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強者在戰栗——從帝國論爭解讀美國的悖理

　文□押村高

 
 前言

　　布什總統的第二任期﹐已過了五個月。美國人民的多數處在內外出刊的﹐新帝國主義批判書籍的巨浪侵襲中﹐且也面對著攻擊伊拉克一事在國際法上的違法性逐漸成為自明常識的大小政潮中﹐竟然表示出他﹙她﹚們還是愿意再選出布什為總統。為甚么那么多的布什批判不克奏效﹐多數美國人對“帝國批判”還是不感痛癢。這中間﹐確有不論是N．詹姆斯基或I．華勒斯坦等人刻意揭發的“美國的惡意”﹐或者所謂“布什加新保守主義者竊據了美國核心”的圖式﹐都無法解釋的某種因素在。

　　為了理解美國的變調﹐或許有必要針對九．一一帶給美國社會的沖擊的深度﹐重新加以剖視一番。美國在該事件中所承受的﹐已經不是一般認識中的“國益”受損﹐而是第一次遭到稱為“國土”的“身體”的直接攻擊﹐因而喪失了平常心﹑平衡感﹐甚至深慮﹑中庸﹑寬容等一般正常的心理機制。我們可引用麥克爾．曼在“自我沖擊的帝國”一書中的表述﹐那一次的空前體驗使美國變成了“驚栗的強者”﹙注一﹚。不僅于此﹐布什政權的一再的錯誤對策﹐使得“變調”不停地深刻化。

　　美國一方面因為無法正確評估安全保障領域中的九．一一﹐而盲目追跡恐怖組織﹐向其影像掃射投彈﹐另一方面在意識型態上﹐大幅度蕩向說得上是原理主義的新保守主義而不再蕩回。甚至在政治社會面表現的是﹐為了安全保障而犧牲個人權利或社會的健全運作的﹐充滿著矛盾的病態。著《新世界無秩序》的哲學者旨衛坦．杜突羅夫所解讀的﹐布什政權下美國的最大的悖理﹐在于﹐主張中東民主主義的強化的一面﹐卻在國內壓縮民主主義﹐使其弱質化的事實﹙注二﹚。

　　若我們依據如此變調中的美國人的心理狀態﹐或許美利堅帝國批判論所能運用的戰略空間﹐會顯得狹窄。因為當前的美國已經一頭栽進與恐怖主義者的“無盡無休”的戰爭。根據不少世論調查報告﹐美國國民的恐怖心隨著“反恐戰爭”的進行而一路高漲著。而更糟的是﹐多數美國國民﹐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的國家正在變成一個帝國。因此對于所謂的“帝國批判論”﹐即使出于同胞之口﹐也一律視為反美主義的爛調。

　　當然﹐若站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觀點﹐美國是資本大國加軍事大國﹐最符合帝國主義國家定義﹐不論里根時代的美國或廿一世紀的美國﹐基本上沒有差別。如二00三年出刊的厄連．烏托的“資本的帝國”﹐認為隨伴著資本全球化而來的﹐世界性階級斗爭的激化過程中﹐為了保護富國的利益﹐扮演著防衛階級剝削制度的﹐警察角色的美國﹐正是當然的美利堅帝國﹙注三﹚。

　　但﹐此一類“糾彈”﹐現實上難以真正形成論爭空間﹐進入生活化變調過程中的一般美國人的耳朵里﹐這一點也是事實。不過﹐所謂“美帝”的動員口號﹐當然也有可能導致一定的反美主義﹐甚至也可能產生引導世界疏離美國的效果﹐但針對當前“來自國際社會的批判反而刺戟了美國人的道德使命感”的怪異現象﹐卻不具有太大的解釋作用﹐這一點不可忽視。

　　原來﹐對帝國主義的批判﹐是以“帝國”一辭所具有的負面的﹐侮蔑性的語意為前提。但當前把這一名稱用在美國﹐往往反而使得論爭的雙邊﹐一時間失去交聚點。因為在論爭的空間﹐有兩種“扭曲力”同時介入的關系。其中的一種﹐是九○年代的美國﹐曾發生了有關“帝國”的界說內容的變化﹐對“帝國”賦給一種肯定性意涵的觀念似有復活的趨勢﹔另一種﹐是幾乎所有的美國人﹐到現在為止﹐認為自己與帝國完全沒有任何瓜葛。

　　考察這種意識狀態中的扭曲的同時﹐為了斷定美國是不是一個帝國﹐如果是﹐與過去的帝國有如何的異處﹐我們必須深入現代美國人的精神構造的內面﹐進行必要的分析﹙注四﹚。

　　本論文將溯及九○年代美國的帝國論說﹐且隨著考察的必要﹐提及其后各時期的主要爭議點﹐包括幾位重要論客的認識立場的時代性﹐加以追蹤一番。

一﹑新保守主義者與帝國的意義變換

　　形成環繞帝國的新論爭空間﹐起自美蘇兩極體制的對峙終止﹐和美利堅合眾國不容懷疑的帝國建構的事實。在政治﹑外交﹑經濟﹑情報﹑文化各領域﹐擁有壓倒性力量的“事實存在的帝國”的出現﹐便是過去的帝國論和九○年代以降的帝國論的歷史區隔點。

　　就如李查．哈思或安得．．巴塞維支所說﹐即便在公式表述上一直否認合眾國政府是“帝國”﹐但事實上美國已經接受了歷史上的德洛斯同盟盟主雅典﹑帝制羅馬﹑大英帝國等曾經承擔過的“帝國地位”﹐曾經背負過的“帝國問題”﹐這一點是難予否定的﹙注五﹚。

