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閱微堂

中國崛起策三十一：西方媒體操縱大眾心理的秘密

在媒體成為我們這個星球的主要信息擴散和傳播手段以前，信息的流傳和擴展非常依賴面對面的交往。特別是在大眾運動中，信息、新聞和流言會在集體的亢奮和激情領袖的演講中得到迅速傳播。法國的社會政治學家勒龐和塔德堪稱研究群眾運動、大眾心理和信息傳播的先驅。

勒龐指出，在大眾的群聚之中，隨著集會人數的劇增，人群的平均智力也在不斷下降，無論是受過高度教育的民眾，還是教育程度較低的民眾，也無論是各種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身份的參與者，在一場大眾運動中，人群的智力特別是思考能力、邏輯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直線下降，反而是激情的演講、精巧的暗示、聳人聽聞的流言、強有力但是卻缺乏邏輯分析的語言能夠占據上風。

勒龐發現，在群眾的集體運動中，人們慣用的語言是“我們”、“他們”、“同志們”和“敵人”等帶有集體歸屬的詞語，而較少使用“我”、“你”等單數詞語，當個體融化到集體大眾中的時候，個人的理性、權利和義務意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集體的名義而為所欲為。在大眾的群聚中，消息的真假從來都是無關緊要的，消息的來源也是無需考察的，理性思考是完全多余的，關鍵在于能否煽動和激發起一種集體情緒和集體無意識，這樣的情緒或許是憤怒、或許是高峰情緒體驗、或許是崇高理想的支配，在大眾的集體狂怒和集體欣喜中，任何非理性的暴力活動都可能產生。因為對別人生命財產的任意支配和剝奪在平時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在一場暴眾運動中卻有可能因為人數的眾多和匿名性而使得參與者缺乏權利和義務的公民意識而無所顧忌。

塔德是這樣分析群眾運動中的群眾心理的：“不管他們在個體來源和其他方面有何不同，群氓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執、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極度的不負責任，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過分自負，過分狂熱。對群氓來說，在恐懼和興奮、‘萬歲……’與‘打倒……’的呼喊之間沒有任何中庸之道”(塔德1910)。勒龐則指出在群眾運動中平均智力下降的“均質”現象，甚至是善于理性思考或是邏輯推理的個人，只要他在現場的大眾運動中完全被現場的氣氛所主導和牽引，他的智力就會下降到平均的低智力水平。

在歐洲歷史上大規模聚集的群眾運動中，比如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露天廣場上處死異教徒的公開審判，法國大革命，雅各賓專政時期，都體現了人類社會共有的大眾心理特征：當一個流言傳播的時候，盡管其未經任何驗證，它卻可以樹立“敵人”的觀念，加強了一個均質群體的集體恐懼感和對敵人憎恨而帶來的同仇敵愾，這時候，人群的暴力就不受任何理性思考和邏輯思維的約束，只要樹立起“異教徒”或是“猶太人”的可怕形象和妖魔想象，那么任何針對這些人群的殘酷暴力活動在一場大眾運動中都可能得到超級的追捧和大眾狂熱的支持。即使是在當代，不久前在西班牙南部還爆發過本地居民集體圍毆和追打迫害外國人的事件，可見對大眾運動的大眾心理行為研究依然是不可忽視的。勒龐指出，在大眾運動中，群眾的意識有時會漫無目的地漂游，并受到暗示的操縱和牽引，當流言傳開的時候，理性可能告訴我們這是謊言或是非真實的描述，但是不受制約的激情讓我們徹底喪失了理性判斷能力和批判能力：“我們的理性告訴我們，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關系。但是群體對這個事實卻視若無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覺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群體很少對主觀和客觀加以區分。它把頭腦中產生的景象也當做現實，盡管這個景象同觀察到的事實幾乎總是只有微乎其微的關系……群體中的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傳染性暗示過程的起點。耶路撒冷墻上的圣喬治出現在所有十字軍官兵面前，在場的人中肯定有個人首先感覺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傳染的推動下，一個人編造的奇跡，立刻就會被所有的人接受”（勒龐 1963）。

