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寡頭——危機癥結

李月　

    如果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美國坦誠直言，那么它的建議會是：除非破除阻礙經濟復蘇的金融寡頭，否則所有經濟復興計劃都會以失敗告終。美國必須同全世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抓緊時間，阻止大蕭條的到來。

    最近3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見證了數個國家的經濟危機，烏克蘭1994年的惡性通貨膨脹；1998年夏天俄羅斯因發行新債券購買償還舊債券失敗而急需救助；1997年，印尼盧比大跳水，同年，韓國因外國銀行突然拒絕向其發放新貸款而導致30年的經濟奇跡陷于停頓。
    這些危機都有相通之處：每個國家都需要貸款，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做出巨大的變革以確保這些貸款能夠發揮作用。幾乎所有處于危機中的國家都要學會如何自力更生，以遏制經濟衰退，必須要擴大出口，減少進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則需要幫助它們制定在這階段適用的政策，如預算、貨幣供應量等。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擔心

    不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官員和經濟學家們最擔心的是：發生經濟危機的國家的政治問題可能會成為阻礙經濟復蘇的最大障礙。通常情況下，導致這些國家陷入經濟困境的原因很簡單：大權在握的巨頭們透支了經濟的繁榮，埋下巨大的風險。新興市場國家（泛指美國和日本等市場成熟度較高的地區之外的所有國家）的政府和私營企業主形成了同盟——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寡頭。寡頭管理國家更像管理一個上市公司，他們就是控股的股東。這些人的投資通常是有利于整體經濟的，但他們總是進行風險極大的賭博式投資。他們認為，憑借政治關系，可以把所有遇到的實質性問題都推給政府解決。
    過去5年，俄羅斯的私營經濟體從全球各國銀行及投資者那里借款4900億美元，他們認為俄羅斯的經濟在能源部門的支持下會一直快速發展下去。俄羅斯的寡頭們花費資本收購其他公司并進行投資，增加了就業，同時博得了政治幕僚的好感，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他們就能進一步牟利，并得到稅收優惠和補貼。
    其他新興市場的寡頭也如此效仿，他們耗費大筆財富，背負巨額債務搭建商業帝國。當地銀行迫于政府的壓力，不得不向精英們和依附于他們的人傾斜放貸。過度借貸給個人、公司或是一個國家帶來的后果都是極其嚴重的，信貸的條件必將愈發嚴格，而最終，借貸的條件將嚴格到沒有人可以接受。
    事態每況愈下，之前借貸給這些金融寡頭的地方銀行趨于崩潰，此前還是“公—私伙伴關系”如今變成“裙帶資本主義” 了。信貸無法使用，隨之而來的就是經濟癱瘓，政府被迫削減外匯儲備來維持進口、償債并補償私營損失。但這些儲備終將耗盡。所以政府通常情況下會掃除一些導致現金流失的大窟窿，并且重組嚴重失衡的銀行體系，換言之，就是至少壓縮一些寡頭。
    通常新興市場國家不會首選壓縮寡頭的方祛，恰恰相反的是寡頭享有得到政府幫助的優先權，比如優先獲得外匯，減免稅收。俄羅斯式援助最典型：政府為私人債務提供擔保，但寡頭們最終認識到由于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政府不可能完全接收私營企業的債務，所以注定一些寡頭不可能在經濟復蘇之前得到幫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愿意向俄羅斯發放貸款，但前提是要確保總理普京做好準備，愿意向他的好朋友們保持強硬態度，比如從無能和貪婪的“企業家”手里奪取銀行體系的控制權。當然，普京的“朋友們”會反擊，他們會動員盟友做工作并向政府其他部門施加壓力以得到額外的補貼。
    很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項目“夭折”就是因為政府對待親信的態度不端正，直接導致巨大的通貨膨脹等等，只有在寡頭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計劃中作出正確抉擇之后，項目才能重回正軌。1997年，關于讓哪個強勢家族的銀行關門的問題，在泰國解決得還算順利，但是在印度尼西亞直接導致了總統蘇哈托的倒臺以及經濟混亂。
    根據多年的經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人員知道，除非一些強勢的寡頭暗中阻撓，否則該組織穩定經濟并保持有益增長的計劃都會成功，而寡頭的阻撓卻是新興市場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最先進的寡頭政治