　　九○年代中葉﹐美國人一方面摸索著表現“自己的國家壓倒性的優于他國”的適當的言辭﹐一方面也開始議論有關自國坐上了單極構造的中心位置的好處和壞處。那是“霸權”﹑“世界領導”﹑“美國和平”等等用辭造成了自家形象的時代。雖然如此﹐真正能表現當時一般美國人的心情的一句話﹐也許是屬于傳統現實主義派的哈思﹐在九七年寫的書的題名—“不怎么情愿的警長”﹙注六﹚。也就是說﹐當時多數美國人的心情是﹐“領導者”的任務即使不得不接受﹐“帝國”還是免了吧。多數人還是把過去以門羅主義的口號支持西班牙帝國殖民地的獨立的體驗﹐以及﹐向與全體主義抗爭的自由世界伸出援手的記憶﹐一直珍惜保留著。

　　但當廿世紀接近結束時﹐出現了把快要喪失肯定性意義﹐寧可說已經變成了侮蔑性用語的“帝國”﹐從說明概念﹐提升到理念目標的“帝國復權”運動的嘗試。其開端﹐是華盛頓的決策精英們企圖說服民眾﹐帝國不是“是非的問題”﹐而是“事實的問題”。以此提法來填充事實與認識之間的落差。這種做法﹐是因為這些精英們希望遮住民眾對美國在世界所推動的角色﹐所行使的破壞力的觀察和視線﹐而能取得國民對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

　　九八年﹐在“外交政策”上登載的論文“善意的帝國”中﹐放言“世界中有不少人期望著美國的霸權”﹐而引起了廣泛注意的是新保守主義的一員﹐羅拔．克剛。他的論調﹐不管內容如何﹐相當技巧且雄辯。他一方面設立“善意”的限定詞﹐另方面搬出“宿敵”法蘭西﹐說一旦法國人掌握到了力量﹐有誰能保證他們會“不比美國傲慢﹐不比美國自私﹐不比美國容易走歪路呢﹖”巧妙地利用反語法﹐掃除了美國國民的道德上的猶豫心理﹙注七﹚。

　　當然﹐也有像“不要帝國要共和國”的作者﹐右派孤立主義者巴特里克．．布坎南那樣﹐憂慮著帝國贊美會帶來傲慢的人士。例如﹐在“外交事務”上刊登“名為帝國美利堅﹙同時也是帝國美利堅所面對﹚的兇險”一文的查爾士．．梅恩主張﹐沒有從屬國的同意﹐霸權國無法存續﹐美國應該回避單獨行動主義或軍事力的行使﹙注八﹚。但新保守主義者們則響應說﹐正當性來自對領導權的信賴﹐而那一種領導權﹐則來自毅然行使世界上所有的住民都能理解的共同語言—力量的“勇氣”﹙注九﹚。

　　這種帝國論爭的主軸﹐首先因為九．一一的一場惡夢﹐而經歷了大幅度振動。再因為新保守主義者把九．一一解釋成“帝國的問題”﹐而向右方向移動。其論旨﹐是斷定九．一一為“美利堅帝國的悲劇”﹐而不是像查爾馬茲．詹遜所說的﹐美國外交政策的“報應”﹙blowback﹚。是因為美國是“強國﹐所以有此不可回避的命運”。

　　一位領導者﹐會經常招來反感。霸權國家即使滿懷善意﹐只因為比別國強有力﹐不可免地常遭敵視。因為如此﹐美國已經沒有退路了﹐只有將“帝國”聯帶著其“代價”接受下來。這樣的言說﹐對于正處在自信喪失的心理谷底﹐天天自問“我們為甚么被憎恨﹖”同時也在反彈心情下覺得需要自我確認“愛國心”的一般美國人民大眾﹐還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九．一一發生后一個月﹐在“恐怖”和“憤怒”的異常氣氛中﹐弱冠三十二歲的新保守主義者麥克斯．布特在“標準周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利堅帝國的擁護”的論文。強調像阿富汗那樣在暴政統治下痛苦不堪的多少國家﹐需要像當年大英帝國的那些“穿著騎馬褲﹐戴著遮陽帽的總督們”的支配﹐亦即啟蒙性統治﹐是必然的。美國背負著改變非民主主義國家體制的使命﹐而這種使命同時也完全符合美國本身的安全的最高課題﹙注十﹚。這一論文﹐幾乎稱得上是布什政權日后推進的新帝國主義的宣言。

　　就新保守主義者來說﹐這種具有強大說服力的機會的來臨﹐也許有一點意料之外。不錯﹐以“標準周刊”為據點的論者們﹐如威廉．克里斯托爾﹑羅拔．克剛﹑麥克思．布托﹐還有保守派智庫“美利堅新世紀企劃”的杜馬士．達那里等人﹐早在九○年代初期便經常發表帝國主義論調。他們認為老布什政權“穩健卻過度怕事”﹐對接任的柯林頓政權﹐則批評說對諸如中東和平﹑北愛和平等與美國國益關系不大的問題過份介入。這一批人捧那位與“邪惡帝國”蘇聯戰斗的里根為模范﹐一直等待著主導共和黨政權的機會﹙注十一﹚。
雖然如此﹐九．一一發生之前﹐善意帝國論的支持者還是少數派。即使在列奧．殊特勞士的影響下學習過政治哲學的保羅．窩爾佛維支那樣﹐主張把各地域的人民從暴政下解放﹐讓他們選擇自由政體﹐美國的國益便能大大地提高﹐這一類新保守主義論客﹐在布什政權的一角﹙國防部副部長﹚早已占有一席﹙注十二﹚。但在同一政權中﹐卻有錢尼﹙副總統﹚或倫斯斐﹙國防部長﹚等人物﹐他們認為對國土的安全沒有直接關聯的問題的介入是不必要的﹐主張軍事力的行使應該限制在明顯的危機存在的范圍內。如此﹐在布什政權誕生的初期﹐可以說“兩種鷹派”共存在其中﹙注十三﹚。

