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戰略性貿易政策及其前景
鄭永年
戰略性貿易指的是國家把對外貿易放到其國際戰略中來考量,根據其國際戰略利益來制定對外貿易政策。純粹市場意義上的貿易并不包含戰略利益,國際貿易活動就是人們經常所說的“你賣我買”,或者“你買我賣”。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所需要考量的只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利潤和利益。
戰略性貿易則往往把貿易利益和國家的國際戰略利益聯系起來,對國家戰略利益的考量甚至超過對其貿易利益的考量。歸根結底,貿易可能只是達到其戰略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自主權國家形成以來,大國之間或者大國集團之間的貿易從來就不是純經濟學意義上的。大國或者大國集團總是希望通過貿易來達到其戰略目標。
最為明顯的就是冷戰時期美國和前蘇聯兩大集團之間的戰略貿易了。當時在兩大集團之間很少有實質意義上的貿易,大部分貿易發生在兩大集團內部。在集團內部,各國家間實行優惠貿易政策。
美難容忍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這尤其表現在美國的貿易政策上。為了對付當時的蘇聯和全球共產主義力量,美國戰略性地使用其貿易政策,對其西歐盟友、對日本和東南亞一些國家,都實行非常開放的貿易政策。例如,能夠容忍對日本貿易的巨大赤字。而對其敵人,不僅沒有自由貿易,而且往往實施經濟制裁。
冷戰結束后,美國成了唯一的世界霸權。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呈現出加速度現象。應當說,美國在推進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沒有美國和其他一些大國的努力推動,經濟全球化不會到達現在這個水平。當然,美國這樣做是符合其國家利益的。
美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所獲得的經濟利益是難以估量的。冷戰結束后,盡管美國也在隨時隨地根據需要來使用武力,但在大國外交中,美國的霸權地位主要是通過其經濟力量來維持的。
也就是說,強大的經濟力量是美國保持霸權這一戰略目標的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全球化也促成了像中國和印度那樣的國家的崛起。如何消化新興國家的崛起對美國的影響就成為了美國的主要戰略考量。
就中國來說,在經貿層面,美國主要面臨兩個互相關聯的挑戰。其一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收支平衡問題。現實是美國對華貿易的逆差越來越大,這種情況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當然,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對戰略因素的考慮,那就是美國禁止向中國輸出高科技產品。另外一個挑戰就是消化中國在亞洲地區日漸提高的影響力。
中國的崛起主要是經濟上的崛起。因為亞洲經濟區域的一體化,亞洲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圈,中國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
在美國看來,中國在亞洲影響力的擴大自然意味著美國力量的削弱。和早期的美日關系不一樣,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意識形態差異。
今天的美國也不像當年那樣面臨一個類似前蘇聯那樣的戰略敵人。這些因素使得美國越來越難以容忍和中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美國不時地把中國視為是其潛在的競爭對手甚至敵人,這更使得貿易逆差問題容易政治化。
全球化使經濟體互相包含
如何應付中國的挑戰?近年來,美國又似乎想回到往日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如冷戰時期那樣,這種戰略性貿易政策有兩方面組成,美國一方面對亞洲的一些國家實行更大的貿易開放,另一方面是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
在貿易開放方面,美國和本區域的一些國家如新加坡、韓國和泰國等進行自由貿易談判,有些已經簽定了正式協議。但在同中國的貿易方面,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近年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
貿易保護主義盡管和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相關,但一旦貿易保護主義占據主導地位,就很難找到理性的解決方法。這也就是為什么這些年來,中美兩國之間貿易糾紛越來越多并且經常成為美國政治議題的重要因素。
但是,無論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看,美國的這種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前景并不樂觀。主要的原因就是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戰略性貿易理論適用于傳統絕對主權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但已經不再適用于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的貿易關系。
在傳統主權國家,各國家所擁有的“國民經濟體系”的邊界及其經濟利益是相對固定的。也就是說,“我”的經濟利益和“你”的經濟利益的分界相當清楚。
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戰略性貿易政策不僅有可能,而且也相當有效。但在全球化和區域化的條件下,很難說還有經濟體尤其是大國經濟體仍然擁有傳統意義上的完全或者絕對主權。
盡管政治上各國還是主權體,但在經濟層面,各經濟體之間已經是互相包含和滲透,達到了一種所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況。這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相互依賴。相互依賴通常指的是因為各國的比較優勢不同,各國可以在國家間的貿易中獲得利益。
尋找解決貿易問題新機制
中國和亞洲國家尤其是和東亞、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就處于這樣一種相互包含和滲透的狀態。中國和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并不是傳統貿易理論所能解釋的。
這是一種有機的關系,是通過生產要素在區域內根據市場規則配置的結果,并且這種配置往往和主權國家的政府很少發生直接關系,因為配置的主體往往是企業(如跨國公司)本身。
人們早就觀察到,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和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的發生是同一過程。就是說,只有把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放到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逆差中間,才能得到解釋。
中國和美國希望與之實行自由貿易的一些國家,包括新加坡和韓國等國家的經濟體,已經確立了有機的經濟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要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也勢必影響這些國家。
美國或許可以做,但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考慮到許許多多美國公司本身也已經是中國及其亞洲國家經濟體的一部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執行更顯得困難,代價很高。
顧名思義,戰略性貿易政策是非經濟或者政治考量的結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來避免或者減少國家之間貿易的戰略性考量。
這也就是中美之間正在進行的各方面戰略對話的意義所在。戰略對話不僅僅是為了增進兩國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為了找到和確立全球化狀態下解決兩國貿易糾紛的新機制。
在全球化狀態下,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已經行不通,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或者其他國家,要關起門來發展經濟已經不可能。如果國家間不可避免存在著不同的貿易利益,那么就要建立新型的機制來解決開放條件下的經貿沖突。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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