大眾心理在群體運動中的運行軌跡可能是隨著一個接一個的流言而無意識地漫游，也可能是接受了暗示和催眠后被一雙無形的手進行操縱，當然也可能是一些高智商的魅力型領袖對大眾進行魔力催眠，將群眾運動引向狂熱的暴力或是瘋狂的崇拜之中，這當中，領袖人物有意識地對大眾心理進行的催眠和操縱更加接近現代媒體對民眾心理控制的手段和機制。勒龐總結了那些在群眾運動中的天才演說家必須具備的演說技巧：群體因為在大眾的運動中期待著激情的宣泄以及對“敵人”和“我們”的清晰劃分，因此演說家必須出言不遜，信誓旦旦，夸大其辭，同時演說必須堅強有力，言之鑿鑿，并不斷重復一些激烈但又是簡單的詞語。而演說家切忌以說理的方式進行演講，一旦使用科學邏輯的語言和分析推理的方式，演講者就可能被期待激情宣講的聽眾轟下講臺（試比較勒龐1963）。

因此在領袖和大眾的群體互動中，信息可能是精心過濾和操縱的結果。希特勒的演說詞在一個正常人獨處閱讀的時候很可能被認為是一堆瘋人瘋語，在一個科學家的眼里更是缺乏邏輯推理和分析論證，是一堆劣質的煽動材料，但是在激情的大眾運動中，這樣的演說反而能激起大眾千百倍的能量去實現領袖可怕的權力欲望。在希特勒狂熱的演講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合理”，什么是“謠言”，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瘋狂”都變得不重要了，關鍵在于通過對大眾的謠言傳播和心理暗示，輔之以領袖的心理催眠和魔力引導，人群已經成為無意識的暴眾，可以任意去迫害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實現納粹黨的社會動員計劃。沒有人會去問“猶太人是否是無辜的？”，沒有人會去思考“我們的領袖是否是瘋子？”，沒有人會去質疑“納粹黨的宣傳是否是真實？”，于是大眾的平均智力被有意識的暗示和催眠利用了。

在現代媒體出現在人類社會生活以后，對大眾心理的引導和操縱發生了數量上的變化，法國社會學家塞奇 • 莫斯科維奇區分了兩種不同的信息受眾，一是一級群體，指的是面對面的情況下在一場大眾運動中接收信息的受眾，例如在廣場、看臺、操場周圍群聚的大眾；第二則是次級群體，指的是現代媒體比如收音機、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等信息手段傳播的受眾，但是支配人們信息獲取渠道的內在邏輯仍然與前現代化的社會有著類似之處，心理手段的暗示和催眠依然廣泛存在，只是受眾數量發生了激增，塔德描述到：“通過每次變化，一個總體規律的輪廓顯示出來了，這一規律表明了領袖人數與其追隨者人數之間不斷加大的差異。例如，在古代，一個擁有2000名市民的城鎮可能由20位演講者或氏族領袖所統治，其比例是1:100。而現在，只要20位熱心的或現成的新聞記者，他們就能統治多達4000萬市民（指的是4000萬法國人口）。這個比例是1:200000” （塔德1895）。

隨著現代傳媒的出現，人們可以不再去公共場所或是露天廣場接受信息，可以在家里安靜地閱讀報刊雜志，也可以獨自在家里收聽廣播和看電視，大眾運動的激情減少了，人類的理性自覺可能增加了，但是反過來講，大眾媒體的煽動和遠距離操縱和催眠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如果大眾媒體傳播的是虛假信息或是經過嚴格過濾和精心暗示的信息，就有可能把千千萬萬分散在不同家庭的受眾激發起來，成為無需聚集在一起的大眾運動或是非理性激情。公眾輿論可能是一種正面的對客觀事物的看法和民意結構的反映，但也極有可能為遠距離的催眠和煽動所操縱，形成遠遠超過前現代化社會大眾運動集合的破壞力。現代傳播媒介由于其廣覆蓋性，極有可能成為野心家動員大眾、煽動仇恨和進行精巧心理控制的工具。希特勒的納粹黨正是通過廣播而完成了在全德國范圍內的遠距離催眠和心理控制，實現了前現代時期難以實現的在廣大范圍內迅速的人群動員，將德國推向了戰爭的災難。塔德精彩地描述到：“單靠口才，只有幾百或幾千名聽眾可以接受催眠；靠手寫的書本，接受催眠的人數遠遠超過幾百或幾千人；現在靠報紙，難以計數的人即使遠在千里之外也會被深深吸引。”（塔德1895）

