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已成為人類公敵的過時制度

目前的紊亂還將持續。即使可能存在不同的未來「世界秩序」，但這種混亂不應當阻止我們對「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模式進行思考。我們應當留心那些認為全球化不 可避免的議題，同時也應當關注全球化的不確定性。我認為我們的辯論應當首先深入討論由于舊的世界體系消亡而產生的世界新體系的特征…

文◎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自古以來，地區的非平等發展成為全部歷史的顯著特征。然而，只是在現代，由于資本主義制度遍及世界，這種地區間的兩極分化已經無所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斷演變，現代資本主義的極化現象也呈現出不同形式。

非平等發展與資本主義的歷史形態

在工業革命前的重商主義階段（1500－1800），商業資本在大西洋中心區域處于霸權地位，美洲邊緣區域的開拓則完全服從于商業資本積累的邏輯。

產生于工業革命的所謂經典模式因此被奉為資本主義的基本形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拉美以及亞洲（除日本外）和非洲逐漸被納入成為資本主義的邊緣區域，它們仍然以農業為主，根本沒有實現工業化，只能以農業和礦產參與國際分工。此外，這種兩極分化也具有另一重要特征，核心工業制度固定成為民族國家自主核心體系(national auto centred systems)，與此平行的是發展出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綜合分析，這兩種特征就構成民族國家解放的主導意識型態，也是對兩極分化所帶來挑戰的響應：

（1）最終實現工業化成為解放的同義詞，并且成為國家「從后趕上」的一種方式。

（2）建設民族國家的目標受到核心模式的極大影響。這就是現代化意識型態的主要內涵。從工業革命（1800年以后）到二戰結束，這種兩極分化的經典模式構成世界體系的主要特征。

戰后時期（1945－1990）見證了以上兩種特征的逐漸消亡。在此期間，邊緣區域工業化興起，但可以肯定這仍是非平等發展。在亞洲和拉美新近取得政治自主的邊緣區域，民族解放運動竭力加速工業化進程。同時，這一時期也見證了新興民族國家拋棄自主型國家生產體系，進行結構重組，融入世界生產體系。這種雙重侵蝕即是全球化不斷深化的新表現。

這些轉化不斷積累，導致戰后作為世界體系特征的那種均衡的崩潰。這種演變不會產生新的極化形式的新世界秩序，而是導致「全球紊亂」。我們今天面對的這種紊亂源于這一世界體系的三重失敗：

（1）這種體系沒有能夠滿足全球化生產的新要求，發展出超越民族國家的新的政治和社會組織。

（2）這種體系沒有發展出一種政治與經濟關系來調和亞洲和拉美這些邊緣區域極具競爭力的工業化趨勢，實現全球增長。

（3）這一體系沒有與非洲這一未加入工業化競爭的邊緣區域確立某種關系，而是把其排除在體系之外。這種紊亂出現在世界各地，也表現在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危機的各個方面。歐洲發展的困難所在就源于此，同時也無法進行市場整合以及確立與之相適應的政治結構。這也是東歐、半工業化的第三世界和新近邊緣化的第四世界這些邊緣區域產生動亂的真正原因。全球化的進程遠非可持續，目前的紊亂已顯示它的極端脆弱性。

五種壟斷方式

目前的紊亂還將持續。即使可能存在不同的未來「世界秩序」，但這種混亂不應當阻止我們對「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模式進行思考。我們應當留心那些認為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議題，同時也應當關注全球化的不確定性。我認為我們的辯論應當首先深入討論由于舊的世界體系消亡而產生的世界新體系的特征。這一新體系存在兩種因素：

（1）自主中心 (autocentred) 民族國家逐漸被銷蝕，再生產和積累領域的聯系隨之消失，作為自主中心民族國家主要特征的對政治與社會的控制被削弱。（2）工業化中心區域與非工業化邊緣區域不再形成鮮明對比，兩極分化呈現出新的形式。

