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超級大國到典型的第三世界國家

馬也

俄羅斯學者弗拉基米爾·波波夫《漫長的通往常態之路上的俄羅斯》（《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2期），頗多獨特價值。

作者力圖避免撰寫直接政治性的宣傳品。作為為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中心撰寫的工作論文，只在表述國家分類和時代區別的時候，使用了習見于西方媒體的“后共產主義”。主要份量在數據。因為涉及國家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因為既有自身的縱向比較也有和其它相關國家的橫向比較，這些數據比較系統而可信，成為支撐全文間架結構和基本論點的基礎。

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經濟的兩個“失去的10年”——

1989-1998年，“轉型經濟衰退”：GDP下降到1989年水平的55%。

1999年-2008年，大約年增7%，發展到接近1989年水平。然而“在2008-2009年的世界經濟衰退中遭受了比其他國家更為嚴重的打擊”：2009年GDP下降9%，高于美國的2%、歐洲的4%、日本的5%。

蘇聯解體前后蘇聯和俄羅斯若干數據比較——

“影子經濟”占GDP比重。勃列日涅夫時期最高10%-15%，九十年代達到50%。

腐敗程度。在54個國家列表中，1980-1985年處于中間位置，比意大利、希臘、葡萄牙、韓國以及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更為清廉。1996年在54個國家中排第48位。

收入不平等?；嵯禂?986年0.26，2000年0.40，2007年0.42。十分法不良系數（指人口中最富有的10%的收入與最貧窮的10%的收入之比。一般認為，3以下高度平等，3-6相對平等，6-9相對合理，9-12差距偏大，12-15差距過大，超過15差距極大）1992年8，2000年14，2007年17。

犯罪活動。二十世紀初，謀殺率十萬分之十。六十年代降到十萬分之五至七?！岸砹_斯的謀殺率在所有的轉型國家中增長最快”。1987年到2002年，謀殺率從每十萬居民8人增加到33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成為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九十年代中期，謀殺率超過十萬分之三十，高于飽受戰爭摧殘、處于崩潰之中的發展中國家，僅低于南非和哥倫比亞。巴西、墨西哥比俄羅斯低2倍。發達國家中謀殺率最高的美國為十萬分之六到七。

死亡率。1950-1953年，“由于存在大量勞改農場以及戰時營養不良和傷病后遺癥導致眾多人口死亡的斯大林統治時期”，9%-10%。1990年10%，1994年16%，此后一直維持在14%-16%的水平?！斑@是真實的死亡危機——歷史上極其罕見：一個沒有戰爭以及瘟疫、火山噴發等災難性事件爆發的國家，短短5年內死亡率增加60%。”

產業結構。燃料、能源、金屬等主要原料行業的產出在工業產出總額中所占份額，九十年代前25%，九十年代50%以上，其后一直保持在這一高水平上。出口產品中礦產、金屬、鉆石所占比重，1990年52%，1995年67%、2007年81%，機械與設備的出口份額則從18%下降到1995年的10%、2007年的不足6%?！罢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成為俄羅斯經濟‘去工業化’和‘資源化’的時期”。

研發開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占GDP的3.5%，“現在這一比例已降至1.3%”。部分可供對比國家的這一指標為：中國1.3%，美國、韓國、日本2-3%，芬蘭4%，以色列5%。

“蘇聯是一個‘反常的’發展中國家。它第一個將人類送入太空，它在科學和文學領域擁有大約20位諾貝爾獎得主，目前全世界40位健在的菲爾茲獎獲得者中的8位來自人口不足世界5%的蘇聯，蘇聯還擁有發展中國家最好的免費醫療保健體系和教育體系、低度的收入不平等和相對低的犯罪率以及腐敗。1965年，盡管蘇聯人均收入僅相當于美國的20%-25%，但70歲的預期壽命僅比美國少兩年?！?/p>

“菲爾茲獎”有“數學界諾貝爾獎”之稱，1936年開始頒發。

蘇聯是一個“反常的發展中國家”，到蘇聯解體以后的俄羅斯，患上“典型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弊病”，才算“正常的發展中國家”、“普通的發展中國家”。還好：“中間水平”，“遠非最差”。

俄羅斯“沒有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也沒有創造經濟發展奇跡”。因此得到“國外人士”的鼓勵和表揚：這比原先那個“威脅西方價值觀的邪惡超級大國好得多”。

