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世界歷史透視

鄭彪

千年之交的歲月，是世界歷史的多事之秋。蘇東劇變激起歷史性海嘯的余波尚未平息，美國金融海嘯的狂飆巨浪又席卷全球，19世紀末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百多年來幾經折騰，終于在風雨飄搖中進入了它最后的沒落時期。一個新的世界體系呼之欲出。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歷史進程的寬幅震蕩，世界風云的莫測變幻，國際舞臺的亂象叢生，以及種種地球危機，表明當代人類遭遇深重的文明危機。失魂落魄，精神蛻化，道德淪喪，沒有方向，是這個時代最顯著的政治-文化特征。人類正在失去靈魂，世界各國形形色色的人們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認識充滿困惑和疑團。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均GDP3266美元（2008年），世界排名在100位開外，卻在2009年4月2日20國集團倫敦峰會上成為眾望所歸的焦點和亮點，證明這個世界其實“不差錢”，差的是思想、道德和正確的價值觀。種種危機、亂象都證明一個事實，幾百年來由西方文明引領世界的時代已經徹底終結，人類文明面臨轉型，世界政治進入新時代。

當代國際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文化作為國際政治資源要素，已經成為各國競相追逐的目標。文化被稱為軟實力，被賦予更多的競爭色彩。對于中國來說，文化自古以來就不僅是手段，更是目的，是“人之異于禽獸”的標志。鑒于中國文化固有的獨特的人類道德高度，也鑒于世界發展正在賦予中國文化以崇高的人類使命，研究和提升當代中國軟實力，需要有高起點、大眼光、大思路。高起點，就是將中國軟實力建立在具有道德優勢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占領當代人類道德高地，這是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對人類承擔的歷史責任所在。大眼光，就是要放寬歷史眼界，用人類文明史的眼光做中西文化的比較，追本溯源，做一次透徹的歷史和現實的文化比較，這樣，未來的發展趨勢就豁然開朗。大眼光會出大思路，大時代應該有大思想，不僅能夠引領和支持實現中華復興的偉業，而且要參與引領人類走出危機，贏得未來。這首先要求對當代的世界背景，特別是對現階段“文明沖突”凸顯條件下世界體系的變革和中國的前進方向有一個正確而可靠的分析。

當代世界科技昌明，但人類在政治文化上仍然不甚成熟。亞洲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東亞更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碩果僅存的古老文明所在。進入20世紀上半葉，世界政治天翻地覆，兩次大戰打得昏天黑地，慘不忍睹。于是東風壓倒西風；轉眼到20世紀下半葉，西方國家艱難地爬出30年代的大危機，醫治了肌膚的戰爭創傷，忘記醫治文明，又搭上戰后科技革命的“動車組”，繁榮了二三十年，終于舊病復發；東方的超級大國則由于歷史相對較短，文明積淀相對不足，加以歷史上沒有做世界大國的經驗等原因，初登大位，不免“縱情以傲物”，于是“骨肉為行路”，自亂陣腳，自我削弱；漸漸東風轉了西風，后來竟至搞得國家解體，民族罹禍，人民遭難，殃及全球，世界歷史倒退。西風壓倒東風之后，文明史更短的美國成為世界霸主，文明更來不及積淀，是近代西方文明崛起中最大的“搭車族”。⑴沒想到“搭車”竟有如此巨大的投入產出效應，不僅一舉成為最大的爆發戶，而且三下五除二地登上世界霸主的寶座。霸主的交椅豈是好坐的？沒有厚德，如何載物？越是居高位，越是燙屁股，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智庫魏征先生說：“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于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⑵

一、撥開20世紀世界歷史的迷霧

美國金融海嘯徹底摧毀了新老自由主義的神話，《資本論》在西方重新“出土”成為高品位暢銷書，人們在想起馬克思的同時，也一定會想起百年前作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著名論斷的列寧。可是，蘇聯解體了，滿世界鼓噪社會主義“失敗”了，“歷史‘終結’了”。有趣的是，近百年來西方已經呼喚過兩次“歷史終結”了。第一次是19世紀末。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寫道，對于1897年的英國資產階級來說，“正如他們所看到的，歷史已經終結．．．．．．他們完全有理由為這一歷史終結給他們帶來的永久的幸福國家而慶幸。”⑶可是轉眼之間，世界大戰爆發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了。第二次是100年后，美國教授福山說“歷史‘終結’了”，又說“歷史沒有終結”，是自己看走眼了。到底終結沒終結？20世紀的世界歷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僅在世人眼里，就是在當代世界形形色色的專家學者和達官顯貴眼里，都成了一個不解之謎。于是謠言蜂起，謬種流傳，人心渙散。

