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大打文化戰意圖何在
從美國最近的動態來看，一個最值得深思的標志是任命前中情局局長為國防部長，這是歷任總統都沒有過的舉措。提起中央情報局，人們往往會把它跟以下事件聯系起來：1949年的希臘新法西斯政權、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馬拉軍人政府、1959年的黎巴嫩長槍黨武裝、1961年的古巴豬灣事件、1965年的印度尼西亞蘇哈托軍人政權……其實，在組織策劃這些“杰作”的同時，中央情報局還肩負著另外一項使命。據最新解密的檔案顯示，中央情報局對文化領域開展了大規模的滲透，實際上操縱和指揮著冷戰時期的文化冷戰。
中情局是文化戰司令部
在美國，作為文化戰總司令部的中情局，用冷戰之父喬治•凱南先生自已的話說，就是“美國沒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白”。其實早在冷戰之初，中情局就承擔著文化戰的使命，所以不同的是，那時還不規范。誠如《洛杉磯時報》2000年4月9日刊登的文章《間諜與文人一一中央情報局是怎樣迷上文化的》評論的那樣，創立中央情報局的本意，就是為了“文化戰”或“文化冷戰”。艾森豪威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的解釋很明了：“心理冷戰的目的不是占領他國領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國，我們是試圖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我們的真理。”
1993年。成立不久的克林頓政府進一步明確冷戰后美國對外戰略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文化戰。經歷了伊拉克戰爭，小布什真正意識到空前地加大文化戰力度和規模的重要性，于是，文化戰逐漸演化為民族斗爭的核心形式。在這種斗爭中，文化兼有戰略性和協同性的雙重意義。
“戰爭是文化的繼續”
民族的存在決不僅僅是DNA的延續。DNA標志的僅僅是生物學意義，人則是生物的人和社會的人的結合體，而社會的人的行為依據的核心又是民族文化。因此，我們說，民族存在還必須有又一個指標，那就是民族文化。也正是基于這樣一個道理，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民族戰爭的最深層較量是文化。
一般說來，迅速見分曉的戰爭打的是計謀和軍事實力；再久一些見分曉的戰爭打的是經濟；而再久一些的戰爭打的是政治；而相對最久的戰爭打的則一定是文化。因此，文化戰是最深層、最全面和最徹底的戰爭。所謂“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不過對這一原理的中級認知，文化戰可不“戰”而屈人之兵。對于民族戰爭，文化戰不僅可以“兵不鈍而利可全”，文化戰還可以是武力戰的前導，而且還是最節省、最有效的前導。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沒有理由對海外敵對勢力對中國的空前規模的文化戰掉以輕心。
“文化霸權論”奠基人葛蘭西認為，“文化霸權”表現為國家借助歷史、政治和經濟等力量，加強并運用文化力量來制約和影響世界事務和其它國家內部事務的發展過程。提出“文明沖突論”的亨廷頓認為，未來世界沖突的焦點“將會集中在基督文化、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之中”，因此，正在崛起的、代表儒家核心文化價值觀的中國將是美國所認為的在亞太地區最大的威脅。
警惕文化戰
今天，中國所遭受的美式文化打擊不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已經進入民族自信和科技自主創新，以及民族的社會構成一一文化的剿滅階段。所謂經濟層面，主要表現為厭棄民族文化和盲崇美國文化，從而造成國人對民族文化的逆反心理，從而造成國貨的“負廣告狀態”和洋貨的“自動廣告狀態”，從而造成民族產業的非經營競爭劣態。所謂負廣告狀態，就是商品未做廣告時該商品處于被人嫌惡的狀態，而做廣告后才有望進入自然銷售狀態。所謂自動廣告狀態，就是商品未做廣告就具有已做廣告銷售效果的一種營銷狀態。也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西方的企業通常是“不戰而勝的”。
在經濟層面之外，海外敵對勢力在強大的財政支持之下，對我國的科技自主創新、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文化進行著瘋狂的打擊和剿滅。為了打擊我國的科技自主創新，他們把我國幾十項帶有原創性質的科研成果打成偽科學，就連獲得國家科舉進步一等獎的《澄江動物群與寒武紀大爆發》科研成果也沒能幸免。
為了剿滅我國的民族文化，他們把中醫學誣蔑成偽科學。把中醫學誣蔑成偽科學，可謂一石三鳥：其一，他們打擊的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一一中國哲學，《黃帝內經》是中國哲學的生動表達形式，打倒了中醫，自然也就打倒了作為中醫精髓的陰陽五行思想，從而也就打倒了中華文化；其二，中醫學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也是以形象邏輯為核心的科學方法。中華民族要想復興，只有在吸收西方思維方式并結合我國傳統的思維方式的基礎上才可望實現。打倒了中醫學，也就打倒了剛剛有復興趨勢的東方獨有的科學方法，從而從根本上扼殺中國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其三，中醫的復興以及中醫在海外嶄露頭角，使得西方十分恐慌。只有打倒中醫學，西方的醫療醫藥經濟才能保持壟斷地位。
