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將在地中海部署雷達監控伊朗,德黑蘭稱尚未卸載核電站燃料》,美聯社華盛頓3月2日電,路透社德黑蘭3月1日電。五角大樓主管核與導彈防御政策的長官普拉姆(John F. Plumb)1日表示,美國軍艦“蒙特利”號將于下星期從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出發,駛往地中海,并將在那里部署6個月。他說,派出這艘軍艦,將為在歐洲展開新的導彈防御系統計劃打下基礎。這標志著美國在歐洲發展范圍更廣反彈道導彈系統的開端。這個計劃在去年北約里斯本峰會上獲得一致通過,但遭到了俄羅斯的反對。
由于伊朗的導彈尚不足以威脅到歐洲,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美國計劃在歐洲部署的新的反導系統實際上就是針對俄羅斯的。因此,俄羅斯才會對這一計劃表示反對,但問題是俄羅斯無權決定北約的事務。此外,美國軍艦的目的地就是最近國際最動蕩的地區——地中海,而俄羅斯又是北非、中東動蕩局勢的最大受益者。由此可見,美國與俄羅斯在該地區的斗法正在升級。因此,路透社報道的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否認伊朗已經從布什爾核電站卸下核燃料一事就有了幾分可信度了,或者說,這一報道會對北非地區形勢的走向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關于伊朗布什爾核電站的問題,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核電站沒有任何問題,只不過之前俄羅斯出于其與美國的利益交換,借事故為名,計劃以卸載核燃料的方式暫時擱置俄伊之間的核合作進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美國的戰略要求。然而,在伊朗2月26日宣布被迫卸載核燃料之后,俄羅斯沒想到美國會得寸進尺,在3月1日居然表示將在地中海部署專門用于反導系統的軍艦了。這一情況從表面上來看,這一部署是在執行去年北約的決議,不過,這項決議的執行首先要獲得北約歐洲盟國的配合,同時還要顧忌俄羅斯的態度,因此,一方面,正是因為歐盟急需美國的力量來穩定地中海周邊,所以美國才能派軍艦到地中海來部署,而且不是為了威懾利比亞等北非諸國而是打著監控伊朗的名目來的。另一方面,正是美國覺得沒有必要再顧忌俄羅斯的態度了,所以才敢于提出到地中海部署軍艦的行動,當然,目前還只是打前站的,換言之,美國是留出了回旋余地的。如果是這一情況的話,那么就意味著歐盟對美國的讓步或承諾的讓步超出了俄羅斯所能支付給美國的利益的價值,此外,美國還要考慮到高油價對俄羅斯之有利就是對美國之不利這樣的問題,因此就做出了這一部署決定。而俄羅斯在看到美國做出如此動作后,自然也就不會再照顧美國在伊核問題上的關切,由此也就傳出了伊朗并沒有卸載核燃料這一消息,實際上,也就是讓美國知道俄伊之間的核合作是進退自如的,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不可逆的問題,俄羅斯有的是辦法對付美國的這種出爾反爾的態度。
另一種可能是,核電站的確是出了問題的,無論這個問題是否是由美以制造的“震網”病毒引起的,單就俄羅斯需要為自己的商業信用負責這一點來說,自然也是要把有問題的核電站的核燃料先卸載下來再說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就美國的角度而言,美國就會認為自己用“震網”病毒襲擊伊朗核設施的目的達到了,因此也就不必再顧忌俄伊的核合作問題,既然俄羅斯已經無法用伊朗的核問題來威脅美國了,那么美國自然也就不必在一些重大的國際戰略問題上照顧俄羅斯的感受了,因此,美國才決定實質性地啟動新的歐洲反導系統的部署計劃,而這一計劃實施本身就帶有強烈的進一步控制歐洲的意圖。由于歐盟現在無法在要求美國穩定北非的同時再在部署歐洲反導系統的問題上拒絕和美國合作,因此,無論歐盟是否愿意,都不得不接受美國軍艦到地中海長期駐扎一事。而美國在沒有從歐盟那里獲得足夠的回報或回報承諾前,則是不可能幫助歐盟來穩定北非的,因為,一旦美國明確表態會出兵干預北非事務的話,那么直接受益的就是歐盟,因為歐盟因此就獲得了可以使社會政治局面恢復穩定的預期了,而這一預期就會對歐洲資本向美國避難一事產生嚴重的干擾,換言之,美國為了確保歐洲資本能夠盡可能的向美國轉移,它是不可能在回報不足的前提下去平息北非乃至中東的亂局的,對美國而言這就是一樁生意。
