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勞動的非正規化

作者：郭懋安

 《國外理論動態》 2010年第1期

自由資本主義導致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和大蕭條，嚴重的失業引起社會動蕩。為“醫治”資本主義沉疴，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取代了自由資本主義。它著手規范勞動力市場的秩序，通過法律保障組織工會、進行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擴大勞動人民的經濟社會權利特別是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對工會運動的強勁發展采取相對寬松的政策。上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黃金時期”。但好景不長，70年代中期以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從嚴重“滯脹”轉為低速增長，失業率攀升并居高不下。凱恩斯主義失靈，自由資本主義卷土重來，是為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對于勞動力市場，先要排除約束資本自由活動的障礙和阻力，修改將近50年來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的游戲規則，削減工人和工會經過長期斗爭贏得的經濟社會權利，削弱他們自衛的能力，壓制他們的維權活動。因此，新自由主義一方面反對國家這個“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共產黨宣言》）干預資產者的活動，要求“去監管化”；同時又要求國家干預勞動者的活動，強化監管。換言之，它要求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活動“保駕護航”，讓資本不受約束地剝削勞動者實現利潤最大化，這使勞動呈現非正規化趨勢，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用“看得見的手”削弱和剝奪勞動者的基本經濟權利，鎮壓和限制他們的維權活動

1.利用立法、行政和司法手段三管齊下削弱和限制發達國家工人既有的結社自由、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英國的撒切爾政府和美國的里根政府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急先鋒和樣板。前者于1979年執政，在幻世紀80年代初就通過一系列反勞工立法，允許雇主拒絕承認或撤消承認要求與之進行集體談判的工會的代表性；鼓勵雇主雇用拒絕加人工會的工人；取消禁止雇主不公平解雇工人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成為鼓勵雇主歧視性地解雇工會會員）；工會必須依據規定程序和條件組織罷工，否則法院可判決工會向雇主賠償因罷工所受的損失并另交巨額罰款，此外法院還可同時判決監禁工會領導人；撤消政府為保障低收人行業和部門工人最低生活水平為其規定最低工資標準而設立的工資委員會，示意雇主政府不再干預其以超低工資雇用工人；取消所有關于限制女工和童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等等。這些立法措施使就業條件倒退到20世紀初的狀況。美國的里根自1981年就任總統以來及其后的歷屆政府都著重執行反勞工的1947年《塔夫特一哈特利法》（《勞資關系法》）和1959年《蘭德拉姆一格里芬法》（《報告及披露勞工管理狀況法》）。前者修訂了1935年《瓦格納法》（《國家勞動關系法》）中有關允許組織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的規定和有關禁止侵犯這些工人權利的4種“雇主不正當勞動行為”的規定；制定限制勞動者權利的條款，包括多達7種 “工會不正當勞工行為”的規定，如禁止工會侵犯工人自主決定是否加人工會的自由（在司法實踐中成為允許雇主收買的工人進行反工會活動）；禁止工會要求雇主發工資時代扣工會會費（這實際上是控制工會經費來源）；禁止工會組建“全會員工廠”（禁止將一個工作單位的全體工人組織進工會）；禁止工會組織聲援性罷工和聲援性糾察活動，雇主有權向組織聲援活動的工會提出民事訴訟并獲得經濟賠償；禁止工會在勞資談判進行過程中組織罷工向雇主施壓，工會作出罷工決定后必須遵守政府的緊急狀態禁令，在80天內不得罷工，在此“冷卻期”內勞資雙方必須配合政府的調解工作并務求達成協議等等。后一項法律則以“保障工會內部民主”為名，干預工會內部事務，實則阻撓甚至破壞工會的維權行動。它規定選舉各級工會干部的程序和標準，特別規定不得選舉共產黨員和原共產黨員為干部；要求工會報告其財務狀況及會務管理狀況；規定可對工會干部濫用職權特別是侵占公共財物的行為作出刑事或民事判處等等，以借故打擊和破壞工會組織。據美國學者統計，以1980年為界，以前30年中提交行政和司法當局處理的勞資爭議約有70％的判決對勞方有利，以后14年中則為70％的裁決對資方有利。

