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設新的工人政黨的問題

--歷史上的的經驗教訓與意大利、德國以及巴西最新的發展情況

www.chinaworker.info 中國勞工論壇

Peter Taaffe，英格蘭和威爾士社會主義黨總書記

---《今日社會主義》２００７年12月7日－２００８年1月8日期

世界各地的工人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政治代表的問題。傳統的工人組織逐漸地向右轉并放棄了社會主義的理念。這里是Peter Taaffe從歷史以及最近意大利和德國的經驗中總結的一些教訓，同時著重關注巴西最新的發展。

理論

世界各地開展工人運動的一個核心問題-在現階段這也許是最關鍵的-在大多數國家缺乏以一個或多個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形式發出的獨立的政治聲音。柏林墻的倒塌和可憎的斯大林政權的垮臺亦見證了對計劃經濟的清除。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對于工人階級，這具有重大的后果，尤其是對于他們的政治覺悟。正好與20世紀90年代經濟長期繁榮和新自由資本主義冷酷的壓力相呼應，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根基也在腐爛變質。前者，過去列寧和托洛茨基把它歸結為‘資產階級工人政黨’，可看到他們完全失去他們的‘工人’基礎，因為他們已經蛻變成純粹的資產階級政黨形式。這意味著在幾代人中的第一次—以英國為例是100多年以來—工人階級沒有一個群眾性的政治平臺。 

不過，馬克思主義者在歷史上不是第一次面臨這樣一個局面。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認為工人運動僅僅通過鼓動、宣傳甚或僅是他們強大的理論思想就可以獲得獨立的階級意識或社會主義覺悟的。馬克思認為經歷和與此相結合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將成為工人階級的最好的老師。正是基于這個原因，馬克思從來沒有淡化他自己的思想理論寶庫，而是比如通過建立第一國際在行動中努力和完全不同的工人階級力量結合起來。

在第一國際的工作中，馬克思主義者與英國工團主義者甚至無政府主義者合作。馬克思始終從現實的工人階級組織水平和政治覺悟水平出發，通過他自己無與倫比的介入以謀求使他們的政治覺悟達到更高水平。第一國際完成了這一艱巨的任務，但隨著巴黎公社的失敗和由巴枯寧領導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蓄意破壞，第一國際竭盡了它的歷史使命而告終。但是，通過群眾性政黨的發展和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等等為第二國際準備基礎條件，這方面的經驗是十分重要的。

恩格斯與工黨

在十九世紀末，恩格斯在英國采用了與馬克思同樣的基本做法，比如，在工人階級的‘漫長的冬眠期’，他耐心地宣傳一個‘獨立工人政黨’的思想，以反對當時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馬克思主義’宗派勢力。舉例來說，他沒有基于自己所成立曾經超過10000名成員而且形式上擁護'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聯盟的為基礎，因為它對待其他勢力特別是合作以建立一個獨立工人階級政黨的想法采取了極端主義和宗派的態度。那時在開展工人運動中沒有比恩格斯更杰出的理論家了，歷史上他也僅次于馬克思本人，但恩格斯堅持認為，以英國工人階級意識和政治組織的目前的狀態，如果它在實質上‘真正地向前邁進一步’，這將相當于一打書面的綱要。后來這被群眾性工黨本身的發展所完全地認可和證明：如果工人階級群眾沒有首先經歷過它自己的獨立的政黨經驗，那么英國具有群眾基礎的‘純真無瑕’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不會得到發展。

當工黨形成時，甚至當它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條款時，列寧對工黨就采取了同樣主要路線。他認為當工黨還“不認可階級斗爭，階級斗爭自然會認可工黨”。這再次被繼俄國革命之后在英國出現的帶有明顯的革命色彩的迅速左轉所證明。并為在工黨內部通過的采納社會主義精神的著名的黨章第四條款而表現出來。而這一條款只是到了1995年才被“資產階級介入主義者”布萊爾所廢除。

