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思想家對當今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批評

陳學明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體系，包括議會制、普選制、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等。這種政治體制作為封建專制制度的對立物，有其進步意義。問題在于，時至今日，這種政治制度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仍然具有進步意義嗎？它是富人的專利品，還是能為所有人民群眾所用？對此，西方的左翼思想家盡管不可能作出十分深刻和正確的回答，但透過他們對當今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批評，我們還是可以大致了解到這種民主制度的端倪。

                                      一

    福山對西方世界的稱頌，在一定意義上說主要是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稱頌。于是，德里達集中剖析了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他說：“還有必要指出議會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處于如此少數孤立的狀態嗎？還有必要指出我們稱之為西方民主制的東西從來沒有處于如此功能不良的狀態嗎？選舉的代表制或議會生活并不是惟一－正如通常的情況那樣－被為數眾多的社會經濟機制所扭曲，但是它在一個極度混亂的公共空間中的動作己越來越艱難，這種混亂不僅是由電視技術的傳媒工具、信息與通訊的新節奏以及各種設備和后者所代表的各種勢力的速度造成的，而且和因此也是由它們所挪用的各種新模式、它們所產生的事變和事變的幽靈性的新結構造成的?！痹谶@里，德里達不僅指出了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正處于“孤立”和“功能不良”的狀態，而且認為這種狀態不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內在原因——其自身產生的新結構所致。
    打著“維護人權”的旗號實行干預，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推及整個世界的主要方式。德里達為了揭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的實質，也對西方國家的人權話語進行了分析。他指出，人權話語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只要市場規律、‘外債’、科技、軍事和經濟的發展的不平衡還在維持著一種實際的不平等，只要這種不平等和在人類歷史上今天比以往流行范圍更廣的不平等同樣的可怕，那種人權話語就仍將是不合適的，有時甚至是虛偽的，并且無論如何是形式主義的和自相矛盾的”。德里達憤怒地說道，福山等“新福音”的鼓吹者聲稱地球和人類歷史上的所有人類將永遠也不會有暴力、不平等、排斥、饑餓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壓迫的影響，這是十分虛偽的。他們這樣做，“不是在歷史終結的狂歡中歡呼自由民主制的來臨，不是慶?！庾R形態的終結’和宏大的解放話語的終結，而是讓我們永遠也不要無視這一明顯的、肉眼可見的事實的存在，它已經構成了不可勝數的特殊現場：任何一點兒的進步都不允許我們無視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餓和被滅絕，在絕對數上，這是前所未有的?！钡吕镞_還提出，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債務問題之存在，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人權。他說：“……所有關于民主的問題，所有論及人權、人類的將來等等普遍性話語的問題，都只會引起一些形式上的、具有正統思想的和虛偽的托詞，只要‘外債’還沒有以盡可能負責任的、內在一致的和系統的方式正面地看待。借助于這個名字（指 ‘外債’），借助于這一象征性的形象，我們正在指明一般的利益，并且首先是資本的利益，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亦即在全球市場中，這種利益將大多數人置于它的桎梏之下，以一種新的奴役形式制約著他們?！钡吕镞_說得十分清楚，“外債”不除，資本的利益必然將大多數人的利益置于它的桎梏之下，實現民主和人權只能是緣木求魚，一句空話。
    在福山眼里，處于民主體制之下的美國和歐盟國家是當下人類的樂園，是人類向往已久的理想社會模式。德里達則針鋒相對地指出，“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國家都沒有達到普遍國家或自由民主國家的完美狀態，甚至還沒有接近這一狀態”，因此，福山用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國家作為樣板，來說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間的天堂也是缺乏說服力的。他這樣說道：“人們怎么能夠忽視今天在這兩個集團之間以及在歐共體內部所進行的經濟大戰呢？人們怎么能夠對關貿協定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保護主義的綜合策略每天都在引起的沖突忽略不計呢？