（一）關于20世紀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

美國學者對中國人動輒以千年、百年為歷史尺度感到奇怪和不適應，是因為他們的文明歷史太短。中國春秋時期國際政治學就很發達，對政治規律有深刻的認識：“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⑷這句話被黃炎培先生稱之為政治周期律，1945年在延安向毛澤東進言時引用，于是此話不脛而走。西方文明在公元八、九世紀形成，在公元1500年以前一直是世界上相當落后和邊緣化的文明。13世紀中國的指南針傳到西方以后，極大地推動了歐洲航海技術發展，于是在1453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東西方商路發生轉移，大航海運動拉開世界近代史的序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誕生。于是西方“其興也勃焉”，一路風風火火，經過四百年到19世紀就發展到了頂峰。19世紀下半葉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標志著西方的文明分裂。20世紀初列寧將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現實，十幾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聯合也沒有能夠絞殺蘇維埃共和國，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竟然在20世紀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的背景下蒸蒸日上，別是一番“其興也勃焉”的景象。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改變了20世紀人類歷史的方向和進程，世界文明的重心開始東移。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中國等一系列東方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以及隨之而來的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徹底改變了東西方的政治力量對比，那時候東風壓倒西風，不是唱出來的，⑸而是靠階級斗爭、革命戰爭、工業化和反法西斯戰爭硬碰硬干出來、打出來的。所以，從戰后初期一直到整個五十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窮是窮點兒，但都揚眉吐氣。這一時期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形勢發生根本改變和由此引起國內階級斗爭、政治斗爭尖銳化的內外部巨大壓力下發生的“和平演變”，是一場在資本主義理論外衣和制度框架內發生的的“靜悄悄”的革命，不那么容易看清楚。其實，無論是西方國家19世紀末的反壟斷，還是羅斯福新政，乃至福利國家以及20世紀下半葉西歐和北歐國家的制度演進，本質上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在世界變局和東西方政治對抗（也是核對抗）下，被迫向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性質。只是這種政治演變發生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并被涂上了濃厚的西方意識形態的油彩而不易辨認。而且西方國家及其政黨出于各種原因，不愿意戴社會主義這頂“紅帽子”，當然也不愿意繼續戴資本主義這頂“綠帽子”，于是就有了“社會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北歐模式”之類偏向中性的“粉帽子”。這段歷史說明，其實是社會主義“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在先，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于后。喬治·凱南聰明過人，實際上他是從西方自《資本論》問世以后到羅斯福新政這段歷史中悟出“和平演變”道理的，杜勒斯則是在政治上實踐了這一思想。但是美國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既不情愿也不甘心沿著羅斯福新政的路子走下去，一旦20世紀70年代以后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谷，美英便迫不及待地乘機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旗號卷土重來，得手一時；之后適逢蘇聯解體，美國乘機反撲，包括其大搞“金融創新”，其實就具有“金融擴張”的性質，沒想到樂極生悲，搞出金融海嘯來，收不了場。列寧有一雙歷史的“鷹眼”，不僅看透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社會主義的入口，而且看到了帝國主義的特點是金融資本，看到了銀行家和金融寡頭的“新作用”。只是列寧沒有看到金融可以“創新”到出神入化以至于如此離譜的程度。假如列寧在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將當代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導致全球性金融騙局、泡沫破裂和金融海嘯，歸結為資本主義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的最新表現。至于“腐而不朽”、“垂而不死”，那是時候不到。列寧做出這個歷史論斷是在1916年，到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發生，92年不過彈指一揮間。沃勒斯坦“號脈”，現存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到21世紀中葉壽終正寢；亨廷頓認為“文明沖突”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開啟了“世界新時代”。

蘇聯對于改變20世紀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和推動人類進步起了重大歷史作用，中國也起了重大歷史和現實作用。蘇聯解體，退出歷史舞臺，中國巋然不動，成為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資本主義制度從1825年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至今，經歷了多少次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戰爭危機？社會主義制度當然也不會一帆風順。蘇聯生存了74年，中間經歷了兩次熱戰的嚴峻考驗，卻沒有經受住冷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60年來成就巨大，也經歷了多次危機，走了不少彎路；大小戰爭打了四次，能打仗出了名，可是這30年糖衣炮彈也吃了不少，都抗過來了。不僅抗過來了，而且闖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沿著這條道路越走越自信，越走越亮堂。在當代這個價值顛倒的混沌世界，中國道路有著特殊的巨大的魅力，西方叫軟實力。最近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在電視講話中說“中國是發展的榜樣”，可能太激動，竟然高呼“偉大的中國萬歲！”拉美是美國的“后院”，“后院”總統高呼萬歲，其實也是喊社會主義萬歲，“前院”總統應當有所耳聞。“21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在拉丁美洲興起，在經歷了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倒退以后，美國等西方國家重拾凱恩斯主義這一羅斯福新政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工具，其實還是向社會主義方向舉步，承認不承認是另一回事。21世紀人類向何處去？資本主義已經是一條死路，“文明沖突”到底也是死路一條，只有實現文明轉型，沿社會主義方向構建和諧世界才是金光大道。美國人說奧巴馬在搞美國特色社會主義，雖是調侃之辭，也不乏真理的元素，原本凱恩斯主義就有馬克思的思想。歷史發展的真實線索被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大量表面相互矛盾的現象所掩蓋，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和科學抽象法加以剝離，用自由主義工具根本看不懂，用“文明分析”則混淆是非。需要指出，筆者所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與第二國際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不是一回事，關鍵的區別在于筆者所說的“和平演變”要以階級斗爭為條件。對此下文還有闡述。

（二）關于馬克思主義

長期以來，人們以為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在發達國家發生，說明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階級斗爭理論不適合發達國家；而且，發達國家沒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也說明馬克思主義沒有普遍性，等等。其實不是發達國家沒有階級斗爭，也不是發達國家的階級斗爭不夠激烈，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更不是發達國家沒有向社會主義“和平演變”，而恰恰是由于，一方面，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的殖民擴張、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社會剩余價值總量大，社會財富積累多，使得政府通過再分配來調節階級矛盾有較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30年代的危機時刻，也是階級斗爭足夠激烈的關鍵時刻斷然采取了明智態度，用強硬手段迫使壟斷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做出實質性讓步，國家通過一系列立法措施強制性改善勞動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緩和了階級斗爭，使之沒有發展到魚死網破的程度。在這方面，西方不僅有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也有階級妥協（“光榮革命”）的歷史經驗。而在俄國這樣剛剛擺脫農奴制的極其貧窮落后的國家，面包都沒有的國家，階級斗爭在社會剩余價值總量上完全沒有回旋的余地，而階級斗爭在國內戰爭時期，特別是在西方十幾個國家聯合武裝干涉的條件下，被迫采取了極其殘酷的方式。離開歷史條件，為尼古拉二世爭什么人權，是為了否定俄國十月革命。離開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離開戰前蘇聯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蘇聯如何建立起強大的工業能力并掌握足夠的糧食，如何能戰勝強大和兇惡的德國法西斯？離開這一切，蘇聯在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的1941年就“解體”了，何待1991年？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蘇聯如何可能一躍而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俄羅斯通過社會主義道路才實現了自彼得大帝以來對世界霸權的夢想，蘇聯人乃不知珍惜，思想退化，被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迷魂湯”灌得失去理智和思維能力，釀成蘇聯解體前后的一段歷史上的慘禍。這樣講，是對歷史的高度概括，略去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大量問題，包括列寧斯大林時期理論和實踐上的許多問題。只是這些問題再大，都屬于第二位的問題，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不能否定大道理。

