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社會運動精神領袖：荷塞·馬利亞·西松（José María Sison ）

作者：李亮

原載：《批判與再造》第54期

1939年，荷塞˙馬利亞˙西松出生于一個地主家庭，其家族祖先是16世紀的福建移民。西松小學時念的是公立學校，而非一般地主家庭小孩念的教會學校，這是他接觸了解窮人的開始。中學念的是教會學校，學業(yè)成績優(yōu)異，但宗教成績頗差，而且有帶頭對抗神職教師的紀錄。在中學時期，他已通過一些反共教材知道了馬克思主義，并且通過父親與鄰人了解了菲律賓政治的一些情況。

西松進入菲律賓大學時，他父親希望他進入菲律賓大學念新聞與法律，接著去哈佛，回國后進入政界發(fā)展，因此西松在菲律賓大學英語系主修新聞與寫作，部分符合了他父親的期望，但他也同時著手在學生與年輕教師之間組織秘密學習團體，研究馬列主義與菲律賓社會歷史。

1959-1968：合法群眾斗爭

1959年菲律賓大學學生文化協(xié)會（Student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成立，西松擔任主席。1961年，菲律賓國會成立了類似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取締反菲活動委員會（Committee against Anti-Filipino Activities）」，針對各界的進步人士進行調(diào)查。菲律賓大學學生文化協(xié)會及時組織了各界的進步力量予以反擊，宣傳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終于迫使政府終止了調(diào)查。這一波運動成功地打破了1950年代的肅殺與沉寂，開啟了1960年代群眾運動的新頁，而且在此過程中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培養(yǎng)了許多后來運動的重要干部。

1960年代的越戰(zhàn)對菲律賓的青年產(chǎn)生了很大的刺激。由于美國在菲律賓擁有其最大的海外基地（克拉克空軍基地與蘇比克灣海軍基地），菲律賓被深深地卷入越戰(zhàn)，政府甚至開始研議派兵參戰(zhàn)，使得青年的反戰(zhàn)風潮一波高過一波。1960年代同時也是菲律賓政府在美國壟斷資本的授意下，開始撤除各種經(jīng)濟管制措施的時代。1962-1965年在任的總統(tǒng)馬卡帕加爾（現(xiàn)任總統(tǒng)阿若育的父親）不諱言，他推行的自由化措施都在事前取得了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同意。經(jīng)濟自由化政策使得民族工業(yè)受到嚴重打擊，糧食生產(chǎn)農(nóng)業(yè)轉為出口經(jīng)濟作物農(nóng)業(yè)，解除外匯管制更使得比索大貶，通貨膨脹率暴增。1962-1967年間，物價上升6.1%，其中米價更上升11.6%，勞工實際工資則下降了10%。根據(jù)政府統(tǒng)計，1957年菲律賓家庭入可敷出的有86.5%，1961年減少為48.1%，1965年再減少為33.3%。

面對如此深刻而劇烈的矛盾，青年運動不僅將反美帝作為基本目標，整個反美民族主義運動也很快擴大為對整個菲律賓社會出路的探索。青年們?nèi)琊囁瓶实匮凶x各種左翼文獻，尤其是中國革命的經(jīng)驗。當時，西松的著作在青年中間廣為流傳，成為青年運動的指導文獻。1962年開始，團結在西松周圍的一群進步青年開始走向工人與農(nóng)民群眾，將新一代的運動火種傳播到全國各地。

1962年末，西松加入了菲律賓共產(chǎn)黨（當時與社會主義黨合并）。經(jīng)過幾年的努力，在60年代中期運動終于有了較大的發(fā)展，而且在此過程中，西松一輩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者也試圖改造積弊甚深的菲律賓共產(chǎn)黨。1968年12月26日，西松領導了菲律賓共產(chǎn)黨的重建，制定了新黨綱，分析菲律賓社會的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受到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菲律賓的官僚、買辦與地主統(tǒng)治，必須以新民主主義革命，透過由工人階級領導、以農(nóng)民為主力的土地改革和武裝斗爭，逐步擴大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以農(nóng)村包圍城市。1969年3月29日又將原本在抗日過程中形成的人民解放軍改組為新人民軍。西松自此轉入地下黨的革命武裝斗爭。