《防長辭職沖擊默克爾執政基礎》,路透社柏林3月1日電,法新社柏林3月1日電。實際上,在德國防長古滕貝格辭職前,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就在漢堡的選舉中受到重創。實際上,古滕貝格的丑聞只是加重了默克爾執政的困難而已。默克爾政府之所以日益受到德國國內的反對,就是因為默克爾政府維護歐元區的政策取向越來越不受德國國內各個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了。隨著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擴散,德國維護歐元的行動實質上是以損害德國自身的既得利益為代價的,盡管德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用經濟利益換政治利益的要求,但是,由于那些被救助國家自身所固有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德國的權利交換要求一直沒能得到滿足,相應的,由于德國提前預支了經濟利益,因此反而造成了德國慷慨相助的結果,這種沒有回報的外交行動自然是要受到德國國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的。由此形成了一個反對默克爾政府的政治聯盟,而這個聯盟反動默克爾政府的行動又在客觀上起著瓦解歐盟和歐元區的作用。我們知道,古滕貝格任內所提出的軍事改革方案一旦完全落實的話,實際上不僅會加快歐盟的整合速度,而且更有利于提高德國在歐盟中的軍事地位。恐怕也正是因為古滕貝格是一個激進主義者,所以才會被德國內外各種勢力合力趕下了臺。
默克爾政府自然是要滿足德國資本對整個歐盟經濟金融領域的兼并重組要求的,因為她的上臺正是由于德國資本的支持,然而,由于德國在政治軍事領域內的跛腳,導致德國無法使用經濟金融領域之外的手段——也就是無法使用政治軍事手段——來推動歐盟的整合。由此使得德國不得不在政治軍事領域依賴法國乃至英國,然而,英法都很清楚,政治軍事手段在整合過程中是有用的,然而,一旦整合完成之后,經濟金融手段就會上升到支配地位了,屆時英法在整合完成后的歐盟內的影響力恐怕就無法和德國相比較了,因此,在推進整合的過程中,就沒有什么齊心合力的事情,反而都是為自己盤算,結果,現在遇到一點困難就都感到恐慌了。
實際上,古滕貝格的辭職并不能沖擊到默克爾的執政基礎,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默克爾的執政基礎出現了問題,所以才會發生迫使德國防長辭職的事情。由于歐債危機導致德國負擔加大,實際上是增加了德國資本的負擔,盡管從表面上維護了歐元,但是,德國資本并沒有從中獲得任何可以預期的回報,反過來,還有可能碰到被那些問題國家賴賬的危險。另一方面,中東乃至北非的動蕩嚴重破壞了歐盟的經濟發展環境,歐盟內部的資本必然因此大舉出逃,而資本出逃對一個企圖統一的歐盟來說則是一個滅頂之災,實際上,歐盟解體的危機就此產生了。面對這種危險的政治形勢,各種資本既得利益集團必然大幅度調整自己的政策取向,因此,從表面上來看,是歐盟各國政府對美國做出了一系列的讓步,而從實質上來說,這是歐盟的資本既得利益集團在對美國資本既得利益集團做出妥協的產物,也正是因為德國資本集團的政策取向發生了轉變(從進攻轉向防御,從激進轉向保守),因此,德國政府的政策取向也需要做相應的變化,而那些不能適應變化的政客——無論之前有過多么看好他的輿論氛圍——也必然會被犧牲掉。換言之,如果默克爾政府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的話,那么默克爾也就會很快被趕下臺了。
