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或恐怖主義，哪個是印度在2011年更急需應對的問題？”2011年1月，印度的一份網絡調查這樣問道。

　　提問前的兩個月間，印度曾接連曝出多起貪腐丑聞：

　　2010年11月9日，國大黨發言人宣布接受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長阿肖克·恰范(Ashok Chavan)的辭職，恰范在任期間，曾利用職權將該邦首府孟買市專為印軍陣亡士兵及其家屬建造的安居公寓，分給政府官員、軍隊將領和自己的親屬。就在宣布恰范辭職后不到半小時，國大黨發言人告知公眾，由于2010年10月舉行的英聯邦運動會組織混亂，且80億美元的最終支出遠遠超過7500萬美元的初期預算，涉嫌貪污的運動會組委會主席蘇萊什·卡爾馬蒂(Suresh Kalmadi)宣布辭職。

　　11月14日，印度通訊與信息技術部長安迪穆圖·拉賈(Andimuthu Raja)宣布辭職，這位來自平等黨(DMK)的前部長，曾在2008年將2G手機運營牌照發給85個不具有較好營業資格的企業并從中收受賄賂。

　　按照印度《今日印度》雜志(India Today)一篇社論的話說，“2010年，有一個單詞統治了這個國家的詞匯表，那就是‘腐敗’。”于是，2011年初的那份網絡調查，其調查結果便在預料之中——超過90%的參訪者認為，在印度，腐敗猛于恐怖主義。

　　印度貪腐高官在2010年底相繼落馬以及由此激發的民眾肅貪訴求，顯然說明印度的腐敗問題已嚴重到相當程度。2011年1月17日，14位印度社會知名人士在致國家領導人的聯名公開信中更是直言，腐敗作為印度的“治理赤字”，正侵蝕著國家的肌體，印度必須以“緊迫感、決心和戰時體制應對這種病癥。”

只是，在這個腐敗幾乎是作為生活方式而存在的國家，腐敗是否比恐怖主義更容易應對或許才是真正結果難料的問題。

　　小腐敗，大腐敗美國非盈利機構“追蹤國際”(Trace International)是一家旨在為企業提供守法建議和培訓的組織，該組織的總裁、反腐專家亞歷桑德拉·瑞吉(Alexandra Wrage)女士曾將印度的腐敗模式形容為“金字塔型”。“其主體是在基層易手的大量小額錢款，較高級別的政府官員則對受賄持反感態度”，瑞吉在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采訪時說，“盡管并非全部，但一些官員在官僚體系中攀升時會脫離腐敗。”

　　與瑞吉觀點相類似的是，國際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早在2005年的一份調查報告《印度腐敗研究2005——改善治理》(India Corruption Study 2005 —To improve Governance)中就指出，印度的公安、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務、公立醫院、農業小額貸款等公共服務部門，存在大量“小腐敗”(petty corruption)問題。

　　比如，印度金融中心孟買市的道路交通辦公室門外，有一群人常年守在那里，當地居民來此辦事的時候，這些人會一窩蜂似地將其圍住，“需要駕駛證嗎？不用考試！”為了省去“繁瑣”的過程，急于開上車的人往往愿意付給這些“中介”3000盧比(約合65美元)，然后買到一本如假包換的駕駛證。至于“中介”們如何與辦公室里的工作人員交易，沒人知道。通過這種不合法手段獲得駕駛證的人時常會有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不過只要違章司機懂事，賄賂交警的錢幾乎就是對他們的唯一懲罰。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個國家，從前行賄只是為了能做錯事，而現在即便是為了做正確的事，人們也要破財。”“亞洲論壇”(Asian Tribune)網站在一篇題為《印度腐敗年》(The Indian Year Of Corruption)的文章中說。

　　如此諷刺的事例包括，當一個農民想要從銀行獲得貸款時，他就不得不向所在村莊的會計行賄，因為銀行需要農民提供與其生產和財務相關的記錄，而這樣的文件只能由本村的會計出具。這項工作可能3天完成，也可能需要30天，關鍵在于農民究竟給了會計2美元、50美元還是250美元。為了讓銀行批準貸款申請，申請人根據慣例要用貸款額的10%賄賂銀行官員。又如當一個人到警察局報警時，如果他不向警察行賄，那么他的案件很可能就不被受理。

　　醫院里的“小腐敗”問題就更多。人們在向醫院申請一份合法的出生證明或死亡證明時，行賄幾乎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在婦產醫院，母親們為了看一眼自己剛出生的孩子也要花錢打點護士。對于印度人來說，這樣的事并非個案，而是常識。“在印度某城市進行的調查顯示，一半以上的參訪者曾向公立醫院行賄，而在小城鎮的醫院中，這個比例上升到近90%。”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8年發布的題為《應對腐敗，改善生活》(Tackling Corruption, Transforming Lives)的報告中，有以上這樣的調查數據為證。

