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有政府興建、政府管理的國有企業。“二戰”之后，英國等西歐國家紛紛收購私有企業，使之“國有化”。近二三十年，西方一些國家又紛紛出售國營企業，使之“私有化”（privatization）其理由是：國營企業的效率低；私有企業的效率高，所以要通過“私有化”來提高企業效率。

　　西方這股“私有化浪潮”的規模并不大，但它對我國的影響卻很大。我國一些主張私有化的“著名經濟學家”和“高參”，自以為找到了“有力的佐證”。他們振振有辭地鼓吹：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國有企業的效率都低于私有企業，所以只能把國企“私有化”。有的人宣稱：經濟私有化是世界各國的總趨勢，“人間正道私有化”。國務院體改辦主辦的《中國改革》月刊去年夏秋連發三篇“本刊評論員文章”，公然宣稱國企改革的根本出路是“非國有化”，該刊為此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嚴厲批評。

　　因此，弄清西方國家的國營企業及其私有化（又叫“非國有化”）的真相，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西方的國有企業：效率高而利潤低

　　看利潤率，西方國營企業的利潤在多數情況下遠比私有公司差。但是若看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技術指標，西方國家的國營企業在大多數情況下不亞于私有大企業。

　　1982年的厲以寧先生是承認上述事實的。他與羅志如合作出版的《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一書，引用米爾瓦德的話說：“國有化部門利潤的低下和70年代起的虧損趨勢，與國有化部門的產量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很不相稱的，特別是如果把國有化部門同私有加工工業部門相比。1955年以后，私有加工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幅度一直小于國有化部門，而利潤率大大高于國有化部門。”

　　為什么“效率高而利潤低”？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按政府主管部門指示，以低價格向私有大企業出售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和運輸服務籌，同時以高價買進私有大企業的商品和勞務。這種價格差，人為地造成國營企業利潤的丟失。

　　英國《晨星》報1980年6月3日報道，1967年—1975年間，由于這種強制性的不等價交換，使國有英國鋼鐵公司的損失達到7.83億英磅。格林和舒特克賴夫在《英國資本主義：工人和利潤收入》一書中說：“國家能夠——利用國有化部門來津貼私有部門；低價格和低盈利性等于給生產以津貼。實際上這一直是英國國有化部門的任務。”1982年，厲以寧在其書中引用這句話時還寫道：“如果再加上國有化部門向私有部門提供的較廉價的產品和勞務，從而使私有企業所有者得以獲得經濟利益，那么收入再分配的這種有利于資產階級的性質就更加清楚了，——在分配方面，國有化有利于資產階級（包括原來的企業所有者和其它仍然私營的企業主），不利于全國的工資收入者。”“國有化部門的低利潤可以保證私有企業的低成本，從而是維持私有企業的一定利潤的條件之一。”

　　在法國，政府也把國有企業當作私有大企業的“搖錢樹”來對待。法國《國有企業文件研究匯編》指出：國有企業的許多價格從1949年到70年代初沒有變化。例如，法國每噸／公里的石油鐵路運費到1972年一直是5.13生丁（注：1法郎為100生丁）；與此同時，法國國有鐵路公司在這段時間向私有企業購買的產品價格卻漲了4一5倍。僅僅由于國有企業向私有企業出售產品的低價，就使4家最大的國有企業——法國煤炭公司、法國國有鐵路公司、法國煤氣公司、法國電力公司每年損失150一200億法郎。