《日外相指示大幅削減對華援助》,日本《東京新聞》3月2日報道。這是日本外相上任以來做的最有利于中國的一件事情,我們對此表示強烈歡迎,希望日本方面及早徹底取消對華援助。這種援助越少,日本在中國人面前偽裝出來的正面形像就越少,中國人民對日本真實面目的認知就會更少地受到日本援助資金的干擾,中國吃日本飯的漢奸就越少,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就越有利。
2011年3月4日參考消息
《聯合國高官向白俄羅斯道歉》,路透社聯合國3月2日電,美國之音電臺網站3月3日報道,美聯社阿比讓3月3日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辦公室2月28日在一份聲明中指控白俄羅斯嚴重違反自2004年以來對科特迪瓦實施的武器禁運。3月2日,聯合國副秘書長、維和事務負責人勒羅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必須承認該報告是個錯誤。”之前,我們在分析此事的時候指出,無論白俄羅斯是否真的向科特迪瓦出口了直升機,潘辦聲明本身意味著西方在是否有其他勢力插手科特迪瓦危機是十分敏感的,因為,對西方而言,和平解決科特迪瓦危機是最理想的結果,如果科特迪瓦發生內戰,那么就會對西方的能源供給安全造成影響。因此,不能排除有關方面出臺這個背離事實的報告的目的是為了敲山震虎,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有關方面感覺到了確實是有西方之外的勢力在插手科特迪瓦危機,但還不能確定究竟是誰,所以先弄個聲明出來探探路(能夠利用聯合國秘書長這塊招牌來唬人的國家是屈指可數的)。現在,聯合國承諾會對此事展開調查,但愿我們能夠看到最后的調查結果。
《埃及總理沙菲克辭職》,法新社開羅3月3日電,德新社開羅3月3日電。為歐盟計,想要穩定埃及等國家的話,就必須盡快找到一個政治面貌比較模糊的人物上臺,讓所有的反對派都無法確定該人物的政治立場,這樣就為各方能夠展開政治談判留出一定的空間,反過來,也就為以該人物為代表的新政府能夠獲得各個反對派的支持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就目前的形勢來看,與其找個政客,還不如找個富商來充門面,這樣更容易迅速穩定政局。
對美國而言,穩定北非很可能并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而且,困難不僅來自突尼斯、埃及的反美反以的反對派,同時也來自于美國自身的能力限制。在要不要迅速穩定北非的問題上,美國首先要考慮的是北非之亂對它自己擺脫危機是利大還是弊大的問題。我們講過,北非之亂對歐盟產生了很嚴重的沖擊,歐盟由此可能會從經濟金融危機狀態加速進入社會政治危機狀態,而一旦歐盟陷入動蕩的話,那么對美國擺脫危機則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不僅由此可以為美國擺脫危機提供足夠的資金,而且還能反過來加強美國對歐盟(屆時,很可能就是一個四分五裂的歐盟了)的控制。現在唯一讓美國比較擔憂的是,俄羅斯已經開始向歐盟招手了,如果歐盟在此危機時刻不是倒向美國,反而是倒向俄羅斯的話,那么這對美國而言就不是什么好的事情了,盡管這種可能性很小,但美國不得不防。
其次,北非之亂加之中東之亂所導致的高油價,盡管便宜了俄羅斯,然而,高油價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是十分明顯的。從美國的長遠利益計,在瓦解歐盟之后,緊接著地就是要分裂中國了,因此,中國是作為美國的潛在打擊目標而存在于美國心中的。高油價乃至其他大宗商品價格的不斷提高有利于美國及其走狗繼續宣傳人民幣升值的合理性,從而為其將中國的財富通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上升過程轉移到美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偽裝。最近就有人提出中國要多買黃金(這就是要讓中國去高位接盤,這批混蛋早干嘛去了?!),更厲害的是擴大直接對外投資,實際上就是為在國內的資本出逃到海外開辟道路(而資本項目的嚴格控制本來是作為人民幣升值狀況下穩定中國經濟金融形勢的最后保障的,然而,現在沒人再提這件事情了,實際上就是要在打開人民幣升值這個關口后,再打開資本控制這個關口,這樣就為外資摧毀中國經濟鋪墊好了所有的條件)。