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共產黨的生存現狀及其未來前景

孫勇 李申

 　　[內容提要]　發達國家共產黨的生存現狀，是人們思考世界社會主義前途命運過程中必然要涉及的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當前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在全球的蔓延，給冷戰后一直謀求擺脫發展困境的發達國家共產黨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同時也使其面臨諸多嚴峻的現實挑戰。而能否抓住歷史機遇，有效處理好自身發展中幾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成為影響其未來走向的關鍵所在。

　　
　　肇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帶來的國際金融海嘯至今仍未見底，它在重構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同時，也對冷戰后一直處于低谷徘徊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場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因而也被許多對“社會主義”充滿期待的人們視為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并由此在西方引發了“馬克思主義熱”的回歸。那么，身處危機漩渦中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如何看待這場危機?對它們來說，危機是否意味著歷史的機遇和復興的開始?對其今后斗爭及未來走向又會產生哪些影響?本文試圖圍繞上述問題進行梳理和分析。
　　
　　一、各國共產黨對金融危機的認識及反應
　　
　　對于這場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希臘共產黨早在2000年7月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就作出預言：“隨著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及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競爭和沖突的加劇，不久的將來人類可能經歷一場全球性的危機?！?005年召開的美國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也曾作出預測：金融資本的全球肆虐和跨國公司的壟斷支配，將可能引發世界經濟的大起大落乃至長期停滯。這場危機爆發后，各國共產黨紛紛就其性質和根源闡述自己的觀點。特別是在2008年11月召開的第十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與會的各國共產黨就金融危機話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討論，會議發表的《圣保羅宣言》充分表明了各黨所達成的諸多共識。
　　首先，在對危機性質和特征的判定上，各國共產黨普遍認為這是一場“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從而具有“結構性、全面性的本質特征”。盡管從表面上看，這場危機發生于金融領域，表現為金融資本的監管失控和“信用崩潰”，但本質上卻是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在金融領域的集中爆發和體現，是由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一次周期性經濟振蕩，是當代全球化背景下周期性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相互交織的一次深刻的“制度危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無法逃出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事實，也從根本上表明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沒有得到根本消除，所謂“冷戰后資本主義最終勝利”和“歷史終結”的謬論也就不攻自破。同時，危機的這一性質也決定了其所固有的“結構性”和“全面性”特征。法國共產黨的認識更是一針見血：沖擊全球的危機并非僅僅局限于金融或經濟領域，它同時也揭示了政治上的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的危機；從深層看，金融危機本質上是一場制度危機。
　　其次，在對危機成因和根源的分析上，各國共產黨傾向于將其歸結為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發展的產物。美國共產黨主席薩姆·韋伯在其《金融與當前危機——危機的成因及其出路》一文中指出，觸發危機的原因是“掠奪性的借貸、取消監管和永不知足的貪婪”，而這恰恰是資本的本性，因此危機的爆發表面上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驅使下虛擬資本和金融投機無限膨脹的結果，其背后暴露出的卻是資本主義的制度缺陷和惟利是圖的本質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希臘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法國共產黨、英國共產黨也都認為，不應把這場危機簡單歸因為美國“次貸”危機的結果。