更不用提與日本的經濟大戰、富國與其余國家之間發生的種種貿易糾紛、貧困化現象、‘外債’的窮兇極惡、《共產黨宣言》里也談過的‘生產過剩的單瘟疫’和在文明社會里發生的‘貨幣野蠻狀態’等等之類了?！钡吕镞_認為，只要借助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提問”方式，就不難看清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國家究竟處于一種什么狀態之中。德里達指出，現實的自由民主制度與福山稱道的大相徑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因而這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本質特性。他說：“現實中自由民主制度的失敗，表明了事實與理想本質之間的斷裂，但說這種斷裂只存在于這些所謂政權的原始形式、神權統治和軍事獨裁之中，是太輕率了……。這種失敗與斷裂也先天地由于其定義而成為所有民主、包括最為古老和最為穩定的所謂西方民主的特征?！弊鳛橐粋€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能認識到這一點，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哈貝馬斯希望人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社會福利國家的民主制度在跨越民族界限的情況下能否得到堅持和發展？”這就是說，他要人們思考：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全球化的態勢下是否還有前途？當然，他對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轉引霍布斯鮑姆“用晚期浪漫派的筆調”所寫下的一段話來表述他對冷戰結束以后西方民主制度前景的看法：“短暫的20世紀結束了，卻留下了一堆問題，沒有人能解決這些問題，也沒有人聲稱能解決這些問題。世紀末的人們在全球性迷霧中為自己開拓出了一條通往第三個千年的道路，他們知道的僅僅是，一個歷史已經結束了。其余的，他們一無所知。”他指出，最晚從1989年開始，人們意識到一個時代的終結，但與此同時人們并沒有感受到世界已經太平，前途無比光明，人們還是感覺到自己生活在驚恐與不安之中，還是被一種失望和受挫的情感所籠罩。在他看來，關鍵在于，目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下等階層”的社會環境正日益惡化，而這一“下等階層”日益惡化的社會處境乃是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團結趨勢”的根源之所在，“這種不團結的趨勢必定會危害到自由的政治文化，而民主社會就是建立在這種政治文化的普遍主義的自我理解上面的”。他強調，“多數決定有的只是一種形式正確性，它如果只反映地位下降威脅的階層對其地位的擔憂和捍衛，也就是說，如果只反映右翼民粹主義的觀念，就會對程序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構成侵蝕。”
    哈貝馬斯與德里達一樣，也對福山關于“歷史終結”的說法很不以為然。當有人問到他如何看待由蘇東劇變而來的東西方對抗的結束時，他表示，福山關于“歷史終結”的說法曾經風靡一時，但“我得聲明我對歷史終結這種論斷不以為然”，并不是歷史到了終結點，而是“被操縱的世界已經到達了崩潰點”。哈貝馬斯指出，近代思想家認為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家的建立就是歷史的終點，馬克思卻發現這不過是政治解放，還不是人類解放，因為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著事實上的平等。馬克思的這一斷言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是適用的。他說：“資本主義第一次對于兌現共和主義的關于全體公民平等的許諾，沒有加以阻礙，而是使之成為可能。民主的憲政國家確實在如下意義上保障平等：每一個公民擁有同等的機會使用他們的權利”；“然而當看到無家可歸者在我們眼前默默地增長的時候，不免使人想起 Anatole France的一句話：人們所希望的不僅僅是一切人都有‘在橋梁下睡覺’的平等的權利?！痹诠愸R斯看來，目前西方的民主的憲政只是保障每一個公民擁有同等的機會使用他們的權利，而這種權利最后帶來的結果便是：一切人都擁有“在橋梁下睡覺”的平等的權利。當人們看到無家可歸者在眼前默默地增長的時候，也應當像哈貝馬斯那樣反思一下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及其與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聯系。
                                      二
    人們總認為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而這種民主最鮮明地體現在新聞自由上。但是在喬姆斯基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對新聞媒體有著嚴格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某一事件在被確定為值得報道之前，必須經過五個層面的“過濾”，進行卓有成效的“反民主”控制。
