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外交思維美國化的后果
【11月25日《參考消息》轉載新加坡《聯合早報》11月18日文章】題：中國外交思維美國化的后果（作者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李定凱按語：鄭永年先生是一位嚴肅的研究國際政治問題的學者，他最近發表的《中國外交思維美國化的后果》一文認識深刻，有振聾發聵的力量，值得廣大網友閱讀。他站在中國之外，面對世界，觀察中國的外交思維和行為，得到的認識和中國內部的主流意識是大相徑庭的。這可能正應了中國的兩句古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和“當局者迷，傍觀者清”。鄭先生分析的是中國的外交思維，在我看來，又豈止是外交思維美國化了呢？在中國資改派的政治思維、經濟思維、文化思維、教育思維里，不是都美國化了嗎？為了方便網友閱讀，這里特地把鄭文的要點摘錄如下：
l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向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系的開放，向西方開放、向西方學習、和西方接軌。
l 在外交領域，和美國交往的過程也是思維美國化的過程。
l 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向美國看齊，中國似乎已經失去了自我。
l 就中國外交而言，最悲慘的結局可能就是失去了自己的行為邏輯而陷入美國的大國邏輯，采用與美國相仿的政策。
l 中國的國際行為被國際社會“社會化”了，說穿了就是美國化了。
l 中國和美國互相依賴型經濟的發展，已經培育出兩國關系中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這些可以說是既得利益。
l 所謂的合作和協調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跟著美國走。
l 中國國際行為美國化的趨勢已經產生了很多負面影響。
l 在反恐問題上，中國把自己和美國放到了同一戰壕。
l 中國的一些人也跟著美國的調子把朝鮮“妖魔化”了。在六方會談這個框架內，中國又把朝鮮問題看成是美國的，依賴于美國，逐漸地失去了自己的思維能力。
l 由于建立不起自己的話語體系，一些說法不中不西，不倫不類，沒有任何影響力。這對中國很不利。
l 中國要確立能夠解釋自己國際行為的話語，就必須脫離西方的話語體系。國際關系話語的西方化尤其是美國化會是“死胡同”。
l 中國的外交必須表達中國文明，中國的國際話語也必須表達中國文明。
筆者曾經論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思維美國化的趨勢。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向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系的開放，向西方開放、向西方學習、和西方接軌。在這些過程中，中國人的思維不可避免地要受西方的影響。
在外交領域，和美國交往的過程也是思維美國化的過程。到今天，在很多人眼中，中國已經崛起為大國。他們也希望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能夠像大國那樣行為。那么，中國應當跟隨哪個大國呢？在多數人的心目中，無疑只有美國。實際上，成為美國那樣的大國仍然是很多中國人的“強國夢”。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向美國看齊，中國似乎已經失去了自我。
中國“外交美國化”成為趨勢
中國是否可以成為美國那樣的國家甚至超越美國，另當別論。但就中國外交而言，最悲慘的結局可能就是失去了自己的行為邏輯而陷入美國的大國邏輯，采用與美國相仿的政策。這不是危言聳聽。有美國學者著書立說，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國家”，就是說，隨著中國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和大國打交道，中國的國際行為被國際社會“社會化”了，說穿了就是美國化了。
中國國際行為的美國化這一趨勢似乎不可阻擋，因為有很多越來越強大的力量在推動這個進程。
首先是中國和美國互相依賴型經濟的發展，已經培育出兩國關系中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這些可以說是既得利益。隨著它們之間互動的強化，它們的行為就會有很大的趨同性。而這些既得利益在各自的體系內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其次，因為客觀的需要，中國無論學界還是政策界對美國研究投入最多，最大量的資源和最優秀的人才都在研究美國。
再次，中美兩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G2（兩國集團）。G2要求兩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合作和協調。應當說，這個G2是不對稱的，因為美國要比中國強大得多。所謂的合作和協調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跟著美國走。