同樣道理，離開馬列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20世紀仍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統天下，不可能有中國等國家的革命勝利和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發展中國家還是殖民地，只有向下沉淪，有啥發展可言？離開這一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也沒有現在瀕于崩潰和多極化的局面。20世紀60-70年代以后蘇聯逐步衰落乃至后來解體，根源是其領導人在理論上放棄和背叛馬列主義，實踐上先是放棄改革，⑹后來又慌不擇路，走了邪路。就中國來說，假如沒有1949年革命勝利和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原則，中國在20世紀能否作為一個獨立統一的國際政治實體繼續存在，都是問號。至于從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走過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看，包括從改革開放30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看，離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就必然吃苦頭；離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不能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搞得不好也可能走上邪路。在這些20世紀世界歷史、國際政治、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必須保持清醒，不能犯迷糊，不能跟著西方跑，為抽象的市場經濟、自由、民主和人權等觀念所困擾。是非審之于己，毀譽聽之于人，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中國人必須有強大的自信，這種自信來源于幾千年成功的中華文明，也來源于百年來被國內外實踐證明成功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推動了世界歷史100多年，還將繼續推動歷史。這次美國金融海嘯再次證明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以及關于資本積累的規律等等學說的正確，而且證明列寧關于帝國主義腐朽性和帝國主義歷史地位的論斷沒有過時。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在2000年公推馬克思為“千年第一思想家”之后，這次重新“發現”《資本論》的意義，驚呼馬克思仍是21世紀的偉大思想家。所以筆者認為，蘇聯解體，是蘇聯的悲劇，馬克思主義何悲劇之有？對世界政治、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離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全局缺少把握，對蘇聯歷史研究不夠，對許多問題的開掘缺少深度，有一點材料，就敢下結論，這是靠不住的。（7）美國學者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就屬于有一點材料就下結論，結果沒有幾年，又自己否定自己。

亨廷頓認為，隨著冷戰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就西方而言，公開貶低意識形態，暗地里自己極為重視意識形態，特別“講政治”，這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需要和一貫手法。說到底，“主義沖突”也好，“文明沖突”也罷，反華才是實質。所以，意識形態和文化都有用，都重要，意識形態也是文化。亨廷頓這里說“意識形態不再重要”，是相對于文化而言，而且有特定的含義，不可誤讀。意識形態和文化都是重要的國際權力資源要素，過去、現在和今后都是如此。

從歷史經驗教訓看，極“左”派不是沒有馬克思主義，也不都是背叛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某些局部問題上，往往理論上并不全錯，有時候還有遠見。但是極左，在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理論太偏激，主觀上又急于求成，實踐上便誤入歧途；而且一錯再錯，一錯到底，總體看在理論和實踐上沒能打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右派往往背離馬克思主義，或者原本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主觀上懷疑甚至敵視馬克思主義，迷信西方自由主義，實踐上追求美國模式，實際上是延續歷史上全盤西化的錯誤思路。沒有馬克思主義，就不能望遠；又由于急功近利，至多就只能走對一步棋，只看見“市場”二字，兩三步棋以后就注定陷入新自由主義泥坑，就露怯，就技窮了。2002年以來，面對中國建設以及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堆積如山的重大問題進行改革，自由主義學派集體失語，對構建和諧社會既缺乏應有的熱情，更缺乏積極的建樹，就是明證。真正的左派，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主流，理論上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上深通中國國情，善于總結歷史經驗，既能看對，又能做對，這樣才能成功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為國際“大氣候”所左右，能夠“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這種領袖人物改革開放以前有，改革開放以后也有，但是這種主張，往往需要經過實踐的反復比較，經過“實踐、人民和歷史的檢驗”，才可能得到承認。

（三）關于階級斗爭

20世紀60-70年代社會主義運動出現曲折，進入低潮，于是新自由主義興起。這一時期美英等國家實行的削減人民福利、減少（富人）所得稅和實行非國有化以損公肥私等政策以及在國際范圍內實行大肆破壞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政策表明，新自由主義具有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政治上反攻倒算的性質，而國際范圍內圍繞新自由主義的斗爭既有西方集團內部斗爭的性質和地緣政治斗爭的性質，也有南北矛盾的國際階級斗爭性質。在冷戰期間美蘇戰略緩和條件下，泛起了和平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自由、民主和人權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工具，蘇聯出現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這個運動的背景和人員復雜，觀點瑕瑜互見，但是它把蘇聯衰落歸結為馬克思主義，是極其錯誤和荒謬的。關鍵是在冷戰背景下，這個運動客觀上為西方所利用，成為蘇聯的掘墓人。蘇聯解體后，其中許多人發現自己成為西方對俄羅斯進行地緣政治斗爭的工具，成了俄羅斯民族的罪人，痛心疾首，悔不當初。毫無疑問，冷戰同樣具有國際階級斗爭性質。80年代這股以“告別革命”為口號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中國泛起，乘著新自由主義的西風，在90年代中期以后甚囂塵上，流毒甚廣，不僅全盤否定20世紀中國革命歷史，而且發展到抹黑和否定中華文明史，甚至發展到否定中華民族，自誣為“人種不行”。這股思潮的傳播，來頭之大，范圍之廣，后果之嚴重，為近代中國歷史所僅有。中國的這股思潮與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背后是同一只“看不見的手”。這一時期西方思潮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泛濫的嚴重后果，近年來在政治體制改革爭論中得到了突出表現，最集中地表現為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現實的領導，以致最近最高層發出“黨校要姓黨”的警告，這都是很不尋常的信號。

