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五月事件已過去40年。社會將它描述為一項“遺產”。“遺產”一詞意味著其原來的擁有者已經死亡，對于1968年5月（Mai68）來說，無論是那些事還是那些人，都已被時間剝離開來。哲學家和街頭青年也都各回各家了，生活將他們淹沒了大半。既得利益者與受壓迫者的定位也早已發生模糊的轉換。處在失業、購買力下降壓力下的人們，認為對這些過去的歷史嘮叨個沒完，于當今的嚴酷現實一無用處。
當今的現實是怎樣的？
全球資本主義的削價競爭每天都在加劇這世界的兩極化：一端是穿梭在全球各大城市間運籌帷幄的企業菁英，另一端是飽受血汗工廠剝削的第三世界勞工、越界流徙的移民、和發達國家中蒙受彈性化沖擊的低技術勞動者。壟斷了政經決策與意識型態詮釋權的上一代人在享受了大半輩子穩定的就業環境后，創造了這樣一個“全球化”的神話。他們要求民眾接受隨時可能失掉工作的不穩定就業環境，甚至還聳聳肩道：沒辦法，這是時代的潮流！于是，當今天薩科奇的改革面臨阻力的時候，人們將之歸結為民眾的“固步自封”，是68年“五月風暴”的遺產使得社會高度宣揚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同時，弱化了個人義務和社會責任感，產生了“及時行樂”、罔顧他人和子孫后代的自私自利的一代。
由此，保護勞工階層的那些法則隨之被束之高閣。國家每從勞動保障的防線退卻一步，浮沉在勞動市場中的“窮人”便愈是倍增。政府"矯枉"地以為，讓企業與企業主得到更大的管理自由，是放活經濟的重要表現。但我們忽視的一點是，當企業的自我管理沖撞著保護公民的基本法律底線時，靠什么力量才能毅然決然地去糾正？
與現在的社會形勢相反的是：60年代末，法國百業興旺，就業充分，青年前途燦爛；然而，在1968年，很大一部分20歲的青年卻起來反對這個豐衣足食的社會的空虛與失落。
有人認為，發端于大學的“五月風暴”是一場著眼于未來的運動，它雖針對某些現實問題，但理想主義才是它的原動力。激情過后，剩下的只有“女權主義、工人自治、生態學、同性戀的合法斗爭、夫妻財產共有制、迷戀旅游、追求享樂的自戀癖、性自由、奇裝異服、親美和厭美的混合、團體狂想”等這些五花八門的諸多主張。而另外一些人認為，上世紀60年代的那場學生運動，鼓勵人們去參與到那些可能會影響他們生活的決定中去。其最大的遺產在于留給了我們很多的法律和文化標準，而這些在不斷推動著人與人之間平等和人們的參與權力的深入。
我們現在紀念上世紀68年運動40周年，但這些紀念會被嚴峻的現實變得蒼白。也許在上世紀60年代過去60年之后，在2028年，我們能更好地反思那個年代，而反思的立場無外三種:一是讓68年精神復活，二是徹底埋葬68年，三是操縱那個68年的故事為我所用。關鍵是你會站在哪一個立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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