　　80年代因為“虧損”而被私有化的“日本國家鐵路公司”，其貨運價格長期被壓低到成本以下。例如，1968年的貨運成本對鐵路運價之比為147比100，即貨運成本比貨運價格高47％。這大大降低了私有企業的貨運成本（《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管理和權力》第150頁，蘇聯邁博羅達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國有企業產品的低價，主要是提供給私有大企業。例如，1973年，法國國有煤礦開采一噸煤的費用是103.4法郎，對居民的生活用煤售價是每噸305.4法郎，而大的私有公司每噸僅付費94法郎（即比生產費用還低9.1％）。國有的“法國電力公司”1978年按每度11.65生丁的優惠價向私有大企業供電，對居民卻按每度50生丁收費。巴黎運輸管理局是一個大企業，也是用電大戶，但因為它是國有企業，所以它用電就享受不到私有大企業的優惠價。1974年到1975年世界經濟危機及危機以后，能源價格猛漲，法國居民生活用煤氣漲價45.3％，而法國私有工業用的煤氣反倒降價25.3％（《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管理和權力》第145、146頁）。

　　英國國有電力公司與私有大工業企業簽訂合同，按優惠價向它們提供電力。“英國制鋁公司”等有色金屬方面的私有企業，用電價格比居民便宜2／3，比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其他大戶用電便宜40％（《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管理和權力》第148頁）。除了對國有企業實行歧視性的價格政策外，英國政府還實行歧視性的金融信貨政策，對國有企業貸款用高利率，對私有企業貸款用低利率。

　　國營企業以低價格銷售商品給私有大企業，對此，資本家是滿意的。但是，這對于與國有企業同行業的私有大企業來講，卻是很惱火的。因為國有企業商品的低價格奪走了很大一塊市場份額，使同行業的私有大企業的市場份額縮小。例如，美國有色冶金企業是用電大戶，他們就購買美國國有發電站的廉價電力而不買私有電力公司的電力。于是，私有電力公司要求政府把國營發電站“賣給”它們。首先反對國有發電站私有化的就是私有的有色冶金企業，因為它們知道，國有發電站“私有化”后，電價要上漲，對它們很不利。最后達成妥協：國有發電站繼續以低價向冶金業的私有大企業供電，但不得向居民等零售電力；國有發電站只能以低價向私有電力公司供電，再由私有電力公司以高價零售給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114、115頁，蘇聯達林著，三聯書店1975年版）。由此可見，國家的廉價電力成為私有大企業發財致富的源泉。

　　從上可知，強制性的“價格剪刀差”對國營企業非常不利。這種不等價交換，意味著國有企業職工創造的利潤轉讓給了私有大企業。政府壓低國有企業的產品價格使國有企業盈利很少，甚至負債累累；卻使私有大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利潤增加，從而增強了它們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

　　西方國家的政府不僅強令國營企業用“低價賣、高價買”來保證私有大企業獲得高額利潤，而且在市場上商品供過于求時，經常采取強令國營企業停工的辦法，來保證私有大企業充分開工。例如，在1965年，具有強大制造能力的美國國有造船廠大部分都被迫停工，因為國家把軍用船只制造任務的80％交給了私人造船廠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115頁）。

　　由于一小撮大財閥控制著西方國家大部分經濟實力，所以，西方國家的政府日益變成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意志的政治機構。政府使國有企業的主要成果轉讓給私有企業，使國有企業服務于資產階級。

　　　　　　　　　　　西方的私有化主要出于政治原因

　　西方大資產階級對國有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有一種復雜的矛盾心理。他們一方面利用國有企業來為私人資本服務，通過與國有企業的不等價交換獲取高額利潤，一方面又掀起反對國營企業的運動，指責國營企業“缺乏效益、虧損累累”，要求將國營企業私有化。原因是，資產階級既把國有企業看成提高私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手段，又把國有化看作是危及私有制的政治行動。因為，關于國有化的決定通常是人民群眾斗爭的結果（雖然其后資產階級政權使國營企業的運作違反人民意志而符合資產階級利益）。國有企業的運行和發展使人們認識到，私營企業變為國有企業，生產也能正常運行。這說明，資本家并不是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人物。

　　1976年，當時的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在其所著的《法國的民主》一書中，就以恐懼和敵視的口氣寫道：“對大企業系統地實行國有化，不可避免地意味著選擇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經濟制度。”他擔心國有化在更大范圍擴展，將縮小私營企業的范圍，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