    美國現在面臨的金融危機同以往發生在韓國、馬來西亞、俄羅斯等國的情況驚人地相似，都是全球投資者擔心該國或其金融部門無法償還如山的債務而突然停止放貸，而銀行由于無法再舉新債來償還舊債而讓擔心變成了現實。這便是促成雷曼兄弟公司在去年9月15日申請破產后導致美國金融部門所有資金來源枯竭的原因。銀行體系的疲弱迅速波及到經濟的其他方面，造成嚴重的經濟萎縮。
    更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就是金融家——精英的商業利益是導致美國這次危機的始作倆者，他們依仗政府的支持進行越來越大的賭博，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潰，更令人擔憂的是他們正在利用其影響阻擾各種拉動經濟所急需的改革，而美國政府似乎束手無策，或是不愿對他們采取行動。
    投資銀行家們和政府官員更喜歡責怪美國在網絡泡沫破滅后降低利率，或是中國大量的美元儲備阻礙了美國貨幣的流通，還有人抱怨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促進住房的長期努力。但是這些不同的政策：輕度調控、低息貸款、不成文的中美經濟聯盟、促進住房等都有一定的共同點，即無論是否與政治勢力有關，都要讓金融機構獲利。如果政策的變化應對了危機但又限制了金融機構的收益，那么這一政策也只能是曇花一現。
    金融機構所創造的巨大財富帶給了銀行家們巨大的政治影響力。美國金融業的繁榮始于里根時期，在克林頓和布什政府的寬松政策支持下，貨幣政策、證券交易、利率互換等大大增加了金融服務的獲利機會。華爾街正是抓住了這樣的機會。從1973年到1985年，金融業利潤僅占美國企業利潤的16％，20世紀90年代達到20％～30％，此后一度達到41％。2007年，金融業利潤為美國國內企業平均利潤的181％。
    早在摩根大通的時代，銀行恐慌僅通過私有銀行間的協調即可解決，政府根本無法插手。而現在，美國不僅有最先進的經濟、軍事、科技，也有最先進的寡頭政治。不同于原始的政權制度，美國金融業通過積累文化資本來獲得政治權利。銀行業和證券業已經成為政治活動的最大貢獻者。
    金融業對政治的影響渠道就是在華爾街和華盛頓政府之間的人員流動。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曾任高盛投資公司的聯合主席，后成為花旗集團執行委員會主席。亨利•保爾森，高盛的CEO，后擔任布什政府財政部長。艾倫•格林斯潘離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后，成為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一名顧問。這些人脈關系在過去三屆總統政府中強有力地拉近了華盛頓和華爾街之間的聯系。
    華爾街是一個非常誘人的地方，空氣中都充滿了權力，那些執行官們也認為他們手中掌握著操控世界的杠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于金融業巨頭能夠如此輕易地接觸到美國最高層的政府官員頗感震驚。
    幾代決策者已經過于迷信華爾街了，不管銀行說的是否真實都會盲從。接任格林斯潘的伯南克在2006年說道：“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的管理越來越復雜……各種規模的銀行組織在過去二十年中在風險分析和管理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但這只是一種臆測，立法者、學者、管理者們都認為銀行會知道他們正在做些什么，可實際上他們不知道。以AIG為例，其金融產品部門在2005年創造了25億美元稅前利潤，主要是通過銷售大量低價的金融衍生品保險業務所得。這一策略在往年是盈利的，但是現在卻是災難性的。截至去年秋季AIG共有超過4萬億美元的未支付證券保險，目前美國政府為了挽救公司承諾用1800億美元的投資和貸款彌補AIG在制定自己的復雜風險模型時所說的那種“不可能出現的損失”。

