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墻是怎么建起來的？

劉仰

    20年前，原東德宣布開放邊界后不久，柏林墻便被拆了。20年過去了，人們舊事重提，但大都只說柏林墻被拆除的那些故事。這也難怪，20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很多親歷者還在，有些還能津津樂道地挖掘一些記憶。然而，對于柏林墻是如何建起來的，人們說的并不多。最多就事論事地說說，建于何年何月，長寬高多少等等。事實上，拆墻比建墻容易。解讀拆墻只需解讀建墻之后的20多年歷史，解讀建墻則需要解讀建墻之前的200多年的歷史。

    2000多年前，中國人建了一道長城。幾百年后，1900多年前，羅馬人在英國也建了一道哈德良長城。那都是青史留名的墻。那時候，建起一道墻，都有共同點：建墻者認為自己代表文明；被墻攔截在外的，都是被文明判定的野蠻人。那時候，事實也確實如此。這一規律在后來有點走樣，但依然重復地出現于各種各樣的建墻項目中。例如，種族隔離區的墻，美墨邊界擬建的墻，以色列占領區的墻，都透露出“文明”拒絕“野蠻”的這個古典含義。事實上，柏林墻的建立，也是建立于這個古典含義的基礎上。

    但是，除柏林墻之外，所有其他“文明”拒絕“野蠻”的墻，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文明與野蠻體現于不同的民族。有的是真實地體現，例如中國的長城，羅馬人的哈德良長城；有些是虛假的體現，例如種族隔離的墻，美墨邊界擬建的墻。唯獨柏林墻，把文明與野蠻的標志，在同一個民族之間強行劃分。這使我們不得不問：為何在同一個民族中，會產生這樣的劃分？同一個民族中劃分出的文明與野蠻，究竟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還是有其他什么原因？這便是探討柏林墻為何建立的意義，它需要解讀柏林墻建立之前一段較長的歷史。

    歐洲宗教統治時期，歐洲人的墻大致有兩個：一是貴族的城堡，攔截了低等級的老百姓；二是教堂的墻，劃分了地獄與天堂。宗教統治權喪失后，歐洲換了兩道墻：一是國與國之間的墻，這道墻在國家和民族之間時而重合，時而不同。它造成在墻的兩邊，以文明的名義，玩著野蠻的游戲。而造起這堵國與國分隔之墻的人，都認為在自己所造墻的內部，都是文明的。事實上，我們還看到在歐洲國家之墻的內部，另有一堵墻日益高大。它延續自舊貴族的等級之墻，只不過貴族換了一群人。在向大眾灌了自由、民主、平等的迷魂湯之后，一道金錢筑成的階級之墻，在歐洲每一個國家內部公然矗立。于是，在國與國的高墻兩邊，“文明”與“野蠻”大肆對抗；在歐洲各國內部的階級之墻兩邊，文明與野蠻瘋狂廝殺。

    終于有一些人看不下去，他們很正確地指出：歐洲幾百年來所有張揚的文明，都是被包裝的野蠻；歐洲所有的文明故事，都掩蓋著真正的野蠻本質。他們的觀點得到了印證。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世界大戰，都是被偽裝成文明的野蠻露出了猙獰，都是打破或重建國家之墻的野蠻混戰。這種野蠻原先只對國家之墻以外，才具有文明地行使野蠻的權利；或者只對歐洲種族之外，才具有合法地行使野蠻的文明借口。此時，整個歐洲打破了所有虛假的文明之墻，直接以野蠻對付野蠻。整個歐洲集體瘋狂的野蠻，將他們的本性、本質徹底暴露。野蠻的根源就在于搶錢，這個文明建立在搶錢基礎上：理論是搶錢的理論，成功是搶錢的成功，失敗是搶錢的失敗。個人要搶錢，國家要搶錢，民族要搶錢。沒有錢，這個文明就完蛋。幾百年用來包裝的文明故事安在？

    于是，一部分歐洲人決心擺脫野蠻，他們終于建立了柏林墻。建墻的歐洲人，依然像古典時期一樣，認為自己才是文明，柏林墻之外的，是被事實證明了其野蠻的歐洲。所以，這堵墻已不完全按照國家、民族的界限而建立，而是把重點針對歐洲范圍內曾經最瘋狂表現野蠻的那個民族、那個國家。柏林墻的建立，事實上是一部分歐洲人試圖改邪歸正，擺脫野蠻、趨向文明，不要再瘋狂搶錢的選擇。同時，他們也準備隨時消滅柏林墻之外搶錢的野蠻。然而，歐洲的文明是有缺陷的，它不得不生長于野蠻的土壤，想把野蠻剔除干凈的柏林墻建造者，在歐洲文明的氛圍中，依然難以擺脫其野蠻習性。柏林墻兩邊發生的事情，實際上只有一點差別：誰把野蠻包裝得更好看？包裝是一個金錢行為，因此，誰有錢，誰就能把野蠻包裝得更好看、更像是真文明，這是一個必然結果。于是，曾經想拒絕野蠻的歐洲人，因為包裝野蠻的簡陋，不得不看著自己建起的墻被拆除，不得不看著墻另一邊的人，用成功搶來的更多的錢，把野蠻包裝得花里胡哨，從而再次獲得文明的稱號。

    柏林墻剛剛建起的時候，有一個名叫舒曼的東德士兵，在最后的關頭，飛躍鐵絲網，來到了另一邊。一張照片將舒曼定格為歷史的象征。柏林墻兩邊的人給予他不同的評價，把野蠻包裝的更漂亮的西方，將其視為英雄。

    然而，在柏林墻被拆除20年后，這位英雄呢？人們發現，當年投奔西方、投奔自由的舒曼英雄，在柏林墻被拆除之后的第9年，因生活苦悶，很自由地自殺了。羅馬尼亞的人民也向往把野蠻包裝得更華麗的自由世界。在柏林墻拆除后不久，羅馬尼亞發生了血腥的暴力變革，以野蠻的方式，投身“文明”的懷抱。然而，在柏林墻被拆除20年后，羅馬尼亞有一份民意調查，詢問1989年以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哪個更好？也就是說，在那次血腥暴力變革之前的生活和流血變革之后20年的生活，哪個更好？統計數據顯示，認為1989年以前生活更好的，比認為現在生活更好的羅馬尼亞人，高出4個百分點。

    我不得不認為，柏林墻的拆除，是包裝野蠻成功者的勝利。它對于只將野蠻做簡陋包裝的柏林墻建造者，對于主動建墻一方的民眾，產生了巨大的包裝上的幻覺，以為華麗的包裝就是真的文明。他們遠遠地只看到五顏六色的包裝，看不到超豪華包裝的內部。直等到他們投身那個包裝的世界，才發現超豪華、超浮夸包裝的里面，依然還是野蠻。未來還會有新的柏林墻建立嗎？未來還需要新的柏林墻嗎？不需要了。西方文明一切為搶錢的野蠻本質不改變，建不建墻都一樣。沒有了虛假劃分文明與野蠻的人造之墻，也許能讓人們更清楚、更直接地看到華麗包裝之下的野蠻，而不需要隔著一堵高墻，把包裝的錯覺當成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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