    （1）把大多數沒有錢的人的東西“過濾”掉。新聞媒體是需要大量投資的，就報紙而言，自由市場的競爭、利潤的驅動，造成了一種“越來越強調讀者群”的趨勢，再加上技術的進步也意味著成本的日益提高。在這種情況下，一般的人是無法進入新聞媒體這個圈子的。一個事件是不是加以報道以及如何報道，完全取決于掌握媒體的有錢人。反映工人階級聲音的報紙只好退出競爭。喬姆斯基指出，從媒體進入市場以來，集中化和集團化就意味著“持股人、董事們、銀行家們關注贏利底線的壓力強大無比”。媒體機構“在銀行家、機構投資者和大型個體投資者面前，失去了部分本來就有限的自主性”，因而后果必然是“媒體巨人……和公司社會里的主流勢力關系日益密切”。
    （2）把不能帶來大量廣告收入的東西“過濾”掉。現在的西方媒體越來越依賴于廣告收入，廣告商的選擇直接影響到媒體的生死存亡。具體地說有兩個方面的影響：第一，一些新聞媒體的形式之所以吸引大批受眾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有大量的廣告收入；反過來說，廣告收入的巨大作用將會越來越助長那些能夠吸引大批受眾的媒體形式，沒有一個電視節目能夠在不吸引觀眾的前提下獲得廣告支持。“當社會……已經獲得極大的進步時”，大眾報紙“卻退步到舊的文化風格”，“運用一切能夠簡化感官刺激，掩蓋個人人格的東西”。第二，工人階級和激進媒體受到廣告者的政治歧視，“廣告看重的是那些有錢購買的人，因此政治歧視已被嵌入到廣告配置的結構當中去了”。
    （3）把非政府的“非客觀”的東西“過濾”掉。媒體打的旗幟是提供可靠的信息。這一點正好被那些政府和大公司所利用。來自政府和大公司的信息總是顯得那么可靠，于是媒體就可堂而皇之地作連續的“客觀”報道。而正因為已經持有了大量來自政府和大公司的“客觀”的信息，新聞媒體也就來個順水推舟，即不再花錢去尋求真正客觀的信息。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一些非政府、非大公司的真正客觀的信息就被媒體置之度外了。
    （4）把不承受壓力的東西“過濾”掉。實際上，西方的政府和大的公司對新聞媒體一直在施加壓力。面對這些壓力，媒體的基本態度就是屈服與迎合。也就是說，媒體只能按照政府和大公司的意愿行事。喬姆斯基認為，在這種壓力下，媒體“反映資助者的權力”。而其他大量的信息媒體是不承受壓力的，不承受壓力的東西反而被置之不理。
    （5）把“共產主義”的東西“過濾”掉。喬姆斯基認為，在西方國家有一種“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這種“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構成了新聞媒體最有效的“過濾”機制。只要一種東西被視為對國家統治者的財產利益產生了威脅，就把這種東西當作“共產主義的”或“親共產主義的”加以封殺。這種東西就不可能以客觀的形式見之于新聞媒體。喬姆斯基指出，在蘇聯垮臺以后，作為“過濾”機制的“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變成了“反獨裁國家和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只要一種東西有損于美國統治者的利益，就會被扣上與獨裁國家和敵對國家有干系而加以封鎖。
    在喬姆斯基看來，貫穿于上述五個層次的“過濾”的主線是“媒體服從于國家和公司權力的利益”，國家和大公司相互勾結在一起，共同主導著媒體支持現行權威，限制爭論和討論。那為什么西方的新聞媒體還會給人以民主、自由的印象呢？喬姆斯基認為，這主要在于人們往往被一些表面現象所迷惑。在西方國家，特別在美國，媒體、公司和國家統治者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拿商業部門來說，因其規模的不同而分為各種不同的等級，無疑，商業部門中那些最有實力最有權勢的成分與國家統治者和媒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部分商人充分認識到了國家對他們的有用之處，認識到了國家在推動私人積累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們怎么不會與政府站到一起呢？與此同時，喬姆斯基又提出，政府官員、媒體與公司精英三者之間也并不是鐵板一塊的，他們之間會時常出現不一致從而會在媒體上爭吵。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會被這些爭吵所迷惑，以為這些爭吵的存在就表明媒體的民主與自由。實際上，所有這些爭吵都是圍繞著“采取何種最好的措施達到共同的目標”所展開的爭吵，根本說明不了媒體是自由的、民主的。
    喬姆斯基用以下兩個事實來說明美國新聞媒體自我標榜的民主、公正、自由、客觀的虛假性。
     （1）美國媒體對越南戰爭的報道。一般人都認為，對越南戰爭的報道充分反映了美國媒體的客觀性與自由。當時，在美國的新聞媒體上不僅登載支持美國參戰的言論，也刊登了不少反對越戰的言論。據說媒體因此扭轉了美國公眾對待戰爭的態度，從而導致了美國的戰敗。然而喬姆斯基并不這樣看。他強調，在越戰當中，媒體整個接近了這樣的觀點，即美國的干預是對共產主義侵略的防御。美國的媒體根本就不承認美國侵略了越南，而是認定美國有權干預，在這一點上美國媒體的立場是一致的。隨著美國無法快速贏得勝利的事實日益明顯，就出現了反對意見。但是，政府和媒體的鴿派人物反對越戰并不是反對侵略，并不是建立在對美國打這場戰爭是無理的認知上，而只是基于經濟和生命的代價太高使美國無法承受，反對把這場戰爭繼續下去。其實，當時的美國的媒體也只是在這一限度內允許發出一些不同的聲音。這是民主、公正與自由嗎？
    （2）美國媒體對波蘭牧師杰西•波比魯斯科被波蘭警察殺害和對拉丁美洲各地區官方參與的100多名宗教工作者被害的不同態度。前者發生在1984年，杰西•波比魯斯科是被當時的“敵對國家”殺害的，那時的波蘭屬于共產主義陣營。后者發生的時間與前者差不多，這100多名牧師是被具有官方背景的人殺害的，受害者中有7位還是美國公民，其中4位婦女是先被強奸后被殺害。喬姆斯基發現，按照文章和新聞的標題、內容篇幅、首頁或頭條、社論文章等方面的數量標準，美國媒體對前者的關注遠遠超過對后者的關注。對前者的報道，語氣是如此激烈與充滿憤慨，而對后者的報道，語氣又是如此平淡與冷漠。這哪里有民主、客觀和公正可言？