所謂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無非是現實中的階級斗爭在觀念上的反映和在政治上的結論，所以貶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目的是否定階級斗爭。而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執政黨來說，對于維護中華民族利益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來說，階級斗爭在歷史上的意義之重大，不容否定。這里引用筆者在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一段文字：“作為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和歷史前提，對階級斗爭的歷史地位和重大意義必須肯定，不能動搖。至于為了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階級斗爭是否一定要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形式，這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有不同的情況。但是，無論如何，對于在蘇維埃俄國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生，暴力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至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說過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其所以歷史證明可以采用和平演變的形式（還沒有得到最后證明——引者），也是以東西方政治對抗的國際政治斗爭為前提和歷史條件的。離開基本上是以國內外階級斗爭為背景的蘇維埃俄國的誕生，離開蘇聯發展所帶來的世界的革命性變化和由此形成的強大的國際政治壓力，離開（核武器條件下的——引者）東西方政治對抗，發達國家的和平演變就失去了外部政治條件和內在依據，是不可能實現的。堅持這一點，不僅是為了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劃清與第二國際的界限，也是由于堅持這一點，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因為只要放棄了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社會主義即刻會從‘科學社會主義’退回到‘空想社會主義’（或蛻變為資本主義，例如在前蘇聯東歐地區——引者），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也將永無出頭之日，而且有滅頂之災。在當代各種危機都已‘全球化’的條件下，所謂沒有‘出頭’之日，意味著必有‘死定’之日。至于在當代力量對比不利的條件下，階級斗爭理論如何概括和形成，實踐的戰略、策略和政策如何制定，如何量力而行，因勢利導，有理、有利、有節地循序漸進，步步為營，這都是另一個問題。但是只要在政治上和理論上，放棄斗爭，發展中國家就‘死定’了，就是蘇聯一個超級大國，最后也是這么‘死’的。建設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是一個以斗爭求和諧的過程。對于后起國家來說，是先求生存，再求發展，逐漸強大以后才有資格和實力求和諧，否則是求之不得的。”（8）

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海嘯，新自由主義宣告徹底破產，歷史又在呼喚馬克思和列寧，在美國目前則是呼喚羅斯福。啥時候形勢發展逼出一個“羅斯福”，或者逼出一個美國“列寧”來，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金融海嘯是催化劑，布熱津斯基們已經報警，接下去還要看階級斗爭、社會斗爭和政治斗爭如何推動美國形勢和世界形勢發展演變。

二、從美國金融海嘯看西方文明危機

當代人類面臨各種危機的根源在于失去平衡：人類與自然界之間失去平衡；自然界本身失去平衡；人類內部失去平衡；人的自身也失去平衡。其哲學根源在于物質與精神失去平衡，其文化根源在于500年來逐漸崛起的西方文明在將人類引入工業社會，不能善其后，更無力引導人類進入信息社會。2008年爆發的這場美國金融海嘯給世界各國帶來的嚴重災難，再次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500年來西方解決了一己的富裕，卻造成了另一個大世界的貧困，更沒有解決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相反，現代化、全球化和美國化日益將精神價值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排擠出去，而為近乎犬儒主義的理性（純世俗的利害盤算）、為信息、為所謂數字化生存所取代，美國正帶領人類走向毀滅的邊緣。西方文明的這個病是無藥可醫的，只能激起其他文明的仇視和反抗，無法成為人類文明的引路人。《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9）這個古老的政治學規律，西方國家至今不懂。《大學》還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西方文明的病其所以無藥可醫，就在于太貪心，完全“不知止”，終于不能安，也終于不能得，正在得而復失。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挾武力推行全球化，到20世紀世界分崩離析，已經進入死胡同。雖然看起來現在的亂世仍將持續，但是種種情況表明，人類必須在21世紀的某個時候做出最終抉擇，未來世界秩序和社會無疑是以天下一家、大同世界為基礎的，這是真正的全球化思想。這種思想和文化，西方沒有，必須他求。

美蘇爭霸，看似美國勝出，其實兩敗俱傷；蘇聯垮在明里，美國傷在暗處。美國為打敗蘇聯落下的內傷，主要是道德破產和債臺高筑，為今天的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蘇聯解體以后，美國孤注一擲，終于樂極生悲，于是要綁架全球。這個道理并不深奧。筆者在2007年出版的《中國國際政治經濟》中寫道：“《易經》說：‘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美國不積善而積惡，衰落更加不可避免。美國一直處心積慮地想將中國引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亂，沒想到自己的金融也出現了次級債危機。美國的經濟泡沫已經接近破裂，如果引發全面金融危機，導致美元信用崩潰，那后果就很難設想了。布什政府其實是在孤注一擲，綁架全球，做一場世紀豪賭，想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搞定世界，夢想注定破滅。”（10）《易經》往往被人拿來占卜算卦，筆者這樣說，既非為美國占卜，更非詛咒，只是一種科學分析，沒想到一年后竟然“應驗”，美國真就爆發了金融海嘯。這次空前深刻的經濟危機，不僅大大加速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走向崩潰，而且再次宣告西方文明破產。

1、金融海嘯不僅是美國財政金融破產，更是政治和道德破產。

這次金融海嘯表面上是美國金融監管問題，根源在政治層面。實質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由于蘇聯解體而利令智昏，試圖贏家通吃，進而導致利益勾結突破了制度防線、道德防線和金融監管，再進而導致金融泡沫空前膨脹，經年累月，終于爆發。美國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違，以國家信譽為代價放縱某些寡頭大亨大發橫財，而且事先明知會引發危機，早就準備好拉閘放水，向全世界轉嫁，拉全球墊背了事。政治上美國10年內連打3場戰爭，金融上再這么干，風險極大，后果嚴重，當局不會不知道。但是政府鋌而走險，孤注一擲，其實是拿美國國運作賭注進行一場超級政治賭博。美國這樣做甚至連西歐傳統盟友的利益都不顧，自私到極點。2009年3月美聯儲公開動用3000億美元購買美國國債，等于宣布美國財政、政治和道德全面破產。