而中國財富向海外轉移,尤其是向美國轉移一事,當然是有利于美國擺脫危機的。反之,如果油價下降了,那么肯定是有利于中國恢復經濟的,而中國經濟的復蘇過程必然伴隨著中國資本的對外擴張過程,然而,在這一擴張過程中,人民幣是要受到貶值壓力的,如果人民幣的匯率政策依然是現在這樣不緊盯美元的話,屆時,人民幣就會對美元貶值,這樣,美國反過來就會欠中國更多的債務,同時,美國資本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份額也會被中國資本搶去。(這里要注意的是,同樣是資本對外擴張,如果人民幣對美元是升值的話,今天對外投資的1元人民幣,明天就等于是投資了2元了,那么就等于在不斷輸出利益。有人會說,投資是用美元投資的——那么,如果中國是用美元對外投資的話,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的確是有利的,但是這等于是在維護美元的國際信用,而不是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信用了。對外投資是否有利于中國,關鍵要看這個投資在人民幣計價的情況下是否有利于中國。)
至于美國能否穩定北非的問題。一方面要看美國是否能夠抽調足夠的兵力投入到北非戰場——這等于要美國開辟第三個重大戰場了。既然美國已經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個戰場,那么,如果美國的第三條腿陷入北非戰場的話,那么美國恐怕就沒有什么力量可以去威脅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核大國了,到時候,美國在金融霸權斗爭中獲得的主動權也會因為缺少足夠的軍事力量的支持而再次喪失掉。這恐怕是美國最擔心的事情。因此,如果歐盟要求美國出兵北非穩定局勢的話,那么這就很可能是歐盟給美國挖的一個大坑,是一個可以活埋美國的大坑。
2011年3月5日參考消息
《美憂中國“控制”發展中國家,蓋特納再壓中國升值人民幣》,法新社華盛頓3月3日電,英國廣播公司網站3月4日報道。美國財長3日警告說,如果美國停止對世界銀行和類似機構的支持,中國將會控制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地區(言下之意,如果美國政府不支持的話,那么資本集團就要轉投中國,讓中國政府去代表它們在世界上實行管理職能了)。由此可見,一方面,美國對世界銀行及其他類似機構的支持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地區,另一方面,美國現在很缺錢,以至于在如何花錢的問題上產生了很多分歧,尤其在美國資本利益集團與美國政治利益集團相互討價還價的時候,是否應該出錢支持那些國際性的機構就成為了雙方斗爭的一個內容。當然,反對出錢支持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人的理由很簡單,因為資本集團又要大規模削減美國政府的財政開支,又要美國政府出錢支持為資本集團服務的國際機構,這簡直就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了。
資本集團讓共和黨在眾議院獲得控制權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讓民主黨從之前的選舉承諾中解脫出來,把它們不能履行承諾的責任推卸給共和黨,當然,同時也就把責任推卸給了那些讓共和黨贏得大選的美國選民們了。而共和黨控制眾議院的一個核心目的就是要大幅度削減美國政府的財政開支,從而大幅度降低美國資本集團的負擔,此前通過的延長減免富人稅務負擔的法案只是開胃菜。現在,盡管表面上奧巴馬政府與共和黨在削減開支的問題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然而,由于如果沒有美國資本的支持的話,那么不要說奧巴馬要下臺,就是美國政府也會關門,最近圍繞財政開支問題展開的斗爭已經讓美國政治既得利益集團好好領教到了美國資本既得利益集團的手段,盡管最后達成了一個臨時預算(只延長2周時間,到3月18日),然而,某些州政府已經向資本集團妥協了(一方面削減州政府的財政開支,另一方面大幅度裁員)。由此可見,一場美國資本集團整頓美國官僚系統的運動正在展開,而美國政治既得利益集團除了通過制造非美世界的政治動蕩來逼迫國際流動性向美國集中外(事實上,如果非美世界不亂的話,美國政府被美國資本拋棄的可能性就會上升),也只有選擇丟卒保車的辦法來獲得資本集團對美國政府的財政支持了。