競爭力是經濟、政治與社會等因素的產物。在這場不公平的競爭中，中心區域使用「五種壟斷方式」，對整個社會發展理論形成挑戰。這「五種壟斷方式」分別是：

（1）技術壟斷。這需要巨額資金的支撐，只有富裕的大國才能實現。沒有國家的支持，尤其是通過增加軍事開支(這是新自由主義論述沒有提及的)，這種壟斷將無法持續。

（2）控制全球金融市場。由于金融監察法規的自由化，這種壟斷具有史無前例的功效。不久以前，國家大部分儲蓄只能在國內金融機構流動。今天，這些資金通過金融機構主要在國際上運作。這里說的是金融資本：資本中最全球化的部分。

（3）對自然資源的壟斷。對自然資源的開采不計后果，這種危險遍及世界。資本主義建立在短時理性的基礎之上，無法克服這種不計后果的行為所帶來的危險，只能使得發達國家強化它們對自然資源的壟斷。他們所關注的只是不要讓別人插手像他們一樣不負責任地消耗自然資源。

（4）媒體與通訊的壟斷。這不僅會導致文化的趨同，而且會帶來新形式的政治操控。現代媒體市場的擴張是西方民主實踐受腐蝕的一種主要體現。

（5）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壟斷。冷戰后兩極格局壽終正寢。與1945年相同，美國成為這一領域唯一的壟斷者。假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存在”擴散”的危險，也是由于國際社會缺乏民主機制，”擴散”便成為打破這一無法令人接受的武器壟斷的唯一方式。

這「五種壟斷方式」構成全球化價值規律的運行框架。價值規律是所有這些狀況的濃縮表現形式，但絕不是所謂的客觀的「純正的」經濟理性的表現。這些壟斷方式在世界各地實施，取消了邊緣區域工業化的影響，貶低了邊緣區域人們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卻過高估價了中心區域新型壟斷活動的新增價值。其結果導致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一種新型的收入分配方式，而這種分配方式比以往任何一種方式更加不公平，邊緣地區要附屬于核心地區，只能成為分包者。這便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兩極分化的新基石，也預示了未來極化的表現形式。

然而，南方國家，至少是一些南方國家，所處的地位與1955年萬隆會議時期不再相同。當時，所有南方國家都被剝奪掌握工業化發展技術的權利。今天，雖然北方國家擁有「五種壟斷方式」，但是南方國家仍能掌握現代技術，甚至能夠以自己的方式發展技術。南方國家能夠控制重要的自然資源，迫使北方國家調整其奢侈的資源消費方式。此外，南方國家能夠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以外，建立起自主的貿易網絡，以及資本與技術轉移體系，也能夠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對抗北方國家的威脅與挑戰。

一種替代性的人道主義的全球化模式

與主流的全球化思想不同，我堅持認為「通過市場的全球化」是一種反動的社會改良計劃。我們必須提出一種與社會主義理念一致的、替代性的人道主義的全球化模式，以對抗當前主流的全球化思想。

與歷史上所有社會制度相同，資本主義在上升階段已經完成其進步功能。同先前的政治制度相比，資本主義把個人從以往制度強加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發展生產力，把多種多樣的社會群體熔合成我們所熟知的國家，并且制定了現代民主的基本原則。然而，所有這些成就都帶有階級本質的標記，并被階級本質所束縛。

「自由個體」實際上不過是「富裕的男性資產階級」，民主帶來的利益為這些人所獨享，而現行的政治制度卻使得人類半邊天的女性處于從屬的地位。對自然界的開發總是與經濟利益掛鉤，并且通常只注重短期效應，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只有處于主導性中心區域的國家才享有國家權利，而那些被主導與被殖民的邊緣區域國家卻被刻意有計劃地剝奪了國家應有的權利。全球化擴張不斷取得成功，但是資本主義的局限性也在不斷積累。今天，資本主義的這些局限足可以導致悲劇的產生。

當代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再能夠為個人與集體提供人類追求解放的合適政治架構。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以剝削工人（尤其是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制度，而且已經成為人類的公敵。