附帶一提，這里的兩個日期是有其深意的。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新一代的菲律賓共產(chǎn)主義者以此表明他們拋棄當時蘇聯(lián)的修正主義路線。3月29日則是前一代的菲律賓人民解放軍在抗日過程中成軍的紀念日，這代表他們自覺地繼承菲律賓前一代革命者通過武裝斗爭求取解放的歷史任務。

1969-1977：地下武裝斗爭

1965年在美國與糖業(yè)集團支持下當選總統(tǒng)的馬可仕，基本上延續(xù)了前任的經(jīng)濟自由化政策，使得菲律賓人民的社會經(jīng)濟情況持續(xù)惡化。1969年馬可仕連任，但社會經(jīng)濟矛盾日益加劇。1969年，政府虧空4億美元，超過總稅收的三分之一，外匯儲備僅1.33億美元，連償還到期的外債1,92億美元都不夠，其直接后果是加強了原本就很高的通貨膨脹率，也使比索進一步貶值，外債和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更惡化了工業(yè)進行生產(chǎn)的條件，失業(yè)率上升，民眾所得追不上物價，貧富更加懸殊。

在此情勢下，1969年大選后，馬尼拉的工人發(fā)動了一系列的罷工斗爭，大批農(nóng)民也涌向馬尼拉抗議地主壓迫與剝削，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則發(fā)起了要求降低學費、改革教育體制的罷課與示威，但皆遭到馬可仕政權強力鎮(zhèn)壓。1970年，青年運動逐漸與工人、農(nóng)民運動合流，深化為反美、爭取菲律賓民主自由的大規(guī)模群眾運動。西松當時的一系列著作對于運動的方向有很大的影響，大量的青年在他的影響下走向農(nóng)村與工廠，進行群眾組織工作。

面對一波高過一波的群眾運動，馬可仕政權炮制了一些犯罪案件，嫁禍給菲共，以此為由在1972年宣布實施軍事管制，禁止所有集會游行，接管新聞機構、電力、電信、鐵路等等重要公用事業(yè)，并加大對于菲共軍事掃蕩的力度。在馬尼拉的美國商界和外國投資者對于馬可仕的做法表示歡迎，幾乎一致地贊揚投資氣候的改善。美國在1969-1972年間給馬可仕政權的軍事援助是8080萬美元，軍管之后的四年（1973-1976）則躍升到16630萬美元。

1972-1974年間，菲共遭遇了嚴重的困難，到了1975年才開始有了較大的進展，活動范圍擴大，并逐步建立一些根據(jù)地。或許正是由于這樣的進展，使得西松開始大意，疏忽了個人的保安措施，而于1977年被捕。

1977-1986：被捕入獄

西松被捕后，由馬可仕親自授意，由兩個專門負責對付叛亂份子的軍事委員會來審問西松。他戴著手銬腳鐐持續(xù)18個月，關押在單人牢房達五年之久。在獄中，毫不意外地，西松受到嚴厲的刑求、拷問與凌虐，受到各種肉體的與精神的折磨。與這種折磨同樣嚴重的，是西松被迫與菲律賓的群眾運動暫時隔絕，給運動帶來嚴重的損失。