危機產生的原因既不是銀行家的失誤，也不是國家對銀行監管失利，而是資本的貪婪本性所致；危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產，是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被資本家無償占有這對不可調和的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第十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發表的《圣保羅宣言》表達了各國共產黨對此次危機根源的共識：“資本主義危機是資本主義自身的本性使然，是資本主義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使然，當前的危機可能是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危機。”
　　第三，在對當前資產階級政府所采取的“救市”策略上，各國共產黨大多持批評態度。針對美國政府提出的700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計劃，美國共產黨認為，政府一方面在籌集巨資向大型企業注資或收購不良債務，但另一方面又在削減衛生、教育、住房、醫療等社會服務的支出，其目的是大資本家試圖在自己掌控主要權力工具并使自身財富完好無損的前提下解決危機，進而將危機成本和風險“轉嫁”給普通民眾；這種計劃的實質是一種寄生性的國家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或形象地稱其為賭場資本主義。面對美國和歐盟的“救市”舉措，葡萄牙共產黨的批評更加深刻：從政府的干預目的看，這些政策和措施都不是為了救民于危難，而是為了滿足大資本的利益，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以及鞏固某些大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是資產階級本質的充分暴露；從政府干預效果看，“當前資本主義國家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措施，不僅是暫時的，而且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本身，同時它還將成為深化危機的核心因素，為新的危機埋下種子”。與美國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相比，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國共產黨的態度略有不同，它們認為，各國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來挽救資本主義金融體系，必然為新危機的發生埋下隱患，而且通過購買銀行股份而實現的所謂部分國有化也并非真正的國有化，但是三黨支持各國政府采取積極舉措來挽救銀行等金融系統，以避免出現大規模的股份拋售行為而導致危機加劇。
　　第四，面對危機所引發的嚴重后果，各國共產黨紛紛提出了各自應對危機的策略和主張。絕大多數共產黨認為，當務之急是在現有資本主義框架內選擇一種能夠替代新自由主義的方案來盡快消除危機，盡管這種方案本身并不能根除危機的隱患。在對替代性方案的理解和設計上，雖然各黨有所不同，但它們都不約而同地將重點放在了加強金融監管體系和改善人民生活上。如法國共產黨提出了監督金融機構，建立透明化的銀行體系，提高薪酬和退休金，保障銀行中小儲戶存款，保證失業人員救助金，保障受危機影響無法還貸者的住房等應對危機的緊急舉措。美國共產黨認為，近期“更為理想的解決方案”，就是采取一些直接措施來恢復金融市場的有序運行，恢復美國經濟的活力，最重要的是改善美國人民的生活條件。英國共產黨也多次發表聲明，要求政府采取“為了人民而非大公司”的政策，進而主張采取一個“左翼綱領”來應對危機。與上述共產黨不同的是，以希臘共產黨和葡萄牙共產黨為代表的共產黨則主張突破現有的資本主義框架，用社會制度變革的方式作為解決危機的根本途徑，認為社會主義是克服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唯一出路。
　　二、危機下的發展機遇及其現實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在使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資產階級近年來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遭受沉重打擊的同時，無疑也給冷戰后一直謀求擺脫發展困境的發達國家共產黨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這種機遇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資本主義難逃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現實，再次驗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蘇東劇變后，隨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谷，馬克思曾經作出的“兩個必然”結論也隨之成為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嘲諷的對象。在資本主義“最終勝利論”的全面鼓吹下，發達國家共產黨內部也出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懷疑和理想信念的動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許多有著悠久歷史的大黨、老黨相繼改旗易幟或宣告解散，在逆境中堅持斗爭的一些共產黨也可謂步履維艱。