這次金融危機及其引發的全球金融震蕩，表明美國是當代最大的巧取豪奪者，也是最大的詐騙犯和強盜。巧取的極致，就是全球性詐騙（戰略欺騙、新自由主義陷阱、金融詐騙，等等）。次貸危機的實質就是詐騙，美國的金融創新為之提供了平臺和工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說，有些所謂“金融創新”只是“隱藏了系統化融資的規模，將風險變得不透明，正是這些發明才使這次經濟危機變得比早期的經濟危機更加戲劇化。”他認為，9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繁榮是沒有任何技術增長的繁榮，是一場金融金字塔的騙局，“這是一個經典的龐茨（Ponzi）騙局”。⑾他說：“投資基金購買作為投資組合一部分的新的金融衍生品。我們可以通過許多案例發現，次級貸款和其它的資產被橫向和縱向切成許多小塊，然后重新組合，這些最后的產品會和其它類似的人工制造的金融產品混合在一起，拋售到市場上——沒有人能夠很輕易地確定這些最后投資證券組合中哪一部分屬于風險資產。”他稱這種“精美的規范套利”投資機制本質上是“老鼠會”，是“新形式的會計詐騙。”⑿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2006年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債務與否定》一文，揭露了美國經濟的“寄生性”。克魯格曼發現美國的進口超過了出口的57%，也就是說美國人在全球市場的消費超過了其收入的57%。他指出美國人的“超消費”主要是通過向日本、中國和中東國家借債的方式實現的，“美國人對‘進口’錢像進口石油那樣著迷”，但是美國‘進口’錢不是為了推動投資，而是為了推動消費，用來修建房地產、購買消費品，同時也用來彌補政府預算赤字。不需要高深的學問，就可以了解這樣的消費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克魯格曼指出，美國不得不削減貿易赤字，房地產的繁榮將會終結，美國的消費者和政府不得不面對經濟的基本面。然而，美國人早已習慣于掙快錢，掙大錢，往往抱有不切實際的經濟預期，所以美國經濟將很可能遭遇“崩盤”，不大可能實現“軟著陸”。2008年克魯格曼發表《美利堅，請別為我哭泣》一文指出，目前美國面臨的經濟危機不過是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延續而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國、印度尼西亞，都已經經歷過了，現在輪到美國了！”他認為，“那些在拉美和亞洲發生的大規模金融危機與美國的信貸、房地產泡沫崩潰是同一個故事，所不同的是，現在美國開始扮演通常是他們分配給第三世界經濟體的那個角色。”他還指出，近30年來西方金融投資家持續地玩著一個金融游戲，只要他們在某個國家的投資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收益，他們就撤資，去不斷地尋找新的游戲場所，言外之意現在是遭到報應。不同之處在于，發展中國家發生的是實體經濟的產能和產品過剩，而美國是虛擬經濟生產的債券過剩。克魯格曼作為里根時代美國政府的經濟顧問，了解內幕，他的觀點不過是為這30年后終于露餡的戲法揭開了秘密。近30年來在國際舞臺上叱咤風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終于內外發燒，全面崩盤了！

巧取之外，就是豪奪。豪奪的極致，就是全球性搶劫。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搶劫世界石油資源。美聯儲購買美國國債，是搶劫各國財富。美國金融海嘯，既是巧取，也是豪奪。站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立場來診斷這次美國金融海嘯，不難看出其機制就是：第一，長期以來美國經濟衰落，又要與蘇聯搞軍事對抗、軍備競賽和冷戰，只有透支國力；蘇聯垮臺，美國重傷，主要表現為財政和國際收支雙赤字。第二，為此只有繼續利用美國的霸權地位，一面大量發行美元和國債，彌補財政赤字，維持經濟周轉；一面向美國和世界推廣借債泡沫式消費，同時通過國際金融創新，將泡沫式消費轉化為各種數額極其巨大的高級金融衍生產品，同時由國際金融壟斷集團炒作操縱大宗商品的期貨價格，洗劫國際財富。主要目標對準中國和俄羅斯，順便收拾發展中國家如東南亞，對國內則先收買后洗劫中產以下階級（泡沫消費收買選票，泡沫破裂洗劫財富，寡頭套現出局，政府接盤，百姓和外國買單）。國民過度消費，沒有首付（買房、車），寅吃卯糧，是一種變相收買中下層民眾，讓民眾透支實惠，政客得到選票，大鱷和商家得到利潤。第三，他們為了繼續賺更多的錢，鋌而走險，把錢貸給沒有償債能力的人。任何一個銀行信貸員都懂得，這是自殺。第四，政府明知道債務太多還不上，也不想還，就實行弱勢美元政策，貶值貨幣，嘴上大喊強勢美元，布置撤退；同時明知次級貸款這些債權無法回收，于是通過“金融創新”將這些所謂“次級債”打包成“創新債券”，出售給長期以來在美國的“金融創新”魔術中既得了實惠更被騙得暈頭轉向的中產階級和外國金融機構。這個金融創新的鏈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大規模的全球金融詐騙。進行這樣一場金融詐騙不能吃獨食，必須分潤，于是勾結有全球聲譽的權威評級機構加以配合，給這些“次貸包”蓋上最佳信譽等級“5A”的標記，軟硬兼施，推銷給日本、中國、石油輸出國，也包括一些歐洲國家，其中必然有冤大頭。第五，美聯儲的專業背景特別是政治背景決定了，金融海嘯根本就不是什么監管失控，而是金融把戲玩過頭之后，有意放水，拉全世界墊背。他們的如意算盤本來是至少還可以玩上20年，在此之前拉爆中國。沒想到天道好還，自己先爆了。第六，金融泡沫破裂以后，先是假裝無辜，接著就是耍賴：我們金融危機了，監管不力，大家擔待一些，都在一條船上，講不了，大家忍一忍，再多借點錢給我。不然我還有導彈和航空母艦，有向地球任何地區投放炸彈和軍隊的能力。

