人預測中國人口會達到40億。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了，但主流人口學家還認為中國人口會達到16億。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仍然預測中國人口會達到15億。2010年牛文元仍然認為中國人口會達到14.6億。一方面夸張地預測人口增長，一方面夸張資源、環境危機，構建一個緊急避險的世界末日理論，誤導決策和民眾。　　

從計劃生育可以看出中國的決策機制存在巨大的風險。中國應該反省目前的決策體制，需要學術“清君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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