現代帝國主義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給占世界總人口80％的亞洲、非洲和拉美的人民。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帝國主義繼續發展可能對少數特權階層有利，但是卻要以多數人的貧困為代價，特別是以幾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農民的貧困為代價。帝國主義的眾多行為有時具有種族滅絕的特性。資本繼續在整個邊緣區域占統治地位，而處于邊緣區域的人們總是在不斷地進行抗爭。這些「風暴地區」（tempests zone）通常被系統的主子們稱為「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的巢穴。因而，全球化也要求窮兵黷武，以鎮壓這些抗爭。這一鎮壓過程排除了與社會進步相關聯的真正民主化進程，抹煞了邊緣區域人民社會進步的真實可能性。

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加快破壞地球生物繁衍所依賴的自然棲息地。非再生資源（特別是石油）的大量消耗、對生物多樣性不可逆的毀滅以及對生態系統巨大的破壞，最終將威脅這一星球上的所有生命。我們應當清楚的是，這些毀滅地球的方式只會帶來愈加的不公平，只會給少數特權階層帶來短期「利益」。當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宣布「美國的生活方式無商榷余地」之時，他的意思實際上是要排斥亞洲、非洲和拉美大陸上的人民不讓他們「趕上來」，把地球資源只留給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來揮霍（首先是美國，其次是歐洲和日本）。

精英階層不斷擴展自己掌控的新領域。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以及對水電、住房和交通等基本需求的控制，最終都將加劇社會的不平等，危害人民大眾的基本社會權利。

資本主義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公敵。基于此，這一制度應當被視為「過時的」制度。盡管資本主義的不斷擴張獲得了明顯的成功，但我仍然認為這種制度已到「暮年」。保護人類需要我們走向建基于基本原則的新道路，而不是這種強調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全球化的資本積累和再生產的舊體制。

有必要使人民斗爭激進化

金融寡頭控制的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擴張，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不斷抵抗，使人民可能展開反擊。然而，這些抵抗與反擊到目前為止仍然支離破碎。在資本主義中心區域的富裕國家，這些抵抗多是在維護自己現有權益，而新自由主義政治每天都在削弱這些所得。在一些邊緣區域國家，這些抵抗以落后的文化主義形式表現出來，無法應對21世紀的挑戰。多數運動反對當前的寡頭政治，但是他們并不懷疑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而這些基本原則正是導致人民深受其害的社會悲劇之源。這些運動只是抗爭資本主義帶來的惡果，卻沒有充分意識到產生這些悲劇的制度根源。即使這些斗爭在某些方面取得一些勝利，卻無法轉移權力的平衡，使人民大眾受利。這便是其中的原因所在。
人民斗爭的激進化–我是指人們突然認識到資本主義已經過時–將會決定人民有多大的能力去創造正面的另類選擇。斗爭激進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盡管工人階級及他們的國家投身當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制度的方式千變萬化，但是全世界各族人民都渴望社會進步、真正的民主化與和平。今天，要變得激進，意味要整合挑戰的不同層面，而不是分裂它們，這些層面包括：

（1）從最貧困的人開始，要把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商業、學校、小區以及國家生活管理的民主化與所有的社會進步運動相聯系。真正的民主化與社會進步密不可分。無論保護人權、工作權與「機會平等」多么具有合法性(也確是)，但僅限于這些范疇顯然不夠。我們應當在全世界發起一場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運動。人們對未來的愿景可以有多樣性，這值得尊重并能豐富人們的視野，但是這不應當成為不可逾越的障礙，阻礙工人階級的團結和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協作。

（2）尊重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主權，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多中心的國際體系。這是減少資本主義發展不平等所帶來利益沖突的前提條件，用談判取代殘酷的權力斗爭，終止我們這一時代北方針對南方的無休止的戰爭。因此，我們一定要建立「聯合陣線」，特別是要恢復不結盟運動和亞非拉聯盟，為共同的目標努力奮斗，爭取以另一種全球化管理機制取代現存的為金融資本服務的全球管理機制，后者指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北約和歐盟，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此類的區域性合作組織和影響歐盟與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國家關系的組織。在拉美(ALBA計劃和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和亞洲(上海合作組織)，人們已朝這一方向做出努力。

