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獨奏曲

夏河年

　　假設從開幕到謝幕的８９分鐘內他總共演奏了５支曲子，那么，幾乎誰都可以從中找到兩支曲子與自己的心靈共鳴，另有３支獨奏曲，有兩種選擇，有人聽而不聞，有人選擇批評。支持者選了與己共鳴的那兩首，批評者選了另外３首，同樣是支持者，選取的可能是兩首不同的曲子，另外3首，有中性的，也有與自己觀點相左的，但能夠完整勾勒索爾仁尼琴的應該是５支曲子。
　　索爾仁尼琴永遠說著自己的話，并為此而不計個人后果，這是一種能讓文人閃光的品質?？陀^上，這種品質使他成了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蘇聯時期，他對本國社會體制提出種種責難，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抨擊勃列日涅夫主義；身處美國，他說西方民主不適合于其他國家，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具有著普世價值，言論和出版自由只是民主的個別表象，西方文化本身是虛弱而墮落的；戈爾巴喬夫恢復了索爾仁尼琴的國籍后，他對“新思維”侵染的蘇聯感到失望，對葉利欽搞垮俄羅斯經濟、無力遏制北約東擴、經濟上過于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容忍寡頭攫取國家財富并控制國家政治等等十分不滿；普京上臺后，索普關系僵硬，但后來雙方融洽了，是溝通所致還是暮年反思，抑或普京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正好和他心目中的傳統俄羅斯思想正好吻合，我們不好妄加猜測。也有俄羅斯作家說，他“在勞改營里養成一種為求得生存和進行報復而不顧一切、蠻不講理的心理”，并因此“構成了他個人和俄羅斯的悲劇”，這也可以算作一派之言。
　　出于反對斯大林的政治斗爭需要，索爾仁尼琴被赫魯曉夫捧紅了，如果沒有赫魯曉夫，或許索爾仁尼琴永遠都只是梁贊市一名默默無聞的教師。諾貝爾文學獎和諾貝爾和平獎一樣，經常遭受非議，我們不知道索爾仁尼琴反蘇聯社會體制在授予索氏諾貝爾文學獎時占了多大比重，但評獎委員會公開的說法是“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代所具有的道義力量”，這或許是一種淡化文學獎政治色彩的技巧，但無法斷定。蘇聯時期有不少作家、藝術家同高層領導人建立了特殊的私人關系，如列寧、斯大林與高爾基，斯大林與肖洛霍夫等。不過，這些得到高層領導人親睞的作家、藝術家在進入領導人的視野之前就已經聲名顯赫，惟有索爾仁尼琴在進入最高領導人視野之前只是一個清貧的教師，是赫魯曉夫讓他一夜成名的，因為他的反斯大林主義作品剛好是赫魯曉夫政治斗爭的工具。鐵幕的另一邊力挺他，看中的是其抨擊共產體制的素材，遺憾的是，收留了索爾仁尼琴之后他們發現，索氏在哪里都是“持不同政見者”，即便在收留了他的美國，對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他照樣喋喋不休地罵。時任國務卿基辛格警告福特總統不要接見他，理由是他的政治觀點對其他追隨他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一個打擊，況且還有得罪蘇聯的弊端。
　　用好或壞評價索爾仁尼琴不止是簡單、粗暴，而且會造成嚴重錯誤的結果，不管對他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是這樣。索爾仁尼琴因講真話受人稱道，他的“第一桶金”是用反斯大林主義取得的，他的勇氣、他的真誠，不光是文人的楷模，而且是人性的光輝。當我們從這里出發贊美他時，問題出來了：晚年的索爾仁尼琴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自己早年的判斷，社會的發展、個人的探索反而使他對蘇聯體制有了某種程度的理解。在1996年發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中，他肯定斯大林是偉大人物，贊揚斯大林發動了“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無論是反對斯大林還是肯定斯大林，不難相信，當時他說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話，但否定和肯定斯大林的正確者只有一個，我們該相信前面一個還是后面一個？按照一般規則，應該相信他后面一個，因為此時他所處的政治環境以及他個人的特殊身份已經沒有昧著良心說話的必要，個人思考也足夠成熟。至此，結果出來了：“真心英雄”在深思熟慮后否定了他早年的判斷，而他早年從事的活動恰好是世人對他尊崇的主要所在。
　　給他兌現“第一桶金”的是赫魯曉夫。索爾仁尼琴反對蘇俄幾乎所有的最高領導人，唯獨出于感恩的心放過了一夜之間捧紅了他的赫魯曉夫。不巧的是，無論是蘇聯國內還是國際上，赫魯曉夫都可以算一個糟糕的領導人，蘇俄最高領導人中比他更糟糕的實在不容易尋找。赫魯曉夫對他的處女作的評價是“從黨的立場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實情況的作品”，但放牛娃出身的赫魯曉夫對文學藝術絕對是門外漢（還有人用了“百分之百”一詞修飾），很明顯，赫魯曉夫看中的是索爾仁尼琴在反斯大林斗爭中的利用價值。如此，索氏應該高興還是悲哀？說高興，是因為正是赫魯曉夫的熱捧才奠定了索氏通向文學殿堂的基礎，說悲哀，顯然是指自己成了一個糟糕領導者的政治斗爭工具。
　　索爾仁尼琴無疑是愛國者，不論在蘇俄還是在異國他鄉，心里都一直裝著他的祖國。這一點很值得某些“持不同政見者”借鑒對照，中國某些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一旦移居國外，便為反對而反對，將國家民族利益完全拋諸腦后，只要能抹黑他反對的對象，甚至不惜和分裂分子、輪子功等民族敗類打成一片。這些人對照索爾仁尼琴，應該感到羞愧。索氏在收留他的美國，嚴詞抨擊“恩人”的價值觀。本文不想也很難探討索氏在哈佛演講中的對錯，僅僅是沒有哈腰獻媚為五斗米折腰本身就令人肅然起敬。
　　將索爾仁尼琴定性為“俄羅斯的民族良心”是很確切的。他反對斯大林，蔑視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甚至當初與普京關系僵硬，都是從俄羅斯民族利益的角度出發的，后來對斯大林予以某種程度的肯定，也是基于斯大林接手了落后的農業國交出了強大的蘇聯帝國，而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將２５００萬俄羅斯人拋棄到“國外”不管自然被“俄羅斯民族的良心”所鄙視，后來他又發現，普京用鐵腕將那些金融寡頭們的不義之財重新收歸國有并初步復興俄羅斯帝國，于是罕見地與最高領導人做了朋友。

