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無政府主義的狂歡
2010年12月15日 新民周刊
10年前，黑客帝國似乎還只是一個遙遠的預言，但對無政府主義者來說卻更接近每天的現實，他們在以自由塑造著一個新的賽博秩序，然后改變真實世界，就像偉大的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曾經說過的，自由是秩序的母親而不是秩序的女兒。這場世界范圍的互聯網游擊戰還會持續下去，計算機駭客與黑客們、政治異議者、反全球化運動者、生態主義者都在加入這場網絡戰爭，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癱瘓某個國家的互聯網或者電網，而是為了信息的自由。
撰稿/吳 強
從今年5月大批涉及阿富汗戰場的文件公布以來，再到11月28日25萬份文件逐漸譯出，其中大部為美國外交電報。美國政府，這個被稱作世界上最透明的政府之一，正因維基解密幾乎面臨一場外交上的全面災難，也被當作一次新的“9·11”。
而且，效果絕不亞于當年尼克松時代“水門事件”的“維基解密門”，正在成為全球各國政府的夢魘。從外交機密到內部秘密，形形色色的機密或非機密文件猶如一幅巨大的拼圖，正在為全球公眾一點點展現所謂國家機密、所謂外交行為、所謂國家利益、所謂國家安全的本來面目：那就是大量瑣碎如八卦一般的國家間的陰謀和抱怨，既有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刑，也有他們在阿富汗戰場的困境，還有阿拉伯國家對伊朗的真實態度，甚至圍繞朝鮮半島的種種有趣情報。不少卷入維密門的國家于是空前團結，拋開民主或威權的分歧，正聯手封殺、通緝維密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甚至著手對內封鎖維密網站……
不過，他們的努力注定要失敗。畢竟，絕大多數由維密網站公開的文件，都是通常低級官僚就能接觸到的低密級文件，目前為止并無多少真正有爆炸性效應的核心機密，對國際大局或者某個國家的內政并無實質性破壞影響，雖然肯定會有不少低級間諜因此大嘆可惜，白白看著一批原本可以賣上價錢的機密就此世人皆知了。而且，對大多數民主國家來說，相關外交文件在過后幾年也會自動解密，透明與負責本來就是民主政府的特質，所以卷入此次維基解密門的不少歐洲國家的政府官員都在媒體上表示他們無可擔心。
更重要的，維基泄密的合作媒體，包括了民主陣營內最有影響的幾大傳統自由派媒體，如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衛報、法國的世界報、德國明鏡周刊，還有西班牙的國家報。這些報章的影響力不僅因為它們的觀點和報道，更因為它們曾經有著為捍衛新聞自由而戰的光輝記錄，代表著全球公民社會的主流聲音。從11月28日起，她們已經率先披露了25萬份維密文件的頭200份，文件經過編輯，隱去了可能為當事人造成麻煩的姓名等等。這些在許多官僚、媒體、知識分子看來可能不算新鮮的情報或真相，借此機會被再現于公眾面前，迅速改變著全球公眾的知識結構和社會共識，此后他們將采取何種態度對待 “國家”也許會是“維密門”最為有趣的結果，恐怕也是深受維密門困擾的政客們最不愿意看到的，難怪被美國政府官員稱為對“國家利益的全面傷害”。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勝利屬于無政府主義——這個幽靈在互聯網時代和全球社會運動時代的復活。發端于19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曾經在19世紀與馬克思主義論戰，在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與共產主義者并肩戰斗，在1968年的世界革命風潮中再度興起。雖然始終難以逃脫被冷戰、被全球化潮流邊緣化的境地，卻終于在1990年代以來的賽博空間和全球社運中重新發現了自己的位置、網絡和影響，比如活躍在幾乎每一次G8、G20峰會、各種聯合國會議外場、身穿黑衫的無政府主義組織ATTAC，正是他們構成了反全球化運動的行動核心，為世人所知。