莫斯科維奇指出，現代的媒體編織出一道精密的網狀結構，密不透風地對公眾和民意產生巨大的影響，在現代媒體的巨大力量前，公眾往往把接受到的信息不加思考地視為“真實”或是“理所當然”，而較少地去對媒體中的新聞真實程度和消息來源進行批判性的質疑。在這樣的情況下，大眾媒體可以完全操縱民眾的情緒。莫斯科維奇認為，真正能夠煽動公眾情緒的是聳人聽聞和震撼人心的消息，這樣的消息可以成為媒體在市場中生存的捷徑，然而，媒體操縱的精巧程度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真正喚醒公眾并給它行動機會的方法是激起它的仇恨。向它展示一份美味佳肴——一個讓人討厭和反感的對象——就等于讓它自由地發泄它潛在的破壞力和侵略性，這些破壞力和侵略性似乎一觸即發。這就意味著，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個對手身上（不管對手是人還是思想）是指揮和領導它的最可靠的方法。因為時事評論員對此了如指掌，因此他們總是毫不猶豫、不擇手段地利用這一情感，因此也就有了塔德的陳述：‘在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時候，辯解都不會像誹謗那樣成功’。”（塔德191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前動員中，媒體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動員和煽動仇恨的作用，在媒體推波助瀾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下，人群極易陷入一種道德崇高和身處世界中心的感覺，他們會簡單地認為：敵人是“邪惡”的，是一群“撒旦惡魔”，是必須被消滅的。在交戰各國的首都，人們因為自己的國籍身份的歸屬而產生截然相反的觀點，但卻處于相同的人類激情和瘋狂之下。在維也納和柏林，人們激情地游行反對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的魔鬼；在倫敦、巴黎和莫斯科，人們處在同樣的激情和高峰體驗下，只不過他們要反對的則是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魔鬼。即使是理性的知識分子，這時候也選邊站，比如德國的學者發誓再也不去英國，英國的音樂家發誓再也不聽“魔鬼之邦”的音樂，人類的理性和理智真的很脆弱，而瘋狂和集體狂熱意識則是極易被催眠激化的。世界大戰中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夠撥開迷霧，不被媒體的催眠和暗示以及民族主義狂熱所迷惑，比如羅曼•羅蘭堅持反戰，但這樣的學者真是少之又少（試比較邵濱鴻2004）。

千萬不要以為二戰中的宣傳是納粹德國的專利品，也不要認為只有共產黨國家才會進行宣傳，事實上，英國、美國等所謂民主國家所進行的宣傳決不亞于其它政體。在民主政體下，無論是早期的一戰、二戰，還是在二戰后的當代歷史發展時期，所謂自由民主國家對媒體的操縱更加隱性化、隱蔽化。事實上，媒體通過對公眾民意進行心理操縱，并在全球范圍內推廣西方的利益，不斷策動顏色*革*命，顛覆別國內政，扶植親西方的政權，并最終實現對別國的利益控制，已經成為西方世界心照不宣的話語武器。一個通常的疑問則是：西方世界是民主國家，國內具有健全的權力分化體制，公民權也基本得到保障，媒體則是從屬于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權，甚至被冠以“無冕之王”的美譽，那么我們該怎樣理解西方媒體的宣傳功能呢？

事實上，由于現代民主和法治體制的確立，西方國家媒體在國內報道中，應該說其作用多為正面的，媒體可以相對客觀地傳遞本國的信息、傳遞符合其社會本身價值觀的信息、展開公眾討論等，但是相對于其它社會系統如司法、教育和科學等系統而言，媒體還是一個相對來說沒有完全實現功能分化的系統，其內部的獨立操作還是受到市場機制以及國家利益的影響，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對媒體系統有很強的形塑功能，因此媒體只是一個部分獨立的系統，其系統分化功能明顯弱于其它系統。但是相對的獨立操作卻為媒體贏得了很大的聲譽，仿佛媒體是完全獨立運作的。因此在中西媒體之間的爭論戰中，西方媒體經常運用“國營的中國媒體”或是“國家控制的中國媒體” 等詞語，其實這就是一種精巧的心理暗示和魔力催眠，然而卻巧妙地掩蓋了復雜的社會層面：一是西方媒體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樣完全獨立運作，其中媒體市場、公眾輿論和政治市場完全在影響媒體操作，這樣的事實被巧妙地掩蓋了；二是中國經過三十年的市場改革，媒體觀點早就非常多元，雖然國家的控制依然存在，但是市場化的運作和公共觀點的興起讓中國媒體的運作模式早就不同于黨控制一切的毛時代；三是通過“國營”和“國家控制”這樣的暗示詞語轉移了對話題和事件真相的追求，事實上國營媒體也會說真話，自由民主媒體也會進行“宣傳”，甚至散布謊言，但是通過語言的巧妙轉換，西方公眾在讀到報道的第一句話時就被催眠了，他們會下意識地思考：“中國媒體是國營的，因此報導是不實的；我們的媒體是獨立的，報道當然是真實的”，誰會去辨別話語中的暗示和操縱？