　　但是﹐九．一一讓兩派聯合起來了﹐擴大了新保守主義者的發聲機會。不僅如此﹐開始時許多人都預想阿富汗戰爭必定是一場苦戰﹐卻看到了塔里班掃蕩作戰的順利成果﹐美國人民從心中掃除了越戰或蘇馬利亞軍事介入事件的陰暗記憶。也帶給伍爾福維支難得的發揮機會。他本人堅信﹐阿富汗戰爭的勝利就是他的理念的勝利﹗他逼著布什接受有關攻擊伊拉克并促成中東民主化的政策。依據新保守主義者的言說﹐海珊雖然對美國形成了威脅﹐但他的暴君性格﹐反而讓美國有機會向全世界明確地展示“美國全球政策的目的和道義使命”之所在﹙注十四﹚。

　　對新保守主義者來說﹐處決獨裁者海珊﹐其意義超越了懲罰一個中東無賴國家﹐而能進一步展現出后冷戰期美國外交政策的總決算的立場。因為﹐經歷了“老布什的現實主義”和“柯林頓的自由主義”而仍能存續下來的伊拉克獨裁者終被打倒﹐這件事表示的是﹐前面兩個政權尚未完成的使命﹐延至今日總被完成了﹙注十五﹚。這一批人﹐原來就認定﹐適合于美國帝國理念的實踐場所﹐早已經不是歐洲﹐而是中東。有關中東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構想﹐從歐亞大陸一帶的權益確保的視角來看﹐不僅可帶來美國國益上的重大貢獻﹐更能符合所謂“道德使命與國家利益的一致”的原則﹐可做為判斷美國政策的良窳的基準。

　　九．一一發生后的短暫期間﹐布什還采取了維持與NATO或其它同盟國之間的連系﹐及與前東方陣營諸國的新同盟關系的建構等所謂的“選擇性多國間主義”的方針。但不久在二○○二年的中間選舉中共和黨勝利﹐解消了總統就任時頗受議論的“當選正當性不足”的問題。再加上阿富汗戰爭的一舉的成功﹐抹去了“外交經驗貧乏”的貶辭。此后﹐終于撮合新保守主義者的意識型態和倫斯裴﹑錢尼等人的軍事中心路線﹐形成了戰略領導的雙頭馬車﹐推出了軍事力驅使下的中東民主化政策了。

　　不過﹐無論如何﹐在國民這一方缺乏一個帝國所必需的“統治意志”的美國﹐以言論自由和多樣性的保證為賣點的美國﹐為甚么少數者的帝國思想能夠掌握外交﹑安全保障的政策呢。或者﹐為甚么新保守主義者在短期間便能完成了帝國的“意義變換”呢。問題的答案﹐不論從新保守主義者的論理和布什政策的分析中﹐或從美國總統的權限的絕大性的系統解說中﹐恐怕都不可能發現。在下一節﹐筆者將針對這一點﹐檢討從批判性立場試做解析的美利堅帝國論。

二﹑增幅中的恐怖

　　代表美國的市民政治學的邊查明．巴伯﹐認為“恐怖”是美國人委身于帝國的誘惑的原因。這種恐怖﹐只有“最強者”或“富有者”才能體會﹐因而很難使別國國民理解。舉例說﹐布什在二○○二年九月十七日發表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提到﹐美國所面對的危險是“連看不見的個人間的網絡﹐都能使美國人陷入極度的混亂中。以不足一輛戰車的成本﹐便能帶給我國重大的混亂和禍害”﹙注十六﹚。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文件中的另一節也說到﹕“我們不能在危險增高的情況下束手”﹐“威脅愈大﹐不采取行動的危機也愈大”等﹐表現出恐懼﹑戰栗的人的心境﹙注十七﹚。但在“恐怖的帝國”一文中﹐巴伯正從布什的如此的反應﹐看出了已經陷入恐怖主義者術中的﹐愚蠢的美國。因為恐怖主義者的武器﹐不是最新兵器﹐也不是大量殺戮武器﹐唯一的武器正是恐怖﹐他們的目標﹐不止于搞破壞﹐而是讓敵人陷進“恐怖的鏈鎖”﹙注十八﹚。

　　在美國人的不安心理中﹐的確存在著還不能說是妄想的聯想﹐也是使他們的恐怖“狂奔”的原因之一。美國的媒體曾經對“地下鐵撒林毒事件”大肆報導過﹙一九五五年﹚﹐還有“炭疽菌事件”﹙二○○一年﹚的宣傳等﹐使得“恐怖”帶上了真實感。美國人看過不少好來塢的恐怖電影﹐甚至海珊對反對派的處刑記錄片等﹐一般美國人對恐怖的想象力并不缺乏。U．貝克所提倡的“成為危機社會的全球化社會”的圖式﹐對于以“開放社會”為認同基礎的美國人﹐更成為煽起恐怖感的東西﹙注十九﹚。

　　恐怖主義者經過這樣的過程﹐成功播下了連全能者都變成無能者的不安的種子。在無所事事的狀態下抑不住恐怖感的人們﹐把危險的“蓋然性”膨脹為“確定性”。稱為“大量破壞兵器”的懷疑﹐不知何時變成了“確證”。美國人一向認為“無策”就是失敗主義﹐極端厭惡它。為了忘卻恐怖中的自我﹐奔向先制行動。布什為了逃避恐怖采取了讓別人恐怖的行為。