這里涉及西方話語體系中的“發展中國家”。

因為包括著世界范圍壓迫和剝削關系的含義，他們不喜歡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不喜歡“第三世界”這個概念。蘇聯解體以來，西方主流媒體已經一再宣稱，必須廢止“第三世界”這個“歷史名詞”。他們慣常使用“發展中國家”。

至少已經有三位西方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這就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的作者斯塔夫里亞諾斯，發展經濟學先驅之一、《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的作者岡納·繆爾達爾，“世界體系論”創始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用法只是一種“外交辭令”。用繆爾達爾的話來說，“我們常常讓我們的科學術語中混雜著通俗的、政治性討論中的詞句，如我們的意思不過是說一個不發達國家時，用‘發展中國家’，說非共產主義世界時，用‘自由世界’。對我來說，這并非是一個不重要的語義疏忽，而是更深層偏見的象征，即使在邏輯角度也起著干擾作用?！?/p>

從“反?！备母锏健罢！?，“大多數俄羅斯人”終于“切身感受”到：“俄羅斯轉型過程出現了嚴重錯誤”。

一個錯誤是“非競爭行業產量減少的速度快于資本轉入效率更高部門的速度”。不僅俄羅斯，“許多市場改革中‘后共產主義’國家恰恰自己制造了這一瓶頸”?！皫缀跻灰怪g，這些國家將近半數的經濟成為了沒有競爭力的，這些部門的生產在隨后若干年中一直下降，在某些案例中幾乎成為零資產”。這里是指國有企業、公有制企業和以它們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產量減少”和快速退出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資金大量轉入外資和私企，轉入金融、股市、房地產等等。這叫做私有化、市場化、泡沫化。

另一個錯誤，是“制度崩潰”或者說“政府支出急劇下降”。問題不在于改革的激進或是漸進，而在于“國家體系力量下降”和“打斷了制度承繼”，在于獨聯體國家“摧毀了社會主義的寶貴遺產——國家能力”。

作者提出兩個概念。一個是“威權政體”、“威權國家制度”或者“集體主義制度”。另一個是“個人主義責任制”。中國、越南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白俄羅斯和烏茲別克斯坦，以“威權政體”避免了制度崩潰?！昂笊鐣髁x轉型”的東歐，也“激進式改革相對成功”。而獨聯體國家和拉美、非洲國家一樣，只有“非民主自由”：“由于缺乏強有力的制度體系和執行法律秩序的能力，實際上沒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而且“對生產造成毀滅性影響”。

西方在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摧毀集體主義制度，收入不平等惡化。其后把它強加給部分發展中國家。結果出現兩類國家。一類如東亞、中東、北非、印度，“并未真正脫離集體主義制度”，“抵御西化”并“維護了制度的承續和收入分配相對平等”。蘇聯和中國，也被認為重新建立并加強了傳統集體主義制度。另一類——獨聯體國家、拉美和殖民主義的撒哈拉以南地區，“西化”或“植入西方制度”，“最后都以收入不平等和制度能力缺乏告終”。阿根廷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尚屬發達國家，“貿然拋棄集體主義體系”而被踢出這個俱樂部。

中國讀者不習慣變換諸多概念和對概念不進行明確界定的表述方法。本文關于東歐改革的判斷會引起爭議。對拉美局勢變化的認識還停留在九十年代。所謂激進或漸進，所謂相對于市場的國家能力、制度體系，所謂“威權政體”、“威權國家制度”、“集體主義制度”和“個人主義責任制”，尚需更具體的分析。但是基本思路清晰和一貫：蘇聯解體是巨大悲劇，第三世界國家西化無一成功。

當作者展開那些顯示社會客觀過程的數據的時候，他是有力的、無可辯駁的。當他在自己的語境中想要張開創造的翅膀的時候，混亂就不遠了。

蘇聯現象，蘇聯出現和蘇聯解體，成為二十世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也成為注定在數百年里糾纏人類、總會引發爭論的重大研究課題。歷史在推出一種“蘇聯學”。它在相當一個時期遇到的困難，是怎樣擺脫“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這種至今在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障礙，不再是由杜勒斯、喬治·凱南創辦，以顛覆蘇聯共產黨及其社會制度、瓦解蘇聯為宗旨，相當程度上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日常工作的那種“蘇聯學”，不再是那種“蘇聯學”的變種或延續。這應該成為全面掌握歷史事實基礎上的社會客觀進程的研究，成為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的科學研究”。

201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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