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沖突、合作與和平發展
作者：鄭永年
文章來源：《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
沖突的浮現
近年來,隨著中國和美國、歐盟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糾紛案例增多,中國越來越龐大的內部能源需求對世界市場的影響迅速擴大,中國和仍然在西方主導下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沖突越來越明顯。這種沖突不僅表現在經濟學意義上的供應和需求方面,而且更為重要的也表現在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代言國家的戰略利益的沖突上。一些西方觀察家因此開始懷疑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發展”或“和平崛起”國際戰略。
本文認為,盡管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在某些方面的沖突在所難免,但這些沖突并不都是負面消極的。要對沖突進行具體分析。沖突可以表現在各個不同的方面,包括經濟上的、戰略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和文化上的。不能把所有這些沖突混為一談。迄今為止,中國和西方為主導的世界體系之間的沖突主要表現在經濟層面。但這些沖突都可以在中國的“和平發展”(即多邊主義和經濟外交)構架內得到解決,并且這種沖突和傳統意義上的以軍事沖突為核心的國際沖突具有不同的性質。前者如果解決得當,可以變成為一種雙贏游戲,而后者則只能是一種零和游戲。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間在經濟層面的沖突并不對“和平發展”或“和平崛起”戰略構成威脅,以多邊主義和經濟外交為主體的國際戰略仍然是中國崛起最有效的國際戰略。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這樣一個越來越龐大的經濟體,一旦成為現存世界經濟體的一部分,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這個經濟體。中國和世界經濟體之間所發生的沖突表現出必然性,是因為中國和世界經濟體之間有一個磨合的過程。但磨合是雙方面的。中國因為融入世界經濟體而改變自己,世界經濟體也因為有了中國而在改變自身。用較為學術的語言來講,這是一個相互轉型(mutually transfor2ming)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沖突不可避免,但只要存在著解決各種沖突的構架,就會有合作的基礎。沖突和合作是天然一體的。當然,這并不是說人們可以忽視經濟面的沖突。這是因為對任何一個主權國家來說,經濟、政治、戰略等各方面的利益很難區分開來,經濟面的沖突如果解決不了,就有可能演變成其他方面的沖突。因此,如何直面沖突,有效管理沖突,乃是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所面臨的挑戰。
從合作到沖突
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關系到目前為止已經經歷了三個主要的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也就是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中國政府主動實行開放政策。“請進來”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中國通過把全球資本“請進來”發展自己的經濟。“請進來”開始時大多是海外華人資本,歐美資本隨后。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結束了改革前中國較為封閉的狀態,為國民經濟的發展造就了巨大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請進來”的政策使得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更像亞洲“四小龍”經濟體(即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 ,也就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這種積極主動的開放政策使得中國不僅和當時的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區分開來,而且也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區分開來,就是說,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比這些國家成功。當然,積極的開放政策也使中國在政治上和這些國家有了不同的結果。大量的外資進入中國到底對中國政治發展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在學術界并沒有共識。但總體上看,積極的開放政策促使中國作出了漸進的政治調整。盡管中國沒有激進的政治改革,但政治制度迄今為止有效地吸納和消化了由開放政策所帶來的社會層面的變化。就是說,開放政策是促成中國內部經濟、社會甚至是政治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外部關系而言,中國“請進來”的政策和全球資本主義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沖突。對全球資本主義來說,尤其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主體的歐美國家,中國的開放政策無疑為全球資本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市場和發展動力。正因為如此,包括美國、歐洲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對中國的“請進來”政策抱積極正面的態度。在整個80年代以及鄧小平南巡以后的90年代,中國的開放政策一直是西方關注的重點。如果說西方資本關注的是在中國開拓全新的市場,那么西方政界所關注的是開放政策可能導致的中國政治的變遷。在西方的思維模式里,開放經濟總是和開放政治聯系在一起的。就是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在總體上吻合西方意識形態方面的期待。
在第二個階段,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主要表現為“接軌”。和世界體系“接軌”表現在兩個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國政府改革內部的各種制度機制來適應世界體系,另一方面是中國加入諸如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在不長的時間里,中國已經加入了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和區域經濟組織。1949年建國后,中國一直處于相對的孤立狀態。較之其他發展中國家,盡管中國也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成就,但同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遠遠落后。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領導層自覺落后。“接軌”就是承認中國要向發達國家學習,勇于放棄和改革自己落后的制度。應當說,在經歷數十年的孤立政策以后,中國各方面的制度機制和國際標準相差很大,“接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重建制度體系,最有效的就是接受現存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制度規則,根據這些制度規則來規范和約束自己的行為。通過和世界“接軌”來改造自己的制度的做法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發生過,也發生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盡管中國政府當初提出“接軌”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要學習和改革自己的制度,但這一戰略在日后產生了一個沒有預想到的結果,那就是“接軌”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主要途徑和機制。