至于蓋特納再壓人民幣升值一事,我們看到,盡管,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鐘山的表態已經很靠近蓋特納的要求了,但是,蓋特納還不滿足,當然,如果美國蓋特納在外面漫天要價的話,中國有關方面也不可能把實際上是對美國的讓步“做成”反而像是在對美斗爭中獲得了某些勝利似的。更加無恥的是,據《中國日報》報道,中國打算降低進口關稅,以刺激內需。真是莫名其妙!降低進口關稅是刺激進口,不是刺激內需。首先,刺激進口并不意味著就能刺激內需,因為進口商品會沖擊本地市場,從而導致本地經濟的運營風險加大,失業壓力加大,收入減少的概率提高,特別要注意的是,生活資料價格的下降只會導致本地勞動力價格的下降,從而導致本地勞動力的購買力下降,由此所導致的是壓縮內需,而不是擴大內需。其次,刺激進口政策所產生的結果是直接刺激了外國的內需,而不是直接刺激了中國的內需,因為進口外國商品的結果是將中國的資金交換到外國去了。因此,那種把增加進口理解為刺激內需的人的立場顯然不是站在中國國內的立場上的,相反,正因為這些人是站在了外國的立場上,所以才會把中國增加外國商品進口一事理解為刺激內需,因為中國擴大進口是刺激了外國的內需。
由此,我們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各方對“刺激內需”或“擴大內需”政策內涵的理解是不一樣的,而且在某種層面上幾乎是完全對立的。多數中國人所理解的“擴大內需”是提高中國人的購買力水平以及提高中國企業的資本累積程度,也就是說,是通過提高中國的消化吸收國內外資本的能力來擴大中國的財富規模。然而,外國與漢奸們所理解的“擴大內需”正好相反,它們是要擴大中國為危機國家埋單的能力,也就是縮小中國對內外資本的消化吸收能力,同時通過讓中國增加進口來給外國補充周轉資金,通過讓中國擴大所謂的對外投資來維持乃至提高外國的就業率。因此,所謂的內需,在中國大多數人理解下,內需是財富,然而,在外國與漢奸的概念中,內需是債務負擔,因此,敵對勢力所宣傳的“擴大內需”的實質是“擴大中國的債務負擔”,中國“擴大內需”的過程——在它們眼里——就是中國擴大為世界經濟金融危機埋單規模的過程。
2011年3月6日參考消息
《歐美國家生育率持續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現代女性擁有更多選擇》,西班牙《數碼報》3月4日報道。乍一看,“擁有更多選擇”似乎是一件好事,但是就是該文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很多年輕女性開始在失業和家庭中選擇其一,而不是兩者兼顧。由此可見,所謂的更多選擇并沒有給年輕女性帶來自由選擇的愉悅,恰恰相反,年輕女性不得不在選擇其中之一的同時放棄獲得其他所有選項的可能性,換言之,“更多選擇”帶給年輕女性的是更多的糾結和困擾,而不是幸福。因此,現在年輕女性擁有的這個“更多選擇”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因為她們雖然擁有了“更多的選項”,但是卻只能選擇其中一個而已,換言之,她們不能“選擇全部”。
歐美國家生育率持續下降的直接原因就是歐美年輕女性在事業和家庭兩者中更多地選擇了事業,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首先是因為現代女性獲得了更多的參與生產實踐的機會。這個機會起初是由于分工的不同而引起的,隨后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生產實踐活動內部的分工,使得單項工作越來越簡單,以至于可以忽略勞動者的性別了,資本家為了增加剝削率,用女工來代替男工,因為男工工資是要養活一家的,而女工工資則只需要養活她一個人而已。因此,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每一次危機時期,男工大批被女工替代的現象就會十分突出。可以這么說,在一定程度上,資本主義危機為實現男女平等創造出了條件。也正是因為社會生產實踐活動對女工需求的增加,所以才讓女性擁有了可以選擇工作(事業)的機會。
