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期國際局勢風起云涌,政治上冷戰的嘎然而止,昔日對峙的蘇美兩極,由于蘇聯的演變和解體戲劇般地結束;經濟上全球化的陡然加速,不僅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經濟聯系密切,甚至出現了地區一體化乃至全球一體化的趨勢;科技上信息化的迅猛擴張,在航天技術、生物技術等各種技術百舸爭流之中,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借助冷戰后的紅利一飛沖天,深刻地改變了社會生活。很顯然,這個時代發生了大轉折。未來向何處去?如何規制未來的世界?美國作為冷戰的勝利者,作為全球經濟和技術的主導者,自然需要做出及時和有效的應對。政治高層做出的是政策上的調整,而學界翹楚提出更有理論化的戰略對策。哈佛大學執美國社會科學之牛耳,在風云變幻之際,一些學者立馬麻州、青梅煮酒,縱論天下之大計。
弗朗西斯·福山,一位不到40歲日裔美國學者,其貌不揚、性格內向,卻在蘇東即將劇變之前發出了“歷史終結”的宏論。福山預言了蘇聯的崩潰,并斷言人類歷史終結于以美國為范例的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制度。福山的右翼立場不敢茍同,宏大敘事也多有漏洞,但他“馬前炮”先知般的見解贏得了巨大的聲譽,成為雖備受爭議卻總為關注的戰略學者。
薩繆爾·亨廷頓,福山的導師之輩,此時已經作古,在冷眼觀察時局突變之后冷靜地提出了“文明的沖突”理論。亨廷頓看到蘇美爭霸告一段落之后,過去意識形態的主義之爭勢必走向式微,而興起的將是新的以宗教為背景的各大文明之間的沖突,尤其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與中東的伊斯蘭文明、東亞的儒家文明之間的沖突。亨廷頓宏論一出,高屋建瓴,再顯學界泰山北斗之范。
約瑟夫·奈,軟力量理論之父。在冷戰后美國一極超強到處揮舞大棒之際,他提醒當局注意時代之變化,應在國際關系中更多地使用軟力量。硬力量是威懾力,軟力量是吸引力,大棒加上胡蘿卜,配合使用更有效。軟力量理論成為最近20年影響急劇上升的主流理論之一。
這些冷戰結束后全新的理論,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刻地影響著美國內外政策的大局。美國竭力插手前蘇聯東歐地區的演變,不斷制裁和圍攻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強行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無不帶有“歷史終結”的狂妄。在美國“9·11”事件以及美國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上帝與真主相互對壘,文明沖突似乎變成嚴峻的現實。而美國掌控國際組織,操作國際規制,打著合法的旗幟推行軟霸權,軟力量也用的很到位。
福山、亨廷頓、約瑟夫·奈等,的確不是等閑的書生。福山是哈佛畢業的博士,亨廷頓是哈佛的資深教授,約瑟夫·奈長期擔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他們都是背靠哈佛大學的學者。的確,學術有傳統,學者有山頭。美國在長期的學術競爭中,形成了一些頂尖的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術單位。學者們要在專業上出人頭地,總與這些學界的少林武當淵源密切。美國的戰略學者們,多是出自以哈佛、耶魯為代表的常青藤大學,以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這樣的智庫機構。這些機構之間以及它們與政府之間,人脈相連,關系密切。由于這些機構的學術聲望、研究旨趣以及與政府關系等因素,使得它們沉淀了關懷戰略問題的學術傳統。美國戰略思想的表達也有傳統的領地,那就是以《外交》(Foreign Affairs)、《時代》(Times)為代表的刊物,前者偏重于學術氣息,后者更直接面對時代問題。尤其是《外交》雜志,刊發多是政要和學者的戰略見解,一直被視為美國的戰略風標。以上的機構、人員、刊物三位一體,勾勒了美國戰略學者的江湖。
當然,每個學者戰略眼光的養成各有特殊的條件,其中學術廣度、學術深度以及社會關系、政治敏銳等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福山出生于書香門第,父親是東京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教授,算得上是學二代,求學于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等名校,結識和跟隨過沃爾福威茨等有影響的政界名流,工作于美國國務院以及蘭德公司等著名單位。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就很容易理解當時年紀輕輕的福山敢于提出在許多人看來是眼高于頂的“歷史終結”的宏論了。福山成名之后寫了許多著作,除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還有《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大分裂:人類本性和社會秩序的重建》、《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后果》以及《十字路口的美國:民主﹑實力和新保守主義遺產》等,這些著作褒貶不一,但都帶有主題宏大、知識龐雜、直面現實和思考未來的特色。
