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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反對帝國主義的歷史潮流

張純厚 · 2010-09-0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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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反對帝國主義的歷史潮流

張純厚 

   

    [內容提要]本文旨在追蹤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拉美國家和美國的歷史、政治學科的相關學者追蹤研究拉美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拉美國家與美國關系的理論演進和思想路徑;通過探討從依附理論到新左派思想的理論演進和從傳統左派到新左派的概念轉換,說明拉美左派在新形勢下的復興是拉美國家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剝削壓迫的必然結果,是不合理的中心——外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展的內在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下,拉美新左派將領導拉美國家從與美國單極格局下的屈從關系走向建設全球多極政治經濟關系中的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實體。拉美一些國家傾向社會主義的發展趨勢也說明,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是沒有根據的。

    拉丁美洲被美國看作自己的“后院”,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長期爭奪的前沿地帶。冷戰時期,美國支持部分拉美國家的右翼政府暴力鎮壓和殘酷迫害左翼人士,同時蘇聯通過古巴支持拉美國家的左翼政治活動。冷戰結束后,蘇聯對拉美的影響消失,美國人期待著拉美出現一邊倒支持美國的政治形勢,如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中所設想的那樣,自由資本主義將普及全球。然而,正當美國人在拉美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時,具有明顯的抵制美國霸權傾向的拉美政治新左派崛起。這說明,反對帝國主義霸權是拉美政治的內在歷史趨勢,與外在影響沒有必然聯系。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拉美國家和美國的一些學者一直在追蹤這一歷史趨勢,對拉美新左派的性質、社會政治經濟根源以及與美國的關系,都進行了獨到深入的探討。本文旨在探討這些學者研究拉美新派的思想路徑,探討從傳統左派到新左派和從依附理論到新左派思想的理論演進。
    一、拉美左派的新發展:從“左派”到“新左派”的概念轉換
    拉美左派政治起源于冷戰時期,旨在反對帝國主義,開展武裝斗爭,建立社會主義。由于美國對美洲國家組織的控制和對右翼政府暴力鎮壓左派人士的支持,拉美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成為美國的依附,左派斗爭處于低潮,其活動也沒有引起美國和拉美學術界的充分重視。”1890年成立的美洲共和國國際聯盟,其宗旨是為了加強拉美國家的團結和自衛。1947年,美國和18個拉美國家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簽署了《美洲國家間互助條約》(即《里約條約》)。1948年,在美國務卿喬治•馬歇爾的主持下,美洲國家聯盟會議誓言在美洲與共產義作斗爭,其組織也更名為今天的美洲國家組織。1962年,美洲國家組織拒絕古巴參加該組織的活動,從此開始了美洲的分裂以及代表資本主義的美國和代表社會主義的古巴在美洲的政治角力。1968年在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玻利維亞和巴西等國開始的飛鷹計劃就是美國授意實施的殘酷鎮壓左派的計劃之一,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參與其中;通過這一計劃的實施,拉美右翼政府殘酷殺戮城市游擊隊和包括工會成員在內的被認定為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的左翼人士及其親屬。僅在阿根廷的骯臟戰爭中,就有3萬名受害者。美國對這種慘無人道的政治迫害提供組織、情報、財政和技術協助。冷戰結束后,拉美左翼政治逐漸由以武裝斗爭為主的政治斗爭轉變為以政治運動為主的新左派政治。
