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國際關系理論中一些話語的本質內涵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

——在“中國社會科學論壇（2010·國際研究）軟實力與中外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主題發言

中國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李慎明

（2010年10月22日）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語言并不屬于上層建筑。語言與上層建筑沒有必然的聯系。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而是整個人類社會千百萬年在生產勞動和生活交往中共同創造的。語言作為人們的交往工具，與其他的任何生產工具一樣，一視同仁地為各類社會形態、各種社會制度、各種不同階級以及不同社會群體服務。此外，上層建筑只能通過經濟基礎這個中介同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系，而語言卻與人們的生產活動直接聯系。人們的生產活動豐富多彩，所以與它進行直接聯系的語言隨時處在不斷變化之中。隨著人們生產和生活實踐的不斷發展，一些新的詞匯不斷產生。當然，也有一些老的詞匯也會逐步消失，或被賦予新的含義。

“話語權”這一概念，來源于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福柯關于話語與社會權力關系的理論。1970年12月，福柯提出了“話語是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的著名命題。他認為話語不僅僅是思維符號和交際工具，而且是人們斗爭的手段。這就把沒有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話語賦予了權利和利益的功能。我認為，福柯是對的。話語權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經濟權利，反映了人們或國家在社會或世界中不同的政治經濟地位。

正因如此，我又認為，文化與語言不同。語言有民族之分，但其本身卻沒有階級之分，語言永遠是全人類各民族之間、各民族內部之間進行交往的工具。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下，文化也有民族之分，但在階級或有階級的社會里，文化同時又有階級之分。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語言與特定社會中人的思維形影相隨、不能分離。因此，語言作為人們交往的工具，它在形式上是沒有階級性的，但在階級或有階級的社會中它所表達的一些特定的思想內容卻是有階級性的。隨著特定社會中人的思維與表達，它在特定條件下被賦予了一定的階級性含義。因此，對國際交往中的特定語言，我們不僅要關注詞意的表象，更要關注表達者在詞意背后已經賦予它所承載的實際內容，關注表達者在表達這一詞句的背后試圖獲得的權力、權利和權益。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歐美國家以武力與資本為后盾，進行了500多年的擴張、侵略、殺戮和征服，完成其原始積累，并不斷盤剝世界各國。此間特別是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國際金融上逐漸壟斷世界，它們可以隨時開動機器印刷、發行貨幣，因此能夠投入足夠多的金錢興辦并引領各種新聞媒體，西方的話語體系也往往引領全球話語的潮流，誘使整個非西方文明加入以所謂“自由與民主”為框架的話語體系，在國際交往中，西方在話語權上也就逐步壟斷了世界。這一進程，曾被蘇聯和新中國的誕生和發展而逐步削弱，但隨著蘇共蛻變特別是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話語體系進一步得到加強，從而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約瑟夫·奈所說的以“軟實力”支配非西方世界樂于從事西方國家使其做的對西方國家有百利而對非西方世界無一利的事情，從根本上鞏固了西方國家以武力與資本為后盾建立起來的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秩序。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動搖和打破了世人對西方理論的迷信，并開始對西方話語體系進行反思。對西方話語體系中的各種概念，我們決不能一概反對，必要時應大膽借鑒，采取“拿來主義”為我所用。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在不同的話語體系里，蘊含著可能存在的根本不同的本質內涵。因此，在國際交往中，我們也一定要重視建立獨立于西方世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從而有力地維護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權益，并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關系新秩序作出我們自己的貢獻。

讓我們對當今國際關系中流行的出現頻率甚高的幾個“熱詞”試作一點辨析。

一、“國際社會”。2008年西藏發生“3 ·14”打砸搶燒和2009年烏魯木齊發生“７·５”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后，西方少數國家以“國際社會”的名義進行強烈譴責。而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卻對中國政府采取的立場表示堅決的支持。最近，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大講中國需要當三百年殖民地的劉曉波，西方國家的一些媒體又說這引起“國際社會”的盛贊，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卻對此嗤之以鼻。什么才是真正的“國際社會”？對這個詞意的辨析，用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的話，似乎就可以直接回答清楚。2010年6月9日，聯合國安理會就伊朗核問題通過決議，決定對伊朗實行自2006年以來的第四輪制裁。在此前夕的5月3日，喬姆斯基接受德國《星期五》雜志采訪，訪談題目為《伊朗革命的風險》。記者問他：“您怎樣評價國際社會對伊朗實行制裁？” 喬姆斯基回答到：“‘國際社會’是一個奇妙的說法。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屬于不結盟集團，并且強烈支持伊朗將濃縮鈾用于和平目的。但他們并不是所謂‘國際社會’的一部分。顯然，僅有那些服從美國命令的國家，才屬于‘國際社會’。”[①]再舉一個例子。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北京時間2010年9月23日，伊朗總統內賈德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即CNN）被譽為“廣播訪問節目的拳王阿里”《拉里·金訪談》節目專訪。拉里·金問內賈德：“你是否理解世界在對伊朗核武器的擔心？”內賈德當即回答：“誰是世界？誰代表了世界？美國？它的朋友？不，世界是一個非常大的地方。美國官員的錯誤在于他們視自己為世界，但他們并不是世界”。[②]拉里·金和內賈德在這里談到的“世界”，其實是喬姆斯基在解釋了“國際社會”內涵之后的“國際社會”的另一種說法。現在“國際社會”所說的“國際社會”的本意，不過是少數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國家的代稱。因此，我們在使用“國際社會”這一稱謂時，應該首先進行辨析，慎重斟酌后方能使用。