長期以來美國玩的是一個連環套：靠美元和金融霸權支持軍事霸權——靠軍事霸權控制世界資源——靠美國控制世界資源和國際政治的地位維持世界人氣，即世界各國的心理預期-靠世界心理預期維持美元地位。可是這種連環套是不可持續的危險游戲，終于金融海嘯爆發，美元霸權難以維系，于是放火自救。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說：“TheYankeehegemonyisfinished.”（“美國佬的霸權結束了。”）問題還在于，美國鐵了心將惡人做到底，這就需要全球動亂，世界越是動亂，對美國越是有利。

美國金融海嘯爆發殃及歐洲以后，西方國家都在忙活救市，紛紛要求中國施以援手。這是違背基督教原理的。在基督眼里，西方人都有“原罪”。在西方人眼里，中國是異教徒。現在自己的“原罪”尚未救贖，靈魂又墮落了，上帝都不保佑，又豈是“異教徒”能救得了的？向異教徒求救，這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為。這是墮落。西方的墮落還在于，金融海嘯給世界各國帶來如此巨大的災難，美國居然毫無歉疚，不僅繼續向各國“化緣斂財”（借債），而且向最大的債主中國倒打一耙。這對溫柔敦厚的中國人來說無疑上了生動的一課，領教了西方文明的利害。所以，光借錢給美國還不夠，著名畫家范曾先生說：“在空前的經濟海嘯之前，你倘不做‘指向他靈魂的思考’，那么一切應時的舉措，能平息災難于一時一際，然而所得的后果往往是決海救焚，焚收溺至。人類面臨著整體性的心靈的調整。”⒀西方國家現在的處境，是“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文明失去方向。自己都“月迷津渡”了，還愣說西方文明是“普世價值”，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現在輪到中國人說普世價值了。儒家和釋家都有“當下即是”的智慧，釋家更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導，美國何不就“立地成佛”？即使不能“立地成佛”，也要認清形勢，主動推動世界文明轉型。西方學者早已經作此呼吁，但是少數有錢有權有導彈的人不干，奧巴馬政府還要搞什么“巧實力”。“巧實力”云乎哉？無非是沒有大智慧，只耍小聰明。不止是西方智庫、政治家缺少大智慧，其實是西方文化的局限。解決當代全球問題需要大智慧，大智慧自古就產于東方，儒釋道都不乏大智慧。世界文明轉型，東西方文明匯合，是大勢所趨。見不及此，就只能如斯賓格勒所說，“愿意的，命運推著走；不愿意的，命運拖著走”。

2、這次美國金融危機已經演變為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再次證明西方文明包括資本主義已經是窮途末路。

西方文化引領人類的一部分走向工業化，另一部分至今困在前工業化時代，西方自己卻在精神上、道德上和政治上走進死胡同，其癥結在于西方文化顛倒了人與物的關系：物主宰人，而不是人主宰物。西方文化與資本主義在這方面驚人的一致。近代以來在西方文明的主導下，人類越來越為資本主宰，而不是主宰資本。科學技術發展很快，但卻為資本利用而成為人類相互競爭和毀滅的工具。人類主宰資本則資本造福人類；資本主宰人類則人類走向毀滅。這次金融海嘯再次證明美國為資本所統治，是一個沒有道德、沒有靈魂的國家。英國著名史學家托馬司·卡萊爾（1795-1881）有一句名言：“人類的一線光明，是中國的民主思想，可嘆！據我所知，民主理想，在中國，始終未能實現；迨傳播到歐洲而后，掀起了法國大革命，又好像一根燃著了的火柴，一陣風吹滅了。徒有民主制度，沒有民主精神。”⒁西方“徒有民主制度，沒有民主精神”，一句話道破西方文明的虛偽。

