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所有政治上自為階級的眼睛都盯牢了在倫敦召開的世界領導人20國集團峰會，本文以卡爾·馬克思的思想開篇，這也許看起來有些莫名其妙。

     這位理智的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也許已經發現：全球資本主義，在他的主要著作發表之后依然存活了一個半世紀——而且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政府，盡管受到愚笨的投資銀行業務實踐的驚嚇，卻依然從東方、西方、南方、北方走到了一起，欲將國際市場體系再重新拼湊起來。

      事實上，馬克思完全低估了資本主義反復自我再造能力；低估了資本主義帶著它的全部缺陷、憑著它對完全自由市場政策的一些審慎的修正，彰顯其比其他“主義”更可取的本事。他也沒有預見到過分致力于追求無產階級專政所由產生的種種后果。

       然而，盡管馬克思在政治上的預見是不成功的，但他經濟學分析中的有效部分還是值得拯救的。特別值得思考的是他的這樣一種認識：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生產力”的 構造性變遷，與各國政府和占據“上層建筑”的統治者們日復一日繁忙的活動并不是同步而行的，盡管如此，這些日復一日的活動， 也比任何一次國家首腦聚會所作出的任何一個聲明都要有著更為重要的歷史作用。

      這不是事實嗎？歷史被一些莊嚴的協定弄得紛亂錯雜——也許最為臭名昭著的莫過于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了——然而，這些協定并未抓住下面正在移動中的歷史構造板塊，就是在此類峰會召開的當口，媒體眼光也只是聚焦于如此眾多的卓越政治家的濟濟一堂、他們關于拯救世界的高超的雄辯言辭、他們“為實現人類目標而共同努力”的信誓旦旦。那么，為什么普通大眾——以及股票市場——會認為：那些驚世駭俗的國際難題最終并不會得到應有的討論呢？

    因此，倫敦的20國集團會議將會受到責難。對將要頒布的正式決議，全球媒體只會做這樣的咕咕嚕嚕：大額貸款資源必須提供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解救危難中的經濟和貨幣流通；最貧窮國家的需要（更確切地說，是IMF的姐妹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憂慮）必須得到滿足；必須防止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正直的人會對上述這些思想作怎樣的控訴呢？另外兩種關于處理全球經濟危機的提議，未必會因這類愜意的政府間的聲明而終結。第一種思想是：美元作為占主導地位的（在某些人眼里，它是唯一的）世界貨幣的特殊作用應該被改變，使其順應正在變化中的國際環境。

      無論這一提議的倡導者是在談論編織一個公認的“貨幣籃子”，還是在主張創建一個被命名為“特別提款權”的合成計算單位或者其他一些別的什么，這場辯論中的每一個人也都知道：這并不僅僅是一個加權貨幣的技術改造問題——而且也是將美元地位向下拉那么一點點，并藉此消弱一下華盛頓在世界，至少在經濟世界施加其影響的能力的問題。

      這段時間以來，中國的一些領先人物都在談論這個問題。俄羅斯的觀點也對這一思想報以支持。很難想象：薩克奇總理和其他歐洲國主義者會不愿意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

      不會發生這種事，至少在倫敦峰會上不會發生。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一些嚴重的技術上的困難，加之實際市場存有這樣的擔心：市場會仍以美元運行（如果美元價格下跌，這很有可能發生，那么，它應該是輕微的，同時，在頭腦遲鈍的投資者行動之前，給出下注的時間。）

      更為重要的是，對奧巴馬新任政府來說，或許并不存在這樣一種政治上的可能性：當回到華盛頓的時候，即處于象《美元首次出位（Dollar Booted Out Of First Place）》這樣的富于煽動性的大字新聞標題的包圍之中；而且他的英國東道主以及其他一些領導人會向他保證說：這件事并不在此次會議公開的議事日程之中。

     然而，看一看客觀的全球經濟資料就會發現：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超常主導地位作用的衰退是早晚都要發生的事情，因此，為什么不弄明白這是如何順利地發生的呢？

     粗略說來，美國約占世界GDP的五分之一，但美國自己的報紙提供數據說：美國的可兌交的貨幣儲備約占世界可兌交貨幣儲備的百分之七十五。在一些美國必勝主義者看來，這證明了他們的國力及其在全球的關鍵性作用。對更多頭腦清醒的金融分析家來說，這是一種令人擔心的失調現象，尤其是在華盛頓越來越仰仗外國人來掩蓋其自身龐大的聯邦赤字之時。對資深的歷史學家來說， 一個已不再那么偉大的不列顛（a not-so-Great Britain）就是前車之鑒——即使在它自身的世界產品份額已遠不及它最初經歷的半個世紀的時候，卻依然在試圖維持英鎊的特殊作用。

      馬克思，興許正從他在幾英里外的海格特公墓的墳墓中凝視著這次倫敦峰會，在他看來：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資本主義“矛盾”——就是說，當國內生產力如此明顯地與可交易貨幣的在國際上的份額不相一致的時候，某些東西就會破裂。這個“某些東西”后面將會談到。

      第二個棘手的問題可能要說得更多一點，盡管是以一種非常克制的方式，這個問題就是：在國際基金組織的上層的權力均衡的問題。

      實際上，大家都贊同：基金組織應該獲得比現在要大得多的資源——兩倍？三倍？——以幫助解救各國政府及其在當前這場經濟旋風中難以應對的流通。日本已承諾斥資1000億美元；歐盟也是；美國經過會許可也將支付這樣一筆資金。但是，大家都在指望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儲備貨幣持有國也能做出非常巨大的貢獻。

          然而，為什么他們就應該成為某個他們最近才剛剛加入的機構的主要莊家呢？而且這個機構的管理方式及其文化無疑是向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傾斜的。

      如果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被要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控股總額貢獻更大的份額，那么，想必他們就不得不在理事會上占有較大的位置嘍？為什么布雷頓森林的舊有席位就應該這樣安排：世界銀行主席是一個美國人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理是一個（大陸）歐洲人？何以要持續那么長的時間？當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資金份額大于歐盟的時候，也許在十年的時間內就可以實現，那么，這對歐洲欲聲稱之的頂級管理場所來說，難道不是一個“矛盾”嗎？

      一件事（一件好事情）是：世界領先國家的領導人和財政部門于倫敦會晤，并且努力避免國際情勢于正在變壞中再行低潮。如果他們看起來都能像一個幸福的大家庭一樣，那就似乎更好，而那些短視的市場生意人也將喜之不禁。

     然而，另一件事是，假如：通過這些重要的政治議程，如果多少有點幸運的話，事情就可以回歸“正常”——亦即回歸于銀行、信貸及商業危機爆發前的世界。不過，在這個世界的底層，經濟構造板塊——馬克思常常譏之為“基礎”——卻仍在移動中，它遠離西方，向著其余成功了的部分移動。

      這些移動，將影響到布雷斯頓森林體系；影響到美元在世界貨幣市場中的地位；影響到歐盟在被中國和印度推到一邊之前作為主要玩家疲于奔命所付出的50年的努力；最終，會影響到美國作為我們這個地球的支點的地位。

     這是一個還算令人感興趣的世界峰會，但新聞報道之所以會增值，也許更多的倒不是因為容易激動和令人喘不過氣來的媒體。

保羅·肯尼迪：帝爾沃斯歷史學教授，耶魯大學國際安全研究負責人。他是19部書的編著者，其中包括《大國的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