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人坑與坑人的媒體

　　 俞力工

　　兩天來，伊拉克首都南部某處挖出了上千具骨骸，于是BBC搶先作出報道，認為該萬人坑可能涉及“伊拉克政權于1991年殺害的什葉派異己分子，總人數可達15000之多”。消息見后，筆者除對該媒體的大膽假設感到吃驚外，又聯想起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媒體的一系列“烏龍”事件。

　　首先，令人吃驚的是，不經專人、專家的詳細調查，媒體人員如何能夠辨別骨骸是屬同一民族的哪個宗教團體？其次，即便是什葉派不幸受害，為何肇事者就一定是伊拉克政府而非1991年狂轟濫炸的美國當局？再者，媒體人員又是根據何種靈感推論埋葬人數可高達15000人?

　　記得最近英軍占領伊拉克巴斯拉市之后，媒體也一度報道過“在一個倉房里發現數百具遭伊拉克當局迫害致死的死者骨骸”一事。經全球媒體炒作了幾圈之后，該事件突然就不了了之。事后筆者仔細追蹤之下，才了解到死者涉及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的伊朗陣亡士兵。雖經兩伊當局長期交涉，伊拉克當局始終沒有
將這些骨骸交還伊朗。事實雖然如此，各大媒體卻無意作出任何更正，對他們說來，反正薩達姆胡笙臭名昭著，免除一些罪行，也不能改變其萬惡本質。至于新聞道德…或許也遠遠不及煽情與編造故事更具提高銷路價值。

　　話說八、九十年代之交，羅馬尼亞動蕩不堪，全球媒體一度同時傳播著從該國反叛集團發布的幾個鏡頭：幾具剛由地下挖出來的尸體赤裸裸地展現在電視屏幕上，死者年齡不等，胸腹上經過縫合的痕跡清晰可見。其旁白則是，“這些人都是共產政權安全人員暴行之下的犧牲者”。數星期后，共產政權崩潰，總統齊
奧塞斯庫夫婦也遭叛軍槍決。突然間，個別邊緣媒體又傳出“那些尸體其實是經某醫院解剖之后才埋葬的病亡者”。

　　消息來源地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刻意傳播錯誤消息的例子在全世界多得不勝枚舉，之所以提及此事件，主要是因為歐洲學術界事后對該事件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其議題是，“為何全球媒體明明知道受騙上當，卻不愿加以糾正？”最后，一致結論是，大多媒體將錯就錯，原因在于散布該錯誤消息可以達到反共的目的。

　　此外，打從91年開始，主流媒體（當然是指西方）便不時報道前南斯拉夫境內發現多處萬人坑的新聞。當然，根據這些報道，也就構成北約組織對南斯拉夫進行“人道主義軍事干預”的主要理由。甚至直到今天，每當前南斯拉夫國際法庭試圖采取激烈行動逮捕南斯拉夫謀通緝犯之時，媒體又會自然而然地以大肆報道“在某地發現萬人坑”加以配合。實際上，無論是聯合國派遣的專門調查組，或由西班牙中立人士組成的調查組，經過多年的辛苦挖掘，就始終沒發現任何萬人坑。非但如此，甚至集合所有挖掘出來的尸骸總數，也不及北約組織炸死的老百姓人數。

　　眾所周知，聯軍攻打伊拉克的主要指控為“勾結恐怖主義”和“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這兩方面主流媒體也極盡渲染之能事。問題是，聯軍在有罪推論、不經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摧枯拉朽地攻占了伊拉克這塊石油寶地之后，似乎還是不能完全擺脫舉證責任。但是不急，如果占領當局不能勝任此艱巨工作的話，依憑媒體的無邊想像力，任何“證據”均是唾手可得。等到客觀的民眾感到不對勁時，其注意力又會轉移到主流媒體重新設置的新聞議題，不論它是北韓的恐怖主義或SARS所暗藏的恐怖主義。2003/5/15

