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白宮黑名單”的愛國者喬姆斯基
2010-08-22 18:36 來源：文新傳媒
諾姆・喬姆斯基，被各種光環簇擁：美國《科學》雜志評選出的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20世紀世界前10位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根據人文科學引述的檢索……在古往今來的所有學者中，他（喬姆斯基）的被引用次數排名第8”。
諾姆・喬姆斯基，被各種光環簇擁：美國《科學》雜志評選出的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20世紀世界前10位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根據人文科學引述的檢索……在古往今來的所有學者中，他（喬姆斯基）的被引用次數排名第8”。
諾姆・喬姆斯基，有各種令美國政府尷尬，讓普通大眾驚訝的觀點。比如美國經歷“9・11”之痛時，他出版小書《9・11》，指出“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在《霸權與生存》一書中，他道明美國在中美洲、在伊拉克等地區與國家常年來的恐怖主義暴行。
這樣一位以筆為戎的大家，會帶給中國人何種頭腦風暴？日前，《環球時報》記者對首次訪華的喬姆斯基進行了采訪，也聆聽了他在北京大學做的題為《世界秩序勾勒：持續與變化》的公開演講。
作為知識分子的喬姆斯基
西方學者內爾・史密斯將喬姆斯基與愛因斯坦、畢加索、弗洛伊德、羅素并列，我國學者陸建德則將喬姆斯基比喻為“中國古代的圣哲，忙于公共事務，不逞寧處”。而喬姆斯基最為世人所知的，是他對“知識分子”這一身份的履行。
何為知識分子？喬姆斯基曾經給出這樣的定義，“知識分子就是民眾中思想被灌輸得最多的一群人……最容易輕信宣傳的那群人……即那些穿過了各種各樣的門檻或濾網，最終充當文化經理人的人……這個過程從小學就已經開始了。”所謂“濾網”，在喬姆斯基看來，不僅媒體是一個巨大的過濾網，教育體系更是如此：當一個人能夠接受一層層的教育時，他就已經適應了預先設置好的框架；當一個人能夠走進牛津、劍橋等高等學府時，他就已經清楚地知道哪些話不能說，哪些事不能做。
那么，這真的是喬姆斯基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嗎？當記者問到如今已被美國主流媒體“過濾掉”的他還如何繼續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時，喬姆斯基給出的回答更接近他心目中知識分子的本意：“任何政權都不會歡迎批評他的人。如果你很受歡迎，你可能其實做了一些錯事。縱觀歷史，多數知識分子是權勢的支持者，只有少數是批評者。看早期的文獻資料，比如《圣經》里就有知識分子形象，不過他們不被稱作‘知識分子’，而是被稱作‘先知’，但你看他們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他們其實就是知識分子：他們評析政治、警告國王、批評道德狀況等，但是這些人往往被投入監獄或者被驅逐。”
喬姆斯基進而舉出兩個本世紀頗有引領性的知識分子：愛因斯坦和羅素。前者雖然激烈地抨擊政權，但他最終還是回到了他的物理研究之中，所以他還可以時常出現在公眾面前，出現在媒體報道之中。而后者則不同。既是學者，更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最重要的社會活動家的羅素，嚴厲地批評越戰，堅決反戰，抵制核武器，被剝奪了教學的資格，并被投人監獄。縱觀喬姆斯基數十年來與民眾共同反戰，嚴辭批評美國外交政策―這位語言學家顯然更接近羅素。
據陸建德介紹，"1970年羅素逝世。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為紀念本院這位杰出的學生和院士，決定設立羅素講座并推選喬姆斯基為首位演講人。”在1992年加拿大拍攝的《制造共識》這部紀錄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通往喬姆斯基辦公室的小走廊盡頭，掛著一張巨幅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羅素。
作為科學家的喬姆斯基
其實，喬姆斯基首先是一位科學家。他的語言學研究不在于對語言現象的分析，而在于解釋現象背后的原因。他所建立的生成語法理論，將過去側重語言本身的研究，轉為對語言生物學屬性的研究，即研究人腦的語言系統，研究人如何獲得語言能力，大大促進了人類認知科學的發展。
其中，“普遍語法”是喬姆斯基語言學理論中的最主要思想，即人類具有先天的語言獲得機制，這是一種“遺傳規定下來的屬性”。不僅是語言能力，在喬姆斯基看來，人的大腦天生就不是一塊白板，而是具有天生的知識結構和天性的思維能力。一個小孩也就可以憑借先天的語言獲得機制和知識結構，創造性地聽懂并說出之前并未聽過的句子，并且對外部事物給出自己的分析與判斷。