自從那時起，‘新工黨’的這一政治墮落的進程已勢不可擋和不可改變了，盡管在新自由主義新工黨大海里孤立地存在左翼改良者的前哨基地如Tony Benn等人的無助的改變的希望，但這種蛻變的后果不只是思想上的而且在物質上對工人階級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資產階級非常成功地利用斯大林主義的崩潰進行了遍及全世界的意識形態上的反革命運動。其最大的效果發生在社會民主黨高層和工會右翼身上。他們熱情地對市場的擁抱加強了資產階級兜售其新自由主義方案的能力，與之相伴隨著撒切爾的咒語“沒有其他選擇”。與20世紀80年代不同，那時這個想法被左翼所拒絕，而現在卻被前社會民主黨領袖和工會右翼所加強。

“鎮上唯一可以選擇的游戲”

當只要還有改良派，“資產階級工人政黨”，的存在，統治階級就至少被迫留意它的責任。這些政黨在一定程度上，至少部分也是一種對資產階級走的‘太遠’的“檢查”。觀察今天的德國就能支持這種看法。由Oskar Lafontaine領導的“左翼”政黨的出現，甚至他和這個政黨存有不足之處，但仍然對社會民主黨（SPD）產生了影響。由于陷入與默克爾的基督教民主黨結成的資產階級聯盟，在選票上和在會員上，社民黨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反過來說，左翼黨從社民黨那里拉走了很多支持者，據民意調查，左翼黨的支持率目前維持在12％左右。這反過來又迫使社民黨反對部分‘改革’ ，如對失業者的野蠻的政策打擊，原先在聯盟內與在前施羅德政府的時候，他們自己已經接受了這個“改革”。

在英國，撒切爾的咒語現在成為布朗的了。他向工會領導層吟誦著“相對于新工黨，你有什么替代的選擇呢？”。而工會領導人們的答案就像一個沉默的受害者那樣因為布朗“猛踢”工人階級和工會本身的時候死死抱住布朗的腿。現在英國的選舉-三個主要政黨在‘糊涂的中間立場’已不能有效地區分彼此－事實上是一場鬧劇。正如《衛報》的Polly Toynbee指出的，‘先者當選’的選舉制度，加上缺乏‘選擇’，意味著英國下次選舉的結果將最終取決于“邊緣”選民。僅僅2萬個‘搖擺選民’決定這些席位勝負。

這正好與占據統治地位的僵化的工會上層領導，如公共服務行業工會（UNISON）的PRENTIS和其他人等，相配合；在最近的地方政府選舉和郵政工人爭議中，他們象剎車一樣大大地阻滯了任何有效的行業勞工運動。但來自下層的巨大的不滿意味著無論在行業上還是在政治上，這種情況都不允許在沒有挑戰中繼續下去了。如果沒有來自左翼包括工會左翼的嚴肅的挑戰，布朗將繼續藐視地威脅工會，特別是他們的領導，因為他知道“新工黨將是鎮上唯一的游戲。”

目前法國工人階級也面臨著相同的困境，現在正致力與企圖摧毀他們權利和工作條件的薩科齊政府進行史詩般壯闊的斗爭。在過去15年，法國資產階級每一次力圖以這樣的方式對抗工人階級，都要么以局部失敗結束或“退卻”而結束。但考慮到他們感覺到他們在歐洲和國際上已落后于他們的資本主義的競爭對手，“這次”他們拼命地迫使工人階級讓步。缺乏一個以群眾性政黨的形式形成的強大的凝聚力中心，這無疑是削弱法國斗爭的一個因素。

薩科齊能夠在上次反對他自己黨派的政府的大選中獲勝，據他的說法，是因為當時的政府主持著一個“閉塞社會”。他是唯一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原因在于沒有來自羅耶爾女士和她現在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黨的挑戰。羅耶爾女士許諾的每周35小時工作制只是嘴上說得好聽，選舉之后，她立即出爾反爾。即使在1995年，當法國工人打敗了資產階級及其朱貝計劃'，但是缺乏一個群眾性的政治選擇是顯而易見的。資本家可能被迫退縮，但因為沒有替代性政府及沒有群眾性政黨推動這一進程導致沒有得到所有必要的定論。