10年前，黑客帝國似乎還只是一個遙遠的預言，但對無政府主義者來說卻更接近每天的現實，他們在以自由塑造著一個新的賽博秩序，然后改變真實世界，就像偉大的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曾經說過的，自由是秩序的母親而不是秩序的女兒。這場世界范圍的互聯網游擊戰還會持續下去，計算機駭客與黑客們、政治異議者、反全球化運動者、生態主義者都在加入這場網絡戰爭，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癱瘓某個國家的互聯網或者電網，而是為了信息的自由。
比如，曾經只是一個單純主張托賓稅的組織阿塔克，在熱那亞G8峰會后轉型成為一個在全歐洲有10萬會員、身著黑色連帽衫、手持莫洛托夫燃燒瓶出現在各次G8、G20峰會外場的無政府主義暴力組織。而熱愛互聯網分享自由的海盜黨們的政治行動更直接、迅速：第一步，2009年瑞典22歲的Amelia Andersdotter成功獲得歐洲議會的一個席位，成為歐洲議會最年輕的議員；第二步，維基泄密網站正在團結全球的無政府主義者，挑戰所有的信息管制制度和企圖壓制真相的各國政府。相形之下，幾乎同時發生在墨西哥坎昆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因為繼續被各國政府所操縱而顯得毫無生氣，除了重蹈哥本哈根的覆轍，大概很少人真的對它抱以希望，期望它能帶來一些什么實質性的改變。
全球的無政府主義者所盼望或者在做的，就像維基泄露網站正在集合的無數愿意分享這個世界真相的政府雇員、新聞記者和普通人，然后挑戰所有的政府和那些不希望真相暴露于世間的威權。
從此，我們看到了一條全球民主的另類道路，不同于社會民主主義者吉登斯正在鼓吹的全球政府，而是作為反全球化運動十幾年來的最新發展對全球現有秩序的徹底顛覆，近乎世界主義革命前夜的狂歡。其中，不再有深喉，因為每個世界公民都可能分享他們的真相——正如《帝國》作者哈特和奈格里曾經在書中預言的那樣。
大約在千禧年或者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前后，后冷戰的氣氛一度達到高潮，一個新帝國的政治景象呼之欲出。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年出版的《帝國》(Empire)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快被譯成多個版本，也包括中文版，在國際學界頗有影響。不過，在當時“新保守主義”話語幾乎壟斷有關帝國的討論風氣下，這本左派風格的《帝國》在中國學界的反響似乎相當有限，仿佛學界這個大醬缸已經儼厚得很、自信得很，流星墜地也不過瞬間之事。類似命運的還有差不多同時引進的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的《信息年代》三卷本，自由派對之不以為然，而所謂“新左”們則似乎從中嗅到了一絲危險的氣息，不約而同地閉口不談。
究其原因，大概既有對分析方法和路數的陌生，也有國內左、右兩邊陣營對其結論的擔心。方法上，如此書的合作者——來自北美的比較文學教授哈特，與比他年長的意大利哲學家奈格里——采取了一種歐美混合的路數，而且是德國社會理論家盧曼的新結構主義與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自由主義的結合，以此邏輯來解釋全球化時代“沒有政府的統治”。這樣一種全球秩序的“帝國”，區別于以往任何一種帝國形態，因為它“既是網絡系統，又具有等級結構”，而且有著“能夠導向新秩序的合法動力”，也就是全球民主。
這樣一種后現代主義的、實則無政府主義的帝國圖景，近乎一種新世界主義的革命前夜。其中真正的抵抗莫過于世界無政府主義的興起。每個世界公民都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動來改變這一世界，那就是分享真相，然后挑戰所有的政府和那些不希望真相暴露于世間的威權。這樣的戰斗讓人想起19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曾經代表著世界無政府主義者針對世界霸權秩序的一次反抗高潮。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筆下，全球化的帝國似乎正在重新陷入西班牙內戰的泥潭，一次全球無政府主義的大團結正在到來。(作者為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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