即使當前國際機制在眾人眼中已失去合法性，但是我們還遠沒有擊敗現存的機制。不幸地，在帝國主義中心區域的富裕國家中（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西歐、中歐和日本），進步運動的許多激進斗士反對保護民族國家利益的理念，輕率地視之為侵略性的沙文主義。以我個人之見，不管他們是否喜歡，我都認為這些人成為全球化帝國資本主義同路人。

這樣界定的激進化，與社會斗爭的政治化同義，就是明確肯定社會主義的替代選擇。政治化就是意味著，我們應當了解，沒有任何社會運動能夠保持非政治性，即使這運動看來是對具規模政治力量和尤其是各黨派的復蘇邏輯(logics of recuperation)的合法響應，也即使拒絕自命為先鋒(很多大小政黨都躲藏在這稱號后面)，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進步斗爭的激進化要求我們首先擊敗為寡頭全球化服務、旨在控制全球的軍事行動。

單極世界中的蓬勃社會運動

俄羅斯、中國和印度是美國方案中的三個戰略對手。這三個國家自己似乎認為，在不直接沖撞美國的情況下，它們擁有自由活動的余地，有時甚至可以在各類沖突中 巧妙地利用自己與美國的友好關系。歐亞（歐洲、俄羅斯與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相互接近，會帶動整個亞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這可以粉碎單一的想從經濟上和 軍事上控制全球的計劃。但是，它還遠不能結束歐洲的大西洋主義選擇…

編按：本文節譯自《抵抗的全球化》一書的序言，即將由浩然基金會支持中譯出版。作者薩米爾‧阿敏是大師級政治經濟學者，他已于8月6日抵臺，即將分別于臺北、臺南兩地發表演說，并安排與臺灣學界和NGO工作者對話。演說和座談行程見本期《新國際》內頁。本文另外兩位作者是阿敏長期的戰斗伙伴，鄔達是知名的天主教神父，也是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論述者。哈莫內出生于西班牙，目前是法國《外交世界》月刊的主編，他曾經參與創立國際左翼社運組織ATTAC，也是「世界社會論壇」(WSF)的發起人之一，另立全球化運動的共同標語「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就來自他的提議。

文◎薩米爾‧阿明 (Samir Amin)、弗弘索‧鄔達(François Houtart)、伊納希歐‧哈莫內(Ignacio Ramonet)

多年來，我們見證了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的匯聚。從1999年末的美國西雅圖，到2001年的意大利熱那亞，從1999年的「另一個達沃斯」，到2002年的阿雷格里港第二次世界社會論壇，人民的訴求、匯聚與尋找另類實踐的努力從未間斷。各種的社會運動仍然豐富而開放，而大方向則日益堅定。資主主義制度，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版本，在社會、生態與文化等方面都被視為萬惡之根源；此外，關于另類發展的策略的辯論日益深化，也有長足的發展。

歷史的演進是由行動者創造的

套用世界社會論壇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我們會問，什么是「另一個世界」呢？這仍然是未知的，因為歷史的演進–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我們都相信是由行動者創造的，而且主要是由社會關系的變革所創造的。可是，現在的社會關系卻充滿了不平等。簡單來說，這是社會運動的實踐需要解決的事情。這并不是說思想與理論是多余的，因為它們是塑造歷史的物質條件的組成部分。理論與實踐之間、思想與行動之間、啟示與成果之間的互動，是所有想改變世界的人的重要條件。

在以往的經驗中，我們已經意識到，反抗運動有重要的共同匯合點，即新自由主義的方案遭遇到了普遍的反對。現在，我們要抓住反抗運動的另一方面，即這些反抗運動所面臨的單極世界環境，而這種環境對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凝聚力有破壞作用。

要想有效地應對當今時代的挑戰，必須懂得：歷史并不總是依照經濟法則有序運行的，歷史往往由于非常規的社會力量的反作用而產生，這些反作用制造出真正的歷史，包括資本主義積累的邏輯在內。