                              美國寡頭與經濟危機

    美國寡頭經濟體系和政府對寡頭們的傾斜政策，不僅導致了去年的經濟危機爆發，還波及到了其他很多方面，包括過度房貸，以及大大超過金融界承受能力的過于寬松的貸款標準等。但這十年資產市場泡沫的最主要受益者，則是商業和投資銀行——以及與其比肩的對沖基金，他們在相對極小的有形資產的基礎上獲得了巨額利潤。
    由于人人都變得更富裕了，盡管整個國家經濟體系的健康嚴重依賴于房產業與金融業的高速增長，華盛頓的美國政府并沒有對此發出任何質疑。相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固執地認為美國經濟在本質上是健康健全的，金融衍生品的巨大增長和不斷攀升的信用分擔等“合理分布的風險”則正是經濟體系健康的證明。
    在2007年夏季，變象陡生。突然增多的債務，使哪怕一個小小的經濟失敗都可能導致重大問題，進而導致了次貸危機。從那時起，美國財政部門和聯邦政府便被予以厚望，應對這一新的危機。
    美國政府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是不確定性——不確定主要銀行是否有足夠的資產以支付債務。盲目樂觀的觀望態度顯然無法克服這種不確定性，但政府不愿意得罪金融機構：當一個主要金融機構陷入困境，美國財政部和聯邦儲備委員會便會在周末提供援助，并在下個星期一宣稱，一切盡在掌握。
    在2008年3月，貝爾斯登被出售給摩根大通，但在大多數人眼中，這更像是白送了摩根大通一份厚禮而非什么收購，9月，我們也看到了美林被出售給了美國銀行，所有這些行為都是政府促成的。去年10月，華盛頓的九大銀行在同一天關門重組。而相應的，便是針對它們的一系列救助計劃。
    美國政府至今仍未明確這些行動的目的何在，如何產生效果。財政部和美聯儲并沒有遵照任何公開闡明的原則，只是暗地制訂了一項交易，然后聲稱這是現階段的最佳選擇——典型的暗箱操作。
    在整個危機期間，美國政府采取極端小心的態度以防得罪金融機構，也不質疑任何現存的基本制度。在2008年9月，現任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曾要求國會花費7000億美元購買銀行的不良資產，而且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對其購買決定也不得經過任何司法審查。許多觀察家懷疑，其目的是超額購買這些資產，從而把問題從銀行轉嫁給政府——事實上，這正是政府收購銀行不良資產的唯一作用。大概是因為這一無恥的補貼方案無法找到任何政治依據，因而該計劃被擱置。
    隨著危機的加深，金融機構需要更多的援助，美國政府表現得越來越有創造性，絞盡腦汁所提供的銀行補貼名目復雜，一般民眾甚至根本無法理解。在今年2月下旬實施的花旗第三救援計劃，政府以遠高于市場價的價格將政府擁有的優先股轉換成了普通股，而這些決策卻絲毫沒有通知解決危機的第三方參與者——納稅人。
    政府的這種柔軟手腕讓麻煩加劇，原因很簡單：這不足以改變金融機構己經習慣了的舊有經營模式。一名高級銀行官員去年秋天在《紐約時報》上宣稱：“甭管保爾森給了我們什么，在經濟好轉之前我們不會借出一個銅板。” 但是，癥結在于；如果銀行不能健康運轉并開始借貸，經濟是不會好轉的。