    喬姆斯基認為，從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新聞媒體的實際操作來看，非常明顯的是在那里正在實施“思想控制”。而借用新聞媒體來實施“思想控制”是西方國家的一個慣用伎倆，其關鍵步驟就是：“把語言夸張、濫用、曲解，以達到意識形態的目標?！泵绹诖说?，政府非常了解，“控制新聞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真相’，或者用足以稱得上所謂官方的消息鋪天蓋地地占據版面，從而迫使其他的新聞被推遲或干脆被取消”。這樣一來，“不停的重復……就把主義……變成了既成的真理”。美國的新聞媒體也精于此道，他們不僅知道如何無盡地強調某一話題，而且也知道如何用煽動性語言來達到這一目標或那一目標?！皩τ谀骋皇录忉尩牟煌Ｖ貜停瑢⑹谷魏翁魬瓞F有解釋的聲音變得微不足道，難以解釋?！?BR>    面對西方國家的新聞控制，西方的“多元主義傳統”常常這樣加以辯護：屬于“受眾”的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有選擇的”、“應答的”和“主動的”主體，這就是說，受眾者面對新聞導向完全可以選擇拒斥或者接受，從而問題不在于政府是否實施新聞控制，而在于受眾者是否接受這種控制。對此，喬姆斯基駁斥說，個體“選擇”、“應答”和“主動”，均取決于他的階級身份。對于個體來說，成為“選擇的”、“應答的”和“主動的”有什么意義？用這種說法是揭示不了受眾者與媒體之間的真實關系的。真正該提出的問題是，受眾中的某個人或某個團體，在什么樣的程度上能夠使他們自己的“選擇”和“應答”被媒體所接受？應該說，喬姆斯基的駁斥是十分有力的，問題不在于受眾者有沒有選擇權這一空名，而在于他一旦做出了某種選擇，媒體能接受這種選擇嗎？媒體能反映這種選擇嗎？媒體能把這種選擇報道出來而加以支持嗎？在喬姆斯基看來，研究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一種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須從思考這些問題入手。
    美國學者羅伯特•麥克切斯尼揭露了美國新聞媒體只為富人服務的反民主趨勢。麥克切斯尼分析說，根據西方民主體制理論，一個民主社會的新聞媒體，它應當具有這樣兩種功能：第一，對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當權者和期望當權的人的行為進行嚴格真實的報道，這就是履行監督功能；第二，對當今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提供真實可靠的信息和進行廣泛客觀的闡述。任何一個社會倘若沒有能同時兼有這兩種功能的新聞媒體業，這個社會就稱不上是一個自治民主的社會。按照這樣兩個標準來衡量，美國的新聞媒體制度是一個令人可悲的失敗的例子，美國的新聞媒體對當權者的監督是那么的軟弱無力，而對當今重大社會政治問題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可供大眾參考的意見方面又是那么的麻木不仁。麥克切斯尼一針見血地指出，總而言之，美國的媒體制度“所顯示的是一種反民主的力量”，這一點對我們來說“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美國的媒體“并不是為了服務于民主而存在的，而是為少數大公司和投資者們謀得最大利潤而存在的”，可以說，它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從而我們可以從美國的媒體中看到“我們時代的核心矛盾：多數人的民主權利被少數有權的人的個人私利所破壞”。美國的新聞媒體業自我標榜是“中立的”，“獨立于政治影響之外”，而且這一點甚至寫進了美國的憲法。但實際情況是，隨著印刷出版費用的降低、人口的增長以及作為新聞媒體業的收入的主要來源——廣告業的興起，新聞媒體業逐漸成為一部可以源源不絕地產出利潤的機器。這樣一來，新聞媒體業也就成了一種商業，從而也就成了只有少數富人才能占有的領地。這些占有新聞媒體業的投資者和經理們在這一非競爭的市場上完全把公眾的利益置之度外，而為所欲為地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
    縱觀美國新聞媒體業的歷史和現狀，這一行業一旦控制在少數人手中，馬上帶來三方面不可彌補的缺陷：第一，在新聞選擇上，總是把政府官員和著名公眾人物的事務作為正當的新聞。報紙常以政界和商界要員的言論作為新聞的導向，這必然使新聞報道帶有官方和主流社會的傾向；第二，強調只有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才予以報道，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如種族歧視、環境質量等，往往以不具有新聞價值為名排斥在報道的范圍之外；第三，悄悄地向讀者、聽者和觀者灌輸媒體擁有者、廣告商的商業目的，以及對有產階級的政治目的有利的價值觀。