　　根據巴伯的診斷﹐敵人不是外在的恐怖主義者﹐而是自我內在的恐怖心結。人們無法采用使別人恐怖的手段來打敗自己內心里的恐怖。克服恐怖的唯一的處方﹐唯有保持平靜﹐對恐怖主義者的正確的戰法﹐只有依賴國際連帶和國際法理智解決事端。

　　美國力量的根源﹐是巴伯稱為“金錢世界﹙muck world﹚”的市場經濟的波濤織編而成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美國忘卻了相互依存而走向單邊行動﹐等于放棄了自己的存在理由。不過做為替代方法﹐巴伯所提的恐怖主義對策﹐亦即﹐依據人類共同體的普遍法所建立的秩序﹐民主國家協力執行的預防性外交等﹐或許有些部分稍欠現實性。但針對美國以軍事力守護國際秩序的單邊企圖本身﹐正在瓦解國際秩序的警告﹐實際上包含著所有的政策擔當者不得不傾聽的論理價值。

　　九．一一的犧牲﹐若不加算影像帶來的沖擊﹐實際上不比冷戰后的舊南斯拉夫紛爭﹑蘇馬利亞或盧安達內戰帶來的禍害更大。但美國人之所以表現得如此失常﹐也許是因為平日對現實威脅的毫無警覺﹐甚至對可能失去“帝國”的心理震撼的結果。本來﹐一個強國經常懷有受別國聯合攻擊的警戒心﹐有時候反會產生一種自我約束的作用。而現在已經達成不虞他國反擊的武力條件的美國﹐卻變成了恐怖的辯證法的俘虜﹐也許說得上是一種反常現象吧。提出這種指摘的是寫“恐怖與帝國”的法國人彼厄爾．亞斯耐爾﹙注二十﹚。

　　書中說﹐美國人受驚戰栗的樣子﹐很像文明人漠然地害怕野蠻人。也就是﹐野蠻讓人聯想“瘋狂”﹐而“瘋狂”令人再聯想“暴力”。根據亞斯耐爾﹐任何時代平靜這種恐怖的方法是宗教。這可能就是近來布什常常口稱上帝﹐一般美國人也異常地傾向“信仰”的理由。然而﹐為了鎮靜恐怖﹐需要“儀式”和“牲禮”。亞斯耐爾的解釋是﹐布什選出不具有反擊能力的弱國—阿富汗和伊拉克﹐做為“牲禮”。另外﹐根據二○○三年出英譯本—“帝國以后”的作者﹐法國人愛瑪紐爾．托杜的說法﹐攻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意義﹐不過是強者為了忘卻“衰退的恐怖”而“虐待”弱者的行為﹙注二一﹚。

　　詹遜所作的“美利堅帝國的悲劇”﹐也生動地描出無法評估威脅實態的美國人的姿態。他說在地理上被海洋隔絕的美國人﹐不知道他區域經常體驗到的“戰火下的災禍”為何物。對九．一一的浮動心態下的對應方式﹐表示著對現代戰爭的威脅的認識不足。也就是說﹐美國人缺少對“死亡攻擊對活人的真正攻擊效果”的理解能力﹙注二二﹚。針對惹來反擊的恐怖﹐有時候也可能抑制戰爭的動機。但美國手中有長程巡航導彈﹐也能從超過對空炮火所及的高度施以空襲的能力﹐對來自遠距離敵國的報復可以不在意。這就是美國經過詹遜所說的“無痛牙科手術式的戰爭”﹐或“非接觸戰爭”等手段﹐走向軍事帝國的由來﹙注二三﹚。再加上恐怖攻擊下所擴大的“非守護不可的地點或責任”﹐和討厭“束手無策”的“作為主義”連結起來﹐美國把自己推向“地球全體的軍事管理”這種可怕的構想。

　　然而﹐威脅論本身會推薦出一些意圖靠煽動威脅論獲得優位的人物群。提出對恐怖主義的恐怖﹐是“為了增加共和黨的得票﹐我們的領導者所發表的虛言所造成”這一類的懷疑論的社會學家曼﹐在他所作的“自我沖突的帝國”一書中﹐多處表示對“自行走向不能反映實態的威脅而戰栗著”的美國人的慨嘆。他引用布什演講中的一句﹕“我們面對著過去所沒有經歷過﹐連想象都不曾想象過的危險…”﹐批評說“這些話惹來了歐洲人的失笑”﹐指出把恐怖主義者比擬為希特勒﹑斯大林的布什﹐還想從情勢的混亂和人民的恐怖中撈到得分的布什﹐實在是夠“幼稚”云﹙注二四﹚。

　　不用說﹐恐怖主義依靠人海戰術這種低技術手段并且不具有繼續不斷接受人力資源供給的條件。減少恐怖主義的共鳴者﹐遮斷其預備軍的供給才是正面的課題。但美國在這時機卻去侵略沒有必要侵略的國家﹐引來阿拉伯人的反彈﹐盡干些相反的行動。這里﹐就是曼所描繪的第一個“自我沖突”。曼在書中﹐為了讓布什能測定到威脅的實際規模﹐能把握九．一一的整體像﹐甚至想提供布什一把尺。他說﹐發生三千人犧牲的九．一一事件那年﹐在美國境內死于槍擊事件的民眾有三萬人﹐死于交通事故者超過三萬八千人﹙注二五﹚。

　　對土地豐饒﹐居住快適﹐且受海洋保護的美國﹐世界是安全的場所。甚至可以是繼續安全的場所。但是﹐美國追擊共產主義者﹐追求石油資源的支配﹐把美國軍隊派駐沒有必要的地點﹐侵略可以放任不管的國家﹐支持一些國家恐怖主義。只要美國不去做上述的行動﹐只要停止這些行動﹐它所面對的危險便能消除﹐但它卻相反地每日制造出新的危險。因此之故﹐曼指說美國確是“自我沖突的帝國”。