巴西的教訓

這種情況在巴西并不存在，是由于成立于2004年的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的形成，這是在盧拉政府于2002年當選之后的向右轉而產生的結果。該黨的形成及其以后的演變對巴西本身來說是很重要的，而且還給國際上的工人和左翼運動提供了很多經驗教訓。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的建立是公共部門的工人對盧拉和他的工人黨（PT）政府的背叛及在巴西的資本主義要求之下迅速攻擊工人而帶來的極端厭惡之產物。

在這部分巴西左翼之前，甚至那些托洛茨基前輩對盧拉建立一個“左翼”政府抱有一些希望。盡管事實上盧拉本人在選舉之前曾表現出他屈服于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私有化和向外資曲膝投降的傾向。他的右傾轉化通過他贏得國際上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黨’高層領導們的贊許表現出來。盡管布萊爾與曼德爾森曾攻擊過工人黨（PT）和盧拉，現在，他得到的只是贊賞。誠如其所言，盧拉被證明是巴西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一雙安全的手”。但是，這次對公務員的打擊激起了工人黨（PT）內部的反對，這通過很多工人黨（PT）的議會代表，如Heloísa Helena, Baba 和 Luciano Genro helo有力地表達出來了。他們連同另一個下院議員因反對盧拉的'養老改革方案’而被立即開除出黨。

鑒于事實上盧拉-不同于布萊爾-出生于巴西工人階級，這個被出賣的感覺是十分強烈的。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集結了巴西具有戰斗力的激進的左翼部分。在2004年的成立大會上，該黨明顯的是社會主義傾向和向左的，其中大部分參加者有托洛茨基背景。托洛茨基主義在拉丁美洲尤其在巴西和阿根廷根基很深。這主要表現在兩個主要的趨勢，歐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USFI）和由那霍爾•莫雷諾(Nahuel Moreno)領導的’morenoite’組織， 莫雷諾主義(morenoism)和它的國際組織the Liga Internacional de lTrabajadores（LIT-國際工人聯盟）代表了對于曼德爾的一種反動，他們在某一階段結合了極左的政策—包括機會主義的和災難性的支持城市游擊隊運動—隨即導致第四國際（USFI）在巴西分裂的。他的一些過去的追隨者作為部長參加了盧拉政府。

在‘morenoite’的傳統中，可以看到的一個傳統就是令人欽佩的工人的自我犧牲，許多人都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他們中的一些人為工人的事業付出了他們的生命。這種情況尤其在阿根廷和巴西。在同一時間內，莫雷諾對曼德爾機會主義的反對是不成熟的。此外，莫雷諾自己由于高估了20世紀80年代阿根廷MAS而犯了嚴重極左錯誤。雖然阿根廷的MAS成長成為一個相當大的力量，但莫雷諾高估了其“奪取政權”的能力。他去世后，他的后繼者犯了不少錯誤，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斯大林主義崩潰上。他們一邊倒地認為這是個‘進步’。即使是國際上資產階級，通過《華爾街日報》的一篇社論中宣布的對于資本主義而言‘我們贏了’的時候也不是如此簡單的認為。

這結果導致的是莫雷諾主義（‘morenoism’）分裂成不同的組織和‘國際組織’而競相爭奪本來就基礎薄弱的前莫雷諾派的激進分子的支持。當面對反對者時，其領導層的通常的反應不是進行辯論和討論－這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傳統做法－而是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一般采取專斷地開除，或者“要求自動離開”。

早期的成功

盡管如此，成立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的大多數人來自工人黨（PT）并具有托洛茨基主義的背景。在2006年的總統選舉中，為了取代盧拉的所謂的‘傳統左翼’政府，作為該黨的總統候選人的來自曼德爾派的Heloísa Helena獲得了近7百萬張選票。對于一個非常年輕的政黨，這是極大的成功-舉例來說，相比于PT在1982年的第一次全國選舉運動更為成功-這有力地證明了如“社會主義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 [SR]）和CWI的始終贊成建立一個新的群眾性政黨的主張是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 [SR]）是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的先驅開拓者之一-在第一階段出借其資源和辦事處給該黨-在該黨的國家執行委員會中也舉足輕重。最重要的是，這個新政黨明文昭示：確保其黨內各種平臺和政治傾向的民主性。