里根和撒切爾還開創了50多年來動用國家機器重拳打擊罷工斗爭的先例，對工會運動產生嚴重影響。

1981年初，美國機場塔臺空中交通管理員工會在集體談判中要求增加工資和提高福利待遇，因其會員負責每日數以萬架次民航班機的飛行安全，責任重、精神壓力大，應隨物價上漲提高工資并增加帶薪休假和退休金等福利待遇。談判破裂后工會（會員1.5萬人）決定全行業大罷工，它認為其要求合情合理；其會員工作專業性強，他人難以代替；在1980年總統選舉中它是僅有的幾個不支持民主黨而支持共和黨的工會，應能得到里根的支持。但里根援引《塔夫特一哈特利法》宣布進人緊急狀態對全國機場塔臺實施軍事管制，調遣部隊專業人員接管空中交通指揮工作，并進一步下令解雇全部1.2萬名堅持罷工的空中交通管理員永不錄用。這一動用國家機器鎮壓罷工并摧毀一個工會組織的政府干預行為實屬罕見，它震懾了美國工會，也在國際工會運動中引起轟動。相關的國際工會組織公開譴責這次事件，我們也以民航工會負責人名義在《工人日報》發表聲明同情并支持該工會的正當要求。這次的政府干預推翻了上世紀30年代美國禁止雇主雇用“長期替代工”頂替罷工雇員的法律規定和司法判例，雇主從此可以援例合法地破壞罷工。

1984年，以戰斗性強影響面廣著稱的英國全國礦工工會為反對關閉部分國有礦井和解雇礦工舉行全國煤礦工人大罷工。罷工帶有反對保守黨政府經濟政策的政治色彩。撒切爾政府寧愿承受全國煤礦停產帶來的重大經濟損失，堅決拒絕收回關井解雇的成命。雙方互不相讓僵持一年多之后，工會終于因財力不支，會員生計無著，內部發生分裂被迫宣布復工。撒切爾政府達到了“殺一儆百”、削弱工會運動的目的。

在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認為保障就業安全和規定工資底線、保護勞動安全與衛生等會增加生產成本以及工會活動干擾企業正常生產秩序，這些都不利于市場競爭，不利于經濟增長，不利于吸引外資，以此為由反對制定和阻撓執行保證工人基本權利的勞動立法。廣大勞動群眾仍在資本主義初期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條件下生活和勞動。

2.削減社會保障，擴大社會不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在無法出賣自己勞動力以取得工資的情況下，以及失去勞動力和一定時期內不能勞動的勞動者，即失業、老、殘以及病、傷者，他們雖無工資收人仍必須生存。工人階級要求為他們提供工資以外維持生活的手段實行社會保障，這就是參加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這不能解決勞動人民的貧困問題，但可對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公平有所彌補，而且有助于維持社會穩定。

19世紀末，德國在社會主義運動蓬勃興起的壓力下開始實行為老、病、傷、殘的勞動者解決生活困難的社會保障制度。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和大蕭條引發空前嚴重的失業、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意大利和德國通過議會選擇了法西斯主義，美英法等國勞動人民則選擇議會外的街頭直接行動，示威抗議甚至搗毀政府辦公設施。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蒸蒸日上，經濟增長，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這對西方國家勞動人民產生吸引力，對統治階級則是一種威懾和震撼。1933年，美國羅斯福上臺執政，致力推行“新政”。他宣布了以“四大自由”為指導方針的施政綱領，其中“免于匱乏的自由”落實到具體政策就是積極干預經濟：大興公共工程，緩解就業危機；實施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社會福利計劃。20世紀40年代，經過反法西斯戰爭鍛煉的世界勞動人民強烈要求社會進步、政治民主，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趨向高漲。英國于1948年宣布建成“福利國家”，保障國民“從搖籃到墳墓”的生活安全。其他西方國家紛紛跟進，不同程度修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一個重要方面。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新白由主義主張在經濟社會領域進行“改革”，減少政府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事業的責任和資金投人，加大商業性經營的成分，提高勞動者進入的門檻，降低福利水平。西歐各國福利待遇較高，勞動者對這種“改革”的反應強烈。

本世紀伊始，歐盟各國開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結構性改革”。法國和瑞士規定勞動者必須參加私營或部分國有的退休基金。法國還“改革”公共養老保險制度，規定推遲五年退休并削減退休金，希臘和奧地利也都實施內容基本相同的“改革”。意大利在修改養老保險制度的同時又修改《解雇法》。西班牙出臺新的《失業保障改革法》，葡萄牙則全面修改勞工法。以上除瑞士外的6個國家于2001年至2003年期間先后爆發了反對這些“改革”措施的全國大罷工，其中法國參加罷工及游行示威的勞動者近200萬人。6國中只有希臘和西班牙的罷工明顯取勝。