從前的全球性體系幾乎都是多極的，同樣也是相對的和暫時的。一直到1945年為止，多極世界的合作伙伴們差不多都是當時的強國。由俄國革命開創的，再由隨后的亞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所締造的多極世界，則是屬于另一種性質。1955到1975年，萬隆會議年代，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一段時期中有可能推行聯合國拉美經委會所倡導的那種自主性的新型發展方案。

而1945到1990年，戰后年代的這一頁很快就被翻過去了。目前時期推行的是美、歐、日三方共謀的帝國主義方案，而美國在其中發揮著霸權的作用。這一方案否定了南方各國的獨立自主性，也大大削弱了各盟國的自主地位。這一方案是原來各資本主義中心地區的生產體系經過長期發展的產物，這種生產關系關心的是各國的賣方市場分享利益。

盡管經濟來往使美、歐、日三方之間相互接近，但是，它們各自推行的政策又使彼此之間產生了分歧，這種經濟來往其實不過是資本主義要求的單方面體現。當然，目前的歐洲聯合方案，只是一個大西洋主義的方案。然而，具有新自由主義和大西洋主義特性的歐盟憲法草案竟然遭到否決，再加上歐洲社會內部不斷出現反抗運動，這再次證明社會性和政治性斗爭具有可以改變局勢的重大意義。

俄羅斯、中國和印度是美國方案中的三個戰略對手。這三個國家自己似乎認為，在不直接沖撞美國的情況下，它們擁有自由活動的余地，有時甚至可以在各類沖突中巧妙地利用自己與美國的友好關系。歐亞（歐洲、俄羅斯與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相互接近，會帶動整個亞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這可以粉碎單一的想從經濟上和軍事上控制全球的計劃。但是，它還遠不能結束歐洲的大西洋主義選擇。

眾多的另類是存在的

南方國家和地區能否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呢？當前，被侵略的各民族是唯一能夠擊退華盛頓的野心的積極反對者。但是，他們在斗爭中所采用的方法的有效性卻常常受到人們的質疑。而他們所采用的這些手段，往往北方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對他們的正義斗爭遲遲不敢表示支持。

南方國家和地區的領導階級現在已不像萬隆會義或拉美發展主義（1955-1975年）時期那樣都擁有自己的方案。當然，某些所謂新興大國還是有自己的目標的。它們想在全球化體系中盡量加快自己的經濟增長步伐，而這樣一個目標往往會在國內引起不少的阻力。他們認為擁有談判權的這種戰略比與更弱的國家結成共同陣線更能使他們獲得好處。

他們由此而得到收益，所以，對當前這種體系的總體框架不可能提出質疑。他們不能形成一種替代方案，他們對建立「民族資本主義」的幻想無法提出真正的社會方案。那些最弱勢的南方各國（第四世界）甚至提不出自己的方案，所以，現在只有北方國家和地區才有能力帶頭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歐盟和非洲加勒比海地區─太平洋地區的協議、歐洲-地中海對話、美洲自由貿易協議、美國和以色列關于建立大中東地區的方案等等。而其中不少方案也正受到人們的反對。

一個真正的多極世界要有一個適合人民群眾斗爭要求的必需的框架，它應該實現下列四個條件：

（1）歐洲必須走上另一種歐洲社會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后資本主義的漫長過渡階段），并且它應該與過去和今天的帝國主義性質劃清界線。

（2）在中國，市場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應該戰勝試圖建立一個民族資本主義制度的強大傾向，而民族資本主義制度由于把工人和農民這樣的大多數群眾排斥在外，所以它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穩定

（3）南方各國人民和政府應該重新建立起一個共同陣線，只有實現這一條件，人民大眾才能有活動的余地，使他們有可能爭取到對他們有利的讓步，并且進一步有可能改變政權的性質，利用民族、人民和民主集團來替代占據統治地位的買辦集團。