    1993年,墨西哥政治家和學者豪爾赫•G.卡斯塔涅達出版的《沒有武裝的烏托邦:冷戰后的拉丁美洲左派》一書,描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拉美國家的游擊戰爭情況及其失敗,探討了冷戰后拉美國家的左派政治從古巴式的政治革命轉變為新社會運動的新變化,即由武裝斗爭轉變為政治選舉,由此提出“拉美左派”這一概念。隨后出現的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對抗政府的地方武裝斗爭,使得人們對左翼政治斗爭方式轉變的理論假設產生質疑。然而,10余年來,拉美政治的發展證明這一假設是深遂的和有遠見的。
    2008年,在由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專家撰寫、卡斯塔涅達和馬科•A•莫拉萊斯主編的《未盡之言:拉美左派的故事》一書,描述了拉美國家在左派和美國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間搖擺多年之后,近年來左派在整個地區實現復興的事實。該書還指出,左派是不統一的,而是遵循兩條不同的路徑發展的:一條是比較傾向世界主義模式的左派,以巴西和智利為代表;另一種是由民眾民族主義所推動的,這在委內瑞拉、墨西哥的民主革命黨、玻利維亞和阿根廷有明顯表現。這種觀點與我國學者將拉美左派區分為“新興左派”、“老左派” 或“溫和派”、“激進派”的觀點比較吻合。
    2008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帕特里克•巴萊特、烏拉圭人類學家丹尼爾•查韋斯和哥倫比亞安第斯大學社會學和法學助理教授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律研究所研究員塞薩爾•羅德里格斯一加拉維托主編出版《新拉美左派:烏托邦重生》一書,系統闡述了“新左派”的特點,對卡斯塔涅達的“左派”概念進行了修正和補充。他們以國家和地區案例研究為基礎,將政黨、政府、社會運動作為拉美左派產生進步性變化、或者為各種各樣的左派總統當選鋪平道路的三種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認為社會運動是這三種力量中的最重要因素,并將政黨和社會運動作為討論的中心。該書描述了拉美社會運動站在階級或種族的立場上,反對經濟私有化,要求全國性的政策變革,并與政黨政治緊密結合。該書開篇即提出,政黨“可以作為社會運動的政治武器,使其能夠在政壇上規劃其權力,表達其要求,并為其提供與政府接觸的必要手段”。社會運動與政府的結盟有助于推動重要的政策實施,反對右派,并為政客提供咨詢。同時,社會運動的目標比較狹隘,而政黨的政治目標卻比較寬泛,所以二者的結合并不總是融洽的。該書認為,理想的情況是,在維護人權、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右翼勢力方面,政黨與社會運動能夠一起運作,同時起作用。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能夠當選巴西總統,說明基層社會運動可以使一個人走向政府殿堂。盧拉本來是一個鋼鐵工人,作為巴西勞工黨的領袖,其政治生涯與無地農民運動相聯系。盡管盧拉在2002年首次當選總統后,很快與勞工黨保持適當的距離,但他于2006年實行了家庭補貼計劃,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食物、孩子上學和炊用煤氣的費用。這項計劃涉及1100萬戶家庭,約占總人口的25%,有些地方惠及近一半的人口。2006年,盧拉再次當選總統,部分原因是由于工會和諸如無地農民運動(MST)等組織的支持。關于委內瑞拉的情況,該書討論了政府在不同地區不同程度地與社會部門合作,扶持名目繁多的社區組織、玻利瓦爾團體,以及選舉戰斗組等。但政府與社會團體并非完全相輔相成,因為查韋斯大權獨攬的領導風格有礙公共管理的制度化和群眾運動的自主性運作。
    二、拉美新左派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及其應對方針:從依附理論到新左派思想
     20世紀60-90年代,在西方國家,解釋拉美國家與美國關系的流行理論是依附理論。這一理論由德裔英國經濟學家漢斯•辛格和阿根廷結構主義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于 1949年提出,被稱為辛格-普雷維什論點。這一理論在許多方面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比較接近。后來,美國馬克思主義者保羅•巴蘭、保羅•斯威齊和安德烈•岡德•弗蘭克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作為對于那種認為不發達國家將經歷發達國家過去所經歷的歷史發展階段,自由貿易能夠使所有國家富裕的“發展理論” 的反制。其基本觀點是,窮國通過一體化進程被納入世界體系中,其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從作為外圍地帶的窮國流向作為中心地帶的富國。發達國家通過經濟、媒體、政治、銀行及金融、教育、文化、體育運動以及人力資源培訓等手段使窮國對于富國的這種依附性永久化,并通過經濟制裁和軍事干涉反制窮國抵制富國影響的企圖。依附理論認為,外圍國家的貧窮不在于它們沒有或沒有完全融入世界體系,而在于它們融入其中的方式。因而,不發達國家如果要進入自我持續發展軌道,就必須采用某種程度的貿易保護措施,即發展進口替代工業。許多依附理論學者也主張通過社會革命,縮小世界體系中的懸殊的經濟差異。
