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復興不是分享美國霸權

□王義桅

    未來幾年，美國處于戰略收縮和轉型期，不論誰將贏得2008年大選，都難以徹底改變美國的處境。于是，有人稱美國處于戰略拐點。其實，是美國戰略的內涵在變化。傳統美國大戰略是基于常態，著眼于未來有可能發生的突變，思考的問題是：“有怎樣的戰略目標”、“用什么戰略手段能夠實現”、“誰會在戰略目標實現過程中構成挑戰”、“實現目標的戰略環境如何”，等等；現今美國戰略，是基于非常態，被現實所束縛和影響，被動性不斷增加。更本質地說，認識美國霸權興衰和美國戰略走向的關鍵，就要先理解“世界是否能容忍美國霸權”（空間上的概念）和“美國霸權戰略能持續多久”（時間上的概念）。

　　 世界越來越難以容納美國霸權，美國霸權不可能永久地持續下去

　　大國戰略都要面臨空間與時間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從空間概念上看，世界越來越難以容納美國霸權。表現之一是新興大國的崛起，對美國傳統霸權均勢戰略構成切實挑戰。先前美國有學者提出“塑造有利于自由的均勢”，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表現之二是傳統大國矛盾限制了美國的自由度，導致美國與傳統盟友的利益分化、競爭加劇。歐美在當前氣候問題上的較量是典型例子。表現之三是美國無論打著“志愿者同盟”還是“民主同盟”旗號，都難以一呼百應，美國難以主導新的國際規范、秩序和體系，在剛剛結束的巴厘島氣候大會上，為巴厘島路線圖出籠讓路就是明證。

　　從時間的概念上看，美國霸權不可能永久地持續下去。表現之一是全球化時代西方的衰落（西方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不適合時代發展的需要），以及以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構成的“金磚四國”等的崛起為代表，證明世界不再是圓的，世界不可能永遠圍繞西方的圓心轉。表現之二是虛擬經濟的脆弱，全球資本主義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最近這一輪美元持續貶值，具有與歷史上不同的意義，表明美國金融戰略“寅吃卯糧”的弊端，已經上升到一個嶄新階段，而次貸危機更是充分暴露了美國經濟過于依賴房地產消費市場的危險。表現之三是濫用美國力量的危害。美國先發制人、單邊主義招來天怒人恨，美國成了傳統國際秩序的破壞者，直接導致反美主義成為全球性現象。

　　對此，美國的精英早有感知。遺憾的是，他們的反思囿于美國領導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美國是否應當來領導世界。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去年底阿米蒂奇和約瑟夫·奈領導的跨黨派的“聰明權力(smart power)”委員會，參照“軟權力”、“硬權力”的模式，發表了《聰明權力報告》。他們雖清醒地認識到美國領導世界日益力不從心，但仍然執著于美國領導世界的目標，指望能夠更多地運用“聰明權力”，平衡“軟權力”和“硬權力”，盡可能延長美國的霸權，塑造世界對美國的友好態度。但是，這種戰略目標與當前美國的能力存在較大的差距，可以說“聰明權力”報告是“小聰明、大糊涂”。

 美國正在尋求霸權減負，即實行霸權的核心層面與邊緣層面的剝離，保住核心霸權，讓渡邊緣霸權，試圖拉著新興崛起中大國支撐其核心霸權

　　美國“領導”世界，支柱是美元霸權及其附著的軍事霸權。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駐紐約的國際經濟主任本·斯太爾表示：“美國極其幸運，因為美元也是國際價值標準———如果這一作用消失，美國在其他方面的優勢也會隨之消失。”他強調，通過拯救其他國家走出金融危機，美國能夠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力。“各國在金融危機中需要的是美元，這賦予了美國巨大的優勢。”但是，美國寅吃卯糧，濫發美元的結局，是世界對美元信用及對美國的信任不斷下降。截止2007年第三季度末，以美元持有的外匯儲備百分比降至紀錄低點63.8%。對于美國政府不斷玩弄美元貶值游戲，賴掉美國欠下的巨額債務，緩解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同時導致石油等原材料大幅漲價，向世界美元持有者轉嫁、輸出通貨膨脹，國際社會已怨聲載道，美元不能無限期挾持世界經濟。