現代人盲目崇拜進步，迷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強。人們盲目相信進化論，西方主流社會尤其崇拜社會達爾文主義。從哲學上看，百年來，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類自身究竟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還是既進步又退步，進三步退兩步？恐怕很難一言以蔽之地正確回答。從文化上看，19世紀歐洲文化群星璀璨，而20世紀卻人物凋零。不僅人物凋零，而且西方世界的精神萎靡已經長達百多年，找不到出路。19世紀尼采說“上帝死了”，20世紀西方人驚呼“人也死了”，現代文明社會隨著物質進步，人類本身越來越物質化、功利化、庸俗化、精神矮化、沒文化和異化，對此美國的商業文化（賺錢毀人）、帝國主義文化難辭其咎。所謂后現代文化的物質社會、福利社會本來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是應當服務于人類的。但是物質力量太大，誘惑力太大，人類不僅無力控制，反而為其所控制，所主宰。人類已經不是物質的主人，而是物質的奴隸。中國文化主張由人控制物，而不是由物控制人，如陶淵明所說“心為形役”，“人為物役”。西方文化使得政治家、資本家成為撒旦，放縱人的欲望，誘導人墮落，以實現其政治和經濟目的。在西方文化統治下，物的誘惑使得人類似乎越來越野獸化，就是為了“瀟灑走一回”，吃喝玩樂一遭幾十年，哪來哪去。人的價值究竟何在？就是個酒囊飯袋？賺錢機器？一個能夠吃喝拉撒睡的臭皮囊？在現代銀行里，沒有人，只有客戶，而且客戶都不是人，而是一系列賬戶號碼。在現代醫院里，沒有病人，病人如同壞了的汽車需要修理，醫生就是修理工。病人進門，醫生絕不“望聞問切”，先開一摞單子化驗、照相，然后對號入座，分門別類，分別修理五臟六脾，實在不行就開刀換零部件（換心，換腎等等）。照此下去，將來醫生完全可以下崗，為機器人所取代。教師也是一樣，上課放錄像即可，又降低成本，何必勞民傷財？當代人類最大的問題和最大的危機及其根源，就在這里：見物不見人。許多人活著，其實已經死了，精神已經死了，成為物（錢是貨幣化的物）的奴隸，活著的只是皮囊。許多人死了，其實還活著，還在服務于人類，為人類指點迷津，如馬克思。小品《不差錢》很耐人尋味，里邊有老少兩張嘴。少的說：“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人死了，錢沒花了。”老的說：“人最大的痛苦是，人活著，錢沒了。”可見現在許多人是為錢活著。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種思想自古而然。但是，這種腐朽思想在中國從來就不能理直氣壯，更不能登大雅之堂，因為有儒學為正統，所以為兩千年以來中國社會所貶抑。一些現代人“沐猴而（西）冠”，罵殘古人，殊不知，如果沒有儒學為正統文化，不以道德抑制私利私心，中國不要說維持中華民族幾千年于不墜，恐怕早就不知所終了。所以歷來中國官僚和商人要附庸風雅，裝點儒學；即使是假道學，也比真流氓要好。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風行世界，消滅了真君子，搞得假道學都不必費事了，都成了真流氓，而且滿世界流行“我是流氓，我怕誰？”這都是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帶頭“耍流氓”鬧的，從根兒上講都是西方文明惹的禍。西方文明造福于近代人類社會，也遺禍于人類社會，世界越來越烏煙瘴氣，終于在20世紀末被美國帶上懸崖。對中國來說，1840年以前的東亞和中國，雖然窮點兒，大體上還算太平。西方人打進來以后，全亂了套。而且自那時起的100年里，中國地位一落千丈，人民水深火熱，國家四分五裂。全靠中國人自強不息，才有今天。畢竟今天生活改善，國力增強，學習西方，除了道德淪喪以外，經濟頗有成就；雖然也仍然不免受些洋氣，明里暗里被人占便宜沒夠，但是畢竟與百多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所謂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有自我修復能力，都是粉飾之辭，其實都是大危機條件下階級斗爭逼的，才有羅斯福新政，福利國家大發展，其實質是為避免革命。后來，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曲折，世界革命形勢退潮，70年代以后東西方力量對比向西傾斜，給了美英等西方極右勢力一個錯覺，以為歷史可以倒轉。于是推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結果得計于一時，現在砸了。世界重新向左轉，經過歷史的反復，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已經面臨哈姆雷特的選擇：“生存，還是死亡？”這不是意識形態的選擇，而是命運選擇。經過幾十年的歷史曲折反復和國際洗腦運動，現在再來說帝國主義腐朽性和垂死性，許多人會發出“苦惱人的笑”。這次金融海嘯為所有人都上了生動的一課，其中西方上層反應強烈，為過去所罕見。美國金融海嘯犯了眾怒，西方國家首腦紛紛指責美國，而且直言不諱地批判新自由主義，甚至明言新自由主義是這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還說：“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主義本已名譽掃地，但到70年代，由于英國首相撒切爾和美國總統里根的推崇而重新翻身，成為經濟界的正統。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場至上主義，不過是披著經濟哲學外衣的個人貪欲。”⒂俄羅斯學者認為，西方文明的危機深化還表現為西方國家政治的黑社會化。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說：“國際社會，首先是美國和歐洲，總體受犯罪集團影響這一點證明，在西方，精神崩潰和墮落的過程在過去的80年僅僅是加深了，具有了新的、更加令人感到驚恐不安的性質。實際上，犯罪，特別是經濟犯罪，這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其中，最近揭露的美國公司和美國行政機關高層公職人員在金融方面的不體面行為，在世界證券市場的投機行為等等，都證明了類似的結論。實際上，在西方已經形成了一個國際犯罪社會，這個社會實際上希望得到權力，擁有自己的幕后世界政府。追求世界自由市場（以高利盤剝為特征的）的虛假價值所產生的今天的跨國犯罪，是世界文明的災難。俄羅斯不幸遭遇了這個災難。”⒃

3、美國金融海嘯表明，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加劇了美國和西方文化衰落，世界政治多極化已經形成，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重心的東移正在加速，這對中國崛起具有某種戰略轉折意義。新自由主義導致美國金融海嘯，是美國衰落的催化劑，是世界體系演進的里程碑，是中華復興的歷史機遇。

新自由主義和超級金融泡沫是當代兩大全球性騙局。前者既是地緣政治工具，也是意識形態掩護，后者是金融戰。美國其所以能夠玩弄國際金融這么多年，泡沫經濟玩到這種程度，完全是依仗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支撐下的美國軍事霸權。美國陷入道德危機，還在于將世界領進一個全球化的詐騙時代。70年代以來，美英為了一己利益，在全世界以推動經濟全球化為名，將新自由主義理論包裝成“拯救”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救世良方，先后將拉美國家、蘇聯東歐國家騙得人仰馬翻，國家陷入解體動亂，經濟瀕于崩潰，人民陷于水深火熱。