但此次危機的發生，再次驗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所在，給困境中的發達國家共產黨以極大的振奮和鼓舞，西方“馬克思主義熱”的回歸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依舊在全球化形態下發生作用，而經濟危機的爆發是其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從表面上看，當代資本主義借助全球化進程在世界范圍推進社會化大生產，似乎獲得了基本矛盾的一定程度的緩和與自身衰亡的延緩。但從實質上看，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全球擴張在實現全球資源優化配置的同時，也把其固有的盲目性、滯后性等弱點全球化了，進而加大了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層面崩潰的可能；另一方面，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也使資本主義經濟擴張在地域上達到了極限，資本的增殖、商品貿易放量、生產擴大等都很難通過開辟新的處女地得以實現。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命運就更多地取決于全球市場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納資本主義調節其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一旦這種能力達到飽和，不管資本主義愿不愿意，它都必然要發生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更何況，當代資本主義所表現出的全面社會化的特征，以及本次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直接干預市場，采取變相國有化的重大措施，都蘊含著社會主義的因素。這些都充分證明了馬克思的“兩個必然”判斷依舊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其次，社會主義中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有利于發達國家共產黨國內外政治影響的回升。與蘇東社會主義政權頃刻間土崩瓦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天的中國，不僅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快速、持續、健康發展，而且在現代化的征途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從而極大地顯示出了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優越性。特別是在此次各國攜手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社會主義中國正日益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無論是GDP增長“保8”目標的提出，還是G20峰會上中國領導人對世界的莊嚴承諾，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樹立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人的良好形象，從而贏得了各國人民的尊重，以致西方有人感嘆：“現在要靠社會主義中國來拯救資本主義世界?！倍袊厣鐣髁x世界影響的日益擴大，不僅有利于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在世界范圍的傳播和西方民眾對共產黨傳統認識的改變，客觀上也為發達國家共產黨國內外政治影響的回升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三，危機的蔓延及西方民眾生活水準的下降、擔憂的加劇，為發達國家共產黨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政治活動空間。冷戰結束以來，受右翼勢力打壓和自身斗爭策略的影響，發達國家共產黨的政治活動空間一直遭受擠壓。但金融危機發生后，隨著人們對危機反思的深入和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重新思考，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等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再次得到宣揚，這無疑為共產黨擴大自身政治影響提供了契機。如法國共產黨就積極通過輿論討伐、舉行集會、抗議示威等形式，彰顯自己在這場危機中的政治立場。2008年9月18日，法共就薩科齊對當前經濟局勢的解釋表示抗議；9月27日，法共分別在巴黎和馬賽組織了15000名共產黨員參加的示威活動，游行者要求政府停止向投機者提供金融支持，要求政府將資金轉向支持實體經濟，要求政府設法恢復國民的購買力等；10月1日，法國左派四大政黨首腦集體磋商，敦促法國參議院和法國國民議會就經濟形勢展開討論；11月，法共又先后發起和組織了“保衛公立學?！?、“反對政府操縱和支持郵局私有化”、“爭取住房權”等多場全國性游行示威活動；12月11～14日，法共召開了黨的第三十四次代表大會，深入討論了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闡述了法共應對危機的策略主張，號召全黨在這場金融甚至是社會、環境、民主的危機面前，“應該意識到自己的重要責任，并匯集所有力量，全力應對危機，重建一個新世界”。2008年10月2日，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就經濟危機發表聲明，指出“危機現象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經濟命運”，“任何管理性政策都不可能解決其固有的腐朽性”。