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眾對中國太不了解
“西方公眾對中國太不了解”，這句話正好點出了西方媒體要進行反華鼓噪所必需的社會基礎。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是人類歷史上四大文明古國中惟一完整生存到今天的國家。這是事實。但是不管是我們中國人還是西方人，大多都片面地強調了中國的悠久歷史和古代文明，卻忽視了對現代中國的了解和傳播。實際上，這是用漢學研究替代了對中國、特別是現代中國的了解。1974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露西•賈維斯在北京拍攝了一部轟動西方世界的紀錄片《紫禁城》，對中國的古老文明贊嘆不已。當屏幕上展現故宮珍寶館收藏的景泰藍及各種雕刻工藝品時，解說詞說：“在中國發明瓷器七百年以后，馬可•波羅才第一次把這些瓷器的樣品帶回意大利。在這之后的三百年間，直到歐洲偶然發現了制造瓷器的秘密，歐洲人把瓷器看得比金子還要貴重”，“當基督渡越伽利略海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在使用指南針；而當中國人發明紙張的時候，用來做十字架的木料在耶路撒冷還是一株幼苗”。但是，我想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的異同不僅僅是像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關系那樣簡單。中國不僅僅是被記錄在歷史書上或檔案袋里的。對于現實的世界的了解，中國人遠勝于歐美人。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也遠勝于美國人對中國人的了解。
我也經歷過另一種事實，那就是美國有許多人連中國在亞洲這個事實都不知道。1981年9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大上午，我在美國俄亥俄州的首府科倫巴斯自己的居所附近等候公共汽車。由于巴士的間隔時間很長，我不得不同鄰家那位坐在門前階梯上曬太陽的小妹妹聊起天來。這是一位很漂亮的金發美女，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她好奇的問我；“ Where’re you from（你從哪里來？）”“Beijing”，我回答。沒料到她這樣回答：“No idea（不明白）”。我接著問她：“知道北平嗎，那是北京在舊時代的名字。”她一個勁兒地搖腦袋：“對不起，我的地理常識太差了。”于是我只好簡要地介紹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以及這個名字的來歷。姑娘真誠地感謝我，說我為她上了一堂世界地理知識課。我在學成回國之前，到美國的郵局寄包裹，郵局職員居然把日本東京錯當中國的首都北京！
當時，我正在俄亥俄州立大學電子傳播中心當訪問學者，并且編導了紀錄片《中國人的眼睛》。在執行采訪的過程中，我確實親歷了美國文化中許多具有代表性的東西。其中有一個特別突出的印象就是美國國民對于世界的了解程度，和美國這個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據我了解：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美國大學本科生，不知道中國的首都是北京。2006年，意大利都靈舉辦冬季奧運會，美國一所大學在課堂上討論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城市在哪里，有人大聲回答是東京。全班師生大眼瞪小眼，連教授都不知道正確的答案，最后總算有一位碩士生回答：“中國”，也沒有講出北京這一城市名。
美國老百姓之所以對世界認知度低，其原因之一，是歷來的美國統治者不鼓勵開發老百姓對這方面的知情權。美國的大眾傳媒，對于其境內的居民的知情權也是不重視的。
其實，歐洲的一些主要國家的情況也大同小異。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德國之聲》訪問了德國的水球運動員馬科本，這位運動員因為曾經提出“親藏泳裝”方案成為媒體明星，一下子收到了20多個采訪邀請。不過，令馬科本不快的是，這些采訪通常已經有了先入為主的定性判斷，只是希望“借人之口，樹己之論”。在與許多中國留學生展開激烈討論后，馬科本越來越發覺自己對中國了解的空白，他埋頭閱讀了大量資料，“這才意識到，先前的我其實在這個問題上一無所知，只會人云亦云的重復報紙上的觀點，然后再在別人的指證和批駁面前啞口無言”（原載《環球時報》2008年7月1 日第6版，《賴斯要陪布什來看奧運》之續篇）。
說起法國人，2008年7月3日《環球時報》的幾位記者聯合采寫了一篇題為《傲慢讓法國遠離世界》的報道，其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3•14’拉薩打、砸、搶、燒事件發生后，本報記者在午餐時聽到旁桌的幾個法國人議論此事，他們對著電視屏幕上的不實報道和歪曲議論大肆數落中國的不是。告一段落時，幾個人忽然想到互相詢問有沒有到過中國，回答都是從來沒有，沉默片刻后，其中一人輕蔑地說：‘那種地方，我寧可不去，還是留在巴黎生活最好’。不了解某件事物，似乎并不妨礙法國人對其進行評論。去年記者在火車上遇到一位法國人，聊天時，他聽說中國有13億人口后，頻頻搖頭；他還驚訝于中國的文字，說這種象形文字太復雜，他懷疑中國的小孩一年也認識不了多少字，接著又是頻頻的搖頭。”
2000年，中國第一次申辦奧運的時候，有一位拉丁美洲的國家電視臺總裁來北京訪問。下飛機后，他驚異地看著高速公路兩旁的建筑群，向前來接客的中央電視臺海外中心負責人提出疑問：“這是北京？我們沒下錯飛機？是北京的話，怎么不見駱駝、黃包車，還有裹小腳的女人呢……” 他的心目中的中國北京，還停留在《駱駝祥子》時代呢!