    依附理論反映了當時以前殖民地國家為主的不發達國家缺失經濟主權,成為發達國家的原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的不合理經濟結構,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持續貧困。1989年,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遜炮制了“華盛頓共識”,即由以華盛頓為基地的IMF、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等機構所推動的針對經受危機的發展中國家的十條改革“標準” 的一攬子經濟政策,即強調財政穩定、發展經濟、建立在初等社會保障基礎上的扶貧、低稅收、低利率、市場自由化、外國直接投資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權力下放等。這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亦即新自由主義。從 1980年到21世紀初,這種政策在拉美普遍推行,致使外圍與中心兩極對立的不合理經濟秩序進一步惡化,拉美國家貧富分化程度加重。
    以拉美較為貧窮的國家玻利維亞為例。該國從1986年以來,幾乎一直持續地受制于與IMF的協議,按“華盛頓共識”的要求將幾乎所有的部門都私有化了,甚至包括社會保障系統。跨國公司通過承包基礎設施項目發財了,民眾購買力卻日益下降。比如,水系統私有化導致水價上漲,許多居民買不起水。20年后,這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比25年前還低,63%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經濟困境導致這個國家債臺高筑,其債權方主要為國際金融機構。從整個拉美來看,人均收入在21世紀前5年中增長了約1%,1980-2000年,也只增長了9%。然而,在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前的1960-1980年,人均收入共增長了82%。因而,新自由主義給拉美所帶來的是糟糕的歷時25年的長期經濟停滯。
    由美國所掌控的國際金融機構的政策失誤,以及由此所加劇的外圍國家和中心國家之間的貧富對立,激起了拉美民眾對發達國家帝國主義政策的憤慨,導致他們的反自由化政策、反帝國主義情緒高漲。正如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所說,“我們不只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我們生來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由此不難理解,在烏戈•查韋斯于1998年當選委內瑞拉總統不久,厄瓜多爾、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玻利維亞、尼加拉瓜和智利等國人民紛紛選舉左派領袖執政的原因。這些左派中雖很少具有傳統社會主義政黨理念,但它們都是適應21世紀的新形勢應運而生的,都或多或少具有新左派的特征。所以,如果選用一個統一的稱呼,用“新左派” 這一概念比較合適。那么,這些新左派有哪些共同特征呢?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格雷格•葛蘭丁撰文認為,拉美已經有了新共識,這種共識可以看作是對拉美新左派思想的總結。結合其他學者的相關論述,拉美新左派思想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1、開放的反帝思想。雖然拉美新左派在不同國家各有其獨特的社會政治背景,因而政治態度不盡相同,然而它們有一個共同的主張,即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霸權政策。美國早在始于19世紀初的大規模領土擴張時期,就把擴張的矛頭指向拉丁美洲,特別是1823年門羅總統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的口號,其實質就是宣布拉丁美洲屬于美國的勢力范圍。美國控制拉美,首先體現在經濟領域,其次在政治領域。甚至在冷戰開始之前,當杜魯門總統推動成立聯合國、推進美洲以外的地區開放市場的時候,他在拉美的特使就在商談建立給予美國公司優惠待遇的美國與拉美國家的經濟聯盟,并使得華盛頓能夠將拉美納入反蘇集團。這種所謂的政治經濟集團使得拉美成為以美國為核心的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弱勢外圍區域。拉美新左派的反帝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拉美新左派反對美國繼續獨霸拉美市場的企圖。近年來,美國與拉美國家商談將已經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擴展為美洲自由貿易區協議(FTAA),包括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等國在內的左派和新左派掌權的國家都反對簽訂這樣的協議。新左派認為,這樣的協議將會使拉美國家都變成北美自由貿易區中的墨西哥,由美國控制其貿易,就像美國的一個州一樣。他們將這種不平衡的市場結構稱之為“市場多妻制”,即美國有好多個伙伴,但這些伙伴都只能忠于美國,不能有二心。