同理，面對中國公眾質疑西方媒體造假的憤怒情緒，西方媒體將其描述為 “中國政府操縱的公眾輿論”，通過這樣一個極為巧妙的語言暗示，西方媒體順利地消解了中國民眾的任何公共輿論，轉移了對事件本身真相的探討，通過心理催眠讓西方公眾瞬間相信了自己媒體的宣傳。在這樣的大眾心理催眠中，中國13億人口中不同個體的觀點以及新興的公民社會多元的思想完全被有意識的抑制了，只要一句“中國政府操縱”就可以將所有中國人的觀點扼殺和歪曲。

因而，如果說西方媒體對于本國事務還能相對客觀公正地進行信息傳遞的話，在對于國外特別是非西方社會的報道中，媒體對輿論有意識的暗示和操縱就成為了家常便飯。這樣的暗示和心理催眠不僅針對本國民眾，也直接針對非西方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受眾。在對本國民眾的宣傳中，要樹立的是“我們”或是“西方文明”的優越感，在某些情況下要建構出對方“野蠻”、“妖魔”的“敵人”形象，通過心理暗示樹立起西方民眾對其它國家強烈的偏見和敵意，在全球化時代就可以順利引導西方消費者的傾向：通過西方民眾對一國的強烈憎惡之情來減少西方消費者對競爭者產品的購買，從而達到保護西方經濟產業和打擊競爭者生產能力和出口能力的效果。而針對非西方國家的戰略宣傳和心理暗示則有更加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爭取讓別國民眾的思想完全隨著西方媒體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催眠而轉動，從而達到自動解除別國思想武裝的目的，一旦時機成熟，就毫不猶豫地策動顏色革命，扶持親西方的政府上臺，最大程度上推廣西方世界的利益。

德國媒體學家Peter Hahne認為，西方媒體對公共輿論的操縱往往分為幾個步驟，一是制造恐懼氣氛，比如先故意在媒體大造輿論，斷言中國即將超過西方，中國產品將席卷全球，中國非民主的制度攜帶經濟成功將威脅到西方制度的生存等等，有意識地創造出聳動的“敵人”觀念，卻有意忽視了中國崛起為西方帶來的巨大機會和市場繁榮；二是擴散這種非理性的恐懼和敵視感覺，通過媒體群起的轟炸報道和對視覺、感覺、聽覺和知覺的狂轟濫炸，在短時間內樹立起信息屏蔽的長城，降低公眾的判斷力、分析力和理性思考能力，一個非西方國家在短時間內就可能從一個正常國家變成一個野蠻國家；三是掩蓋事實真相，或者只報導事情真相的一半或是百分之十，但是扭曲整個事件的前因后果；四是運用概念占據熒屏和報刊，當“民主”、“自由”、“人權”的概念失去了內在基本含義而形成概念重復和概念“通貨膨脹”時，概念本身已經不重要了，關鍵是能夠運用這樣的概念妖魔化對方；五是制造同一種聲音和“一言堂”，在西藏事件的信息大戰中西方媒體有意地維護一種聲音而屏蔽不同的聲音，讓心理暗示的效果達到最強化，讓人們的理智最小化和最弱化；六是頭條效應，長時間將丑化報道配合聳人聽聞的題目放在新聞和報刊頭條，加強宣傳效果；七是提供虛假信息，當真實的事件不足以達到渲染對方的“野蠻”和“殘暴”的時候，制造大量虛假的新聞，蓄意欺騙受眾，就成為可能的手段。在信息戰中，關鍵是信息量的龐大和快捷，以及目的性和效果性，而真實性完全退居其次；八是掩蓋真實意圖，談論的可能是“侵犯人權”和“關注人權”，真實意圖則是顛覆別國，圖謀不軌。

