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熱津斯基看美國外交
作者：龔小夏
西皮格紐•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從十歲起就開始在北美洲生活，卻始終保持著他那個拗口的波蘭名字，讓普通美國人叫不出來。不僅名字保持原樣，他的英文中還帶著明顯的波蘭口音。一九七七年，卡特總統入主白宮的時候，選中了這位杰出的外交政策學者去給他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被人認為是民主黨的基辛格。
的確，布熱津斯基在學術上的成就與基辛格比較毫不遜色。他精通世界歷史和外交事務，對當年的蘇聯東歐集團更是有獨特的研究。這位民主黨的鷹派人物處處與蘇聯人作對，在蘇軍入侵阿富汗之后，更是一手組織了對穆扎希丁的支持，最后導致蘇聯人狼狽撤軍。由于在推行現實與強硬外交這點上與老派的共和黨更接近，布熱津斯基曾經給老布什總統當過外交政策的重要顧問，并因此遭到了許多民主黨人的白眼。
這幾年中，布熱津斯基對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伊拉克戰爭進行了強烈的批評，引起了外界的高度關注。不久前，他出版了新書《第二次機會：三任總統與美國超級強權的危機》，給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分別打了B、C、F的分。他認為，這三位都是在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情況下當總統的，可惜在制定外交政策、處理國際關系上一蟹不如一蟹。
五月三十日傍晚，在華盛頓的一次半公開場合中，我聆聽了這位老戰略家講述他對美國當今外交政策的問題與走向的評述，并向他提出了幾個有關問題。
布熱津斯基指出，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美國有克林頓和布什兩位總統。這兩人都沒有能夠把握住歷史的機會。克林頓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是全球化。他的班子認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向，而且也是一件對美國有利的好事。布氏分析道，克林頓的這種思想是一種歷史決定論，很有點馬克思主義的味道。而相形之下，布什的思想就更像是列寧主義，也就是說，人們能夠采取積極的行動去改變歷史。九一一之后，布什那句著名的話“不是站在我們一邊，就是站在反對我們的那邊”，就是從列寧那里原封不動地搬過來的——那是當年布爾什維克對孟什維克說的話。
對于布什總統這種思路，布熱津斯基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認為，反恐戰爭以來布什政府一反美國傳統的樂觀主義精神，在美國人中建立了一種恐懼的文化，似乎恐怖主義無處不在，因此政府可以要求人民放棄許多自由與權利。美國歷史上許多總統面臨過比這更大的危機，比如羅斯福在大蕭條中就任，上臺后馬上告訴人民的是：“我們需要恐懼的只是恐懼本身。”現在美國人民中這種恐懼的心理監獄必須被打破，這個國家才能有健康的未來。
布熱津斯基認為伊拉克戰爭是一場大災難，摧毀了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讓美國喪失了國際信用，并且也摧毀了伊拉克這個國家。他主張，美國要盡快從伊拉克撤軍，但并不是單方面說撤就撤，必須與伊拉克的領導人磋商。這些領導人并不能只包括在美軍保護下、蜷縮在巴格達安全區內的那些人，而是包括各個派別的領袖，甚至那些美國不喜歡的人。畢竟在美國撤出伊拉克之后這些人還在那里領導著那個國家的各派。他談到，有政府內部的人主張，美國軍隊應該在伊拉克長期呆下去，甚至要在那里駐扎五十年，就跟駐扎在韓國一樣。這實在令人擔心，因為韓國和伊拉克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情況。起碼韓國人歡迎美國人呆在那里，伊拉克人卻并非如此。
有趣的是，他雖然批評伊拉克戰爭，但被問到他是否認為當年支持阿富汗內部反對蘇聯的伊斯蘭圣戰、導致塔利班政權的興起是否一個錯誤時，布熱津斯基斬釘截鐵地回答：“當然不！”他進一步解釋說，雖然支持了一些極端者，但是在打敗了蘇聯的同時，美國也為自己爭得了更多的朋友。這是九一一之后美軍能夠得到當地人民的支持順利進入阿富汗的主要原因。
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從政策策略上，布熱津斯基都反對“伊斯蘭教恐怖分子”這種說法。他指出，十九世紀俄國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前后暗殺了包括沙皇在內的七百多名俄國高層人物和官員，但是誰也沒有管他們叫“東正教恐怖分子”。天主教、基督教之內也有一些極端的團體，可是這些人不會被稱為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恐怖分子。伊斯蘭是個大宗教，而且是個有寬容傳統的宗教。一旦在恐怖分子前面冠以伊斯蘭的字樣，就將所有教內的人都牽連在內。將心比心，絕大多數與恐怖分子無關的穆斯林會怎么想？
至于如何重新建立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恢復美國的信用，布熱津斯基說，在當今的這個世界上，個人尊嚴、社會多元、社會公正，比民主這個形式更加重要。他覺得，美國需要一種新的理想主義，并據此來重新定義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克林頓雖然推崇全球化，但是同時也鼓勵美國社會的自我放縱，完全不考慮為人類的環境與他國人民的利益作出一點犧牲，這樣的放縱成了整個九十年代的風氣。要知道，美國目前的生活方式與消費方式不是能夠推廣到整個世界的。而到了九一一之后，布什政府就更加不負責任。他根據自己的觀察得出結論說，布什相信自己負有特殊的使命，只需要向上帝負責，尤其是零四年連任之后更加如此。至于他身邊的一些人，簡直就有法西斯主義的傾向。
布熱津斯基對民主黨領導人看來也甚為失望。他認為，民主黨零四年的失敗，是因為他們自己瞻前顧后，沒有原則。至于美國下屆的總統候選人，他推崇兩個人：民主黨的奧巴馬參議員與共和黨的查克•黑格爾（后者至今還沒有宣布參選）。黑格爾是共和黨里面的溫和派，對外交事務非常熟悉，主張美國從伊拉克撤出。而奧巴馬雖然不太懂外交，但是他這個人本身就代表了美國社會非常光明的一面——多元、寬容、機會均等，這對于美國在世界上重建形象會很有幫助。
被問到中國在當今世界的作用，布熱津斯基覺得中國的經濟變化雖然很快，但政治上卻沒有多少改變。他舉出了十九世紀末德意志帝國興起的例子來作比較，認為中國比當年的德國要更遵守國際規矩，包括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表現。美國在東亞地區應該更多地與中國、日本合作，這樣才能保持該地區的穩定性。
作為老資格的外交家和杰出的政治歷史學者，布熱津斯基的整個思維方式和參照事物——蘇聯東歐集團、法西斯主義等等——都留下了冷戰甚至二戰時代的深刻痕跡。遺憾的是，雖然冷戰年代還是最近的記憶，在對美國外交政策有重要影響的人物里面，像他那樣對這段歷史嫻熟的人已經不多了。而如果不了解這段直接塑造了當今世界的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也就無從理解這個世界本身。也許，忘記歷史正是美國外交這些年來最大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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