　　曼所描繪的美國雖然在軍事上是巨人﹐但在政治﹑經濟上是脆弱的。新帝國主義者為了掩飾自己的弱點﹐有時策劃出軍事力的行使。托杜稱其為“演劇式”的小規模軍事行動﹙注二六﹚。但那一類的行動效果無法長久。曼引用社會學者T．巴宋的話﹕“赤裸裸的力﹐不同于基于共識的行為﹐其價值會很快地貶低。實際上有愈用愈降低的趨勢﹙注二七﹚。

　　如果說除了布什以外還有從恐怖受到利得的人土﹐則那些推動美國發動伊拉克攻擊的新保守主義者應該當之無愧。斯德芬．哈巴和約那散．庫拉克兩位的“孤獨的美利堅”是針對新保守主義者把外交政策往錯誤的方向誘導的過程﹐做綿密的分析的勞作。在書中﹐他們注意到那些一方面不知如何抑制恐怖﹐卻放行了新保守主義專橫的美國國民的“無知”。這種無知﹐不是缺乏情報的無知﹐而是變成了“Fox News”﹙福斯新聞﹚的俘虜﹐視野狹窄化﹐對其他情報一概不顧的新型態的無知﹙注二八﹚。

　　根據哈巴和庫拉克兩人的分析﹐將國民多數放置于無知狀態﹐美國民主政治的領導者們所應負的責任是沉重的。政治家“對最新的民調太過敏感”﹐媒體界則“只能談些可以明示來源的消息”。新聞節目的主持人﹐“需要有名人士的來賓。為了不得罪他們﹐總是把專訪的預定內容先行通知他們”。學術界如何呢﹐“他們從聯邦政府或財團那里平常就得到資金支持﹐只能講些無關痛癢的話”。另方面﹐那些智庫只期待著“帶有黨派色彩的資金”。上述的這些個人或團體﹐全部都有參與﹐共同形成肯定伊拉克戰爭的正當性的美國“國民認識”﹙注二九﹚。

三﹑從恐怖覺醒復歸實用主義

　　帝國批判者的努力﹐極大部分耗在使美國人回復平常心的作業上。他們所期待的﹐是以實用主義來抑制恐怖心理所引發的沖動﹐并針對高唱霸權的人士﹐讓他們注意到自己的行動引起的得失問題。在這里﹐古代歷史家奇第德士所描寫的﹐舉為雅典帝國的內部沖突主因的“權力對利益”的圖式﹐再度被表顯出來。例如﹕在國際關系論﹙IR﹚中﹐帝國批判論者G．約翰．愛肯伯里﹐呼吁美國大眾﹐應該學習先人的經驗﹐盡快回復健康時代的記憶。他的用意﹐是喚醒華盛頓的高官們﹐“不要在‘勝利’后犯下‘過度急切地追求霸權因而喪失一切’的錯誤”。

　　世界有人對美國還寄予信賴﹐承認其為領導者﹐是因為他們還抱有一種安全感﹐認為美國人的力量是“受約束的”。更進一步說﹐他們的安全感﹐來自于戰后的美國所建立﹐自己也置身其中的體制結構﹐國際機關﹑國際法。也就是說﹐美國雖然對自己力量的奉獻回收得不多﹐但幫助了國際社會建構了大家都能平等收到好處的制度和秩序。他們強調﹐正因為這一份努力﹐把“自我犧牲的霸權”的形象固定下來﹐取得了今日的普遍信賴云云。

　　另外﹐由側面支撐這份信賴的因素﹐有兩種。第一種是﹐美國的國內政治或政策決定過程是開放性的﹐即使是他國﹐也有參與的機會。另外一種﹐是制度與同盟﹐是通過民主主義國家所批準的條約定下來的﹐在手續上﹐形成了不容易廢棄的條件﹙注三十﹚。
雖然沒有明示﹐愛肯伯里的批判所對準的是占據在華盛頓中樞地位的單邊行動主義者。說這些人“毫無正當理由﹐無視于戰后國際秩序的規范或制度﹐毫無忌憚地行使著美國的力量”。本來不存在于美國的遺傳基因中的新帝國主義﹐不僅違背了先人的智慧﹐更將引起過去諸帝國滅亡的原因之一的“過度展開﹙over stretch﹚”問題。愛肯伯里把布什的單邊行動主義拿來和美國的“戰后觀點”相對比﹐提出勸告﹐應該放棄“作為主義”﹐復歸于“現狀維持政策”。

　　回顧美國建國以來的過程﹐或在與過去的帝國的對比之下﹐暴露新帝國主義的盲目性﹐紐奧爾．法卡遜在他的“巨像—美利堅帝國的代價”一書中﹐指責布什的政策是對傳統的背離﹐在這一點他的目的和愛肯伯里是一致的。法卡遜描繪的近﹑現代史中的美國﹐不但“不認為本身是帝國”﹐更自認是“以反帝國主義為國策的國家”﹙注三一﹚。

　　不僅如此﹐美國與英國相比﹐一﹑對外國資本的過度依賴﹐表示出經濟上的不健全。二﹑為擴張所需的干部﹐亦即﹐帝國的擔當手不足。三﹑國民沒有受到帝國國民的教育等等事實﹐看來相當劣勢。像這樣的國家﹐能夠掌握到霸權﹐不過是因為在那一段時期它擁有足以和納粹德國﹑大日本帝國﹑蘇聯帝國交戰的軍事力的緣故。