這種西方公眾太不了解中國的現狀，折射出兩個誤區：其一，是西方面對正在崛起的東方大國的種種恐慌和猜忌。西方人往往是根據自己的標準，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圍繞資源、市場、勞動力的爭奪而不斷的殘酷競爭規律，來觀照今天的中國和推測它的將來。結果是“自己嚇自己，越想越害怕”；其二，是我們中國人怎樣也想不到自己會被誤解。隨著中國在世界事務中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我們也陷入了一個誤區：或是過高地估計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誤以為西方人也同自己一樣了解人民的新中國；或是一味的“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在勝利前進的征途上很少去注意還有一些逆流和噪音來干擾。在今天“全球化”的發展環境中，這兩個誤區都是很危險的。因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敵意和仇恨，是最善于利用不同民族之間的誤解的。而民族之間的敵意和仇恨，往往會連綿不斷地延續數十年甚至幾百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他的《不確定性的崛起》一書中說了非常醒目的一句話：“當前最大的危險是中國與西方彼此間逐漸上升的敵意。”
現代傳播學破壞人類之間的溝通
有人認為，西方的傳播學研究的結果，是越來越讓他們的媒體不會正常傳播。他們所熱衷的“議程設置”、“新聞框架” 等都不過是“愚民政策” 的策略而已。
2008年6月28日，德國前駐華大使康拉德•賽茲和“德國之聲” 網站有過這樣一段訪問談話：
德國之聲：您描述了很多中國輝煌的成就，但是西方似乎對此知之甚少。西方似乎對中國過去的成就和今天的進步不屑一顧嗎？
賽茲：很大一個原因是西方的狹隘。德國人也好，美國人也好，他們并不真正關心外國的事情。中國已經算是個例外了，不過人們看到的是一個被扭曲的中國的形象。媒體對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政府為脫貧所做的努力和成就關注很少，卻聚焦政治話題。
西方的媒體往往與普通大眾是分離的。但是媒體對于他們的主流社會，特別是政府機構、政客、社會中堅還是起到作用的。老布什總統就曾經說：“我從CNN知道得比從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知道的還要多（見羅西•阿門：《全球電視與世界政治交易》，2001版）。” 西方傳播學家把媒體對于公眾輿論、社會政局、國際關系的影響稱之為“CNN效應”，CNN的總裁居然敢夸下如此的海口：“聯合國安理會的議程是我的攝像機決定的，我的攝影記者到了哪里，哪里就是安理會討論的問題（李希光、周敏：《24小時的新聞報道：是新聞還是娛樂？》”。
西方的媒體怎樣影響其主流社會呢？他們的主要策略大概有以下幾方面：
一、“議程設置”，1972年美國傳播學家M．E．麥庫姆斯和D．L．肖于發表了題為《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的論文。對于所謂的“議程設置” 他們是這樣具體描述的：“影響個人認知變化、構造他們思維的能力——已經被認作是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這里還可能有大眾傳播最重要的影響力，即在頭腦里為我們安排和組織世界的能力。簡言之，大眾媒介在教導我們怎樣思考上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訴我們思考的內容上驚人地成功。” 說白了，“議程設置” 就是由媒體設了套，讓公眾往里鉆。他講的可能是真話（現在連這一點也不能保證了），但只是專講一面，而且反復渲染，讓人偏聽偏信，以達到媒體影響公眾的目的。
西方的傳播學認為大眾媒介往往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意見的具體看法，但是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某些事實和意見，以及他們對議論的先后順序，新聞媒介提供給公眾的是他們的議程。