（4）在重新改組國內和國際的法律體系方面，應該邁進的是方向，既要尊重國家主權，又要尊重個人和集體的政治和社會權利，這是各類社會運動和反體系組織提出的要求。

我們是樂觀的。氣焰囂張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曾經妄自尊大。1990年代的后半期，像西雅圖和阿雷格里港的事件終于使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很大地喪失了公信力。人民不再相信那種主流話語所宣稱的美德，也不再相信其強制推行的措施是無可避免的。撒切爾夫人曾經宣告：「沒有任何另類」，我們今天卻要說：「眾多的另類是存在的」，「另類」是復數的、靈活多樣的。我們不僅想避免學術的教條主義，還想強調構建未來的、多樣性的正面特質，而且，像前面所說的，「未來」必然是社會運動之間互動的成果，但我們卻不能預知其內容與本質。

馬克思主義與阿明的政治經濟學

在當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惡質運作下，我們格外地期待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者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來掌握、分析與批判今日全球資本主義的空前危機。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期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不是一個過時的教條或陳腐的理論，而是能與當前資本主義新面貌與全球脈動直接聯系起來，從而提出犀利、客觀的科學論證…

文◎姚欣進

國際知名的左翼政治經濟學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這次能應浩然基金會邀請來臺訪問講演，對于臺灣知識界來說是一個難得機會，透過阿明這位長期以非主流觀點角度來批判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論述，可以重新反思臺灣與世界資本主義的前途。

阿明來臺的深遠意義

然而，對于筆者個人與臺灣左翼知識分子來說，阿明來臺，恐怕還有一層更深遠的意義。

阿明絕非是浮泛的批判資本主義體制的學者，而是有著鮮明知識取向與深刻學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因此，我們左翼知識分子對阿明理論論述的吸收與討論，從來都是放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架構與水平上來看待的。

一方面，在當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惡質運作下，我們格外地期待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者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來掌握、分析與批判今日全球資本主義的空前危機。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期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不是一個過時的教條或陳腐的理論，而是能與當前資本主義新面貌與全球脈動直接聯系起來，從而提出犀利、客觀的科學論證。

如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在科學知識的解釋上，提出更深刻的因果關系分析，以掌握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危機，馬克思主義對于當代人類的解放實踐，又有何特殊價值可言？

另一方面，自1945年戰后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雖遠不能與馬克思主義在其它領域的知識成就相媲美（如文化研究、社會學或政治學的研究），但畢竟有幾位重要的開山立派的學者，如美國《每月評論雜志》的史威茨（Paul Sweezy，1910-2004）、比利時籍的托派學者與政治運動者，曼德爾（Ernest Mandel，1923-1995），但這些上一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絕大多數都已凋零離世了，如今，碩果僅存而且能以全球格局視野來綜論全球資本主義、提出未來宏觀遠景的，阿明即使不是唯一一人，也是極少數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

綜合上述這兩方面的期待的高標準，筆者個人不能不對阿明的政治經濟學論述，有著諸多的疑問。

我們的質疑，當然不是否定阿明深厚的學養與多年來堅不妥協的道德風范。筆者的疑問與批評，姑且可視之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拋磚引玉。但愿臺灣年輕的一代，或能藉此討論，而激發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更進一步的興趣。

資本主義建立在自我矛盾的運作基礎上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與批判論據之一，就是勞動價值說。即商品之所以能在市場機制中交換，其基礎就在于不同使用價值的商品都是由人類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而不同商品之所以能等價交換，關鍵在于生產這些商品的勞動量是相同的。市場現象是價格相同才是等價交換，但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說，這量化的價格卻是反映了商品本身的價值。價值量多少決定了價格高低，而非相反。

這套勞動價值說，在20世紀中期之后，尤其是數量經濟學興起后，早就被主流經濟學家視之為笑柄、偽科學的意識形態論調，根本不能解釋市場波動、商品價格充斥的資本主義現實。

然而，一旦放棄了勞動價值說，在論證邏輯上，我們就難以論證資本家的利潤主要是靠剝削（不等價交換）勞工（受雇勞動者），從而才會有資本的積累。如果資本主義的罪惡不是建立在剝削基礎上，那它的問題充其量之只是分配不均，這只要在生產之后的分配領域里藉助稅收手段的重分配，就可多少解決了貧富不均的問題。