    麥克斯切尼回顧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的新聞媒體所經歷的兩個階段，認為無論是哪一個階段，美國的新聞媒體的基本特征都是反民主的。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這段時期，美國的新聞記者表面上都有比較獨立的新聞報道權，但這種權力實際上是虛假的。那個時期在職業新聞領域里，存在著一個普遍認可的原則，那就是：僅占美國人口的1一2％的、控制著大部分資本并且管理著最大的機構的美國的顯貴們，只要他們在某一問題上取得了較為一致的看法，那么就應當以此作為既定事實來加以報道。例如，這些美國的顯貴們可能對某些具體的細節問題存在分歧，但他們一致同意美國必須在全世界范圍內加強其軍事和資本的利益，于是美國的新聞媒體就大肆宣揚美國有權侵略它想侵略的國家。再如，“自由市場”與“民主”沒有必然聯系，但是美國的顯貴們都認為是有聯系的，于是美國的新聞媒體就把市場概念的傳播看作和民主概念的傳播一樣重要。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的新聞媒體連這種表面上的自主權也不要了。新聞媒體的職業自主終于成了一個空殼。由于政府放松了所有權的管理和新技術的運用，大型媒體聯合體在經濟運作上已成為可能。當今的美國，七八家大公司主宰著美國的新聞媒體業。另外大約還有15家左右的公司和這七八家大公司一起構成了美國的新聞體制。大商業集團想從新聞媒體業中獲取像他們在電影、音樂等娛樂業中所獲取的一樣多的利潤，于是他們就采取種種手段來促使新聞媒體業更加適合廣告商和母公司的要求，這些手段包括：解雇新聞記者、關閉某些編輯部門、使用更多免費的公共關系素材、偏重報道高層消費者和投資者感興趣的新聞等。從這里，美國的新聞媒體已走上了赤裸裸的反民主道路。
    美國的新聞媒體的反民主本質主要體現在其只為少數富人服務，而完全不顧廣大窮人呼聲這一點上。在一定意義上說，美國的新聞媒體已淪為美國少數富人向窮人進行意識形態上的階級斗爭的工具。麥克斯切尼用詳盡的事實對此加以說明。
    在20世紀40年代，大多數發行量中等以上的報紙都有專職負責勞工報道的記者，有的甚至有幾個專職記者?！叭缃?，整個新聞業也才有不超過10個負責報道這方面問題的專職記者，特別是有關工人階級經濟問題的報道現在幾乎已經絕跡了。與此相反，在過去的20年中，新聞報道越來越定位于只占人口 1／2或1/3 的富人身上，這就非常自然地形成了所謂的主流新聞和商業新聞?！苯诿绹膬蓸O分化越來越嚴重，在整個20世紀 80年代和 90年代里，占 60％的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降低或沒有發生變化，而富人的財富和收入卻迅速上升。到1998年止，如果不把房屋擁有權計算在內，占人口 10％的富人擁有全國凈值的76％，而這其中的一半多凈值歸最富的1％的人所有。處于底層的60％的人口只擁有極小部分的財富。美國的新聞媒體對這些窮人完全熟視無睹，而把報道集中在少數富人身上，“在新聞材料篩選及加工中帶有階級偏見性”。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在押囚犯的比率在加速增長。美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而囚犯人數占世界囚犯人數的25％。這其中近90％的囚犯是因非暴力原因關押的，而且這些囚犯絕大多數都來自于社會底層。其實并不是窮人比富人犯罪更多，而是現行的司法制度對窮人不利。正因為美國的監獄中關押的是這樣一些為媒體擁有者、廣告商、記者和高消費層的消費者盡量想避免接觸的人，從而新聞報道也就很少光顧他們。窮人，特別是在押的窮人已從富人的視線消失了，“也幾乎從媒體中消失了”。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圖和華盛頓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以抗議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舉行的會議。與對小約翰•肯尼迪飛機失事的不分晝夜的全方位報道相比，美國的新聞媒體對上述示威活動的報道非常蒼白和微不足道。即使有一些報道，也都集中在對示威活動所造成的財產損失的揭露上。當然也出現了極個別的公正報道這些示威活動的文章，但它們完全被淹沒在了大量為資本主義叫好的文章之中。美國新聞媒體的屁股究竟坐在哪里這不是看得非常清楚嗎？
    麥克切斯尼認為，對于美國新聞媒體的反民主本質，實際上美國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心知肚明的。正因為如此，他作為一個左翼思想家，從不指望美國的主流新聞媒體能反映他的觀點，因為即使反映了也因遭歪曲而變得無意義了。有人提出，隨著國際互聯網的聯合媒體制度的產生，可以改變這種局面。麥克切斯尼奉勸善良的人們不要對此抱有幻想。他說：“在一定意義上說，互聯網仍然是被那些媒體聯合體的擁有者們所掌握著。這些人的權力不僅僅只是基于技術的能力，而且來自于政治上的權力和經濟上的能力。”他強調，如果美國的新聞媒體體系“仍然是一個由作為美國金融業象征的華爾街和作為美國廣告業象征的麥迪遜大街所掌握的體制，或者是由媒體擁有者所掌握的體制”，那么，“我們就無法想象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
    賽義德則指出，美國的新聞媒體反復鼓噪的是這樣兩個主題：第一，美國社會是一個創新的社會；第二，美國政治生活是民主實踐的直接體現。他以1991年美國國家藝術館題為“作為西方的美國”的展覽為例來說明美國的“民主實踐”究竟是怎么回事。這個展覽是由政府資助的。這個展覽用其展品將對西部的征服和將它并入美國的過程變成了一曲頌歌，把征服的實際過程和對土著美洲以及環境的破壞掩蓋掉了或浪漫化了。只是由于在19世紀美國繪畫作品中有印第安人的形象，由于有印第安人形象的作品與其他作品掛在同一面墻上，由于在旁邊還附有描述印第安人在白人手中被貶低的解說，就惹惱了美國國會議員。他們認為這種不愛國的或不夠美國化的歪曲是不能容忍的，特別是一個作為政府資助的展覽，更不能展出這樣的東西。而美國的專家、教授和記者們也紛紛發表言論，認為這是對美國“惟一性”的中傷。賽義德借此評論說：“美國作為一個由多種文化組成的移民國家，它的公共話語的受控制卻比其他任何國家來得嚴厲，它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把這個國家表現成一塵不染，要更緊密地圍繞在一個天真、勝利鐵幕下的主流話語的周圍。這種把事物美化和簡單化的行徑使美國脫離了其他的社會和人民，也因此而使自己倍加孤立?！泵绹鶎嵤┑奈幕瘧馉幊浞直┞冻銎渫瞥绲拿裰鞯奶摷傩?。賽義德說，在美國，“可以使任何人說任何話，但是，所說的一切或是被吸入到主流中，或是被排斥到邊緣上去”。