    第二,新左派反對美國對拉美國家內部事務的干涉。美國經濟學家和華盛頓特區的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馬克•魏斯布羅德撰文說,玻利維亞趕走了美國設在該國的反毒品執行機構,因為玻利維亞認為,美國宣稱在拉美“向毒品宣戰”,實質上是美國企圖在拉美立足并與拉美的地方軍隊和警察建立聯系的借口。玻利維亞將美國的這些活動看作不穩定因素,認為它威脅著玻利維亞的主權和民主。
    據委內瑞拉記者溫貝托•馬克斯2005年10月12日報道,委內瑞拉決定驅逐自從1946年以來就在委土著居民區活動的美國基督教福音傳教派組織。查韋斯總統認為,“這是帝國主義滲透的機構。他們收集敏感和戰略性情報,并剝削印第安人,所以他們得離開,我不在意對于這一決定所帶來的國際影響的兩種不同的聲音。” 實際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左派政治團體、環保主義者、土著組織、學術界、天主教領導人甚至軍隊都在批評這種被稱為“新部落” 的美國宗教組織,指責這一組織代表跨國公司探測戰略性礦藏,強迫土著人民進行文化適應和對話,假借傳教強迫土著人西化。委內瑞拉社會學家和環保主義者亞歷山大•盧薩多在20年前就發表了關于“新部落”的活動的報告,現在又表示對查韋斯決定的支持。在美國宗教界,美國電視福音布道者帕特•羅伯遜在電視上號召謀殺查韋斯,美國政府對此保持沉默,但美國在委內瑞拉的布道團還是被趕走了。這一事件表明委內瑞拉人民反帝愛國情緒的高漲。
    第三,在外交領域,新左派掌權的拉美國家反對美國的干涉,不做美國的應聲蟲。除上述委內瑞拉與布什政府的摩擦,其他由新左派掌權的拉美國家也都在外交上堅持自己的獨立自主政策,不接受美國的擺布。2009年10月,玻利維亞驅逐美國大使,因為有證據顯示,美國政府在支持玻利維亞合法當選的莫拉萊斯政府的反對派。智利拒絕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需要指出的是,拉美左派反對美國的政治行為是理智的和開放的,他們只是要求與美國平等交往,而不是關門主義。幾位拉美新左派總統在祝賀奧巴馬當選總統時,要求他取消對古巴的禁運,巴西總統盧拉也要求奧巴馬與查韋斯會面。
    2.打破中心-外圍經濟體系的多元化貿易政策。拉美經濟之所以處于困境,是由拉美國家過分依賴美國的中心-外圍經濟體系造成的。拉美新左派施政的首要目標就在于破除這種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體系,其方針是發展多元化、多樣性的國際貿易聯系,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變單極貿易體系為多極貿易體系。
    第一,利用經濟全球化的貿易離心力、多元化和多樣性的發展趨勢,利用拉美國家自身的資源優勢,促進區域經濟多樣化,大力發展與美國以外的經濟實體,特別是與亞洲的貿易關系。利用石油、礦石、大豆資源,擴大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使中國在2009年成為拉美第二大貿易伙伴,雙邊商品和服務貿易額達到1200億美元。拉美國家與印度和俄羅斯的貿易也有很大發展。查韋斯雄心勃勃地要發展與安第斯地區、加勒比地區、南美洲南部以及與西班牙、歐盟、俄羅斯和中東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特別是與伊朗發展經濟合作。
    第二,新左派執政的拉美國家積極推動拉美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擴展于1991年簽署條約、1995年 1月  1日正式啟動的南方共同市場,同時,開始規模巨大的道路建設工程。美國學者認為,在這一方面,巴西起著主導作用。2005年底,巴西與拉美其他國家的貿易比上年增長了90%,而與美國的貿易卻只增長了20%。委內瑞拉向拉美其他國家提供廉價石油,并允許用實物還債;對于古巴,則允許其通過醫務人員的勞務抵債;與哥倫比亞建造通向廉價出口港口的輸油管道;投資數10億美元于拉美北部的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提出建立南方銀行,印制拉美共同貨幣;同時,與拉美其他國家在聯合國進行外交協調,使相互關系更加緊密。如果能夠沿著這一趨勢發展下去,拉美國家有可能成為具有全球性廣泛聯系的獨立經濟實體,而不再是美國的后院。
    同時,新左派掌權的拉美國家也致力于拉美國家之間的相互幫助,共渡難關。比如,委內瑞拉向阿根廷提供了9.5億美元的貸款。