在這關鍵上，正是馬克主義政治經濟學者與一般浮泛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本質性批判的根本分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資本主義的根本批判，不在于社會道德上對于社會現實中的貧富不均，或人道主義式對貧困勞動大眾的憐憫而厭惡資本主義，而在于在科學分析上，它能合理地斷言資本主義是建立在自我矛盾的運作基礎上，從而永遠有其內在的總體危機，而不斷地將全球各地卷入其中。

這經濟運作的自我矛盾，簡單的說，就是剩余價值唯一的來源乃是人類勞動，而利潤乃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因此資本利潤的高低基本上是取決于總資本中人力資本的比例（資本的有機構成，即總資本中人力資本與投入機器資本的比例）。但隨著科技發達而導致的人力資本比例越來越低，這就意味著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會呈現長期下跌趨勢。因此，資本主義的科技越進步，生產力越高，但它同時帶來的失業率就不斷上升、社會危機、貧富不均就不斷擴大。

換言之，社會貧富不均、經濟不景氣等等，只是資本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結果，而要真正解釋利潤率下降趨勢的根本原因，就必須藉助勞動價值說。勞動價值說，乃是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必須接受的核心概念，已據此來具體分析資本主義的種種現象。

放棄勞動價值說？

然而，自二十世紀以來，許多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經濟學者，卻越來越公開倡言，勞動價值說是一個錯誤，或至少是無法邏輯地成立的概念，主要是因為馬克思當年由商品價值轉化到生產價格的論證錯誤，以致于勞動價值說只能作為一個哲學上論述來欣賞（如馬克思精采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啟發了一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考，如盧卡奇）。

美國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也是每月評論雜志的創辦人，史威茨，就犯了這嚴重的錯誤，以致于他對于美國資本主義的諸多批判，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論述，不如說是一般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的左翼論述──即在幾乎完全放棄勞動價值說的論證上來批判資本主義。

很遺憾的，阿明在這關鍵論點上，也似乎如此。事實上，多年來阿明在兩個層面上似乎都并未真正以馬克思主義的思維與嚴謹的論證來詮釋與運用勞動價值說，這造成了阿明不僅在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上失之于經驗現象層面的分析，也讓長期關注于第三世界不平衡發展歷史經驗的阿明，無法合理地解釋他原本非常原創性的對國際貿易不等價交換的論點。

首先，阿明在較近期批評全球化資本主義與后現代思潮的兩本論著里（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997出版； Spectres of Capitalism，1998出版），對于當前全球資本主義之所以會淪于停滯發展的困局，完全不分析資本有機構成偏高、平均利潤率下降的根本原因，而只不斷提及說，這主要是肇因于戰后長期繁榮的三大現象，如勞資妥協的社會福利國家、「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蘇聯經濟（這也是不符合當時現實的論點）、與追求民族解放的第三世界國家之經濟發展等等，都已隨著時日的消逝而力道衰竭了（見1988：22頁）。

其次，阿明在其早年成名著中，《不平等的發展》（1973出版，臺灣中譯本1998），表面上是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說來分析第三世界后進國與先進國之間的不等價交換，但實質上，他卻是以新李嘉圖學派（深受義裔英籍學者斯拉法影響）所謂商品量換算商品量的分析模式來計算商品價值，以證明不等價交換。這種分析模式，事實上，是放棄了馬克思的抽象勞動概念與生產價格論（即勞動價值說的價格理論），而改以非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來分析客觀現象，而帶來極大的概念上混淆（請參見曼德爾在其《晚期資本主義》中對阿明的批評）。

總的來說，筆者由衷的敬佩，阿明對于全球資本主義的不妥協的批判，以及他對于過去作為指導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現代化理論」之前瞻性的反駁，并提出許多洞見，如第三世界部份區域發展乃是「結構性的曲扭」等論點。

然而，這些觀點幾乎都是在含混、片面地借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概念來論述的，以致于我們難以從其論述中學到馬克思的唯物辯證的思考與分析方式。而一旦喪失了這辯證思考方式與完整的勞動價值說，我們對于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恐怕就不是建立在扎實的科學理論基礎上。長遠來說，這將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障礙。

在這點，我們很遺憾的發覺，阿明的論述并沒有解決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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