    在賽義德看來，美國政府所說的民主實際上是推行文化控制，而其借助于文化來控制國內，進而征服世界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成功。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實行如此大規模的干預，并且能得逞。正因為美國的這種文化政策得逞了，其外交政策也得逞了。“外交政策的行家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從而也就史無前例地可以免于公眾的監督?！惫姛o法逃避新聞媒體的控制，加上有效的意識形態的配合，“使得美國對非西方世界的帝國主義態度保持了連續性”?！懊绹攉@得了與其宗旨完全吻合的主流文化的支持：支持那些專制的民心盡失的政權，支持對敢于抵抗美國盟國的殖民地反抗力量的暴力行為施加更大的暴力，支持對合理的民族主義采取持久不變的敵對態度?！?BR>    賽義德認為，當今在西方世界特別在美國有一句非常流行的日號，即“使世界更加民主”。以在全世界范圍內推行民主、建立世界新秩序為名，來實現自己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野心，這是當年追求統治全球的宗主國曾使用的伎倆，而當今的美帝國主義再次祭起了這一“法寶”。他強調，面對“使世界更加民主”這一口號，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這一口號所表達的是“帝國主義式的仁慈”，充分體現了帝國主義的欺騙性和偽善性，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企圖在這一口號下實現自己的霸權的野心最終是必然要破產的。他反復陳說的有著內在邏輯聯系的下述幾層含義都值得人們回味：當今的華盛頓和大多數其他西方決策者都持有帝國主義式的仁慈——“使世界更加民主”：這一愿望是必然要失敗的；而如今美國政府尚未認識到這一點；正因為尚未認識到，它還將繼續把這一愿望強加給全世界：這一愿望之所以必然失敗，關鍵在于這一愿望是其出于本性偽造出來的。
    阿明也認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意識形態話語的核心內容是，宣揚他們所干的這些征服和擴張行徑是為了民主，所以要揭露這種意識形態話語的本質，關鍵在于要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究竟給民主帶來什么。他強調，對發展而言，民主是絕對必要的方面。但他同時提請人們注意，把民主視為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似乎只是最近才被廣為接受。以前，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在東方國家或者南方國家，民主都被認為是“奢侈品”。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階級普遍接受的信條是，只有在解決了社會物質問題以后，民主才會到來。美國正是根據這一信條，為其支持拉丁美洲軍事獨裁者辯護。但是現在這一信條一夜之間被顛倒過來了?，F在世界各地，官方幾乎每天都在談論民主問題，那些渴望獲取援助的國家，往往以擁有民主合格證書作為從富裕的大國獲取援助的“條件”。
    認為只有在解決了社會物質問題以后才能享受民主肯定是錯誤的，民主是發展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獲取民主？阿明認為，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到處宣揚資本主義市場制度與民主天然一致的觀點，似乎它們推行全球化，即把西方的市場制度推及整個世界，就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實施民主，而那些第三世界國家，接受西方的市場制度也就是接受民主。阿明所致力于駁斥的正是這樣一種觀點，在他看來，只有駁斥了這樣一種觀點，才能認清西方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的實質，進而認清西方國家熱衷于全球化，向全世界推行市場制度的實質不是要輸出民主，而是要實施霸權主義。
    阿明指出，民主原先只是給那些既是公民又是企業家的人的權利。也就是說，只有私有財產的所有者才擁有民主的權利。但后來民主權利向其他公民擴展了。這一擴展并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發結果，也不是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體現。恰恰相反，這些權利是該制度的受害者逐漸贏得的，是他們向該制度斗爭的結果。但必須看到，民主權利的擴展必然帶來這樣一個嚴重問題：作為該制度的受害者的大多數人的意志與市場為他們準備的命運之間的矛盾通過民主投票表現出來了，這使得該制度出現了不穩定甚至爆炸的危險。至少存在著這樣的風險和可能性，即受到質疑的市場不得不服從于社會意志，而這與資本利潤最大化是不一致的。換句話說，對一部分人（資本家）而言存在風險，而對另一部分人（工人公民）而言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即市場受到調控而不是嚴格按照市場單方面的邏輯運作。這說明，市場與民主非但不一致而且還存在著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或者是改變市場的獲取利潤最大化的準則，以適應由民主顯示出來的社會意志，或者把民主形式化和虛無化。