    3.克服中心-外圍體系后遺癥:實行傾向社會主義的國內經濟政策。中心-外圍體系的嚴重社會后果是貧富差別擴大,階級矛盾尖銳。因為,國民經濟依賴出口廉價資源,換取從發達國家進口的生活資料,國外出口公司和作為外商掮客的國內買辦資產階級大發橫財,而普通老百姓的購買力卻日趨下降。結果,導致社會秩序和安全狀況惡化,進一步影響了外商投資信心,使得經濟更加依賴從發達國家進口,被迫向發達國家借債,由此形成惡性循環。所以,新左派的國內經濟政策便聚焦在縮小貧富差別、照顧弱勢群體、恢復民眾對國家政治經濟前景的信心。美國獨立新聞工作者丹尼爾•登維爾和西雅•里奧弗蘭科斯認為,在整個拉美,土著、勞工和農業工人運動的興起推動新政府的產生,新政府宣布實行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許諾更公平的財富分配和加大國家對自然資源的控制。這種經濟政策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在委內瑞拉,查韋斯明確倡導參與民主和社會主義。在玻利維亞,莫拉萊斯將自己的黨命名為爭取社會主義運動。概括起來,拉美新左派的國內經濟政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扶持弱勢群體,特別是土著族群。據委內瑞拉記者報道,查韋斯向土著社群提供集體土地使用權、船舶發動機、運輸工具和信貸戶莫拉萊斯作為首位當選總統的土著人,他的當選意味著上著人民的覺醒。莫拉萊斯政府也結束了持續幾百年的類似種族隔離的精英群體對占人口大多數的土著人的排斥。
    第二,發展公共事業,增進公共福利。前述美國新聞工作者認為,通過社會使命計劃和其他政府動議,由查韋斯總統領導的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革命已經在向貧困開戰,在擴大享受醫療保健人口和提升識字率等方面都取得了進步。馬克•魏斯布羅德說,在委內瑞拉,“貧困家庭已經降低了38%”,并且長期為富裕的精英階層所排斥的委內瑞拉人口的大多數首次實現了參與民主的政治進程。
    耶魯大學格雷格•葛蘭丁教授說,委內瑞拉已經使社會開支成倍增長,為很多窮人提供了醫療保健,還為全國40%的人口提供食物補助。由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國內需求的擴大,委內瑞拉經濟在2004年增長18%,2006年增長9%。
    2006年,阿根廷總統基什內爾在國會的一次講話中說,“在歷史上,第一次,一次重構過程最終使得這個國家的債務大幅減少。”
    第三,破除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基礎,推進基礎設施國有化,強化國家于經濟的控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全面私有化,它導致外國跨國公司對自然資源和重要經濟部門和相關商品價格的壟斷,導致民眾實際收入水平下降和宏觀經濟處于無序狀態。所以,拉美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運動的一個首要目標便是要求國家控制自然資源。新左派政府響應民眾要求,加強政府對重要經濟部門,特別是礦產資源開發的控制。同時,在各種環保組織的壓力下,各國政府也開始注意節約資源,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委內瑞拉通過國有化和合資方式加強對資源和重要經濟部門的控制,甚至提出食物主權的概念。巴西將對外國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專利權稅從50%提高到80%,將5個在1991年已經私有化的石油天然氣公司的國有股份提高到51%;并且擴大國家對用于國內消費和出口的天然氣生產的各個方面的控制。在環保方面,查韋斯提出反對使用生物石油,將其看作“反生命”工業。
    同時,所有新左派政府也都強調財政緊縮、控制政府債務,承諾在經濟不景氣時也要有基本盈余。這些措施顯示,新左派領導下的拉丁美洲正在展現一個經濟平衡和持久發展的良好開端。
    三、結論
    拉丁美洲在歷史上作為受國際資本控制和剝削的前殖民地地區,也曾經是美國與前蘇聯爭奪勢力范圍的前沿地帶。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左翼力量遭到殘酷迫害,左派運動處于低潮。在冷戰結束、蘇聯的影響消失后,左派再次蓬勃興起,并演變為傾向社會主義的新左派。這說明,反對帝國主義的歷史潮流是由拉美政治發展的內在規律決定的。幾十年來,拉美國家和美國的政治、歷史學者一直在跟蹤考察拉美反對帝國主義剝削和壓迫的歷史和趨勢,提出了反映拉美社會政治發展的深刻見解。從依附理論到新左派思想的理論演進和從左派到新左派的概念轉換,緊緊追隨拉美國家政治發展的歷史潮流。研究這些理論思想對于我們正確認識拉美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和發展趨勢,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環球視野》2010年9月2日第307期,摘自2010年6月《拉丁美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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