喬姆斯基這種對認知領域的研究思路也被他貫徹到對人類社會的研究：他關注的不是現象，而是各種現象背后的成因，并進而體現出他身為科學家的素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像科學家研究某種復雜的分子”一樣研究社會現象。他著名的政論文章就是這種嚴謹的科學研究方法與態度的體現：充足的論據、填密的論述，如陸建德所說，‘他的論敵們難以駁倒他的觀點”。
與他的語言學理論相關，喬姆斯基還是一位合格的老師。在喬姆斯基看來，所謂“教學”，不是像給一個空水杯倒滿水，而是更像讓一朵花按其自然規律而生長。按照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理論，他堅信每個人天生就有語言能力，并能夠運用同樣是天賦的思維能力分析各種現象；與此相通，喬姆斯基認為“只要愿意運用自己的思維能力，并愿意去探究，每個人都能發現很多這個社會和政治世界中被隱匿的真相。”因此，在他看來，沒有誰是一個“空”水杯，他在做的事，就是告訴人們，你有看透事物表象的能力，這并非僅屬于小部分人的特權――這位老師并不愿意讓人們相信他的話，包括他對政黨、學術權威、媒體的批評――他在乎的是，引領越來越多的人自己去發現真相。
作為政論家的喬姆斯基
此次訪問中，他所關注的，除了語言學，就是當今國際社會所面臨的兩大危機：環境破壞與核武器威脅。他在講演中說：“最近很多科學家發布研究結果，冰川融化釋放出的甲烷比二氧化碳可怕得多，現實中的環境危機比我們做出的建模所預測的糟糕得多……核威脅是人類能否活下去所面臨的另外一個巨大危機。1945年以來，核威脅就如影隨形。現在則主要是伊朗問題。
“伊朗有可能真的在努力開發核武器。它被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所包圍。下一個風險，是伊朗在拓展它對鄰國的影響力，有可能在未來造成核威脅。伊朗對美國的反抗，被視為‘去穩定化，因為所謂穩定是按照帝國主義的意愿來行事；而伊朗國內的波動，則是對伊朗人民最大的威脅。”
喬姆斯基同時談到了世界格局的變化。“二戰期間，美國對世界的掌控能力達到巔峰，是有影響力的世界秩序的規劃者……但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世界就出現了三極：以美國為基礎的北美、歐洲和當時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到了90年代蘇聯解體，美國開始了建立‘一極世界’的狂熱。蘇聯的解體雖然暗示了北約的命運，但是相反，北約在美國支持下無處不在，成為美國遏制歐洲新生力量的工具。現在，整個世界不是由美國一家控制。目前，歐洲發展歐元區，伊拉克如果能夠重建，將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中國現在GDP的發展令人驚訝，但同時代價很大，所有的成就不是憑空而來。按照傳統的經濟指標衡量，中國經濟確實發展很快，但是這個傳統指標往往是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屬性，衡量不出來人們對環境的破壞、對能源的過度開發等等問題。現在，中國在全球權力轉移中承擔著重要任務。美國是空間軍事化的領頭羊，而中國更愿意走不擴張路線，中國應建立熱愛和平的聯盟，阻止空間暴力等問題。”
上了“白宮黑名單”的愛國者
不過，喬姆斯基之所以是喬姆斯基，還不僅因為他以學識和科學家的素養為武器，批判性地認識世界格局的變化（尤其批判性地看待美國），他之所以能夠成為這樣一位執著的知識分子，更因為他的愛國。
喬姆斯基在京期間對記者觸動最大的，是他在回答一位中國觀眾提出的問題時，說道，“我只能幫助美國解決問題”。這讓記者想到，在1973年6月27日《紐約時報》上公布的“白宮黑名單”上，學者一欄的第一個名字，就是“諾姆・喬姆斯基”。美國政府將他視為敵人，而他依舊數十年來不知疲憊地關注著美國的一舉篇動，分析每個政策的利弊與長期影響。還是黃正德教授概括得精辟：“喬姆斯基不愛政府，但愛國――沒有人比他更愛美國。”
因為喬姆斯基愛的是美國，所以當他被《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過濾掉”之后，他依舊沒有停止研究與社會活動，“《紐約時報》不算什么，我還有很多種方式可以與大眾交流，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都有很多個請我去做演講的邀請。”喬姆斯基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被媒體所冷落，他在乎的是自己是否履行了身為研究者的科學精神、身為老師的引領作用和身為知識分子的擔當。
雖然在世人眼中，喬姆斯基是一位戰士，但他畢竟抗爭不過自然規律：他的手上已經布滿了老年斑，走路需要旁人攙扶。北京記者會上，兩個問題涉及到了他現在的年齡，讓記者感到于心不忍。他的回答簡短而堅定：“我當然知道自己在老去……更少的時間，更多的工作，更加努力而已。”“我還有很多要做，并正在做……每個人回望自己的一生，都有很多應該做，而沒有做的事情。”
喬姆斯基的回答讓記者想到美國將軍麥克阿瑟退休前著名演講《不死的老兵》中的名句：“老兵不死，只是悄然隱退。”他們兩人，一個著名的左派，一個是著名的右派；相同的是，他們都是堅定的愛國者，都是“不死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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