文化進攻是最歹毒的進攻，對此我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加強全民族對文化戰的認識，為建立強大的文化大軍和打好文化保衛戰做充分的準備。
“無恐不入的”美國文化
恐怖電影，從愛迪生開始
盡管電影研究者們通常認為，世界上第一部恐怖電影是歐洲導演喬治•梅里1886年的《惡魔的房子》；但在普通觀眾心里，恐怖電影的帷幕卻是1910年才拉開的：這一年，著名的愛迪生把同樣著名的吸血伯爵德古拉搬上了銀幕。
上世紀30年代，恐怖電影開始在好萊塢盛行，尤其是環球電影公司，他們把一系列成功的恐怖故事搬上了大銀幕，包括《木乃伊》《科學怪人》《狼人》等。
到了1950年代之后，由于科技的戲劇性改變和心理問題日益引起人們重視，恐怖電影的題材開始拓寬。首先出現的是科幻恐怖片：恐怖的來源由怪物變成了外界的威脅，包括外星人的入侵以及動植物的毀滅性變異等。
緊接著，恐怖電影開始跨越恐怖和驚悚之間的界限，在《精神病患者》中，恐怖的載體首次是一個正常人類。這種后來被稱為人格恐怖電影的類型片蔓延了整個20世紀，《沉默的羔羊》也屬于此類。
隨著美國制作規則在1964年的取消和低成本電影帶來的持續經濟利益，加上公眾對于神秘事物越來越著迷，70年代美國的恐怖電影進入黃金時期。
20世紀80年代后，恐怖電影的原創力開始下降，之前成功的恐怖電影都推出了續集。雖然在血腥暴力上超越從前，但沒完沒了的續集畢竟令人厭煩。
恐怖藝術，達利領軍
如果說花樣翻新的恐怖電影代表著美國恐怖文化在商業領域的成就，怪誕尖銳的恐怖藝術則讓它在小眾范圍里獲得了許多精英人士的追捧。
在造型藝術領域，從達利開始的美國現代藝術家不斷嘗試各類恐怖怪誕的題材，以求取得令人過目難忘的視覺效果，例如在達利的代表作《內戰的預告》中，作品的基本元素就是破碎的人體。
更為著名的是美國的恐怖音樂，包括恐怖龐克和恐怖搖滾在內的恐怖樂隊通常都會在他們的歌詞中講述關于恐怖電影、恐怖小說的故事。
另外不得不提的還有恐怖文學。在美國不算太長的文學史上，恐怖小說無疑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章。從文學大師愛倫坡開始，上世紀20年代，洛夫克拉夫特開創“宇宙恐怖小說”先河，1950年代后，羅伯特布洛克的《精神病患者》、艾拉萊溫的《惡魔圣嬰》等經典恐怖名著又開啟了現代恐怖小說的序幕。
1970年代，“恐怖小說之王”斯蒂芬金隆重登場，他的每部小說幾乎都能發行百萬冊以上。此后，迪恩孔茲等作家也投入到恐怖小說創作的大潮中來。到今天，美國甚至有了專門的“恐怖小說家協會”。
恐怖游戲，美國是首發地
恐怖游戲并非美國獨有，在全球化的網絡時代，著名的電子游戲都是全球風靡，不過美國往往是這些恐怖游戲的首發地和最大的消費市場。
最早的恐怖游戲一般被認為是1992年發行的《鬼屋魔影》——游戲設計者按照近乎電影布景的設置來表現陰郁的環境，在電腦486的年代完美表現出了“鬼屋”的恐怖氣氛。
1996年，CAPCOM公司推出《生化危機》，在全球銷量超過1000萬套，成為游戲史上的奇跡，還被好萊塢搬上銀幕。此外著名的恐怖游戲還有《恐龍危機》《鐘樓》《寂靜嶺》等。
這些恐怖游戲基本都屬于生存恐怖，玩家通常置身于一種幽閉的環境中，在一群不死的或者有超自然能力的敵人中求生。而游戲研發者會利用多種技術去擾亂玩家，使他們倍感脆弱和恐懼。
美國的恐怖文化是如此發達且暢銷，猶為可貴的是，美國人似乎能把一切當下的新鮮元素、國外的優秀作品，都吸收到自己的恐怖文化中來，為之不斷注入新鮮血液。
這幾年來，歐洲、日本乃至香港的經典恐怖片都已經被好萊塢進行了翻拍。而在美國恐怖文化的發展演變中，你更能清楚地感受到時代的脈搏：科技的發展與困惑、外太空的探索、越戰的反思等等，無一不反映到各類恐怖題材的作品中。
恐怖文化中的文化焦慮
從總體上說，中國的恐怖敘事顯得溫和淡然，缺少足夠的感官刺激，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形成一種寄托著下層百姓多姿想象與自由精神的民間信仰。表象繁榮背后的事實是，真正意義上的恐怖文化并沒有在中國出現，往往是火苗一撲閃，狂風一吹，落入沉寂。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恐怖還要歸結于傳統儒家正統文化的強勢影響。
“子不語怪、力、亂、神”，著眼現實是孔子的一貫思維。《論語•先進》中記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不甘心，繼續發問：“敢問死？”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孔子基本上排斥鬼神之事，只要學生稍一涉及，立馬回擊，不留余地。
孔子的態度為文化正統所膜拜，而不談論鬼神之事，恐怖文化就失卻了賴以存在的根基。
但“恐怖”是人類固有的一種心理反應，恐怖文化也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一種甚為奇特的文化現象，即使在科學昌明的當代社會，鬼神與靈異崇拜的心跡也依然隨處可見。如今在全球風靡的恐怖文化產業，所體現的正是人類古老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延續。
另外，恐怖文化常常體現出一種文化的焦慮。不同國家、地域和民族的社會文化差異決定了恐怖文化的內容，它是反映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一面鏡子，在恐怖的幻影背后，模模糊糊顯現出來的是某個特定人群自己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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