在西方媒體長期壟斷世界新聞來源和新聞報導的情況下，西方媒體不僅可能實現對本國民眾的暗示和心理催眠，也可能對別國受眾進行暗示和催眠，爭取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更有可能實現全球范圍的虛假信息構建和全球心理操縱。尤其是在西方媒體組成的國際媒體和國際信息來源中，西方世界儼然成為世界話語權的主宰，可以主導世界輿論。尤其通過今年三一四拉*薩*騷*亂事件來看，西方世界的確具有全球輿論的主導優勢，可以在短時間內將一個國家信譽徹底損毀，通過摧毀一國國際形象來摧毀其物質形態的力量，這是大眾媒體對大眾心理巧妙操縱的最高階段。如果中國不能深刻認識到這其中至關重要的意義，不能在全球媒體戰中逐步建立自己的話語權體系，我們就會在中國崛起道路上陷入嚴重困境。一些虛假的信息，一些巧妙的心理暗示，一些精密的大眾催眠術，就可能讓中國轉瞬間成為支持緬甸和津巴布韋的“獨*裁*暴*政”的后臺勢力，并把中國描述成為支持蘇丹的種族*滅*絕，這樣惡劣的指控當然會損害中國的國際道義形象和國際觀感，進而可能引起多國公眾對中國的反感，甚至引發對中國產品進行抵制。在這里，心理戰從言詞開始，到打擊中國實質的物質形態的力量為結束。這就是我們說的軟實力的薄弱最終導致硬實力的損害。

西方媒體操縱大眾心理的輿論戰和心理戰已經成為中國崛起道路上一個不能忽視的重大議題，繼續無視這個議題，將對中國現代化帶來嚴重的后果。下一篇將繼續分析西方媒體在國際心理戰中的手段，并最終將提出一系列提升中國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能力的建言。

參考文獻

（法國）塞奇·莫斯科維奇 ：《群氓的時代》，許列民 薛丹云 李繼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法國）Le Bon, Gustave：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Paris: PUF, 1963
（法國）Tarde, G.：L’Opinion et la foule (塔德 《大眾的觀點》)。Paris: Alcan， 1910
（德國）Hahne, Peter,： Die Macht der Manipulation (《操縱的權力》)，Neuhausen-Stuttgart: Hänssler, 1986
邵濱鴻：《國際沖突與大眾媒體》，登載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4期

中國崛起策三十二：信息霸權主義是如何“煉成”的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中，媒體逐漸成為維護西方中心主義的核心手段之一。無論是在戰爭中，還是在和平時期的國際競爭中，相較于政治、金融、經濟和科技等領域，媒體逐漸成為構建西方話語霸權、虛構自身國際道義形象最重要的一個環節，西方媒體還肩負著維護西方整體利益，遏制非西方對手，打擊非西方競爭者，弱化對方道德權威和消解對方軟實力的重大任務。在整個冷戰的歷史階段，西方媒體的攻心戰對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的裂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豪不夸張地說，西方媒體是西方世界最終取得美蘇兩大陣營對壘勝利的生力軍。了解西方媒體的運行模式和宣傳手段，對于和平崛起的中國構筑自身的話語權體系，建立自身的國際道義形象，綜合維護國家利益以及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份額和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

西方媒體進行國際宣傳的重要元素和手段

（1） 掌握定義權

無論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戰后發動的戰爭中，在冷戰的高強度對峙中，還是在西方與非西方的經濟體進行競爭的過程中，牢牢掌握定義權是西方媒體勝出的重要原因。首先定義己方是“民主”和“自由”的，己方是尊重“人權”的，對方必定是違反“民主”和“自由”的，是侵犯“人權”的；其次，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是“普世”的，“人人與生俱來就應該享有的”，因此侵犯這些普世原則就是違反世界和平；第三對方總是違反這些原則的，因此對方總是威脅世界和平的，己方打擊對方就是維護世界和平。

根據這樣的三段推論，西方世界牢固樹立了心理優勢，因為非西方世界和發展中國家包括過去的蘇東陣營，大多在社會發展的階段上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無論怎樣努力奮進，在“民主”和“自由”等西方推出的價值觀體系上都無法在短時間內趕上西方。因此西方世界面對非西方世界時可以樹立一種恒久的道德優越感，而且可以隨時根據需要和掌握定義權的主動進行戰爭或是顛覆。伊拉克被制裁了十年，整個國家餓殍遍地，但因為價值觀體系不達標，因此伊拉克即使什么不做，也威脅到了世界和平，而沙特盡管保留了君主制度，在價值觀體系上更加不達標，但是定義權的掌握者卻可以任意根據需要來決定打擊誰和保護誰。而戰爭行為，明明本身是違反人權的，是反人性的，但是根據第一定義權優勢，戰爭也可以被描述成為維護“人權”和“世界和平”。