　　世界性的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時代的來臨﹐并不像一些預告“歷史的終焉”的人們所主張那樣的自明。世界還需要力能排除建立制度基盤時的障礙的自由的帝國。也就是﹐美國應該承擔的角色﹐是“必要時行使武力﹐在缺少法律或秩序的地方﹐建立它”。根據法卡遜的說辭﹐維持帝國的真正的力量﹐并不是軍事力的行使本身﹐而是利用軍事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注三二﹚。

　　美國的代表性戰略家約雪夫．．奈﹙Jr﹚的議論中﹐隨處出現作者對短視地追求國益的單邊行動主義者運用審慎的“利害算計”施以反擊的手法。奈的論敵﹐根特里查．萊斯﹐對“國益”一辭﹐定出“防止對美國本土的武力攻擊﹐阻止對抗勢力的出現﹐守護同盟國的利益”這樣的界說。這時候﹐萊斯除了力倡對國益的忠誠﹐對“國際利益”的概念卻認為那是“沒有實體的東西”。不僅萊斯如此﹐凡重視國益的主權至上主義者們﹐都認為聯合國或其它國際機關﹐雖然有時候也會產生利用價值﹐但基本上是愛干涉美國的政策方針﹐常想綁住美國手腳的存在﹙注三三﹚。

　　相對的﹐柯林頓政權時代經歷過國防部副部長輔佐官的奈﹐在他的“美國力量的逆說”一書中﹐批判了聯合國輕視論的視野狹窄﹐提出如下的議論。

　　他說﹐多邊主義雖然有時代價高一點﹐但只要能從“更大的視野去了解﹐我們往往可以收回超過成本的利益”。國際法對美國有拘束力﹐短期間好像會限制美國的自由﹐但“它同時也能制約別國的行動﹐實際上帶來美國的利益”﹙注三四﹚。

　　當我們聽到新帝國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之間的爭論﹐自然會聯想到“戰士對商人”的構圖。追求霸權的戰士﹐指的是新保守主義者﹐而計算得失的商人﹐是追求在政治經濟學的界說范圍內繼續扮演溫和霸權者的好處的實用主義者。回顧現代史﹐美國的外交政策同時具有這兩個側面﹐一直在兩者的平衡點上運用著。但歷來同時追求“霸權和實益”的美國﹐現在卻面對了“霸權乎﹐實益乎”的大搖晃的局勢。

四﹑潛存于帝國主義批判中的帝國氛圍

　　認為單邊行動主義是從美國傳統的逸離的曼﹑法卡遜﹑愛肯伯里﹑奈等人士﹐對重視多邊協調的柯林頓政權懷有一定的鄉愁﹐是很清楚的。但﹐民主黨政權時代的美國就不是帝國嗎﹐還有﹐如果布什不和新保守主義者相提攜﹐或者第二任期的布什被高爾所取代﹐在如此的情況下帝國主義批判就沒有意義了嗎﹖

在這里﹐也許我們有必要把帝國主義與帝國﹐慎重地加以區別。不過即使在這種區別上充分注意的前提下﹐我們還是要指出﹐美國的“帝國式的行為模式”的起源﹐其實不在于布什政權﹐而在于更早之前。從后冷戰的廣度的文脈中去反映﹐美國一向以“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來建立基于自由與市場主義的世界秩序﹐這種普遍性目標﹐公開成為其奉行的公式。這種立場﹐把共產圈的崩潰視為霸權擴張的好機會﹐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以美國式價值觀的浸透為目標﹐成為九○年代以降所有政權的共同方針。

　　但﹐就如多數論者所看透﹐美國主張的自由與市場主義的秩序﹐其實是被設計成讓美國的軍人﹑資本﹑企業﹑研究者﹑傳播媒體等能成為最大受益者那樣的構造的東西。不僅如此﹐假藉全球化名目的新自由主義的浸透﹐在世界各地對市場或文化都產生了破壞性的惡果。如果把它稱做帝國式行為﹐其擔當者倒還算不上布什政權﹐而是美利堅合眾國本身。不錯﹐在美國也存在著前面介紹過的抵抗力量。但我們即便在那些出自抵抗勢力的批判布什帝國主義的字里行間﹐也可以清楚地感覺出﹐帝國式氛圍或氣味還是相當濃厚。

　　
　　實際上﹐曼﹑法卡遜﹑愛肯伯里等人的帝國主義批判所共有的主題﹐是在歷史或傳統的比照下﹐邏輯嚴謹地解析出﹐布什的政策有可能自行破壞美國長年以來所建立的既有霸權。其真意是強調美國維持霸權是自明且正當的事﹐因而帝國的衰退或放棄﹐無論對美國﹐對世界﹐都屬不幸。

　　在這里﹐我們再度傾聽曼的帝國主義批判。他批判新保守主義者毫無忌憚夸說現在正是“美利堅帝國的時代”﹐是一種“對力量的過度盲信”。但同時不忘附加說﹐“我并不是主張應該放棄帝國作風﹐歸依和平﹐像聯合國主義者喜歡高唱的善良而遵守多邊主義那一類的和平主義國家”﹙注三五﹚。也就是說﹐應該加以譴責的只是有可能把帝國搞垮的布什的矛盾政策而已。“美國不久會自發地放棄帝國主義事業。然后﹐美國便能維持幾乎所有的霸權”﹐這是曼所說的話。這時候﹐曼做為一個善意霸權的代言人站在我們的面前。