10月21日，希共在雅典等希臘主要城市參與發起罷工游行，抗議希臘政府的私有化計劃及其針對養老金體系進行的改革。隨著共產黨身影在政治舞臺上的不斷閃現和話語權的逐步增加，其政治影響力較以往相比也有了顯著回升。在這方面，日本共產黨可謂最具代表性。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經濟衰退令許多失去工作和退休金的人把目光投向日本共產黨。而日共則積極開展活動幫助失業民眾，以年輕人為目標開展宣傳。日共領導人在電視中宣講馬克思的《資本論》，揭露資本家的剝削手法，贏得了民心，其支持率在大學生和年輕雇員中逐年“升溫”。據日共公布的數據顯示，該黨現有黨員41.5萬人，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大的共產黨，而且現在正以每月1000名新黨員的速度遞增，其中又以年輕人居多，這與現執政黨大規模的黨員流失形成了鮮明對比，以致日本《東方時報》發文感慨：“日本人開始熱愛共產黨”。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金融危機在給發達國家共產黨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隱藏著嚴峻的現實挑戰。這在以下三方面表現尤為突出：
　　第一，金融危機并未暴露出資本主義馬上要崩潰的跡象。2008年11月召開的第十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對此作出了準確判斷，即盡管此次金融危機宣告了“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最終勝利”論的破產，但并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馬上終結。相反，當前經濟復蘇的跡象已經開始顯現。如近期國際市場美元的走軟、大宗消費品銷售的增長、國際黃金價格的飆升和道瓊斯股指的連創新高，都預示著全球經濟開始回暖，而中國經濟復蘇的強勁態勢更是遠超人們意料。歐美發達國家正是借助經濟全球化進程，將原本一國范圍內存在的各種矛盾向其他國家擴散，從而有效避免了國內矛盾的激化，減緩了自身的衰亡。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為了挽救自身命運，而不得不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待，在資本主義制度允許的范圍內使生產關系向著社會占有的方向進行漸進式調整。它們的這些舉措，客觀上推動了社會主義因素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積聚和增長，推動著當代資本主義向未來社會的悄然轉變。
　　第二，金融危機并未改變共產黨在發達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邊緣化”處境。盡管金融危機發生后，各國共產黨借助各種場合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它們當下的最大困境依然是合法性資源匱乏，在西方民眾心目中難以得到更多的政治認同。究其原因，一方面，蘇東劇變對共產黨存在合法性的災難性影響至今仍未消除；另一方面，其他政黨的政策調整和自我革新也進一步打壓了共產黨的生存空間。這些都是導致共產黨在歷次政黨選舉中得票率較低，政治處境日益“邊緣化”的重要誘因。
　　第三，發達國家共產黨并不具備解決危機實際問題的能力。首先，從當下共產黨所倡導的應對危機的主張來看，一方面由于缺乏執政資源，這些主張并不能夠得到有效的實施；另一方面，部分主張也過于抽象而缺乏操作性，更多地則帶有理念性質，同時這些主張也不可能完全被資產階級所接受。其次，從斗爭形式來看，共產黨目前主要是通過集會和組織群眾游行示威方式來表達政治立場，宣揚民眾心聲。雖然這種形式有助于自身社會影響的擴大，但更多的卻是一種內心情緒的宣泄和釋放，在根本上無助于危機實際問題的解決。再次，從斗爭策略來看，多數共產黨主張通過資本主義現有框架內的政策調整來緩解和擺脫危機，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意味著危機的最終解決只能依賴于資產階級政府；而少數共產黨提出的制度變革主張顯然時機還不成熟。最后，從處理危機的能力水平來看，共產黨在以往現實斗爭中所暴露出的執政能力較弱、自身定位不準、斗爭經驗不足、手段方式不靈活、宣傳力度不夠等問題也使西方民眾對其期望值普遍不高。無論是經濟管理能力還是社會治理能力，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相比，都還有較大的差距。
　　
　　三、在把握機遇中尋求未來
　　
　　從以上分析中不難看出，金融危機既為發達國家共產黨擺脫當下的發展困境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同時也給其重新走向復興帶來了嚴峻挑戰。但無論如何，危機的爆發，使它們再次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希望和魅力所在，從而極大地堅定了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信心和決心。就目前而言，雖然發達國家共產黨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邊緣化”處境沒有得到徹底改善，但僅憑此就對其未來作出任何過于悲觀或盲目樂觀的結論均為時尚早。事實上，面對歷史提供的機遇，發達國家共產黨的未來命運歸根到底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能否處理好以下幾方面的因素，就成為影響其未來走向的關鍵所在。