他們還認為，大眾傳媒對事物和意見的強調程度與受眾的重視程度成正比。該理論強調：受眾會因媒介提供議題而改變對事物重要性的認識，對媒介認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動。
另外，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對問題重要性的認識不是簡單地吻合，這與其接觸傳媒的多少有關，常接觸大眾傳媒的人的個人議程和大眾媒介的議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不僅關注媒介強調哪些議題，而且關注這些議題是如何表達的，對受眾的影響因素除了媒介所強調的議題外，還包括其他因素，這些影響包括對態度和行為的兩種影響。
二、“新聞框架”，它無非就是強調新聞報道要有角度，新聞報道要講事實也要講立場。“新聞框架”一詞來源于美國社會學家E•戈夫曼，他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一書中對“框架” 一詞進行了闡釋。戈夫曼強調框架使人們將社會真相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依據，人們借由框架整合信息，了解事實。框架理論已被廣泛地用來討論新聞媒體對政治運作的影響。記者敘述一條新聞的觀察點或視點構成一條新聞的框架，就如同一幅鑲在鏡框中的照片一樣，這個相框決定了讀者能否看到什么或看不到什么。記者決定把什么內容收進新聞報道相框內，同時把什么內容排斥在相框外。記者們不僅決定框架應該收進何種事實，同時還設計框架、制造語境，以便記者選擇的事實能被讀者理解。
三、“新聞包裹”，實際上這是上述“議程設置”和“新聞框架” 理論在電視新聞編排方面的運用。新聞包裹是指用平行編輯法來代替傳統的線型編輯法來編排一次新聞的播出。傳統的線性編輯法，是指按照新聞價值的重要程度（而不管上、下兩條新聞間在內容上的關系），一條接一條連續播放；而新聞包裹，是把內容有關聯的不同新聞，或者同一新聞的不同消息源的報道平行組接成一個包裹，再由主播把不同的新聞包裹串聯播放。這樣處理，可以獲得許多好處：
1、在一個新聞包裹內，不同新聞互為背景，相互支持，突出了新聞價值和新聞報道背后的含義，因而可以不依靠評論就能達到影響公眾的目的。
2．一次新聞節目由幾個新聞包裹組成，由新聞主播來組織串聯，使得新聞播放在敘事性節奏上更加鮮明、突出，有利于閱聽人保持注意。
西方傳播學的這些研究成果，如果單純就他們在強化傳播行為的效應上來看，其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有時甚至是具有很大的威力的。但是人類文明史上所有威力強大的發現和成果，都必須加以有效的控制，核能、中子、激光、計算機網絡以及傳播學理論和手段的開發、發展等等，都概莫能外。一旦被利用到消極方向，就會貽害人類。但是，如果被積極地開發運用，就會對社會、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動員作用，引發出偉大的凝聚力。例如，5．12四川大地震之后，中國中央電視臺“抗震救災，眾志成城” 新聞直播就是這方面一次成功的實踐。
目前，西方國家媒體上的反華鼓噪，除了造謠生事是違背人類道德的惡劣行徑以外，大多數都是從反華政治需要出發運用了上述的理論或策略。例如關于對中國人權狀況、“藏獨”騷擾、“傷害環境”、中國產品質量問題等報道，都是如法炮制的。但是，對于那些從來不知道事實真相的西方老百姓，還真起作用。我們在前文中談到過的德國水球運動員馬本科、法國小酒館里那幾位對中國一無所知卻敢出言不遜的“法國佬” 就是最普遍的例子了。可見，我們日常說的“偏聽偏信”，不僅是人們認知上的一種過錯，也是傳播的失誤，或是傳播者的詭計、陰謀。而善良的人們不是被愚弄、欺騙，就是受到誣陷、丑化或中傷。西方傳播學的研究，一旦被別有用心地利用，就會造成人類溝通渠道的斷絕，使得傳播效應往真理的反向滑行。
鑒此，無論是從對世界負責還是從對我們自身的保護來看，我們都要為真理而戰。我們也應該檢討以往在對外宣傳中的一些理念或傳統習慣是否應當改一改了。例如，我們曾經嚴守中華古訓“慎言”，在對外宣傳中往往采取“后發制人”，結果卻喪失了對世界的話語權或是最好的發言機會。為了真理，為了國家利益，有些事就應當搶先說話，對于國外媒體的造謠、攻擊，就應當針鋒相對，甚至也應以“議程設置”、“框架”來回應。
西方對“新聞自由” 的雙重標準
西方媒體的商品性是和它的娛樂性緊密相連的。西方的涉華報道，為了吸引人，“故事” 說得越邪乎越好。這可能是西方媒體對中國“妖魔化” 的原因之一。