                                敢問路在何方？

    美國在金融領域的危機至少需要面臨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個是病人膏肓的銀行業威脅甚至扼殺任何財政刺激因素能帶來的經濟復蘇的萌芽；第二個是因為同政治的聯姻，盡管失去了民眾的支持，金融機構依然擁有否決公共政策的能力。
    大銀行似乎只有在經濟危機開始時才會開始影響政治。由于金融體系如此脆弱，一個主要銀行的倒閉所能造成的損失會遠遠大于平時。而銀行則會利用這種擔心，拼命地榨取政府的油水。美國銀行在爭取第二批救援計劃時曾警告美國政府，如果財政部不考慮對其救援，那么他們可能無法收購美林證券。
    銀行問題的根源在于它們在證券和貸款組合信用風險上的損失。但是它們又不愿承認，以免因此而導致破產。于是，它們掩飾自己過錯，隱瞞問題后所能申請到的援助又不足以使其恢復健康運轉，只能茍延殘喘。那些不能健康運轉的美國銀行，要么拒絕借貸（囤積資金以支撐儲備），要么進行賭博性的高風險高回報的貸款和投資。但無論哪種情況，都會進一步打擊美國經濟。銀行資產將會持續惡化，進而形成一個極具破壞性的惡性循環。
    想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如果隱去國家名字而只展示數據，那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們會很快提出這樣的措施：把陷入困境的銀行國有化，如有必要，則令其破產。政府必須迫使銀行承認其損失的真實規模，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國有化。國有化并不意味著永久性的國家所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是：擴大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業務范圍。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干預進程”就是由政府管理的銀行破產程序。政府需有權力剔除銀行股東，替換不良管理者，清理資產負債表，然后再將銀行回售給私營機構。這一措施的最大優點是，可以清楚認識到問題的存在，并在其惡化前解決掉。
    清理巨型銀行的過程極其復雜，且成本高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數據，清理美國銀行系統的長期成本將達到近1.5萬億美元（占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0％）。但是，只有這樣斷然的政府行動——最大限度地暴露財政腐敗，歸還公眾確認的健康銀行資產——才能整體性地治愈現有的金融機構危機。
    這一舉動看似猛藥，其實依然不夠。美國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寡頭的權力——與眼下的信貸危機同樣重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見同樣簡單：打破寡頭體系。
    美國的大銀行正是因為攫取了過大的權力而變得不容有失。國有化和重新私有化并不會改變這一現狀，更換銀行的管理者在這一危機時刻是有必要的，但最終也不過是換一個新的寡頭而已。最理想的情況莫過于將大銀行按照區域或者業務類型拆分成中小規模售出。這一方案看似粗暴，但卻是限制機構中個人權力的最佳解決辦法。當然，這種分散的銀行體系可能會招致“效率成本低下”的抱怨，但是，相比銀行規模過大進而變成自毀式的“大規模金融殺傷性武器”來說，多大的成本都算不上“太大”。
    為了確保有系統地拆分銀行，并防止這種危險的金融巨臂的復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美國還需要大幅修改反壟斷法案。100多年前所建立的法案是為了打擊工業壟斷，而非現在所面臨的問題。金融機構現在的問題并不是某一個公司由于擁有足夠大的市場份額而壟斷價格，而是一個或一小串相關企業一旦倒閉就會摧毀整個經濟。
    人們一直在討論的實施金融業薪酬上限可以幫助恢復政治力量的平衡，并遏制新的寡頭政治出現。華爾街的最大光環就是持續創造出愕人的財富。限制薪酬即可減少金融機構的誘惑力，進而使金融業回歸正常溫度。
    當然，長遠來看，直接限制薪酬支付上限略顯簡單。畢竟，大多數財富都是由巨大的不受控的私人對沖基金和私人資本運營公司生成的，因此，降低工資將無比復雜。管制和稅收應該是個辦法。隨著時間的推移，最主要的途徑將是擴大透明度和增加競爭，這將直接降低金融業的運營成本。
    可能現在美國和全世界的精英們還保持著舊有的觀點，認為目前的不景氣“不叫能比大蕭條時還要糟”。事實上，比大蕭條時期還要糟，因為現在全球關聯密切，銀行業的地位也更高，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著同步下滑的經濟形勢，個人和公司的信心削弱，政府財政出現重大的問題。如果美國政府認識到潛在的后果，就應該對銀行體系和寡頭政治采取行動。希望現在還為時未晚。
    （《環球視野》2010年3月29日第285期，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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