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墻倒20年右翼思潮今如何

南風窗

　　沈旭暉

　　柏林圍墻倒下時，當時世人不少以為左翼思想已終結，此后右翼保守主義將成為普世信仰。諷刺的是，到了圍墻倒下20周年的今天，經過新保守主義的多年進逼和金融海嘯的沖擊，象征冷戰勝利的保守思潮卻開始退減，原因之一是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結束后，再也不能滿足一般人對同情心或公義的需求。近日德語作家赫塔·米勒爆冷得諾貝爾文學獎，固然是介紹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時代的壓逼，但也反映世人重新對冷戰情結感興趣，變相讓新世代讀者有機會重溫冷戰世代的左翼理論。要了解上述思潮演化，我們應由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談起。

　　“政治的終結”還是“歷史的終結”

　　1992年，美籍日裔跨學科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轟動一時、但現已變得老掉牙的“歷史終結與最后一人論”，自稱通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研究框架，演繹整個人類歷史為“優越性”(Megalothymia)和“服從性”(Isothymia)互為表里的辯證。他斷言后冷戰時代的歷史，已邁入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絕對年代，“絕對真理”已經獲得，是為歷史二元辯證的終結。

　　理論發表后，一般人只關注“歷史終結”的部分，忽略了同樣富創意的“最后一人論”。根據福山的人類演化觀，當人類進化到“歷史終結”階段，人人絕對平等，人的基因就沒有了追求優越的成分，只有服從的奴性，是為他所謂“不再求超越的奴隸”。基于這個理論，福山不鼓勵任何福利、保障性質的左翼政策的落實，認為它們都是冷戰的過時產品，反而建議在各個范疇保留、加強競爭體制，就算是嬰兒爬行也要有爭取錦標的運動家精神，以杜絕出現他所謂的“最后一人”。

　　學界對福山理論劣評如潮，不過市場對這個融合歷史、哲學、生物學、文學的大雜燴理論感到新奇。后來福山加入新保守主義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成為布什遠房幕僚之一。 “最后一人論”，也就成為新保守主義又一理論。

　　有見及此，美國左翼學者博格斯(Carl Boggs)為了回應冷戰結束，也針鋒相對地出版了《政治的終結》(The End of Politics)一書。他形容大企業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已經令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公眾領域“非政治化”，也就是讓一般公民和政黨的參與變得可有可無，令建基于社會互信的社會資本大為下降，政客都是為同一利益服務，真正值得關心的人卻無人理會；自由主義傳統已經崩潰，新保守主義已經不宣而勝，結果社會沒有了左翼理想的制衡，就越來越不公義。

　　至于誰才值得關心、怎樣才能找出那些人，同屬左翼陣營的自由主義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為此提出了《正義論》，希望填補共產主義崩潰后左翼思潮的空洞。這位近年聲譽鵲起的學者，對自由和平等的對立問題其實采取中庸態度，既反對右派的純市場機制和效益主義，又反對左派的純分配機制和社會主義。在兩制之間，他承認“能者多得”這個資本主義原則，前提是“社會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益”先得到照顧。然而，羅爾斯理論對于政治生活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后的大部分時段始終有限，直到金融海嘯后的今天。

　　原因之一，是“最弱勢的人”(group of least advantage)這個概念，比福山的“最后一人”更難得到清晰的定義。根據羅爾斯的說法，人之所以淪為最弱勢，是因為“他們個人的家庭和階級背景，比其他人缺乏優勢，致令其天賦只容許他們得到較小成就”，所以他們的“運氣”，也會結構性地糟糕。

　　羅爾斯的定義，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性的“階級背景”，和基因性、生物性的“天賦”。由左而右的新保守主義，確實對一些階級背景有所同情，所以才接受有限度的福利社會，但他們絕不憐憫天賦低的人。這就像學者批評學界的“英語霸權”，和學者以批評“英語霸權”來掩飾自己英文欠佳的事實，是兩個不同問題；一個學生因為天賦差而學不好英文，和一個天賦好而懶惰的學生不愿學英文，同樣是兩個不同問題。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沒有轉型能力”，例如韓國農民不愿接受市場定律、在政府加入WTO而拒絕繼續補貼農產品后，不愿轉行到其他經濟體系發揮，也是一個“天賦”低的問題。自由主義的正義，將“階級”和“天賦”兩個不同概念，混為一談，已經是“不正義”。濫用的同情心，就是沒有同情心，只會加速讓人類變成“最后一人”。