（2) 語義的闡述權

既然掌握了第一定義權，也就掌握了語義和概念的闡釋權。“民主”和“自由”既然是西方的語匯，因此任何非西方國家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認就必須全盤接受西方的制度內核，完全接受西方的一切制度構建。任何國家根據本國國情探索的新民主道路和提出的新民主觀在西方某些“民主”衛道士和“人權”原教旨主義者看來都是“修正主義”，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盡管中國和俄羅斯都在朝向西方定義的現代價值觀方向發展，取得的進步無法否認，但因為中國和俄羅斯偏離了部分西方的制度元素，因此，盡管中國百般表示要和平發展，依然被西方世界認為是最大的威脅。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思維其實非常僵化：“只要中國一天不完全像我們這樣，就會威脅到我們的生存方式和價值觀系統。”西方媒體運用的正是壟斷的“闡釋權”，我們，只有我們西方世界，才能闡釋什么是“民主”，才能評判誰是“民主”，任何與我們的偏離都是威脅。

荒謬的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是產生于西方社會文化土壤中的，西方各國根據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也發展出了不同的民主模式，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完全統一的民主模式，中國和俄羅斯的民主制度也必須從本國的社會文化土壤中生發，才能真正建立堅固穩定的民主政體。我非常欣賞張維為研究員的一句話：民主是普世價值觀，但是西方民主并不是普世價值觀。每個國家都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和社會文化心理環境發展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如果妄想推倒故宮或是克里姆林宮，在其地基上建立中國和俄國的白宮，那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倫不類的建筑。這個道理很明白，但是世界上某些心態狹隘者或是別有用心者總是喜歡采取絕對主義來看待問題。

（3）信息的篩選

世界是復雜的，歷史事件是復雜的，當代的重大事件，但凡涉及到民族沖突、宗教沖突和生活方式的沖突更是超級復雜。對復雜的事件，媒體如果不去梳理事件背后復雜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不去認真分析沖突的社會根源和各方的利益背景，只是簡單地進行信息的截取、屏蔽、裁剪，最后進行信息的篩選，那么就是誤導公眾和誤導民意。然而不幸的是，西方媒體具有控制世界話語的權力和形塑世界公眾民意的龐大資源，當西方媒體對某一事件進行刻意的篩選以到達擴張西方整體利益目的之時，公眾就可能被集體心理催眠，接受了完全錯誤的信息，或者說是接受高度扭曲、經過人為精加工的信息。更加不幸的是，幾乎在全球所有重大事件中，從糧食危機、石油危機、美國次貸危機、蘇丹達富爾，西方媒體完全根據本國的利益對信息進行刻意地雕琢和精心加工處理，受眾最后接受到的信息與事實相距甚遠。

在北約1999年進攻南斯拉夫的戰爭中，就充分體現了信息篩選是如何為一場空前殘酷的戰爭提供合法化材料的。在戰爭前，所有歐美國家的輿論完全一邊倒，斷言南斯拉夫在對少數民族進行種族清洗，并提供了大量證據。整個戰爭宣傳重點在于宣傳除了戰爭別無其它任何手段，因為南聯盟正在進行種族滅絕！事實上，的確存在著濫殺無辜的情況，但實際上是政府和叛軍雙方進行相互仇殺，既有塞族軍警槍殺平民，也有科索沃叛軍槍殺警察和塞族平民。無論哪一方施加暴力和進行血腥仇殺，都是違反人權和人道尊嚴的，應當同受譴責。然而西方媒體對事件的多側面完全不聞不問，熱衷于從“政治”角度和“意識形態”來思考問題，非要把歐洲最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扼殺，因此事件報道從一開始就是嚴重不公平的。雖然西方媒體提供的某些照片可能是真實的，但是這與“人權”的價值觀念一開始就脫節，更類似一種心戰攻勢。西方媒體夸大南聯盟的“暴行”，編造子虛烏有的“種族清洗”，同時完全屏蔽科索沃叛軍的暴行。把民族間相互的沖突精心加工成為自己需要的“種族清洗”，如果西方公眾哪怕當時能夠聽到稍微平衡一些的報道，也不會出現大多數公眾支持戰爭的情況。

戰后，當科學工作者將戰爭期間的報道和真實情況逐步復原的時候，我們看到信息的裁剪和篩選是多么可怕和危險，它足已調動公民的戰爭意識和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但卻嚴重扭曲了事件的整體真相和不同的側面。大多數支持戰爭的公眾都是因為受到媒體影響，認為必須為了“人權”和“解救科索沃人民”而不得不發動這場“人道主義戰爭”，這是多么具有諷刺意義！不要說科索沃叛軍對塞族進行的報復和殺戮，即使是北約的戰爭本身就是極端殘酷和違反人道主義的，但是人們又能在戰爭期間看到多少平民被殺害的鏡頭呢？信息篩選就是這樣，可以讓受眾看到一部分真實，但是剩下沒有看到的部分恰恰可能顛覆你對事件整體的看法。就如瞎子摸象一樣，摸到象腿就以為這是大象的形狀，媒體操縱輿論到這樣的地步是何其可悲！