在發展中國家，拉美各國較早實施社會保障制度，但其中極大多數國家在幻世紀80年代陷人長達十余年的經濟困難時期，東南亞國家受1997年金融風暴的沖擊，經濟也比較困難。這些國家被迫同意實施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所推行的經濟政策以換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由于削減公共福利開支涉及對社會保障的資金投人，廣大勞動人民深受其害。發展中國家社會保障事業受新自由主義的阻撓，或尚未起步或雖已啟動但步履蹣跚，勞動人民的工資水平本來就低，加上基本上沒有或很少有參與社會財富第二次分配的機會，他們比發達國家的勞動者承受更大的社會不公。

二、加大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用“看不見的手”肆意剝削勞動人民

1.開發“非工會化”勞動力市場，排除限制資本自由活動的阻力。首先，經濟全球化使資本可以方便地到經濟欠發達、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地方投資。這種地方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但也有發達國家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及鄰近地區。如美國傳統的發達地區東部、東北部工廠向南部及西南部轉移，西歐工廠向經濟轉型中的東歐轉移；歐美跨國公司更是大量向亞非拉特別是亞洲國家直接投資辦廠。這些地區或原來就沒有工會；或原有的工會因企業易主而無法生存（如東歐）。甚至在有工會傳統的發達國家，也可以利用非規范的用工方式如雇用短期合同工、臨時工、非全日工以及其他方式阻撓成立工會。全球最大的超市連鎖店沃爾瑪和快餐連鎖店麥當勞是非工會化企業的典型。

沃爾瑪控制著一個“從美國辛辛那提到中國深圳”的全球供應商網絡，它利用它們之間的競爭規定最低收購價，實際上壓低所有這些制造廠商工人的工資。它在發達國家的勞工界不僅以低工資、無福利、大量雇用非規范就業工人聞名，更以堅決反工會聞名。其下屬好幾家連鎖店肉禽部組建了工會，它不僅關閉這幾家分店而且關閉所有分店的肉禽部。這收到了“殺一做百”的效果。非工會化大大方便了資產者放手剝削勞動者，擴大了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據美國學者調查，1950年美國當時最大的廠商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的年薪（不含獎金、津貼等福利收入）相當于其裝配線生產工人年收人（工會會員、含工資及獎金等工資以外的福利）的140倍。2003年沃爾瑪首席執行宮的年薪超過其正規就業工人年收人（含工資及少量福利）的1500倍。還有生產洗滌用品的著名跨國公司寶潔公司和聯合利華公司等也都是無工會企業。其次，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資方必須面對工會的情況下，經濟發達國家極力削弱工會的功能，弱化集體合同，甚至“去集體合同化”。將產業的全國性集體談判改為分散的地方性集體談判或企業一級的集體談判，甚至撇開工會同勞動者個人簽訂勞動合同。再次，外包生產（貼牌生產）。控制名牌產品生產和銷售的跨國公司自己不開設工廠，將生產任務發包給發展中國家的廠商，同時對產品質量、產量、交貨時間，特別是對生產費用、勞動成本提出十分苛刻的條件。跨國公司使用大批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在低工資、長工時、不衛生不安全的條件下為它生產商品。雙方卻在形式上不存在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公司由此可以回避工會的約束，肆意剝削工人。馳名的耐克運動鞋就是以外包方式在中國、越南和印尼生產并貼上耐克商標后行銷全世界。高技術含量的電子計算機包括手提電腦也是以這種外包方式生產，而且這是利潤豐厚的電子工業通用的生產方式。不過電腦構造復雜，元件零配件都需要組裝合成，因此把整個生產鏈條分解成多個工序或環節由多個廠家分層轉包。國際商用機器公司一家總部設立在美國硅谷的子公司就是將電腦外包給印度、馬來西亞和墨西哥的廠商生產制造的。