不過，這樣的政黨，就像德國左翼政黨，不是激烈的階級斗爭尤其是行業沖突時期誕生的，如20世紀80年代的工人黨（PT）或在存在的第一階段聲稱為社會主義者和‘革命’的南非工會聯合會（COSATU）的情況。這在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身上打上了特定的印記：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小型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俄國革命后形成的新的群眾性政黨是帶領著舊黨中的絕大部份的工人積極份子從舊的工人階級組織和社會民主黨中分裂出來的。即使在那時，社會民主黨雖然成員匱乏，仍然留有殘余的工人中非積極分子的支持。有時，大多數工人仍然依附于這些組織是由于純粹的歷史慣性和缺乏需要一個新的革命政黨的政治覺悟。正如列寧和托洛茨基認為的，這就要求這些新的共產黨采取‘統一陣線’的戰術以在行動上接觸和影響仍然處在社會民主主義旗幟下的工人們。

但是，新的組織形式－共產黨－在革命階段的發展由于依靠扎根于工人階級中并獲取了積極的基礎力量而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這并不是現在德國的左派政黨所面臨的情況，它在這一階段更多的是一個選舉現象。只有少數的工人和年青人準備進入其中－而且主要是集中在柏林和東德地區。在這些地區由于該黨派與斯大林主義的聯系，并且和柏林政府的合作，尤其是在別的地區對于工人階級生活水準的打擊，使我們不得不產生一定的猜疑。P-SoL在其第一階段的表現截然不同。不僅存在幾個不同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而且也有一個相對“獨立”的重要的工人階層。

同時，由于盧拉政府轉向右邊，它越加削弱它的基礎。工人黨（PT）支持的巴西參議院議長Renan Calheiros已因為一個貪污丑聞被迫離開。據指控，除其他活動外，他安排付款給一個他與之有外遇并已經有一個3歲的私生女的前女記者。腐敗在巴西很常見，這是資產階級政黨的頑疾。但Renan的劣行是一個‘極大的丑聞’。民意壓力迫使盧拉采取行動解職了Renan。

但自2005年5月以來盧拉政府一直遭到腐敗的指控。最初，它們造成了嚴重損害，但腐敗是如此習以為常，如此地和巴西政治生活結成一體以至于巴西人民不會期待得到更好的‘政客’了。估計30％的國會議員有對他們提起的刑事訴訟。事實上，很多人謀求職位以避免受到法院的起訴！一項研究指出腐敗的代價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5 ％。然而，曾經有一段時間，工人黨（PT）因它的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遠景被視為‘有所不同’。現在，像其對應的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前社會民主黨和前共產黨領導層一樣接受了資本主義制度，它也學會了“利用獲取地方建設經費而獲取選民支持的”政治哲學。

巴西資產階級接受了盧拉的政府，因為它在捍衛資本主義的利潤上很‘能做事’。信貸和國內需求異常火爆，因為數以百萬計的巴西窮人第一次成為‘消費者’《金融時報》。當美國經濟出現衰落及其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巴西商品的巨大市場則是另一回事了。即使僅僅是巴西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對期待著盧拉政府把百萬計的巴西人從日常生活的夢魘中拉出來的成百萬窮人來說都是一個大災難。農業，服務業，甚至工業都在世界經濟上升的支持下經歷了增長。同時，消費支出也得益于最低工資和窮人的福利的少許提高而上升和信貸消費對經濟活動的支持，其規模從2003年增加了一倍，約占35％的國內生產總值。世界經濟放緩或衰退可能對數百萬希望通過近期經濟增長和創造盡管工資非常低的就業機會而提升生活水平的人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政府聲稱至2007年7月的12個月里創造了120多萬個就業崗位。這意味著一些最貧窮階層的人，甚至工人階級階層從盧拉政府那里獲益。因此，選舉上潛在的對政府的支持至今仍未消失。作為‘最好的選擇’，資產階級容忍了盧拉政府，絕大多數窮人和工人階級還沒有撤回他們對政府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中產階層在基礎設施，特別是航空業感覺到了劇烈的危機。他們中多數反對現政府。經濟、社會和政治局勢因此極不穩定。