“外交美國化”損害中國利益
中美兩國互相依賴和互相了解的過程，必然使中國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化。中國國際行為的美國化也不是沒有積極的方面。中國理解美國如何思想和如何行為，這有利于兩國關系的順利與和平發展。然而，中國畢竟不是美國，不可能成為美國。如果那樣，既會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也不利于世界。
在國際舞臺上，中國不可以像美國那樣行為，這里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中國文明和美國文明產生的不一樣的心理素質，中國缺少美國那樣的實踐能力，中國的地緣政治與戰略和美國差異巨大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要求中國確立能夠反映自身本質的國際行為和規范。
中國國際行為美國化的趨勢已經產生了很多負面影響。例如在反恐問題上，在中國很長的歷史上，有一套自己的經驗和方法，但這些年來，中美關系被視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這樣認知也并沒有錯。因為美國是最強大的國家，很多問題要和美國合作才能得到控制和解決，包括臺灣問題、朝鮮問題等等，中國因此追求和美國結成“戰略伙伴”的關系。但在不同的政策領域應當有所區分，“戰略伙伴”關系不能在所有領域一刀切。
在反恐問題上，中國把自己和美國放到了同一戰壕，這樣做表面上看中國好像變得更有力量了，因為在這個架構內，美國承認一些疆獨組織為恐怖組織。其實不然，中國的這個看法正在改變整個阿拉伯世界對中國的看法。中國和美國有什么區別？隨著事實上的G2的形成，如果中國不能在反恐問題上和美國區別開來，中國在這方面會遇到越來越大的壓力（更令人擔心的是，美國并沒有全力支持中國的反恐）。很顯然，中國沒有能力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一場反恐戰爭。
在朝鮮問題上也是如此。應當認識到中國和朝鮮的關系不同于美國和朝鮮的關系。為了和美國合作，中國致力于六方會談。這是中國的貢獻。但可惜的是，中國似乎也把自己放在六方會談的框架內來處理和朝鮮的關系。從中國學術界和政策研究領域來看，中國的朝鮮話語和美國的朝鮮話語沒有什么實質性區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就是說，中國的一些人也跟著美國的調子把朝鮮“妖魔化”了。在六方會談這個框架內，中國又把朝鮮問題看成是美國的，依賴于美國，逐漸地失去了自己的思維能力。
中國和朝鮮的雙邊關系具有悠久的歷史。實際上，中國和朝鮮的關系之所以還能夠維持到今天，就是因為中國高層還沒有放棄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外交”方式。前不久，溫家寶總理訪問朝鮮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每當六方會談進行不下去的時候，中國還是要回到傳統的和朝鮮的關系上來。如果中國把和朝鮮的關系捆綁在中國和美國的關系上或者朝鮮和美國的關系上，那么朝鮮問題很難有解決的方式，最終受害的也會是中國，而非美國。
中國外交需表達中國文明
即使在和美國互動不太多的領域，例如在緬甸問題上，在與非洲、拉丁美洲關系等方面也有類似的趨勢。在這些地方，中國的國際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仍表現出中國特有的傳統。中國不想走西方走過的老路，遇到問題動不動就進行經濟制裁甚至軍事行動。中國在和這些地方進行資源外交的過程中，努力和這些地方發展出包括經濟在內的各種關系，在用這些關系來影響一些國家。西方則用自己的話語來描述中國在這些地方的行為，如“新殖民主義”，“和西方競爭外交空間”，“搞全球外交”等等。盡管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做，但因為中國陷入了西方的話語體系，沒有能夠給這些國家的人和國際社會一個合理的說法。由于建立不起自己的話語體系，一些說法不中不西，不倫不類，沒有任何影響力。這對中國很不利。最近西方開始利用“新殖民主義”的話語動員其支持力量，這勢必損害中國在非洲的利益。中國要確立能夠解釋自己國際行為的話語，就必須脫離西方的話語體系。國際關系話語的西方化尤其是美國化會是“死胡同”。
中國在崛起過程中，需要學習西方的經驗。但學習西方并不是要把中國變成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無論對中國自身還是對國際社會來說，中國崛起的意義在于成為一個和西方同樣強大但具有不同行為方式的國家。否則，中國也必然遭遇和西方一樣的命運。因此，中國在學習西方成功經驗的同時，必須吸取西方失敗的教訓。中國是文明國家，外交具有文明的底蘊。中國的外交必須表達中國文明，中國的國際話語也必須表達中國文明。文明是中國崛起的軟力量基礎，也是中國對國際關系作出貢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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