其次是因為女性從勞動中獲得的回報也越來越少了。盡管女工收入本來就低于男工,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活動對資本歷史累積的依賴越大,其對活勞動的依賴就越小,因此,雖然女工的收入相比之前的歷史數據而言是有所增加的,但是,相對資本的增殖比例而言,女工的收入依然是在不斷降低的,準確的說,女工收入的增速是在不斷下降的。因此,雖然在某一時期忽然出現了“女性在外工作養家,男性在家帶孩子”的狀況,但是,由于這一結構與之前的“男性在外工作養家,女性在家帶孩子”的狀況沒有本質性的差別。因此,在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作用下,資本家削減女工收入的做法也就不足為奇了。也正是因為女工收入的下降,所以才導致女工越來越需要在所謂的事業與家庭之間做出選擇,由此產生了大批光有事業而沒有家庭的所謂女強人。當然大齡剩女的問題也多是由此產生的,盡管剩女們本人未必能夠認識到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剩女問題并不是由她們的高收入引起的,恰恰相反,她們之所以會被“剩下來”,那是因為她們的收入是被壓低的,而且存在著繼續被壓低乃至被突然剝奪的危險(因此很多女性不敢結婚,更不敢生孩子,否則就面臨著失業的危險),這種危險從顯意識和潛意識兩個方面影響著年輕女性,導致她們在事業和家庭的選擇上表現出十分糾結的心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資本家在壓低女工工資的行為也起著阻礙建立家庭的作用,實際上是起著阻礙社會生產人類的作用,由此就產生了資本再生產過程中所需的勞動力可能后繼無人的問題,換言之,這是資本主義運動中的一個飲鴆止渴的過程。
最后是因為家庭總體收入越來越少了。首先是因為資本家用較低工資的女工來代替男工,其次是因為男工為了獲得收入不得不將自己的工資要求向女工工資靠攏,這么一來,資本家利用男女工相互壓低工資的做法把勞動力的工資壓到了一個盡可能低的水平,而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男女工的工資都越來越只能養活自己而不能再多養活其他人了,因此,由男女工組成的家庭的收入越來越只夠養活夫妻兩個人,換言之,家庭本身所存在的經濟意義因此而消失了,因此,對女工而言,選擇家庭已經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了,盡管從法律層面上“家庭”還是一個選項,但是從實際上來說,女工只有“事業”這一個選擇,否則她自己就不能繼續活下去。此外,既然夫妻二人的收入只能養活夫妻二人自己,換言之,也就是不允許這個家庭再多出一個人來,那么家庭也就喪失了組織人類繁衍的意義了,由此,男女工二人是否要以法律上的夫妻的名義組織在一起就沒有實質上的必要了,法律上的家庭——在男女工那里——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了,這也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對(男女工)家庭的瓦解不斷發揮作用,資本主義社會對男女工結合的法律規范也就隨之失去作用。隨后,男女工家庭的被迫瓦解轉變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對家庭認識的顛覆,這樣就為人從被迫的獨立(實際上是獨身)向主動的獨立(社會人的自由)開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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