　　冷戰結束后“右翼群眾”的誕生

　　在冷戰結束后初年，右翼思想不但占盡上風，而且還催生了“右翼群眾”。這是因為新保守主義者曾經是自由主義信徒、保守主義的敵人。他們大多出身窮苦，至今都視民主黨推行“新政”(New Deal)的小羅斯福總統為偶像，認同國家對社會經濟政策的應有監控，不像里根那樣，認為這種監控代表極權。在1960年代，他們積極加入革命，自稱托派，對群眾運動相當在行，也和不少少年激進派一樣，越老越保守，再配合冷戰結束，才得以掌握權力。

　　1965年創辦雜志《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的評論員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被認為是真正的現代新保守主義之父。他的兒子威廉(William Kristol)創立了另一本雜志《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被稱為“小教父”。他們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父子兵學者，因為其它近代美國思潮，都由政客或社會活動家主導，唯有新保守主義有復雜的理論背景，容易讓相熟學者變成身兼政客的兩棲類動物，并在近20年里，孕育了數十個知識分子遇上政治的案例。

　　令新保守主義者“覺醒”(或“背叛”)的原因，是他們目睹美國政府只懂“濫施”民粹福利，“導致社會價值崩潰，民間越趨激進暴力”。在他們眼中，自由主義者不但不糾正這種傾向，反而處處挑剔政府制度的不公正。這樣想的人逐漸離開自由派陣營，自稱“真正左派”，再稱留下來的自由主義者為“新左派”。

　　過來人的經歷，被一本布什稱為“第二圣經”的名著詳細記述。當我們考慮到布什會以“我喜歡閱報”來回應“你喜歡看什么書”一類問題，這本新保守圣經，更是不可不讀。其名為《夢想與夢魘》(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副題“1960年代給下層階級留下的遺產”，是學者馬格奈特(Myron Magnet)的成名作，主要批判對象是民主黨的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以及他們分別“錯誤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和大社會改革。作者認為那個民主黨朝代堆砌出福利主義的巔峰，個人自由化變成社會自由化，副作用包括離家出走、濫毒、同性戀、墮胎等“社會無政府”風氣，“把美國倫理價值推向毀滅邊緣”。約翰遜愛在白宮裸泳和舉行“浴缸會議”，下臺后曾以長發老嬉皮形象示人，也被當成為老不尊的壞榜樣。

　　“改邪歸正”的方式，據新保守主義者說，是減低政府對社會福利的過分提供，但保留應有的新政傳統，再增加中央對道德的引導，讓上帝救贖。換句話說，由左轉右的新保守主義者雖然和里根一樣，信奉家庭價值、社會穩定、新教倫理，但他們同時視“新政”為美國立國根本，接受適度的經濟干預和有限度的社會保障。這本書令馬格奈特成為白宮座上客。

　　為什么新保守主義者要推翻“大社會”？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參考布什的另一本愛書：曾是共產主義者的奧拉斯基(Marvin Olasky)所著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這本書最精彩之處，在于重構了基督價值觀的“同情心”概念，認為美國教育從小到大，都“誤導”國人，讓同情心搞出福利社會，窮人才喪失自力更生的積極性，被蒙蔽適者生存的殘酷事實，成為遺傳性的“社會下層”。此外福利主義據說又會令家庭瓦解，因為無親無故的綜援局已經取代了傳統家庭的經濟功能，結果又是一連串道德倫理敗壞的公式結局。奧拉斯基相信機會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個人必須獨自爭取機會，反對“絕對平等主義”，這就是所謂的“古典機會平等主義”。取消社會保障計劃、讓人公平競爭，據這邏輯推論，才是真正對窮人的同情。這就是布什掛在口邊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這些新保守思潮，乘著冷戰終結的余威，被宣傳為世界各國都必須遵守的普世價值；9·11后的兩場戰爭，也是希望把思潮弘揚開來。諷刺的是，今年世人“揚棄”新保守主義、重新思考種種左翼公義公平理論，甚至緬懷起社會主義陣營的一些舉措，一切都是源自一場金融海嘯。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左右思潮、左右政策的單獨存在，都是不能持久的，與其說冷戰終結代表歷史的終結，倒不如說是一個回合的小休。世界已出現對左右機制自動調節的能力，要再次出現像冷戰時代、甚或布什時代的一邊倒意識形態傾向，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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