為了吸引眼球，西方的媒體可以對新聞報道真實性原則全然不顧。在2008年春季拉薩“藏獨” 騷亂的報道中，不止一家、不止一國的西方媒體造假誣陷中國軍警平息騷亂的行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我對西方的“新聞自由” 還有過親身的體驗。為了拍攝紀錄片《中國人的眼睛》，我曾經在美國就老年人孤獨的問題，在美方推薦的哥倫布市“瑪麗廣場老年人中心”做鏡頭前的采訪。但是，列隊等著我訪問的是20余位“沉默的老年人”。當我問他們：“Are you lonely（您是否感到孤獨）” 的時候，他們的回答都是：“No，I never（不，我從不孤獨）”，一下子封死了路子，訪談根本無法進行。實際上，美國老年人的孤獨是普遍的社會現象，美國的大小媒體經常大量地刊載這樣的調查報道或研究報告。偏偏我這位中國編導問不出來真話來。我注意到被訪者們顫抖的手指，這表明了他們內心的恐懼。他們給我的印象，是有人事先對他們作了提示。后來，觀眾們可以在我的紀錄片里聽見三位老人怒斥政府、鄰居、子孫不關心他們的談話，這段資料是把我擬的采訪提綱委托給我的美國朋友——主持人弗雷德，讓他代我出鏡頭，找了另一個老年人中心訪問獲取的。
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完善法律，也限制了“無冕之王”的“自由”。他們以保護“隱私權”、“形象權”、“言論版權”為由，限制了媒體拍攝、編輯、播放、發表他們的言論以至他們所擁有的企業、財產影像的“自由”。哪怕拍攝一家商店的內景、招牌，也要獲得店主方面的許可，請人家接受采訪或做電視講話都要簽合同。
在西方世界，還有一些法律規定之外，屬于西方社會或者某些主流媒體的傳統偏見的制約，集中表現在他們的電視媒體一般不播放外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節目。美國學者阿蘭•羅森沙爾在他的名著《紀錄片的良心》序言里說；“我們都是紀錄片工作者，在這個世界上不同的電視機構工作。但是我們都一致認為：紀錄片的使命是闡明抉擇，解釋歷史，增進人類之間的了解。” 可是，在實際生活中，紀錄片這種充當“文化使節” 來增進人類跨文化交流的使命卻被各種政治、經濟、理念的干擾破壞掉了！
我覺得，西方傳媒界沒有資格指責別人新聞不自由，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用來衡量不同國家新聞媒體公信力的標準是真實性和責任感。但是，西方的媒體為了給“藏獨” 活動張目，不僅已經積極播出了一堆用造假手段炮制的所謂的“紀錄片”，最近網上還有人報道：又有一個法國女導演，在策劃拉攏薩科奇總統在內的人物，用扮演來拍攝一部虛構的紀錄片，企圖再制造一個“藏獨”分子在北京奧運村活動遭到中國軍警槍殺的謠言。你說，西方媒體還好意思講“公平” 二字嗎？！
我們列舉以上的事實并加以分析，并不是想和誰吵架，相反，恰恰是為了尋找東西方之間的隔障滋生的根源，尋找消除這種隔障的途徑，以促進、加快東西方人民互相之間了解的進程，以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 的必然趨勢。2008年發生在中國的幾件大事，引起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震撼。汶川地震后全中國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奮力抗震救災，使得西方許多人士開始審視自己原來對中國認識上的誤區。全世界的媒體都要認識到自己應擔負的傳播的原始使命，幫助各自的民眾，盡快提升對世界的認知水平。這是任何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根本。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2期《現代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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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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