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30日23:10:51(京港臺時間)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隆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曾任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
譯者：趙征
一個半世紀以前，馬克思既悲觀又熱情洋溢地預言他所看到的逐漸演化的現代資本主義將會證明無力形成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機制。馬克思指出，財富的增長只會使少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數人受益：高舉雙臂尋找工作的人將會變得越來越多，而他們舉起的手臂卻會變得越來越瘦弱。這種不公正會引發反抗和革命，從而形成一個新的、更好的、更公正的、更繁榮也更平均主義的制度。
自那以后，主流經濟學家依靠耐心地解釋為什么馬克思的說法是錯誤的作為他們的謀生之道。是的，工業革命一開始不平衡的沖擊過去是、現在也是與迅速上升的不平等相關聯的，因為它向掠奪性和開拓精神敞開了機會的大門，而由重要的稀有技能所操控的市場價格也上升到了極高的水平。
但是這或者被認為是暫時性的。技術上停滯的農耕社會注定是特別不平等的：上層階級通過武力和欺詐把農民的生活水平壓制到只能賴以維生的水平，而把盈余的部分以他們所控制的土地的租金形式奪走了。支付給貴族地主的高昂租金提升了他們的財富和權力，從而使他們有了壓迫農民和擴大盈利的資源，因為，不管怎樣，他們無法使土地的面積獲得增長。
主流經濟學家辯解說，與之相比，技術上不斷進步的工業社會肯定是不同的。首先，控制高價格從而制造財富的主要資源并不是像土地那樣是固定不變的，而不可變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的技能、企業主的能量和經驗以及機器和建筑都是可以增加的。因此，稀有資源的高價格帶來的不是零或負和的政治轉移游戲，而是培訓更多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指導更多的企業主和管理者以及投資更多的機器和建筑的正和經濟游戲。
其次，民主政治平衡了市場。政府進行教育和投資，提高供應并且減少技術工人所獲得的獎金，降低物資資本的投資收益率。它還通過向富人征稅和將利潤重新分配給財富較少的人群來提供社會保險。經濟學家庫茲涅茨提出工業化會帶來的不平等的急劇上升，隨之帶來社會民主水平的下降。
但是，在過去一代時間里，對“庫茲涅茨曲線”的信賴消退了。社會民主政府不斷面臨著財富的重新分配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的指責，并且無法使選民們相信為高等教育的另一次大擴張注入資金是有必要的。
在私人供應這一面，更高的投資收益并沒有帶來對人的更大投資。美國的大專院校畢業生現在可能能獲得100%的工資，但是這一代白種、土生土長的美國男子的教育水平并不比他們的上一代高。而給那些處于收入分配頂峰的那些人越來越高的報酬并沒有帶來足夠的企業市場競爭以消蝕這種頂峰。
其結果是造成了我們中間信賴市場力量和社會民主政府能夠證明馬克思關于長期的收入分配并且要去尋找新的和不同的經濟管理工具是的說法錯誤的那些人士氣的丟失。
現存的社會體制聽上去越來越像是尖銳的批評。讓我們來聽聽《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沃爾夫的觀點。他最近嚴厲批評世界上的大銀行是一個“在把盈利歸為私有而把損失社會化方面擁有特別才能的行業……[并且]當政府官員……在他們陷入（應得的）麻煩時沒能及時拯救他們而自以為是地感到憤怒……由龐大的金融市場所制造的利益沖突比其他任何行業都更難控制。”
沃爾夫隨后指出他“擔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它為業內人士所制造的高報酬融合在一起將破壞更為重要的事物，即市場經濟本身的政治合法性……”
在沃爾夫看來，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這些銀行家在完成他們的工作后在十年內分期獲得他們的報酬。這樣，利益共享者和投資者可以正確地判斷他們提出的建議和進行的投資從長期看是否真的那么出色，而不僅僅是反映了一時的熱情。
但是沃爾夫的解決方案并不足夠，因為問題并不僅僅局限于復雜的財務上。真正的問題在于市場競爭沒能帶來替代的提供者以及降低對我們目前的富商一代為他們的工作所要求獲得的財富的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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