　　法卡遜也說﹕“世界需要強有力的自由的帝國”﹐“合眾國才是承擔這份任務的最佳候補”。他也放言﹐“只要美國是帶來資本自由﹐投資自由的自由帝國﹐它便能比那些獨立自諸帝國的民族國家或自決政府更有條件使其國民生活得更幸福﹙注三六﹚。他也介紹內戰國家利伯利亞﹐說從美國回鄉的解放奴隸﹐雖然在形式上學習美國制定憲法﹐創立了共和國﹐但如此達成的自決﹐不久帶來了破壞性結果﹐變成了惡意的政府把國家推向破綻。他的論說的涵意﹐不外強調美國的力量和美國的價值觀對世界民主化的有用性。

　　總結諸說的大概是愛肯伯里。他的主著“勝利之后”﹐簡單地說﹐是論證當戰后進入“無對手”狀態的美國之所以沒有變成專制君主﹙如有意便有可能﹚的理由﹐還有﹐世界的安定是如何依賴美國的自制。即使美國任意行使其力量﹐“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加以抑制”。雖然如此﹐美國的力量有“威脅性低﹐可抑制﹐可溝通的特質”。就因為如此﹐美國“能夠繼續坐在世界政治秩序中心的位置”﹙注三七﹚。他的意思﹐似乎要強調國際社會應該感謝美國沒有做出太多惡行。

　　愛肯伯里對美國善意的信仰﹐到了評論美國在后冷戰的世界秩序建構中所完成的任務時﹐可以說發揮到極點。他說﹕“針對所謂的美國力量的傲慢性的指責﹐從戰后期全體的現實來看﹐經常是小爭論而已”。以整體情勢來說﹐當歐洲各國批判美國的時候﹐并不是指責美國恐嚇他國﹐干涉他國的行動﹐而是不滿于“美國不愿明確地表態有意發揮其指導力”﹙注三八﹚。

　　尤有進者﹐愛氏在二○○四年的“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書評中﹐對新保守主義者的一般性帝國理念不用說﹐甚至對詹遜的“基地的帝國”﹐法卡遜的“自由的帝國”﹐巴伯的“恐怖的帝國”﹐曼的“自我沖突的帝國”﹐統統加以反駁﹐而以“稱呼美國為帝國本身就是錯誤”來做為結論﹙注三九﹚。

　　合眾國即便對“周邊的弱小國家”采取了帝國式的態度﹐但對歐洲﹑日本﹑中國﹑俄羅斯等國家是有安全保障共同體的建構﹐形成了不可能實行力量威嚇的關系也是事實。就與先進民主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而言﹐美國已經被編進各種利害交涉﹐相互主義的網絡里面﹐幾乎無法實行單獨行動。在這種理由之下﹐愛肯伯里認定﹐稱呼美國為帝國的人們﹐是忽視了大國間的和平這種“近年來最重要的國際狀況的進展”。

　　當然﹐如把問題重新放回美國國內論爭的文脈中﹐我們可以認出沃爾福維支的新保守主義和愛肯伯里的新制度主義之間﹐有幾近天壤之別的差異性。不過本人站在非美國國民的立場﹐可以坦白指出﹐這種論爭﹐不過是同樣浸沒在帝國氣氛中的兩派的路線斗爭而已。聽到這樣的論爭﹐只有令人慨嘆﹐難到世界上只有“新帝國主義的美國”和“善意帝國主義的美國”﹐或者說﹐只有最惡者和次惡者之間的選擇嗎﹗

結語

　　其實﹐把布什的外交政策批評為新帝國主義﹐多少掩飾了不得不放任美國單干的國際社會的脆弱構造﹐也就是﹐只有依賴美國的善意帶來和平與安定的國際社會的無奈現實。還有﹐美國的霸權所反映出來的是﹐被美國國內的論爭所迷惑﹐身不由己地被牽進布什共和黨政權對柯林頓民主黨政權的報復的漩渦中的國際社會的幼稚性。

　　根據寫出“混沌的帝國”的法國人亞蘭．約克斯的話﹐美國自從柯林頓政權時代﹐已經預料到了“混沌世界”將要到來。并有準備利用此種情勢擴大勢力的帝國意圖。約克斯所看到的美國﹐是趁著全球化帶來“巴爾干化”﹐及早進入該地區﹐扮演混沌的“調停者”的角色﹙注四十﹚。從另一方面看﹐美國的如此的企圖﹐正表示著亞洲﹑中東﹑拉丁美洲﹐中．東歐等各地區﹐缺乏獨力維持秩序與和平的意志和力量﹐提供美利堅帝國活躍的舞臺﹐自己則甘愿接受反派或配角的地位。

　　這一種混沌﹐其實不外是美國制的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所產生。新自由主義會讓本來共和式的秩序﹐換句話是將政治的營為本身歸于無效﹐從而造出無政府的空間。國民由市民被改變為消費者﹐各個國家之間的一體感﹐因為規制和緩化﹑自由化等政策﹐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就這樣﹐出現了使軍事力為后盾的“合作的美利堅帝國”容易浸透的環境。

　美國的外交政策﹐說得更廣泛一點﹐美國對世界的關聯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以總統為首的政策精英﹑政治家﹑智庫﹑學者﹑研究者﹑新聞工作者等的“作為”的成果。在這種意義上﹐把帝國產生的結果的責任﹐歸之于這些范疇的人們﹐并不算是錯誤。但﹐美國的自由主義不讓國民大眾有運營帝國的自覺。尤有進者﹐美國的民主主義更使得國民相信自國的善意。亦即﹐帝國主義批判的聲音傳入他們耳朵的機會并不多﹐而國際社會雖然是帝國的利害關系圈﹐幾乎不被允許對美利堅帝國內外作為的參與。

　　但即使如此﹐為了確認美國人的善意﹐取得他們的保證﹐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社會﹐能追究美國提出解釋的責任﹐總是一件好事。只是現在的國際社會并不具有這種力量。如此則﹐問題在于除美國外的﹐世界這一方面的組織力﹐被要求的﹐不是單純的反美主義﹐而是不需依賴美國人的善意或自我批判的﹐能構想帝國批判論理的國際社會的力量。