2.推行非規范就業，廣泛使用非全日工、合同工、臨時工和承擔外包任務的家庭工。新的科技革命以及經濟全球化突出了勞動力市場非技術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企業主將技術工人當作“骨干”勞動力，按正規方式雇用他們。對非技術工人則將他們當作“邊緣”勞動力，不定期地而且短暫地雇用他們，不同他們簽訂勞動合同或只簽訂短期合同。這些非規范就業的勞動者長期處于就業不足或半失業狀況，t資遠低于法定最低I資標準，更低于受集體合同覆蓋的正規就業者的工資水平。他們不能享受社會保障制度和集體合同規定的疾病和傷殘醫療、失業和退休保險以及加班費、解雇費、獎金和帶薪休假等福利待遇。美國全國高等院校40％的講師是非全日制職工或非長期就業，他們的Π資和福利遠低于同學歷同水平和同工作的全日制講師。特別是承接外包任務的家庭工在自己家中為雇主勞動，雇傭關系為形式上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商業關系所掩蓋，雇主不承認他們是自己的“雇員”，不承擔法律規定的雇主對雇員的義務，無需按最低工資標準付酬，也不為他們的社會保障交稅。在發達國家，非規范就業者一般占就業人口20％以上，其中荷蘭偏高約為30％，英國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則高達40%。日本的非規范就業、通過中介安排工作、隨時可被解雇的臨時工占其就業職工總數的1／3。構成這個弱勢人群的主體是外國移民，其次是女工，還有不到法定勞動年齡的童工b德國的外來移民多來自意大利南部、巴爾干地區和東歐；法國多來自阿爾及利亞等北非國家，其次為撒哈拉以南的法語國家；英國多來白南亞各國以及加勒比地區的英語國家。美國有3350萬移民，其中2750萬是25歲以上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中，1750萬來自拉丁美洲，910萬來自亞洲，他們絕大多數是非規范就業的工人。其中1200萬來自拉美偷渡人境的無證移民更是備受剝削和欺壓。他們廣泛分布在農業、包括電子工業在內的加工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以及旅游餐飲等公共服務業。他們不能提出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的要求，否則雇主就會告發他們是非法移民，將他們交送政府驅逐出境。據美國勞動部統計，2005年這些無證拉美移民工在肉禽屠宰冷凍包裝業的就業工人中占25％，在餐飲服務業洗碗工中占24％，在建筑業粗工中占25％—27%。另據統計，在新興的電子工業基地之一的美國硅谷，這個部門非規范就業的勞動者中拉美移民從1990年占75.6％升至1999年的86.87%。他們是美國經濟生活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勞動隊伍，同時也是一個備受就業歧視和種族歧視的弱勢群體。

在發展中國家，非規范就業現象比發達國家更嚴重。大批農民從農村和貧窮落后地區源源不斷涌向城市，其中多數只能以非規范方式就業。資產者利用勞動力市場買方占絕對上風和社會政策勞動立法不完備的有利條件，以非規范方式大量使用這些廉價勞動力并使他們長期處于非規范就業的狀況，這剝奪了世界上數以億計的勞動者應有的經濟社會權利。班加羅爾是印度的新興工業城市和電子工業重鎮，是南部鄰邦進城務工者聚居之地，他們是非規范就業的國內移民工。一家大型公營電子工業企業的員工中有44%的移民合同工，他們的日工資僅有75盧比（相當于1.5美元），而且必須每月下崗一天。因法律規定必須無間斷地連續工作六個月方能成為正式工，這樣他們就不能轉正，正式工不僅工資高于合同工并且有工資以外的福利。印度1961年《學徒工法》規定工業企業應在人員編制中保留適當比例的學徒工名額，班加羅爾市各工廠普遍借此合法地使用童工或以學徒正名義雇用非規范就業勞動者。該市由電子工廠相對集中的“電子城”各企業牽頭，全市工廠企業廣泛實行一種管理辦法：安排工人在市郊住宿，指定特約的班車接送他們上下班（車費由工人自付），在廠區大門通過保安人員（經過培訓的移民工）核查證件后方能進入各自車間勞動。這樣使工會無法接觸他們。他們的工作不固定，流動性大，來自不同的地區而地方觀念強，虔誠于各自不同的教派和種姓。這些客觀和主觀因素使他們難于形成同屬于一個集體的共識，難于擰成一根繩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經濟權益。印度非規范就業的勞動者占全國勞動力的90％以上，超過3億人。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各有一支在勞動力中比重較大、數量可觀的非規范就業勞動隊伍。

由于非工會化和推行非規范化就業，全球范圍內出現了“有工作的貧困階層”，他們同失業者一樣都是受自由主義之害最深的勞動人民。

新自由主義為排除妨礙資產者自由活動的障礙和阻力，用“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兩只手侵犯勞動者組織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踐踏他們爭取社會保障參加社會財富第二次分配的權利，損壞他們的武器，削弱他們的力量，束縛他們自衛的手，以致他們創造的社會財富越多，自己從中分得的份額比例越小，貧富差距拉開越大，這是社會的大倒退。這有力地印證了資本積累的過程同時是貧困積累的過程這一真理。

人類社會的歷史表明，社會進步有利于經濟增長，社會倒退可引發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反對對資產者經濟活動的監管，強化對勞動者維權活動的干預，釀成當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是歷史的必然。可否再用凱恩斯主義的藥方？歷史已經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馬克恩主義早已指明，全世界勞動者只有堅持履行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毫不動搖地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才能解放自己和全人類。

［郭懋安：中華全國總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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