二、“恐怖主義”。據統計，正式使用“恐怖主義”的概念已二百多年，關于“恐怖主義”的論著和文件數以千計，“恐怖主義”的定義數以百計，討論“恐怖主義”的會議無法計算，可是，人們至今仍然未能有一個普遍接受的“恐怖主義”的定義。1990 年第 8 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制定的 《 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措施》指出：“自從 1972 年聯合國首次研究國際恐怖主義以來，國際社會一直未能就國際恐怖主義一詞的含義達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預防恐怖主義暴力行為的有害表現所必須采取的措施達成充分的一般意見。”實質上，在當今這個世界上，不同的國家、不同政治群體，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不會形成一個普世或普適的看法。我個人認為，要給“恐怖主義”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就必須抓住恐怖主義特別是新型恐怖主義的本質。1994 年第 49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 《 消除國際恐怖主義措施宣言 》指出：“恐怖主義是為了政治目的而企圖或蓄意在一般民眾、某一群人或特定的人之中引起恐怖狀態的犯罪行為。”我覺得，此定義基本正確，但是過于狹窄，主要是沒有上升和涵蓋至國家的層面。其實，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實質上就是放大了的恐怖主義。這種國家恐怖主義，對人類社會與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的危害更大，更需要堅決反對。

三、“與國際接軌”。國際規則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領域的觀念、法律、法規、條約、協定和慣例及相關思維方式，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某種范圍的國際交流中逐漸形成的，是要由主權國家認可才能對其生效，具有一定的時空性。這些國際規則體現在現當代國際事務處理、國際法規（章程）制定、國際條約建立及國際新聞報道、國際文化交流及學術研究之中。“與國際接軌”的思維出現在上世紀末中國努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并被人們有意無意地逐漸運用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和外交等領域，幾乎成了一些人的“口頭禪”，進而發展成為一種理念。認為世界上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最終“趨同”，就是這種理念的最終表現。我國已經簽署加入的國際條約和公約，我們當然應該遵守，也是說要“接軌”，沒有簽署的則不必也不應履行，也就是說不能“接軌”。我們應特別注意的是，尤其不能把“與國際接軌”泛化。更不能借用“政治體制改革”的名義，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及有關法律等，與西方世界的經濟、政治制度和相關法律進行“接軌”。這關系著中華民族的根本命脈。

四、“融入經濟全球化”。我們黨和政府一直提的是“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但不少文章，經常提的是“融入經濟全球化”。江澤民同志早就指出，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是以西方強國為主導的。在這種主導下的國際分工也是很不合理的。經濟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我們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在參與過程中，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積極學習借鑒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與文明，并使我們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走出國門，為世界的發展和進步貢獻我們自己的力量。與此同時，我們也決不能完全融入以西方強國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必須始終堅持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動搖，始終維護國家安全、穩定與發展。

五、“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在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關系上，國家的利益無疑高于一切。必要時，為了國家的根本利益，集體和個人都應勇于犧牲自身的利益直至個人生命。但需要強調的是，也要防止特殊利益集團在“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號下，以“國家”的名義非法、非分剝奪集體和個人正當、合法的權益。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對于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來說，就不好籠統說“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因為，相對于統治自己的資產階級國家而言，“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國際關系理論中，更不能籠統說“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因為《聯合國憲章》第一章第二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各會員國主權平等”。既然國家與國家之間主權平等，那么聯合國各會員國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行為也應該是平等的。由于聯合國各會員國性質、大小、強弱的不同，如果在國際關系領域承認了各個國家的利益都高于一切，實質上受害的都是小國和弱國。這在實質上也就等同于承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合理和合法性，承認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如果這一理論成立，那么，美國在2003年繞過聯合國，入侵伊拉克，絞死薩達姆，也應該無可厚非了；日本當局現在企圖侵吞我國的釣魚島也就順理成章了。正確的理論，不應該自相矛盾，也不能是雙重標準。實質上，在國際關系理論中，不能說是各個國家的利益都高于一切。這一理論的本質，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理論的另一種巧妙的表述方式，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維護者為了自己國家的狹隘私利、干涉別國內政，挑唆、離間發展中國家團結一致維護共同利益的理論基礎。在國際關系理論中，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說，《聯合國憲章》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高于世界上各個國家的自身利益，并要堅決反對個別發達國家為了自己國家的私利而稱王稱霸，損害別的國家的正當權益。只有這樣，世界和平才有可靠的保障。

六、“全球治理”。全球性問題當然要爭取進行全球治理。只有進行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用最廉價的成本取得最明顯的成效。但誰來進行治理呢？或者說，誰是治理的主體呢？我個人認為，應主要在聯合國的框架內進行治理。對全球問題進行全球治理，不能由少數國家、少數人說了算，否則就完全不符合我們黨倡導的“國際關系民主化”的精神。另外，對全球性問題進行共同治理，各國就必須讓渡相應的主權。但是，讓渡，必須是大小國家、強弱國家對等的讓渡，并得到相應對等的權益。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推行者，不能以所謂的“全球治理”的名義，侵犯其他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推行自己所謂的“普世價值”，利用自己的“軟實力”和“硬實力”顛覆其他國家的基本經濟和政治制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是多個國家共同組成的。從本質上說，應該是“一球多治”，而不應是“全球共治”。要防止有些國家借口“全球治理”，來變相推行自己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以上是我對在國際關系理論中流行的六個熱詞所作的淺顯辨析。其實，需要辨析的還有不少。我的辨析，不一定正確，敬請各位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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