　　首先，在現階段如何對自身角色及其奮斗目標予以準確定位。過去受蘇共思維模式的影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長期以“先鋒黨”、“領導黨”自居，但在實踐中它們卻發現，這些原則不僅難以得到民眾認同，而且又與左翼聯合的現實相違背，事實上后來多數共產黨都在各自的實踐中悄悄放棄了這些概念。正如美共所指出：“黨遲早會成為工人階級和人民運動的唯一和不可挑戰的領導者的概念已經過時，這也是從蘇聯挫折中得出來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法共也強調，共產黨過去讓群眾跟隨自己，團結在自己周圍，這種做法已不符合法國人民對法共的期待；因此，法共必須同這種“向導黨”和“先鋒黨”的做法決裂。但是，在新的斗爭形勢面前，共產黨究竟對自身角色如何定位，對其未來發展可謂起著至關重要的導向作用。法共在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即將自己定性為一個“對法國人民有用”的黨，但其實際效果究竟如何，仍有待實踐的進一步檢驗。此外，在確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之后，如何科學、合理、準確地定位現階段的奮斗目標，也是共產黨無法回避的方向性問題。
　　其次，如何在現代政黨轉型中始終保持共產黨的自身特性。進入21世紀以來，面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和日益激烈的政黨競爭，政黨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呈現出各類政黨政策調整的“左右趨同”。這在以下五個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第一，在隊伍構成上紛紛打破傳統的階級界限向“全民黨”轉變，并將越來越多的重心轉移至爭取日益擴大的中間階層的支持上；第二，都將自由、責任、人的尊嚴、團結、互助、法治、民主等作為自己基本價值體系的核心價值觀，并突出強調維護社會公正和尊重個人權益的重要性；第三，在社會政策上，普遍把實現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程度作為施政重點，并注重加強對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的整合，努力展示其貼近大眾、捍衛國民利益的一面；第四，主動加強自身與國家的滲透和融合，積極推動政黨職能由以往階級斗爭的工具向參與國家、社會、經濟、社區管理轉變，并廣泛建立各種決策專門研究機構，為本黨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服務；第五，在政策宣傳上重視向全社會開放，尤其重視利用因特網、多媒體等現代信息工具，擴大與黨內外各階層群眾和各種社會團體的對話與交流，努力縮小并消除與群眾之間的隔閡。由此不難看出，其他政黨的政策調整對共產黨的政治空間造成了巨大擠壓，不僅擠占了共產黨原有的“核心陣地”，而且似乎也有取而代之之勢。因此，共產黨如何在這種壓力下尋求自身理論的突破，并始終保持自己的政黨特色，就成為能否贏得未來激烈政黨競爭的關鍵。
　　第三，如何有效克服黨內分歧，保持共產黨內部的高度團結和協調一致。出于對蘇共垮臺的深刻反思和黨內革新的需要，冷戰后發達國家共產黨普遍將“民主”擺在了黨內建設的突出位置，并相繼放棄了過去長期堅持的民主集中制，允許黨內各種持不同意見的政治派別存在。這在增加黨的活力的同時，也使黨內原本存在的矛盾進一步公開化。隨著共產黨理論主張革新力度的加大，黨內反對派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并逐漸衍變為“改革派”與“正統派”之間的爭論。事實上，當前共產黨已經陷入了一種困境，即“如果政黨未能適應選民的壓力，那就將導致選票流失或自身的消失；而如果變化太大，那就可能導致政黨的分裂，因為政黨組織內部的傳統主義者可能會拒絕接受在選舉中實屬必要的改革”。這在西歐共產黨內部表現得尤為突出。實踐證明，黨內團結則政黨興，黨內分裂則政黨亡。黨內一盤散沙的分裂局面，不僅不利于共產黨凝聚力的增強和戰斗力的發揮，客觀上也為右翼勢力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
　　第四，如何在實踐中處理好與其他左翼政黨既聯盟又斗爭的關系。面對右翼勢力的不斷整合，左翼力量之間的聯合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正如美共所指出的：“在當前全球政治經濟高度集中的情況下，那種認為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便可以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的觀念是錯誤的，其結果只會對社會主義事業造成巨大傷害?！币虼?，美共認為，黨必須進行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上的重大調整，加強同包括反種族壓迫運動、婦女運動、環境運動、移民和青年運動以及勞工運動等在內的所有進步成員的聯系，建立廣泛的政治聯盟；在一些觀點主張上的分歧，不應該影響共產黨與它們進行對話和采取共同行動。但在現實政治特別是西歐政治實踐中，共產黨卻陷入了“兩難”困境：鑒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如果在一些政策主張上一味對其他左翼政黨進行遷就、退讓，勢必會造成自身獨立性的喪失；而如果采取不妥協的立場，又必然會導致分歧的加劇和聯盟的破裂。在這方面，法共就有著多次在參加左翼聯合政府過程中因未能保持自身獨立性而導致大批選民流失并遭受社會黨排擠的深刻教訓。因此，如何在左翼聯盟內部處理好既團結又斗爭、既妥協又抗爭的關系，不僅關系到共產黨自身作用的發揮，而且關系到左翼的興衰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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