（4）虛假信息和欺騙

除了信息篩選和屏蔽以外，提供虛假信息并進行欺騙宣傳是部分西方媒體慣用的伎倆。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一位名叫娜耶熱赫的科威特少女在美國國會的人權委員會作證說伊拉克士兵將幾百個嬰兒從育嬰箱中拿出來，將嬰兒活活摔死，這樣的證詞立即激起了美國全國的民憤，成為戰爭的催化劑，這就是有名的“育嬰箱”事件。但戰后證明這是一條徹頭徹尾偽造的信息，作證的少女是科威特駐美國大使的女兒，她早就與美國的游說公司達成協議。1999年的北約針對南聯盟的戰爭中，一條著名的消息“南聯盟境內發現萬人坑”廣為流傳，為的是證明戰爭的合法性，但這也是一條造假的消息，沒有跡象顯示南聯盟實行過“種族清洗”。第二次海灣戰爭期間的“大規模殺傷武器”最終也被證明是一條驚天謊言。

虛假信息和欺騙絕對不是西方媒體單一的個案，在戰爭中，雙方提供虛假信息都是最經常運用的手段。然而，南聯盟和伊拉克是弱者，其提供的虛假信息只能用于動員國內民眾，進行內部動員，遠遠不足以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影響，而文化符號的強勢者 —— 西方媒體，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世界范圍內傳遞假信息，誤導世界公眾，欺騙世界輿論，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大規模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以有效地調動各種力量對弱勢敵方進行打擊。不要以為欺騙宣傳僅僅存在于戰爭時期，在和平時期，我們也會接受到大量有意散布的虛假信息，比如關于人民幣升值，資本金融市場開放，美國金融危機等重大世界經濟事件中，頻頻傳出的虛假信息都是國際心戰的一部分。

（5）照片的運用

照片的運用是最能煽動公眾情緒的手段，對照片進行剪裁和精加工可以根據需要對公眾情緒進行高強度的心理暗示，使得公眾情緒隨著操縱者的期待而發生變化。一張照片，當我們看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一種情緒，如果看到周圍的環境和場景我們可能又是另外一種情緒，如果告訴這張照片的背景知識我們恐怕又會產生截然相反的情緒。公眾究竟看到哪一部分，究竟知道多少背景知識，決定了公眾在何種程度上了解真相還是被媒體操縱。

比如在西藏騷亂事件中，德國圖片報展示了一群被按倒在地的喇嘛的照片，喇嘛的上方只能看見幾雙手，西方公眾看了這張照片后會自然得出結論，這是中國政府在鎮*壓*和平僧侶，這正是媒體操縱者所期待的宣傳效果。如果把照片完全復原，就會發現這張照片上方按倒喇嘛僧侶者居然不是中國人，而是皮膚黝黑、戴著尼泊爾警帽的尼泊爾警察！如果能把照片周圍流亡藏人暴力攻擊中國領事館的場景放入一張更大的照片中，公眾會得出完全相反的印象和結論。

更加高明的是北約在1999年針對南聯盟發動的戰爭開始以后，西方各個電視臺都反復播放一個場景，那就是大量科索沃男女老幼的難民離開故土的鏡頭，場面極其震撼，暗示人們發生了人道主義災難，這幅場景立即成為各大媒體的頭條新聞。然而報刊和雜志并沒有對這張照片的背景知識作出深入介紹：究竟是北約的轟炸導致了科索沃難民的流離失所，背景離鄉，還是南聯盟的種族清洗導致了這么多難民逃亡？這是具有致命意義的盲點，如果背景資料完全的話，人們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去反對戰爭和認識到戰爭的殘酷，然而沒有任何背景知識的情況下，大多數公眾被徹底催眠了，并得出這樣的結論，必須擴大攻擊戰爭才能挽救科索沃人民于水火之中，由此可見運用照片操縱輿論是現代心理催眠術的核心手段。

（6）信息的非對稱性

由于新聞記者掌握大量不同側面的信息，而普通公眾并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對每條新聞進行嚴格核查，同時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們越來越缺乏耐心去考察信息的真實來源，公眾越來越傾向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切獲取的信息，這就提供給媒體操縱民意的巨大空間。筆者稱新聞專職記者和普通公眾之間的信息差距為信息的非對稱性，這樣的信息非對稱性在特定時代，比如在戰爭期間可能是致命的，它可以在短時期內調動民意結構來支持一場非法戰爭，通過媒體的介入來最大程度合法化本來是非法的侵略。許多西方國家公眾認為自己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政體之下，生活在新聞自由的社會，因此從來沒有意識到被蓄意心理暗示和欺騙的可能，這就形成了民主社會中的低度反省思考能力的怪象。