亨廷頓年少得志,20多歲獲哈佛博士并留校執教,20世紀60年代就是成名學者。其同學中不乏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這樣的為官、為學都出色的兩棲型人物。不過就為學而言,亨廷頓成就更高,無論是早期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還有后期的《第三波》,都是政治學中的經典。學政治學的要不知道亨廷頓,恐怕如同法國人不知道拿破侖一樣。在哈佛的政治學理論中,既有羅爾斯傳世的正義論,也有諾齊克最小政府的烏托邦,而亨廷頓老而彌堅寫出的更為入世的一篇《文明的沖突》,影響之深遠,在冷戰后20多年車載斗量的論文中還無出其左右者。
約瑟夫·奈從國防部副部長退職回到哈佛任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較之于學術精深,約瑟夫·奈的政治敏銳更勝一籌。他曾在多個領域出版過著作,值得驚奇的是每一部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0世紀末期美國政府遭遇挑戰和危機之時,約瑟夫·奈主持了宏大的研究項目,應對信息化、全球化、市場化下的政府問題。筆者10年前聆聽過他的關于全球化、信息化等的論述,大有醍醐灌頂之感。而他關于軟力量的高見,影響了一個時代。即使在中國重視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建設中,也能感知到他戰略智慧的影子。(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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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
耶魯大學的大戰略研究以歷史路徑為主。冷戰史名家約翰·加迪斯教授和曾撰寫過《大國的興衰》的名教授保羅·肯尼迪,都非常重視通過研究歷史來探究戰略。培養戰略精英,不了解過去偉大的思想怎么行?不研究戰略思想發展史怎么行?他們在耶魯大學設立的大戰略研究項目,大致分為閱讀經典、海外旅行和當代重大問題討論三個板塊。學生進入到這個項目后,春季學期被用來大量閱讀經典著作,讀修昔底德,讀孫子,讀馬基雅維利、伊麗莎白二世、美國的開國元勛、康德、梅特涅、克勞塞維茨、林肯、俾斯麥、威爾遜、丘吉爾、兩個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凱南、基辛格等人的著作。
斯坦福大學
斯坦福大學集中搞戰略研究的地方,是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該中心的突出特點是重視科技與戰略研究的關系,開展真正的跨學科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分成兩大撥兒,一撥兒人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包括核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導彈專家等等;另一撥兒人則是搞人文社會科學的,包括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這兩撥兒人整天在一個屋檐下搞研究。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如果要提出一項政策,那么該政策在技術上的可行性如何,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而對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來說,他們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識、在政策的敏感性等方面可能就稍微欠缺一些。一項政策的歷史變遷、在法律上如何操作、如何將技術上的可能性轉化成政策,這些問題,他們不太擅長,因此也就需要由一些搞人文社科的來幫助,來協調。兩邊一搭伙兒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哈佛大學
哈佛的戰略研究分好幾個單位,一個單位是哈佛國際事務研究中心,“文明沖突論”的提出者亨廷頓曾長期擔任這個中心的主任;基辛格出道之前也在這兒。后來在該中心下又成立一個奧林戰略研究所。在過去近20年中,奧林國家安全項目通過為美國國家安全領域優秀的年輕學者(包括博士待位人、博士后和高等院校的年輕教員,每年10人左右)提供獎學金的方式,為美國的國際戰略研究界培養了很多人才。這些人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圈子。目前來看,在哈佛的戰略研究中,更為活躍的是設立較晚的肯尼迪政府學院。從1960年代起,在政治學家諾伊斯塔特,外交史學家歐內斯特·梅,以及他們的學生、現任肯尼迪政府學院名譽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持續努力下,發展了一條從案例和決策過程入手來研究國際戰略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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