美國以占世界5%的人口，消費占全球30%的資源，面對危機布什卻頑固地表示美國決不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就是霸王模式。現在美國霸權正在失去，其模式也已經不可持續。美國其實是“紙老虎”，它有兩怕：一怕美元地位崩潰，如同被抽了筋，那就一落千丈。金融海嘯敲響了美元霸權的喪鐘。二怕選民。美國自詡先進的民主制度決定了美國政治的軟肋。長期以來美國透支國力，國家債臺高筑，國民過度消費，制造經濟泡沫，維持虛假繁榮，形同對國民“賄選”。消費具有剛性，國民提高了胃口，“山姆大叔”變成“山姆大爺”，一旦陷入金融海嘯引起的長期蕭條，美國國民的承受力相當差。所以接下去美國仍要經歷一場煉獄般的痛苦考驗，其影響還遠未顯現。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尤里·帕霍莫夫指出，這次全球危機將“導致文明板塊的構造性移動。在此情況下，震中位于美國的全球危機可能扣動文明板塊大挪移的扳機。屆時美國的全球化模式可能會加速被另一種模式所替代，最有可能的是東亞模式。”⒄這場美國、西方和世界體系的危機，對許多后發國家都是機遇，對中國則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轉折點。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關鍵在于如何把握。對此，本書在第二章作了進一步分析。

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衰落和分裂的產物（直接表現為政治經濟學的分裂，本質是西方文明的衰落和分裂），也是西方文化的奇葩。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根本上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它至多能容忍凱恩斯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福利主義。

與80年代中期以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被邊緣化相對照，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復興特別是在美國學術界流行，已經有四十來年，并非始自這次金融危機。這種現象，在西方國家被稱為“回歸馬克思”。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埃里克·歐林·賴特說：“時代變了，20世紀70年代參與了馬克思主義復興的許多學生，此后紛紛受聘進入專業和學術崗位，而且相當一部分學者目前已獲得終身職位。”⒅他說：“我關于階級的研究帶來了一系列高額研究經費，這些經費不僅支付了我的部分薪水，而且能夠使我從教學中騰出時間進行寫作。隨著我的名聲日益顯赫，我獲得了無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演講的機會。我所在的社會學系和威斯康星大學給了我可觀的報酬。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者和階級分析學者，我不敢斷言所有這些對我沒有產生影響，我也不敢斷言，面對自由民主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殷實的大學教授職位所帶來的安逸舒適的生活，單憑我的意志就能夠徹底抵制誘惑。”⒆這種大規模聘用和扶持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現象，離開美國政府的支持是難以想象的。

7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復興，在蘇聯從衰落到被拋棄；而新自由主義則由美國英國政府和國際機構推動，在全世界泛濫，直到近年來才迅速退潮。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被邊緣化以及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泛濫所帶來的消極后果，從反面證明了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

首先，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對當代世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具有無可替代的意義。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唯物史觀、科學抽象法和階級分析方法對于研究分析當代社會經濟、政治和世界體系，作為社會科學的“解剖學”，具有極強的詮釋能力；與現有的任何理論工具，特別是自由主義理論相比，具有獨特的無可替代的優勢。這是西方回歸馬克思的根本原因。例如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可以透過曲折復雜的現象，看出20世紀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仍然是資本主義走向滅亡；運用《資本論》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原理，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問題包括這次世界經濟危機，有庖丁解牛之效。反之，用自由主義經濟學分析這次金融海嘯，多是皮相之見，如所謂金融監管不力之類。重讀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其中關于壟斷、金融資本、資本主義腐朽性的研究，對理解當前這場美國金融海嘯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示；而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一歷史地位的論斷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總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歷了20世紀歷史的檢驗，至今仍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輝。所以，在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界，至今馬克思主義仍三分天下有其一。羅伯特·吉爾平說：“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和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批判武器，馬克思主義還是有用的，只要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強調的那些資本主義缺陷——資本主義發展中‘繁榮和蕭條周期’、大量的財富和廣泛的貧困并存以及資本主義各國對市場份額的激烈角逐——依舊存在，馬克思主義就會繼續流傳下去。”（20）

其次，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和價值觀，其消滅剝削、壓迫、私有制和人的個性充分發展以及解放全人類最終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政治主張，實際上代表了人類自古以來一切關于未來社會的美好理想，代表了人類進步、公平和正義的發展方向，所以具有無比強大的生命力。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能夠代表當代絕大多數人民包括一切弱勢群體（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包括中下層中產階級。發達國家的，更不待言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多年來地位下降，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又遭重創，日益淪為弱勢群體）的利益，所以至今仍是許多國家不懈的追求，也是當代許多國家進步的正直人士的理想、信仰和追求，是許多學者包括發達國家許多學者堅持的價值觀、方法和理論工具。同時，馬克思主義也是代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利益的主義，是代表窮國利益的主義。而新自由主義則是代表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主義，所以在這次美國金融海嘯最需要救助窮人和窮國時，奧巴馬政府仍然是解救金融機構實際是幫助富豪的思路，目前其國內信任度日益低落是必然的。而在這次危機中，最有辦法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中國。

最后，馬克思主義其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于其本質是一種科學，而不是教條。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的歷史趨勢，歷經20世紀下半葉的歷史曲折，特別是經歷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的寬幅震蕩和金融海嘯，至今仍然閃耀出真理的光輝。而戰后蘇聯衰落的歷史表明，馬克思主義一旦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也就成為僵死的教條，必然喪失生命力，這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過錯。社會主義仍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途，但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需要不斷探索、改革和更新，一旦僵化就危險；而一旦走上邪路，也必然完蛋。西方有人說，社會主義被中國“弄臟了”，那是一種理想主義和僵化思想；蘇聯東歐國家有人說，他們的社會主義被中國搞垮了，這是一種向外用力的思維，不懂得自省。20世紀70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復興，相當活躍，除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價值以外，主要是由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真正能夠結合當代社會發展實際，深入鉆研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特別是能夠著眼于當代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研究，對世界最新發展及時作出有益的理論概括，作出具有時代意義的新的理論詮釋和理論創新。這樣講，并不等于完全贊同“西馬”的觀點。而這一時期新自由主義在世界上從風行一時而終于到處引發禍亂，歸于沉寂，并成為過街老鼠，歸根結底在于它只是維護某種既得利益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科學。

（本文為拙著《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1章“世界政治新時代”的第1節“人類危機的文化根源”，題目做了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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