阿明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的統治者主要偏向于前者，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在全世界范圍內實施市場經濟，西方國家的統治者實際上已轉向后者，即通過強化市場來掏空民主。阿明指出，現在的實際情形是，“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實質內容，而落入市場的股掌之中”。從表面看，你擁有民主，你可以以你所喜歡的方式自由投票，但實際上這根本沒有什么作用，“因為你的命運決定于他處，決定于議會之外，決定于市場當中”。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完全從屬于市場，市場越是強大，市場越是形式化。在一切由市場決定的社會里，民主又有什么用呢？阿明斬釘截鐵地指出：“從一開始，民主與市場‘天然’一致的理論就包含著危險。它假定一個社會與它自身是協調的，這個社會不存在矛盾，就像一些所謂后現代主義者所說的那樣。但是現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關系已經產生了空前規模的不平等。市場與民主一致的理論今天只是純粹的教條，是虛構政治學的一種學說。”他呼吁人們“再也不能接受被普遍宣傳的所謂民主與資本主義一致的觀念”，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當前資本主義推行的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潛藏著專制主義”。
    阿明還要人們充分認識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另一核心，即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危害以及與民主的相互關系。每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在前現代社會中，這一矛盾是通過社會對個人的否定和馴服而克服的。而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意識形態里，個人與集體的關系被顛倒過來了：現代性通過個人的權利來表明自身，這種權利甚至是與社會相對抗的。阿明強調，不能太看高這一顛倒，實際上這一顛倒只是解放的前提條件。關鍵在于，它同時也釋放了個人之間互相爭斗的潛能。資本主義倫理觀的要旨是崇尚“競爭萬歲，讓強者獲得勝利”。這種倫理觀會產生毀滅性的后果，“如果沒有限制性因素，那么個人權利這種單方面的意識形態就會產生恐怖和專制”。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不是通向民主，而是直達專制。只是這種專制主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專制主義，阿明把它稱為“軟專制主義”。他指出：“‘軟’專制主義正是美國的一貫特征?！?BR>    阿明這里所做出的兩個基本判斷，即“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實質內容，而落入市場的股掌之中”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不是通向民主，而是直達專制”，值得深思。
    戴維•施韋卡特指出，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原先對民主的追求沒有對自由的追求那么迫切，因為他們一直擔心大眾會利用其民主的權利去沖擊富人的財產。在他們看來，財產是自由的防波堤。他們常常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們還能負擔得起一人一票的選舉嗎？我們是如臨深淵呀！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卻陷入了“民主狂熱”之中，他們看到了民主對于傾覆共產主義具有號召力，并且大力宣揚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能與民主制度相容。施韋卡特則要推翻這種觀點，力圖證明“認為民主只能在資本主義下才能運作，這種觀點經不起檢驗”，強調“自由放任主義和民主是不相容的”、資本主義的所謂民主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多頭政治制度。從表面上看，這一制度會讓所有的問題都進入民主的程序加以決定，實際上許多問題都會被從自由討論的領域中剔除。由于資本家具有控制權，從而他們不會把涉及經濟變遷等重大問題放到民主的程序之中，他們試圖“從投票箱中排除出去的基本議題，亦即他們用抽象努力把它變得晦澀難解的議題，就是總會引起他們深度恐懼的問題”。施韋卡特注意到，資本主義辯護者對資本主義的所謂民主的推崇主要是對其選舉制的推崇，于是他著重分析了資本主義的選舉制是不是真正體現了民主。他指出，這種民主選舉真正要做到民主，其選民必須是獨立自主的選民，而選民要做到獨立自主，又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成員必須獲得對將要通過政治程序決定的議題相當了解，并在貢獻他們的解決方案時保持合理的積極性；第二，一定不存在一個穩定的“有特權”的少數人階級?！昂唵蔚卣f，民主是這樣一種制度，選民非常了解情況并表現積極，而且不會被少數特權階級限制言論?！笨墒聦嵣希谫Y本主義社會中，這兩個條件都不可能滿足。因為多頭政治不是民主制，所以自由放任主義從來也沒有滿足過第一個條件。至于第二個條件，只要看一下那些有錢的生意人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可知道能否滿足。