2007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向索爾仁尼琴頒發人文領域杰出成就獎

　　“持不同政見者”通常與“民族主義”相矛盾，但索爾仁尼琴兩者都是。索爾仁尼琴說：“現在在美國，已經不是現在，已經有十多年了，出現了類似荒謬的計劃和沖動，即在整個星球中種植民主，并且已經開始種植了。首先是在波斯尼亞，并發展成為流血事件。然后轟炸南斯拉夫，在阿富汗辦民主，已經辦好了，在伊拉克也取得了很大的民主成績。在伊拉克之后，可能是誰？下一個可能是伊朗。那里有一些思想家，自由的思想家，他們懂得民主是不能夠被種植的。和‘大棒’一起‘取得’的民主一文不值的。民主必須根據人們的需要緩慢地發展，在人類文化親近和交融中緩慢地成長”。從他對斯大林評價的修正和與普京的交好以及這段文字不難看出，索氏看似矛盾的背后其實是高度統一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將這個政治術語換成文學語言就是“俄羅斯民族的良心”。美國轟炸南聯盟，攻打阿富汗、伊拉克，都是嚴重違背俄羅斯民族利益的，塞爾維亞人就是斯拉夫人，他們是俄羅斯的兄弟姐妹。
　　是不是到這里就讓索爾仁尼琴不矛盾了呢？當然不是。索爾仁尼琴是講真話的，是愛國家民族的，很多人認為他是高尚的人，筆者也認同這種觀點。但是，他開出的方子，大多很難讓人恭維。索氏對現代議會制很感冒，其主要理由是：１、這是黨派結構，可憐的選民是將選票投給一個黨，所有的政黨都限制人的個性，削弱其意志；２、一選就是四年任期，四年內高枕無憂，要是一旦選民不滿意馬上就能召回多好。筆者和不少人一樣長期挺馬英九，理由除了他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還包括他的清高與超脫。他一心想做全臺灣的領導者，但現實面前，他回到了藍營，這個轉變只用了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由于客觀原因，索爾仁尼琴這顆“俄羅斯民族的良心”與俄羅斯民族的現實接觸很少，部分原因是關押，部分原因是移居國外，但他是高產作家，不多的“接觸”也被“高產”稀釋了。假如說他的作品更靠近“報告文學”，則“報告”很少，“文學”過多。當他開出的方子是俄羅斯兩百多年前的泛泛之愛和宗教以及小農經濟時，我們不應該感到奇怪。
　　索爾仁尼琴在皈依基督教后，感性逐漸占據了他近乎整個心靈，大凡是理性的方式，他通常難以認同。他曾經斷定，斯大林的烏托邦起源于無神論（換句話說，他反對無神論），可見，他沒有像愛因斯坦等智者那樣很好地處理宗教與科學的關系。皈依宗教不是什么壞事，但如果治國偏方主要來源于宗教事務所的故紙堆，則方子的有效性絕對令人懷疑。西方的繁榮，蘇聯帝國的強大，主要是理性的結果，而不是皈依什么宗教的結果。
　　有人專注于選取兩支動聽的曲子反復播放，有人熱心于用另外３支逆耳的曲子證明什么，力挺者是正確的，批評者也沒錯，但應該有人將全部５支曲子放在一張碟子上。如果這樣做產生了“持不同評價者”，那是與索爾仁尼琴的理念吻合的，他是“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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