真正與“小腐敗”少有牽連的或許只能是離基層較遠的印度高官，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并非如瑞吉所說的脫離了腐敗，而是像2010年底去職的三位大員那樣奔向了大腐敗。

　　事實上，印度從來不乏高官腐敗的記錄。比如1987年，瑞典媒體就曾揭露印度高官在收受4620萬美元賄賂后從瑞典一家軍火公司購買了價值13億美元劣質武器的丑聞，事發時任印度總理兼國防部長的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因被認為涉嫌貪腐而在1989年的大選中慘敗；2000年，印度前總理納拉辛哈·拉奧(Narasimha Rao)因腐敗問題被判入獄；2005年，印度外交部長納特瓦爾·辛格(Natwar Singh)則由于涉嫌在與伊拉克的石油換食品交易中受賄而辭職。

　　與基層公務員相比，印度官員在受賄時甚至更加肆無忌憚。2004年初，印度ZEE電視臺記者維賈伊·謝卡爾假扮成商人，向艾哈邁達巴德市地方法官巴拉姆·巴特行賄4萬盧比(約合860美元)并提供了一份人名單，要求法官逮捕名單上列出的四個人。收了錢的法官巴特很可能根本沒看名單就下達了逮捕令。幾天后，記者謝卡爾將“交易”時偷拍的錄像和逮捕令交給了印度首席大法官克雷。克雷看后怒不可遏，并呼吁嚴懲司法腐敗，而那四張逮捕令上的名字則分別是大法官克雷、印度總統卡拉姆、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前主席簡恩。

　　內損傷，外損傷大大小小的腐敗問題使得印度國民和政府每年都要花大錢為之埋單。《印度腐敗研究2005》的調查顯示，印度國民每年向11個公共服務部門行賄的金額為2106.8億盧比(約合46億美元)；而據印度審計部門估計，僅2010年11月曝出的三起高官腐敗案就給印度政府造成約450億美元的損失。

　　對于印度來說，450億美元意味著什么？

　　“如果用來購買食品，能供印度所有窮人生活十年；連續五年資助印度最大的就業計劃，通過這個計劃，任何印度人都可獲得100天、每天工資100盧比的就業機會；未來三年期間，保證印度所有女孩接受初等教育；建立十個空軍飛行中隊、一個航空母艦戰斗群和幾百輛坦克；未來一年間，將所有印度人的稅率降低15%。”《華爾街日報》網站的一篇文章如此計算。

　　2010年11月，美國非盈利機構“全球財政健全”(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ity)發布報告稱，1948年至2008年間，印度因逃稅漏稅、行賄受賄、收受回扣和犯罪等行為流向國外的非法資產高達4620億美元，約為目前印度外債的兩倍，而這樣的“黑錢”還在以每年增長11.5%的幅度加速外流。該機構的組織主管雷蒙德－貝克(Raymond Baker)表示，“這份報告清楚地顯示了逃稅、腐敗和其他非法金融活動給印度造成了巨大損失。與此同時，非法資金外流還加劇了印度的貧困并擴大了貧富差距。”

“發展速度排名全球第二位的經濟體正被其‘邪惡’的本性所阻礙”，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這樣認為，而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則直言，“腐敗是國家經濟繁榮的唯一且最大威脅。”

　　對于這樣的“阻礙”和“威脅”，世界銀行(World Bank)早在1999年就已做出量化分析。當年“世行”的一份報告認為，如果印度的腐敗能降至許多北歐國家的水平，那么印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將增長1.5%，外國直接投資則可增加12%。

　　不過直到今天，印度的腐敗程度仍遠甚于這些國家。“透明國際”發布的“清廉指數2010”報告(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0)顯示：2010年，印度的清廉水平在178個被評估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87位，中國排名第78位，而北歐國家中的丹麥排名第一，即使成績最不濟的冰島也排在第11位。

　　“博茨瓦納(“清廉指數2010”排名第33位)，這個1960年代世界上最貧窮的小國，如今也領先印度約50個名次”，因而“亞洲論壇”的文章說道，“腐敗損害了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而且使我們失去了外國的尊重和很多機會。”

　　事實如此。一家名為“印度之窗”(WindowIndia)的網站在題為《外國投資在印度：投資者的擔憂》(Foreign investments in India: investor concerns)的文章中指出，印度的政治現狀和植根于各級政府的腐敗是阻礙外國投資者進入印度的主要因素。”

　　或許“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2010－2011》(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能夠反映出人們究竟如何看待腐敗與印度發展之間的關系。這份報告顯示，2010年至2011年，印度的競爭力在被評估的139個經濟體中居于第51位；而在印度“對經營生意影響最大的消極因素”排行榜上，“腐敗”位列第二。