　　為此，資產階級的宣傳家們不顧事實，攻擊國營企業“低效”、“經營不善”，企圖造成一個神話：私有制是最有生命力的所有制，而公有制沒有存在的經濟理由。美國總統肯尼迪在一項聲明中明確表示：“私人企業在我們現在的國家制度下，應當是我們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礎，這是我們對抗共產主義的唯一選擇。”

　　從肯尼迪和德斯坦的話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們主要是從政治角度來看待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并不只是將它們局限于經濟范圍。

　　　　　　　　　　　“靚女先嫁”，養肥資本家

　　當然，西方國家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非國有化），也有其經濟原因。隨著國有企業固定資產的增加和主產設備的現代化，一些國有企業有盈利或能盈利了，貪得無厭的大資產階級就要求將這些國有企業私有化，以便據為己有。

　　“二戰”之后，英國工黨政府一手把虧本的、破舊的、資產階級急于丟出的煤礦、鐵路等部門的私人企業高價買來實行“國有化”；另一手又把許多“二戰”時才建立的、嶄新的、有利可圖的企業低價賣給資本家，實行私有化。

　　西德政府在把國營的“博爾西希金屬公司”的股票控制額賣給私有大企業前，先把那些虧損的企業從公司中分離出去，然后把這些分離出去的虧損企業聯合成“博爾西希股份公司”，并繼續實行國有化。

　　英國保守黨在50年代執政時，把工黨執政時搞了兩年多的鋼鐵國有化推翻，又搞鋼鐵私有化。“國有鋼鐵企業的資產，作價由私有企業所有者收回，而在這段時間內，國家對鋼鐵工業的直接投資則等于奉送給私有企業主了。但仍有一些原來技術裝備水平很差的鋼鐵企業的私人企業主認為，與其收回這些無法獲得盈利的企業，還不如繼續保存國有的形式。這樣，鋼鐵工業的國有化也就部分地維持下來了。”（見厲以寧、羅志如《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就是說，能盈利的鋼鐵企業私有化了，讓虧損的鋼鐵企業繼續國有化。所以，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明顯地服從于大資產階級利益的。

　　1970年，英國保守黨政府宣布了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政策，但是，沒有一個經濟部門完完全全地被私有化。因為，雖然私人公司能隨意購買任何一個國有企業的股票，但是，只有那些有利可圖的企業的股票才會銷售一空。1971年1月4日，英國《晨星報》刊登英國政府工業部長約翰·艾登的話：國有企業應當“首先把對私人資本毫無經營意義（應讀作：無利可圖——作者）的那些活動領域”留下來。這樣，那些被認為設備落后、不可能賺錢而選剩下來的“爛攤子”企業，仍被留作國有企業。它們成為資產階級攻擊“公有制企業缺乏效益、虧損累累”的樣板，作為要人們選擇“高效率的私有制”。不要“低效率的公有制”的根據。

　　英國撒切爾夫人上臺后，在1979年宣布，把有利可圖的“英國國家石油公司”、“英國航空航天公司”、“英國歐洲航空公司”等國有企業的資產減價出售給私人公司。而對當時處于危機局面而無利可圖的鋼鐵、造船、汽車制造等國有企業，則宣布它們私有化的時機尚未到來。

　　《世界知識》雜志就希拉克在80年代中期當上法國總理后推行私有化的報道，也可以看出是把哪些類型的企業私有化。報道說：“新政府對設備最好、收視最高的法國電視一臺要實行私有化。左翼人士認為，電視一臺今天的條件是靠廣大的納稅人創造的，如今要賣給私人，等于將納稅人的錢放進右翼財團的腰包里。這種觀點頗能迎合廣大選民。”

　　這類事情在20世紀90年代仍在繼續發生。袁木同志在《歐亞十國紀行》一書中談到1995年對北歐的訪問時說：“挪威和瑞典一些經濟部門的負責官員和經濟學家曾著重告訴我們，在他們那里，私有化一般是從經營得很好和比較好的國有企業開始進行的，而對那些經營管理狀況不佳，或者效益不好，但社會公眾需要即社會效益好的國有企業，政府仍通過各種方法竭力維持。”