　　就軍事霸權而言，往往也是與美元霸權掛鉤的。比如，美國與海灣產油國之間一系列不成文但明確的條例———這些產油國用美元為石油合同計價，并將本國貨幣與美元掛鉤以換取安全保障，由此鞏固了美元作為全球領軍貨幣的地位。從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石油美元成為替代黃金的美元霸權的救命稻草。在東亞地區，以美國為核心的“輻輳” 結構，也表現為美元霸權與軍事霸權的交易———“東亞國家出口商品到美國市場，美國出口安全到東亞。”

　　可惜，福兮禍所伏。美國濫用美元霸權和軍事霸權的結局，導致了相反的結局：美國不能引領全球化、不能代表西方、不能代表國際社會。比如，民主黨熱門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竟然威脅說，美國要退出WTO。在美國的大選鼓噪中，公平貿易代替了自由貿易，成為各候選人討好選民的共同政治口號。

　　于是，重新界定美國領導權成為必然。代表性的觀點是區分美國霸權的核心－邊緣層次：核心是金融霸權、軍事霸權，這是美國挾持世界經濟與安全的兩大支柱，邊緣是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美國《外交》雜志今年第1期發表國際關系理論家伊肯伯里的文章“中國崛起與西方的未來”，認為“中國不僅僅面對美國。它面對以西方為中心的體系，一個開放、融合、以規則為基礎、而且有著深厚政治基礎的體系。”作者據此把21世紀的斗爭定義為中國和一個復興的西方體系之間的斗爭。問題是，美國還能繼續代表西方嗎？圍繞巴厘島路線圖的爭論，本來應該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進行，但事實上在美國與歐盟間展開。伊拉克戰爭爆發后不久，法國前國防部長讓·皮埃爾·舍韋納芒就氣憤地指出，“‘西方’一詞往往掩飾的是接受對美國的某種隸屬關系”。

　　美國人遲早會認識到，美國領導權并非一成不變。處于轉型時期的美國霸權，正在尋求霸權減負，即實行霸權的核心層面與邊緣層面的剝離，保住核心霸權，讓渡邊緣霸權，試圖拉著新興崛起中大國支撐其核心霸權，當然只是分享其成本而不能享受其好處，并且防止后者挑戰其核心霸權。

　對世界來說，面臨的一個新挑戰就是如何為不斷衰落的美國霸權下的世界尋找新秩序

　　美國的戰略處境對中美關系有什么啟示呢？正如第三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主題所揭示的那樣，我們應當在全球化背景下去考量中美關系。反思中國的外交戰略，贏得、爭取和延長戰略機遇期，是我們的首要目標。為此，中國崛起并不是要打破現有的國際秩序，挑戰美國霸權，而是既要能夠規避美國霸權帶來的風險，對其可能帶來的不確定因素加以防范，又要能夠學會和適應在現有的國際體制下生存、發展，并且尋找到中美關系的結合點。

因此，中國復興根本不想，也不可能去分享美國的霸權。無論是美國的老牌盟國，還是包括俄巴印中“金磚四國”在內的新興國家，誰也不可能成為未來支撐美國核心霸權的新支柱。未來的中美合作與博弈會在更大的全球化體系下進行，這存在廣泛的利益重疊處和滋生摩擦的可能，最終將實現利益和摩擦兩者的平衡，塑造中美和諧之關系。實際上，這也很可能是未來國際關系發展的新特征。對世界來說，面臨著一個新的挑戰。這個挑戰就是如何在多邊和雙邊的復雜博弈中，為一個不斷衰落的美國霸權下的世界尋找新的秩序。▲（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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