要進一步發展其重要的但有限的6％的選民基礎，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應該將自己定位于吸引那些仍暫留支持盧拉和工人黨（PT）的工人階級的‘巨大儲備’使之加入他們的行列。一旦巴西遭受經濟危機的暴風和由其引起的社會波動,他們將與盧拉和工人黨（PT）決裂。但如果該黨本身并沒有吸引他們的政策，戰略和策略的話，并不保證他們將轉向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

聯盟陷阱

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的發展對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和巴西有很多經驗教訓和警告。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的創建對意大利工人階級來說是向前邁了一大步，但在初始階段，它只有最激進的先進階層。該黨特別在貝爾蒂諾蒂領導下，沒有嚴重破壞左翼民主派的基礎（DS-前共產黨的大部分），甚至當后者移向右傾時亦然。其中一個原因是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內部不一致的立場，特別是它不惜犧牲一個動態的階級斗爭政策而把重點放在選票至上主義上。此外，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領導層滑向聯盟主義的泥潭而非追求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的不調和的政策。甚至在‘國家范圍內的黨團’形成之前，在地方上和市一層的級別上，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就與資產階級政黨分享權力。這往往導致在工人看來對工人和當地工會的攻擊，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應該負責。

在全國意義上，從這到同普羅迪的資產階級政黨正式的聯盟并不是一大步。起初，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只是從外部支持1996年的‘和平’政府。甚至沒有得到部長職位的‘好處’和與之相隨的名頭，隨著這個政府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打擊，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因為與政府在打擊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問題上進行合作而遭到了群眾的憎惡。這為貝盧斯科尼的返回鋪平了道路。現在在意大利他們進了一步，正式加入了和巴西的盧拉那樣打擊養老金，教育和所有意大利工人階級過去取得成果的普羅迪的聯盟。在作為意大利下議院議長的貝爾蒂諾蒂的指揮棒下，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正在蛻去其作為一個特定的工人政黨的外衣而變為一個所謂的“紅色政黨”，而這在事實上不過是創造另一個自由資本主義政黨的面具。

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內部，這個過程尚未完全完成，但這對于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和所有新的工人階級組織是一個很大的警告，如果他們企圖信奉和接受聯盟主義的話。如果沒有明確的政策，這意味著這些新形成的組織不但不能形成凝聚群眾的中心之源而且可能夭折。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尚未至此地步，但使其不惜犧牲插手階級斗爭特別是勞工斗爭和總的社會運動而順從于選舉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巨大的壓力已對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領導層產生了影響。

向右轉

這在不重視激進政策的選舉中被反映出來,尤其在其總統侯選人Heloísa Helena身上反映出來,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贏得最大的選票數,她也反對墮胎,但是在該問題上,她和大多數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的成員發生了沖突.Heloísa Helena的立場遇到了來自最近的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大會的多數代表的不緩和的反對,但是在她周圍的一群人,特別是如來自Rio Grande Del Sul的國會議員LucianaGenro的一些人已尋求把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推向更為實用的政策也就是更右傾的立場。這也得到了來自工人黨（PT）的現已加入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行列的“流亡者”的支持。

