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反思:自我擊敗的美國霸權

　20年前撰寫《歷史的終結》一文時，我沒有料到美國的行為和誤判竟會使反美主義成為全球政治的主要斷層線之一。但特別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后，這一事實已經擺在面前，究其原因與布什政府所犯的四大錯誤有關。
　　首先，為回應2001年襲擊制定的“先發制人”的總體策略，被不恰當地擴大到涵蓋伊拉克和其他威脅要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其他所謂“流氓”國家。可以肯定的是，用先發制人的策略對付揮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國籍恐怖分子是合理的。但這樣的策略卻不能成為一個總體不擴散政策的核心，讓美國四處進行軍事干預，防止核武器的發展。

　　執行上述政策的代價太過昂貴（在伊拉克造成了數千億美元的損失和數以萬計平民的傷亡，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布什政府因此回避與朝鮮和伊朗進行軍事對峙；盡管美國對以色列1981年空襲伊拉克的奧西拉克反應堆表示贊賞，因為那次行動使薩達姆的核計劃延遲了幾年之久。但歸根結底，那次襲擊的成功本身意味著這樣有限度的干涉不可能復制，因為可能的武器擴充者都學會了埋藏、隱蔽或復制它們新生的武器計劃。

　　重要失誤二是錯誤地判斷了世界各國對美國行使霸權可能做出的反應。布什政府中很多人認為即使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或北約的批準，出兵成功也會讓美國使用軍事力量變得合法化。這在冷戰期間和20世紀90年代的巴爾干是許多美國行動的慣用模式，那時候，人們把這稱之為“領導”而不是“單邊主義”。

　　但是，伊拉克戰爭爆發時，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美國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力量變得如此強大，缺乏協商互動即便對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來說也成為了憤怒的源泉。全球權力分配所引發的結構性反美運動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就非常明顯，這與克林頓在任時由美國領導的全球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布什政府上任后“當面”對很多國際機構不理不睬使反美情緒進一步惡化，一直到發動伊拉克戰爭仍然如此。

　　美國的第三個錯誤是，過高估計了傳統軍事力量在對待國際政治中的弱國和跨國組織網絡中所起的作用，至少在大中東地區的確如此。值得思考的是，為什么一個軍事力量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并且在軍事上的開銷相當于所有其他國家總和的國家，在長達3年的占領后仍然不能在一個只有2400萬人口的小國實現和平。這其中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國所面對的是各種復雜的社會勢力，它們沒有并非一統的、能執行規則的組織，因此也就無法通過傳統軍力對它們進行牽制、強迫或者操縱。

國際體系的權力不平衡

　　以色列也犯下了類似的錯誤，以為能夠利用強大的常規軍事力量在去年夏天的黎巴嫩戰爭中摧毀真主黨。以色列和美國都非常緬懷20世紀的民族國家世界，它們有這樣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那個世界里，它們所擁有的傳統力量最容易發揮作用。

　可是懷舊情緒使得這兩個國家錯誤地解讀了目前所面臨的挑戰，無論是把卡伊達組織與薩達姆的伊拉克連在一起，還是把真主黨與伊朗和敘利亞扯到一塊都是如此。以真主黨來說，這種聯系是存在的，但網絡之中的各派勢力有著它們各自的社會根基，而并不單純是被地區力量操縱的木偶。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使用傳統力量只能帶來令人沮喪的結果。

　　最后，布什政府對勢力的運用不僅缺乏有力的策略或規范，也簡直是能力不足。僅就伊拉克來講，布什政府錯誤地估計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也未能制定充分的占領計劃，而后又在情況發生變化時未能迅速地調節適應。時至今日，美國在伊拉克的各種極其簡單直接的運籌課題上，比如資助促進民主的活動，都毫無作為。

　　執行方面的無能也帶來了戰略性的惡果。那些高聲呼吁對伊拉克作戰，而后又把局勢搞得一團糟的勢力現在又在煽動對伊朗開戰。世界其他國家憑什么要相信這些人在與更大更堅決的敵人作戰時能處理得更好？

　　但最根本的問題依然是國際體系中不平衡的權力分配。任何與美國有相同地位的國家，即使是民主國家，都會經不住誘惑越來越肆無忌憚地行使自己的支配權力。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同樣認為沒有制衡的權力，即使民主合法，也可能是危險的。也正基于這樣的考慮，他們才創建了內部分權的憲法制度，以限制政府。

　　今天全球范圍內并沒有這樣的體系存在，這也許可以解釋美國陷入麻煩的原因。更為均衡的權力分配，即便在不完全民主的全球體制里，也會減少放棄謹慎使用權力的誘惑。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高級研究院院長，《美國利益》雜志社主席，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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