　　就在前幾年，德國和意大利分別將極富發展潛力、位居歐洲通訊業第一位的德國電信公司和歐洲第四位的意大利電信公司私有化。

　　1998年，韓國許多私有企業、包括大型私有企業虧損，甚至破產，最大的私有企業———現代集團也不過獲利幾千萬美元，而韓國國營的煙草和人參公司1998年獲純利則高達2.7 億美元。1999年5月24日，韓國政府卻宣布，將把煙草和人參公司、浦項綜合制鐵這兩個贏利較多的國有公司私有化。

　　上述種種事實，都證明了恩格斯的正確。他說：“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6頁）。資本主義國家所謂“超階級”的國家政權，實際上是這樣劃分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地域界線的：盈利的工業企業應該是私人資本的地域。用我國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國有企業的“靚女先嫁”，要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從這里，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資產階級雖然提出私有化的口號，但它過去、現在、以至將來都不會完全取消國營企業，而只是把盈利的國營企業“私有化”到自己手中。

　　最堅決推行私有化方針的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一1986年8年間，也只把英國國營企業的1／3實行了私有化，就是一個證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國家加緊實施私有化的時候，日本政府1997年、1998年將不少負債累累、壞賬成堆的私有銀行國有化。

　　這表明，西方國家的“私有化”，“國有化”，都是服務于、服從于大資產階級的需要。

　　　　　　　　　　私有化是對國有財產的掠奪

　　西方國家的政府搞私有化，不僅是讓資產階級購買效益好的國營企業。而且每次都是廉價出售，讓資產階級合法地掠奪國有財產。

　　“二戰”中，美國為滿足軍需生產和運輸需要，興建了大量國有企業，添置了大量的國有資產。戰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間），美國政府把大量的不動產，特別是大量的運輸工具，出售給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間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們的原價是32.5 億美元（按1958年價格計算是77.5億美元），還有運輸機、汽車等，這些財產大體按原價的15％賣出。另外，許多不需要重新裝備就能生產商品并獲得巨額利潤的冶金企業，也廉價出售給私有公司。例如，用1.7億美元興建的一個礬土廠、兩個制鋁廠、三個軋鋁廠，只以0.567億美元售給“雷諾斯金屬公司”。建于猶他州的價值2.2億美元的鋼鐵廠，以0.475億美元賣給“美國鋼鐵公司”。美國政府共將帳面價值170億美元的工廠和設備，以41億美元（即原價的24％）賣給私有企業（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100——103頁）。

　　美國政府廉價出售的這些國營企業，實際投產只有3年到8年。這是國家拿人民的錢向資產階級送禮，是資產階級通過“購買”形式來掠奪國有財產。

　　90年代德國統一以后，德國政府將原東德的國營企業私有化，資本家們以國營企業價值的幾分之一的價格就購走了。

　　1999年4月15日的人民日報報道：1998年10月，西班牙政府以1比塞塔（不足1美分）價格將國有的西班牙鋼管公司出售給私有西班牙聯合鋼管公司。而在出售前西班牙政府先對該公司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僅其下屬的一個鋼鐵廠，政府就注入資本18億比塞塔（約合1300萬美元）。

　　實踐已經證明，私有化是大資產階級在國家支持下掠奪國有財產的最粗暴的形式；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使少數人獲利而使多數人受損。

　　雖然西方資產階級的傳媒大肆宣傳私有化的“優點”，但人們在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已逐漸認識到私有化對誰有利。德國《法蘭克福匯報》2000年5月24日的一篇文章寫道：“現在，贊成私有化的拉丁美洲人從46％下降到35％。”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1999年8月26日發表了一篇論私有化的文章，標題是《經濟學的至理名言嗎？也許，但對老百姓是真正的災難。》

　　（作者單位成都行政學院法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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