他們一起成功地使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的領導層轉向右,這反過來激起了左派的反對,其中社會主義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起著作用.反對派只得到了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大會中低于四分之一的支持票, 社會主義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尋求超越之即通過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內部的四團體來形成一個左翼的一致性最強的組織之聯合陣線, 社會主義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和在巴西擴展的其他有托洛茨基背景的組織卷入了其中。這樣的發展在歷史上同樣地出現過.1933年希特勒在沒有共產黨的有力的抵制下獲勝后,在現存的”國際’中存在著信心上的深深的危機.托洛茨基提出要建立一個新的第四國際的主張,由此產生的是“四團體”政黨的形式,托洛茨基認為這額外地重要,這四黨是托洛茨基國際左翼反對派、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AP）以及兩個荷蘭的左翼政黨，即革命社會主義黨（RAP）和獨立社會主義黨（OSP），他們在于馬克思列寧的原則基礎上組建“新國際”宣言上簽了字。

早期的“四團體”設定了比目前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內的四團體更加宏偉的目標，但是問題基本上是一樣的，即如何在工人階級運動中使左翼的潛力最大化，這個團體因為非托洛茨基政黨的領導政治上的不一致而沒有鞏固成為一個新的永久性的形式。在巴西的情況下的組織在政治立場上假如可以獲得清晰表明的話，是有機會在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內形成一個一致的政治力量而更為緊密相連的。

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包括意大利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的早期經歷表明假如一個新的政黨轉向右的話，持續的成功，影響的擴大和成員的擴大不是自動地得到保證的。可是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的左翼比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的左翼在立場上更為清晰并且更具潛力，這是因為作為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的基礎的托洛茨基組織尋求了根本不正確的政策。由Livio Maitan領導的第四國際（USFI）和Bertinotti是不能區別開來的。長期以來，他們是相同“派系”的一部分，因此沒有形成實質性的力量，其他人要么采用極左立場或者純粹是宣傳性的“超級聰明的解說員”的角色。

巴西的四團體

目前在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內組織起來的左翼反對派在政治上比這更強。該組織的聯合陣線，包含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內的四團體，特別是包括來自位于巴西北部的Belem的Alternativa Revolucionária Socialista（革命社會主義-ARS）的同志，圣保羅的另一個組織是由在圣保羅和一個非常重要的州Minas Gerais的富有斗爭歷史的工人組成的CLS（社會主義自由團體），在該州，CLS在社會運動特別是失地運動以及印刷工人中有很深的基礎，另外兩個組織參加了這個團體。人們希望四團體在一系列能夠吸引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中的其他持不同政見組織的會議和公眾活動中能團結起來。

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者左翼的重組進程正在推進，在最近的由四團體中工作的組織代表參加的會議上，“社會主義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 [SR]）和這些同志設定了建立人數上更多和更強更為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力量的任務，鑒于在該階段，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相對地缺乏新的工人階級的階層，僅僅通過集中在黨內的活動是不能完成這個任務的，在工業舞臺上的斗爭即使不能說尤為關鍵也是事關重大的，但是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還沒有用盡它的潛力。盧拉主義和工人黨（PT）的破產將導致重要的階層把他們的希望寄予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身上。建立一個新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的正當理由之一就是提供一個能把至今分崩離析的工人階級和左翼力量聚集在一起的機會。

這樣新的政黨是一個用來討論、辯論和制定能保證工人階級在未來獲得成功的政策的工具，在該政黨內的一個可行的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骨干對于它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沒有這些的話，這些政黨，包括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即使他們一開始成功，終會停滯、甚至從政治舞臺上衰退和消失，在巴西，考慮到該黨中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看起來不是不可能的。

將為整個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熱情地追隨的巴西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通過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左翼最優秀的力量聚集起來以便干預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內展開的進程和清晰地與改良主義和口頭上革命行動上改良的中間路線的溫和主義進行決裂。邁向成功的第一步是創建強有力的帶有清晰遠景、策略、戰略和組織性的托洛茨基組織。資本主義正在陷入危機，但是這不意味著左翼自動地將贏得什么。為此，需要建立新的群眾性工人政黨。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將熱情地關注和研究學習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的發展經驗教訓以便為其它地方的相似發展提供經驗教訓的借鑒。

來自《今日社會主義》２００７年12月7日－２００８年1月8日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