謊言是怎么煉出來的？
俞力工

舊稿新登冷戰后的媒體“一體化”

　　　　　　　　　　　　　　　　　　　　　　　　　　　　　 　　　　　　　　俞力工
　　冷戰結束后，國際上出現媒體“一體化”現象。筆者過去曾討論過中西歐左派與自由主義派媒體工作人員紛紛靠邊站的趨勢，但卻不曾涉及“一體化”的具體過程。以下，不妨從一段真實采訪記錄，為此新生事物添加注腳。該采訪系由法國電視二臺主編莫利諾先生（Jacques　 Merlino，參見其著作《南斯拉夫的實況不好說》）主持，采訪對象為當今最具影響力的全球大眾事務社路得芬公關公司（Ruder Finn Global Public Affairs，美國公司）的社長哈爾夫先生（James Harff）。
　
莫：哈爾夫先生，貴社的工作是怎么進行的
　
哈：很簡單。我們主要靠的是一份名單、一臺電腦和一臺傳真機。名單上，收集了幾百個政治家、人權組織代表和大學工作人員的名字。為使消息有效地影響宣傳對象，我們根據題目性質用電腦挑出適當人選，電腦又與傳真機聯在一塊，我們只要認為這些人會有所反應，幾分鐘內便可準確地把信息傳遞出去。我們的任務在于，盡快把信息廣為傳播，讓那些與我們合拍的觀點成為最早的輿論意見，因此速度是至為關鍵的。只要某條信息對我們有利，我們就立即采取行動，使它成為大眾輿論。我們很清楚，先入為主的意見才算數，此后他人提出的任何辯解絲毫起不了作用。
　
莫：你們的活動有多頻繁？
　
哈：關鍵不在于次數多，而在于有本事適時地影響適當人選。我不妨給你透露幾個數字：從6月到9月，我們針對重量級的報紙發行人組織了30次消息發布會，13次獨家消息發布會，共傳遞了37份官方信函和 8份官方報告。我們還舉辦了多次會談，讓波斯尼亞伊斯蘭教的政要與美國副總統候選人戈爾(AlGore)、在政壇上挺活躍的國務院秘書長伊構伯格（Lowrence Eagleburger）和十位頗具影響力的參議員，其中包括密丘爾（George Mitchell）和多爾（Robert Dole）接觸。我們與白宮官員與參議員分別打了48和20通電話，與記者、社論家、電視新聞播報員和其他媒體權威人士也打了上百通電話。
　
莫：你對情況怎么那么了解！你對哪項工作最感到驕傲？
　
哈：我們很成功地讓猶太人站在我們這邊。這事作起來挺棘手，風險很大，因為克羅地亞總統突基曼（Tudjman）在他的《歷史事實的歧途》一書中措辭很不小心，誰看了這本書都會指責他是個反猶太主義者。至于伊斯蘭教這一頭，情況也不妙，因為其總統伊茲別哥維奇（Izetbegovic）在他1970年推出的《伊斯蘭教聲明》一書里言辭之間過于一面倒向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國家。此外，過去在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的確曾發生過殘酷迫害猶太人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克羅地亞所設的集中營曾消滅了數萬名猶太人。因此猶太知識界和各猶太組織有充分理由敵視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要把這情況給巔倒過來，對我們說來當然是個很大的挑戰。結果，我們的工作出類拔萃。就在1992年8月2、5這兩日，恰好紐約的《新聞日報》（Newsday）把塞爾維亞人設立集中營的消息給抖了出來，所用的標題是“死亡之營”、“古拉格”（Gulag）和“塞族的死亡之營”（筆者按：該報導隨后為德國記者戴希曼Thomas　 Deichmann指出為捏造）。我們趁機把猶太人
的3個龐大組織爭取到我們這邊：反誹謗同盟、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和美國猶太人議會。
　