　　“為保護印度健康的形象并使國家發展免受損害，我們迫切地需要能夠遏止腐敗的法規。”印度工商聯合會在2010年12月9日，即聯合國“國際反腐敗日”當天鄭重表示。

　　反也難，防也難其實印度并不缺少反腐法規。目前，印度擁有包括《防止腐敗法1988》、《反洗錢法2002》、《中央文官行為準則》、《全印度文官行為準則》等在內的一系列反腐法規，以及中央監察委員會(Central Vigilance Commission)、中央調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等反腐機構。然而問題在于，印度與反腐相關的制度設計存在嚴重缺陷。

　　比如作為印度的最高監察機構的中央監察委員會需通過各層級的監控官對政府部門、公共服務機構和國有企業等進行反腐監控。監控官雖然在業務上向上級監控官負責，但在行政上卻需要服從本部門首長的領導。事實上，印度的監控官通常就是由其所在部門的人員，甚至是部門首長兼任。如是，由各級監控官組成的印度反腐監控體系雖非形同虛設，但在解決腐敗問題時顯然效率不高。

　　與官方監察相比，印度的反腐輿論監督和民間行為似乎更具活力。事實上，如ZEE電視臺記者那樣設圈套取證的事例在印度并不少見，印度民眾則大多對這種“釣魚反腐”持支持態度，因為通過偷拍的錄像，他們得以知曉官場中的大人物其實和街上的交通警一樣熱衷索賄這個真相。

　　為了對付幾乎無處不在的“小腐敗”，2007年，一家總部位于印度欽奈市的非政府組織“第五支柱”(5th Pillar)別出心裁地印制了零面值的盧比鈔票。這種鈔票看上去與50盧比的鈔票差不多，只是面額為“0”，而且用“根除所有層面的腐敗”和“我承諾絕不受賄行賄”代替了50盧比鈔票上“印度儲備銀行”和“我承諾付給持票人50盧比”的字樣。

　　0盧比鈔票推出后頗有些效果。據說泰米爾納德邦一位負責供電服務的官員在收到這樣的鈔票后極為震驚，然后他把從一個村子里索取的賄賂全部退了回去。另有一位銀行職員，在審核一位女士的貸款申請時試圖索賄，結果接到了0盧比鈔票。這位銀行職員最終批準了貸款，而且還為那位女士獻茶一杯。

不過，若要有效解決印度的腐敗問題，0盧比鈔票及類似措施的力量顯然不夠。事實上，腐敗之所以成為印度的社會頑疾，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印度的反腐機制重“治”不重“防”；而若要有效預防腐敗問題，印度無疑還需找到促成腐敗的深層原因。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莫頓認為，如果一個社會強調經濟成就，但又使人們獲得經濟成就的機會受到嚴格限制，比如許多人因種族、缺乏技能或資金等難以接近社會的機會結構，那么這個國家的腐敗就會比較嚴重。莫頓的理論，無疑有助于理解印度的問題。

　　印度中央監察委員會于2005年發布的《反腐敗指導手冊》則認為，印度的腐敗之所以難以根除在很大程度上與印度的社會結構有關。事實上，由于家族關系和種姓制度是印度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礎，所以印度人通常更忠誠于其所在的集團而非整個社會，官員利用職權為集團成員謀利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此外，印度的民主政治也被認為對腐敗長期存在負有責任——如果前通訊與信息技術部長拉賈所在的平等黨不是國大黨執政聯盟中的重要成員，那么總理辛格很可能在2008年拉賈剛被舉報時就對其下手了。換句話說，在印度民主政治的語境中，廉潔者的成功并非源于對腐敗者的打擊，而是妥協。

　　當這些復雜的原因交織糾纏著這個國家時，想要反腐的印度，究竟能有多少勝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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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多座大城市爆發大規模反腐敗抗議活動

據澳大利亞《每日電訊報》1月31日報道，印度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內的多座城市1月30日爆發大規模反腐敗抗議活動，印度聯邦政府以及各邦公共管理機構都受到波及。

印度近來接連曝出一系列腐敗和金融管理不善丑聞，導致民眾長期被壓抑的怒氣爆發。新德里、孟買、班加羅爾以及其它多座城市的數萬民眾，呼吁建立有效的反腐敗機構，清除已經影響到印度人日常生活的腐敗和欺詐文化。這場大規模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在一份聲明中稱：“這場運動既不是為了與某個政黨結盟，也不是為了反對某些政黨。我們感覺，似乎無論哪個政黨掌權，它們都在濫用職權。因此，這個國家的公民要團結起來，要求系統性的改包括變。”

近來印度的腐敗丑聞包括電信腐敗案（國家財政損失超過400億美元，約合2633億元人民幣）、高檔安居房腐敗案以及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腐敗案等。1月30日甘地去世紀念日當天，僅在首都新德里，就有大約5000人參加了抗議活動，其它城市的抗議集會規模也基本相似。

這些抗議者高舉標語，上面寫著“解雇腐敗者，將他們關進監獄”，還有的寫著“我們受夠了”。印度政治家和商業領袖稱，腐敗正在不斷蔓延，已經開始威脅到印度未來的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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