譯后小記

　　二○○五年七月號的日本“思想”月刊﹐注銷押村高先生題為“超強者在戰栗”一文。令人感受到廣義的人文價值觀﹐在偽說和混淆的時流泛濫中艱辛搖擼溯行的一幕幕﹐確是相當的莊嚴可觀。

　　作者可謂入微穿細﹐深究當代帝國在九．一一弱者群的舍命反挑戰事件中﹐如何的驚慌失措﹐橫沖直撞﹐“令歐洲失笑”。卻擺不脫資本主義內在侵略性的自繩自縛的宿命﹐特別是﹐美國執牌下的全球化中的巴爾干化現象的咒縛。作者當然尚未敢明白提示自己的預見—反恐戰爭的恐怖未來﹐爛熟的美國資本主義的返祖趨向。卻透過對學﹑政界﹐思想文化界的廣博的引伸和剖析﹐描繪出受傷的最強國家上層的統治意態﹐所豢養的意識型態方陣﹐圍圈下的在“最惡”和“次惡”的帝國之間的美國人的“自由選擇”﹐亦即﹐美利堅優越主義的再確認﹐以及基層社會的深沉的生存恐懼。從而讓一種模糊的方向感浮顯出來。

　　一個外國人評論家﹐一個外國人讀者﹐此時共同期盼的﹐不外這一類轉折期的方向感覺﹐有賴于有心者群的﹐說明白一點﹐解放史基在線的不倦的營為﹐始能有一日具象化﹑有型化。

　　鑒于臺灣政論界一向對美國﹐無論對其政府﹑社會﹑民心等﹐出于莫明心結的觀點缺落﹐認識不毛狀態﹐此文或可提供一些參考。

﹙原文刊自《思想》月刊﹐日本巖波書店出版﹐二00五年七月號﹚

注釋
注一﹕Michael Mann, Incoherent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 p. 43.
注二﹕Tzvetan Todorov, Le Nouveau Desordre Mondial : Reflexions d'un Europeen (Paris : Robert Laffont, 200 , p. 53.
注三﹕Ellen Meiksins Wood, Emipre of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 Verso, 2003), pp. 143-163.
注四﹕強調“自由”側面的研究近來有William E. Odom and Robert Dujarric, America's Inadvertent Empire (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注五﹕Richard Haass, Imperial America, Foreign Affair, November 2000 ; Andrew J.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 Consequences of U. S. Diplomacy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243.
注六﹕Richard Haass, The Reluctant Sheriff :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77).
注七﹕Robert Kagan, 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98.
注八﹕Charles William Maynes, The Perils of (and for) an Imperial America,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8 ; Patrick J. Buchanan, A Republic, Not an Empire : Reclaiming America's Destiny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99)
注九﹕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reprinted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Present Danger :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an Francisco : Encounter Books, 2000), cited in Irwin Stelzer(ed.), The Neocon Reader (New York : Grove Press, 2004), pp.63-68.
注十﹕Max Boot, The Case for an American Empire, Weekly Standard, October 15, 2001.
注十一﹕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Irwin Stelzer (edited with and introduction by), The Neocon Reader (New York : Grove Press, 2004); Dan Plesch, Neo-conservative Thinking since the Onset of the Iraq War, Alex Danchev and John Macmillan (eds.) The Iraq War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2005), pp.47-58.
注十二﹕Anne Norton, 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A. Murley, 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注十三﹕James Lindsay and Ivo Daalder, It's Hawk vs. Hawk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Post, 27 October 2002.
注十四﹕Lawrence Kapl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War over Iraq : Saddam's Tyranny and America's Mission (San Francisco : Encounter, 2003), p.iii.
注十五﹕Ibid.
注十六﹕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 September 2002.
注十七﹕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5.html
注十八﹕Benjamin Barber, Fear's Empire (New York and London : W.W. Norton & Company), pp.24-26.
注十九﹕Stanley Hoffmann with Frederic Bozo, Gulliver Unbound : America's Imperial Temptation and the War in Iraq (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pp.48-49.
注二十﹕Pierre Hassner, La Terreur et L'empire : la Violence et la Paix II (Paris : Edition du Seuil, 2003), pp.393-398.
注二一﹕Emmanuel todd, Apres L'Empire : Essai sur la De-composition du Systeme Americain (Paris : edition gallimard, 2002), p.187.
注二二﹕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 Militarism, Securit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 Henry Holt & company, 2004), p.78.
注二三﹕Ibid., p.288.
注二四﹕Mann, op. cit., p.197.
注二五﹕Ibid., p.103.
注二六﹕Todd, op. cit.,p.190.
注二七﹕Mann, op. cit., pp.83-84.
注二八﹕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68-269.
注二九﹕Ibid., p.304.
注三十﹕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World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and Oxford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p.199-214.
注三一﹕Niall Ferguson, Colossus :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New York : Penguin Press, 2004), pp.290-295.
注三二﹕Ibid., pp.301-302.
注三三﹕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注三四﹕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58.
注三五﹕Mann, op. cit., p.12.
注三六﹕Ferguson, op. cit., pp.198;301.
注三七﹕Ikenberry, op. cit., pp.269-270.
注三八﹕Ibid., pp.252-253.
注三九﹕G. John Ikenberry, Illusions of Empire : Defining the New American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注四十﹕Alain Joxe, L'Empire du Chaos : Les Republiques Face a la Domination Americaine dans l'Apres-guerre Froide (Paris : Edition La decouverte, 2002), pp.9-11.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