（7）信息的時效性

西方部分媒體本身的確也具有反思能力和反省精神，比如在北約進攻南聯盟戰爭的兩年之后，筆者在德國國家一臺看到一個節目，深刻反省了科索沃戰爭前許多媒體裁減和篩選鏡頭帶來對整個事件的認知誤差。不少非政府組織成員包括紅十字協會的成員非常公正地指出當時南聯盟并沒有進行種族清洗，更沒有萬人坑事件，而且科索沃的叛軍利用了西方媒體的支持，也肆無忌憚地實施了很多暴行。因此公正地看待整個事件是雙方都在進行報復式仇殺，而決非一方“正義”、一方“邪惡”那么簡單，類似這樣的對戰爭的反思和再思考在戰后總會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媒體上演。

有人會說，這充分體現了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然而，這才正是最可悲的一點：戰爭時期，所有媒體進行同一種聲音的媒體閃電戰，因此已經完成了預想的效果，當戰爭結束后，根據新聞的時效性原則，該題目很快被公眾淡忘，時間是最好的遺忘劑，也是淡化媒體操縱的最佳手段。當反思以不成比例的微弱聲音在電視里播放的時候，或是在報紙上一個不起眼的版面、或者在報紙上一塊豆腐干大的地方進行戰爭反思報道時，無論如何，都時過境遷了，沒有多少人會看到或是讀到這條消息，即使偶然看到或是讀到，真正感興趣的人也不會太多，新聞和信息一旦過了時效期，之后的反思或是反省都不會起到什么作用。

對比戰爭期間扭曲信息的超級放大，以及戰后微弱的反思聲音，除了刻意顯示西方社會是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以外，不會有任何實質意義，因為戰爭期間的聲音早就通過傳媒深深刻入人們的集體記憶中，任何對真相的追求只能是有由少部分科學工作者和探索真相者完成，對大眾輿論不會有什么影響了。

以上討論了西方媒體主導世界輿論的一些重要手段和核心元素，這非常有助于我們加強對西方世界主導話語權的認識。由此筆者得出的結論是，西方世界已經通過其全球媒體廣泛地構建了自己的霸權語言體系，這樣的霸權主義體系筆者稱之為信息霸權主義。信息霸權主義是除了政治霸權、金融霸權和經濟霸權之外重要的支配關系體現形式，其歸根結底還是要通過信息的壟斷以及掌握信息的定義權和闡釋權實現對世界的權力支配。信息霸權主義者刻意利用信息優勢不費吹灰之力建立起虛構的“真實”，在全球范圍內對公眾進行疲勞轟炸式報道和深度心理暗示，通過全球范圍內的移動心理催眠來調動民意結構的支持，同時降低公眾理性反應能力和判斷能力。通過霸權的信息優勢剝奪弱者的反抗和申辯能力，將弱者固化為政治和文化上的野蠻者形象，同時為強者軍事或文化入侵弱勢國家奠定基礎。

當前，中國作為新興世界大國在崛起，與此同時，西方媒介構筑的信息霸權主義將是西方世界構筑敵人形象、建立反華聯盟的最重要力量。信息霸權主義不僅壟斷對西方主流民意的塑造，而且直接阻礙著中國和西方民眾的交流和理性溝通。信息霸權主義歸根結底在于要讓非西方的競爭者失去在國際社會理性討論和理性發出自己聲音的可能，并最大限度服務于西方榨取世界政治、經濟、金融、能源、原材料等利益之目的。

但是隨著中國崛起和南方躍升，信息霸權主義和對話語權的壟斷也越來越難以為繼，中國必將隨著綜合國力提升的歷史進程加深對話語權和信息平等的深刻理解，而且必將要求平等的話語權份額和信息平等權。我們每加深融入世界體系一步，就越發深刻認識到全球的不平等決非僅僅是經濟的不平等，我們處在一個方方面面都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中國崛起，注定是不平凡的歷史進程，也必將填平信息和話語權的不平等鴻溝。

（備注：作者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在閱微堂上發表了中國崛起策系列文章，并根據網絡發表文章改編出版了《中國崛起策》一書。如果引用《中國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觀點請注明原始出處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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