1981年，馬可仕宣布停止軍事管制，但實行的依然是沒有軍事管制法的軍事獨裁統(tǒng)治。菲律賓的政治經(jīng)濟狀況持續(xù)惡化。1980年代，世界經(jīng)濟危機的沖擊使得菲律賓的經(jīng)濟嚴重衰退，國民生產(chǎn)總值的增長率屢創(chuàng)新低，甚至是負增長，財政赤字則屢創(chuàng)新高，出口產(chǎn)品價格暴跌，外債大增，幣值大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上升到70%，而馬可仕家族及其親信財團卻壟斷了菲律賓國民生產(chǎn)總值的80%。這一切都使得左翼的群眾運動日益壯大，對馬可仕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當馬可仕的主要政敵──艾奎諾結束三年的在美流亡生活，于1983年8月21日搭乘中華航空班機回到馬尼拉時，在機場遭人槍殺身亡，一般都認為是馬可仕指令軍方所為。至此，馬可仕獨裁統(tǒng)治之下的政治矛盾一舉爆發(fā)。一貫反抗馬可仕獨裁統(tǒng)治的左翼運動首先發(fā)難，要求馬可仕下臺，右翼的反對勢力則集合在艾奎諾的遺孀──科拉蓉的旗下對馬可仕形成巨大的壓力，就連美國也告誡馬可仕要采取行動，提前舉行大選。1986年初，馬可仕透過舞弊在大選中獲勝，科拉蓉陣營拒絕承認，發(fā)起了更大規(guī)模的抗議，并取得了美國的同情。軍方的羅幕斯將軍也在這時倒向科拉蓉陣營，發(fā)動兵變，與馬可仕決裂。眾叛親離的馬可仕，不得不在1986年2月25日搭乘美國飛機出逃夏威夷。同一天，科拉蓉宣布就職。

這時人在獄中的西松依舊關注著時局的發(fā)展，透過與親友的接觸傳遞出他的冷靜分析。除了一系列深化對菲律賓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分析的著作之外，西松也表達了他對當前左翼所應采取的策略的看法。比如針對1986年的大選，西松便寫了長篇分析，呼吁左翼在策略上結成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并與科拉蓉批判地合作，同時提醒人們不要對科拉蓉政權有太多幻想（不過當時西松的意見沒有被重視，左翼先是過激地抵制大選，后又期待科拉蓉政權能打開民主空間）。

1986至今：流亡海外

科拉蓉上臺之后于1986年3月5日釋放了西松。西松隨即接受菲律賓大學的教職，以教授的身分在菲律賓大學發(fā)表了系列演講，深入分析了菲律賓的社會歷史與當前的情勢，協(xié)助左翼運動認識當時的巨大變局，并在戰(zhàn)略上與策略上協(xié)助左翼改正一段時間以來的種種錯誤。同時，他也組織發(fā)起了一個新的左翼政黨，人民黨，該黨在1987年投入選舉，累積選舉政治經(jīng)驗。隨后，西松前往紐西蘭、澳洲、泰國、日本、香港、印度、荷蘭等地進行演講，在泰國他還以其詩作獲頒東南亞筆會獎座（Southeast Asia Write Award）。

作為大地主階級的科拉蓉政權盡管在上臺之初表達過希望與菲共和談的意愿，但其基礎之一──軍方勢力一直對于左翼組織抱有敵意，懷疑共產(chǎn)黨份子已經(jīng)滲透進入科拉蓉政府。軍方也長期與地方反共民兵合作，持續(xù)暗殺左翼群眾組織的領導人與積極份子。1986年11月，當西松在日本時，傳來了五一工聯(lián)（KMU）主席歐萊里亞遭到一個軍方團體RAM暗殺的消息，西松想回菲律賓，但朋友與同志基于安全理由，勸他留在海外。1987年2月，科拉蓉政權宣布與革命勢力全面開戰(zhàn)，以羅幕斯將軍為首的軍方針對菲共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掃蕩。科拉蓉政權注銷西松的護照時，他人正在荷蘭，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考慮與評估之后，西松在1988年10月26日向荷蘭申請政治庇護。自此流亡荷蘭至今。

人在海外的西松依然密切關注著菲律賓國內(nèi)的運動情勢，除了提供各種針對時局的分析批判之外，更協(xié)助推動對菲律賓左翼運動意義重大的第二次糾錯運動（Second Great Rectification Movement）。同時，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他也在國際上推動建立了人民斗爭國際聯(lián)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s Struggles），作為國際人民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聯(lián)盟組織，并擔任顧問至今。

綜觀西松的革命歷程，可以知道在菲律賓人民運動的幾次轉折點上，他皆以其組織能力與理論分析發(fā)揮了不可磨滅的重大推動力，影響了幾代的菲律賓革命者。西松以其為人民服務的理念與實踐，已經(jīng)成為菲律賓人民運動不倒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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