那些有錢人，由于他們擁有財富，從而他們可為政治競選提供很多經費，而且在代表特殊利益方面，他們也組織得很好，他們接近政府官員特別容易，而且往往在政府上層有代言人。這就是說，在現行的資本主義體制下，“財富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來提高讓正式的民主程序反映有錢人利益的可能性”。施韋卡特非常尖銳地揭露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自由放任主義（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資本主義）的政府只有將實業階層的利益視為特權，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用大實話來說，有利于實業階層的就是有利于國家的，實業階層一感冒，其他人都得跟著咳嗽。”
    施韋卡特指出，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確實是一種注重于民主的制度，那么它的對外政策也應貫徹這一民主的原則，但實際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奉行反共高于民主的對外政策。施韋卡特以20世紀在國際上發生的鐵一般的事實來說明，如果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真的是一種民主的制度的話，它就不會這樣做了：不會出于反對革命的需要而于1918年出兵俄國；不會如此看好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奪權，也不會如此蓄意地支持希特勒的“經濟復蘇”計劃；不會支持中非和中美洲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家長式獨裁統治；不會支持中國蔣介石的腐敗統治；不會支持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企圖重新控制印度支那的舉動；不會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分裂朝鮮或者南方極右勢力上臺，因而可能避免朝鮮戰爭的爆發；不會在1953年發動推翻伊朗政府并扶持伊朗國王上臺；不會在1954年策劃破壞危地馬拉的民主進程，并在當地以及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鼓勵推行軍事統治；不會反對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未來，因而有可能避免越南戰爭；不會反對南非黑人解放斗爭；1965年，當印度尼西亞軍隊奪取了政權并大肆屠殺了10多萬“共產主義分子”時，不會站出來粉飾太平；不會支持和縱容20世紀60－70年代，在南非大部分地區建立的空前野蠻的軍事統治；不會抱著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不放，從1972年開始，直到1986年他日薄西山；20世紀70年代，尼加拉瓜、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區推翻了人民憎恨的統治者或者殖民政權，不會在這個時候資助反對初生的民選政府的血腥暴亂運動；不會至今念念不忘顛覆古巴這個拉丁美洲惟一消滅了饑餓和無家可歸現象的國家。施韋卡特認為，上述遠遠沒有囊括全部，但列舉的這些已足以說明，如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真的奉行民主的話，那么20世紀的世界將不會是這個樣子的。
    上面我們評述了7位西方左翼思想家，從不同的角度對當今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批評，這7位思想家，均被公認為是當今在思想學術界執牛耳的思想大師。在浩如煙海的批判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著作中，我們之所以只選擇了這7位思想家的相關論述，只是為了突出他們的批判的權威性。我們希望人們看了他們的論述，能自然地發出這樣的感嘆：連這些思想大師也如此看待西方式的民主制度，這一制度難道還值得我們高唱贊歌、亦步亦趨地加以效法嗎？這些思想大師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批判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集中揭露這種民主制度的所說的民主的虛假性，集中揭露這種民主制度只為少數富人和統治者服務的本質。他們在批判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同時，深懷著對真正能為極大多數服務的，即不是作為富人和統治者專利的民主的憧憬。當今我們中國人民渴望民主，希望在中國建立起一種民主的制度，這完全是天經地義的。問題在于，我們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時，千萬不能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作為楷模，而只能部分吸收其真正有益的東西。這是我們原原本本地把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批評介紹給大家的深刻用意之所在。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8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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