我們向他們建議，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一條廣告，同時在聯合國大門之前發動一次抗議集會。結果出奇地順利。猶太人組織對波斯尼亞伊斯蘭教徒的支持，對我們說來，的確是個非常出色的部署。不過是舉手之勞，就讓大眾輿論把塞爾維亞人置于納粹分子的地位。你知道，南斯拉夫問題極為復雜，誰都不知道那兒到底出了什么事。其實，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會問“波斯尼亞究竟位于非洲的哪一帶？”而一瞬之間，我們就編出了一個好人、壞人的簡單故事。我們知道這件事影響極大。就因為我們爭取了猶太人而大獲全勝。自此，新聞界急轉直下，改變了整套語言，用上了很情緒化的字眼，例如：民族清洗、集中營等等，讓人聯想起納粹德國、毒氣室和奧西維茲（集中營）。情緒之激動使得沒人再敢提出相反意見，否則就得冒風險讓人指責為撒謊。我們算是擊中了靶心。
　
莫：可是你們在8月2日到5日之間根本還提不出任何證據。當時唯一的依據就是《新聞日報》所登的那篇文章。
　
哈：我們的任務不在于審查消息的內容真實與否。我們根本就沒有審查消息的途徑，但我說過，我們的任務在于把對我們有利的信息盡快傳播出去，為達到這個目的，事先得仔細挑選宣傳對象。我們并沒有強調塞爾維亞人在波斯尼亞設立了集中營，而是廣為宣傳《新聞日報》所強調的事件。
　
莫：但你不認為你們負有很大的責任嗎？
　
哈：我們是個中能手。我們得出色完成任務。人家付錢給我們，不是要我們宣揚道德學說，即便是負有責任，我們也十分坦然。如果你想證明塞爾維亞人是犧牲者，你就不妨試試，你的處境肯定是非常孤立。
　　
哈爾夫先生的結束語的確是畫龍點睛，一方面生動地描述了當前忠于職守的媒體工作者的艱辛，同時也不錯過利用接受采訪的機會為自己的“神通廣大”廣作宣傳。走筆至此，自然需要探討究竟是何方神圣差遣路得芬公司指鹿為馬，同時為何此類公關公司能夠在后冷戰時期發揮如此大的“一體化”作用。
　
　　　 據美國陸軍情報人員斯瑞上校（John Sray見“Selling the Bosnian Myth to America: Buyer Beware”《把波斯尼亞的神話推銷給美國－買者當心》）1995年透露，在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愚弄全球媒體與輿論的公司不只是路得芬公司，還有同屬紐約華爾街的Hill Knowlton公司。后者于波斯灣戰爭期間曾一度名聲大噪，原因是為了改善科威特的形象和加強美國軍事干預伊拉克的借口，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妖魔化伊拉克士兵的謠言，而聘用該兩公司的雇主恰好都是與美國友好的波斯灣石油輸出國家。
　
　　斯瑞在書中詳盡介紹了當時波斯尼亞各民族交戰期間，塞族如何遭受迫害，如何再三陷入克羅地亞族與伊斯蘭教一方所設的圈套，如何受到媒體、輿論的詆毀，斯瑞自己的忠實、客觀報告如何不受美國政府的采納，美國駐巴爾干地區的使館又是如何地顛倒是非，“盲目”執行偏袒伊斯蘭教與克羅地亞一方的政策…。
　
　　斯瑞顯然是個忠于職守的情報人員，始終不渝地把所觀察到的事實真相反映給其政府，而疏忽了其政府恰好要根據這些原始素材，擬定對國家擴張政策有利的方針，而各地使館工作人員正是國家方針、政策的直接執行機構，因此素材與政策之間必然出現了極大的“落差”。雖然如此，斯瑞先生從一個難得的側面為市井小民們解答了一個問題，即沒有強大霸權力量的支撐，上述公關公司本事再大也無法一手遮天。20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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