在外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歡迎中國的“接軌”政策。當大量外資進入中國以后,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就有了相關性,也就是說,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外資進入的形式首先擴展到中國。很顯然,中國是否能夠順利和世界經濟體系“接軌”會影響這個體系的正常運作。如果中國不能“接軌”,這個體系的運作會出很大的問題。如上面所說,“接軌”表明中國政府主動改革自身的制度,接受現存國際體系的規則。這樣,西方資本的利益就可在中國受到保護的同時得到發展。從戰略層面來說,中國的“接軌”政策也符合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戰略意圖。在后冷戰時代,如何應付一個崛起的中國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強國的戰略核心。其中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一個主要戰略,就是通過把中國納入現存世界體系,接受這個體系的規則,來消化所謂中國崛起所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西方的這種戰略考量,在圍繞著世界貿易組織是否應當接納中國為成員的各種政策話語中,是顯而易見的。在美國,克林頓政府時期形成了著名的所謂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其核心也就是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來改變中國的內部行為,消化中國的內部發展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當然,對中國來說,“接軌”也是最為理性的融入世界體系的戰略。并且,實際上中國并無選擇。中國既然不能像前蘇聯那樣另起爐灶,那么,唯一的選擇就是融入了。西方和中國的這種戰略方向上的一致性表明,在中國“接軌”問題上,雙方能夠達成很大的共識。這里有兩點必須加以說明。第一,從中國主動提出和世界體系“接軌”開始,中國已經走上了或者選擇了一條和前蘇聯完全不同的道路。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蘇聯,一方面受當時國際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其帝國的野心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走上了和當時的資本主義體系完全對立的道路。中國的“接軌”更多的是表明融合,而非對抗。第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提出的“接軌”概念和西方國家所理解的中國的“接軌”概念之間表現出了巨大的鴻溝。對中國來說,“接軌”是有選擇性的,接受現存制度規則是因為考慮到了它們的工具性。就是說,“接軌”是“洋為中用”。但對西方來說,更多的人所希望的是中國的全方位的“接軌”,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是社會上的和政治上的。在實踐層面,西方所希望的這種全面的“接軌”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中國發生。這種認知上的差異也是日后導致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矛盾的一個潛在根源。
那么,為什么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沖突在近年越來越明顯了呢? 這主要是因為兩者之間的關系已經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中國“走出去”的階段。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從一個資本短缺的國家轉型成為資本過剩的國家。(應當指出的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尤其是私人資本,在國內的環境并不理想。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總體環境是“親商”的,但主要是“親外商”的。外國資本一直享有比本國資本更好的待遇。民族資本直到今天還沒有外資的待遇。今天,民族資本在國內面臨外資的強大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被容許,民族資本就要到處尋找發展的機會。)與所有國家的資本一樣,中國資本也會按照資本自身的規律走向能夠盈利的地方。同時,充裕的資本也使得中國有能力購買大量的原材料以滿足國內發展的需要。
中國資本“走出去”(主要通過企業“走出去”的形式)本來就是一個積極的因素。例如中國的“請進來”政策使得很多國際資本流入中國,必然會限制這些資本流入其他也需要這些資本輸入的發展中國家。一些國家,尤其在東南亞,因此在一段時間里有“中國經濟威脅論”的說法。現在,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資本的“走出去”無疑是個很好的現象。因為和其他資本一樣,中國資本也能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為當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注入了全新的動力。現在已經很難想象一個沒有中國的世界經濟體系了。中國為全球市場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價廉商品,為原材料生產國提供了一個新的“客戶”選擇,崛起中的中國中產階級更是為發達國家提供了一個傾銷高檔商品的巨大市場。
既然中國的經濟崛起產生這么多的正面效應,那么為什么又表現為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沖突呢? 這里既有經濟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戰略方面的原因。在經濟層面,隨著中國經濟體的壯大,內部的供應和需求都可以產生巨大的外部影響力。在供應方面,因為中國內部價廉的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和土地) ,中國正在產出越來越多的價廉商品,供應全球市場,從而影響當地產品的價格。“中國制造”,確切地說,是“中國組裝”,可能是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具特色的現象。在需求方面,中國內部巨大的需求已經開始對國際原材料價格產生很大的影響,近年來國際石油、鋼材、鐵礦石等價格變化都離不開中國的因素。正是因為中國已經成了全球經濟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生產什么和消費什么,生產多少,消費多少,都可對全球經濟體系產生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的程度對不同國家不同,對不同產業不同。一些國家、一些產業視中國的“走出去”為機會,而另外一些國家和產業則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競爭是經濟進步的動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適應競爭環境。
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并非經濟學意義上所謂的需求和供應關系那么簡單,它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就是說,任何經濟學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或者產生政治上的意義,甚至是戰略上的意義。盡管中國努力通過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來實現和平崛起和發展,但是在那些主導當今全球經濟體系的國家看來,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國有可能將其影響力擴展到全球的各個角落。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已經很快走出亞洲,開始走向非洲、拉丁美洲、中東,甚至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的美國和歐洲。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說,中國影響力的崛起,無論是通過何種方式崛起,無疑是一種新的挑戰。在冷戰后,西方世界各種“圍堵”中國的聲音不斷,但與前蘇聯不同,對西方來說,中國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形。無論是中國的“請進來”、“接軌”,還是“走出去”,都使得西方難以實行當年對蘇聯所實行的政策。蘇聯是一個相當孤立的實體,在經濟上和西方世界沒有什么實質性的關系。但如上所說,中國的經濟活動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蘇聯也經常搞“輸出”,搞“革命”和“意識形態”的輸出,這經常導致西方的恐懼。但中國所輸出的則是西方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商品。這種情況使得西方很難找到一種戰略來遏制中國。到今天為止,盡管西方世界一直有“圍堵”中國的意圖,但并沒有一種有效的戰略。
因為沒有一種有效的戰略來消化或者遏制中國經濟崛起所產生的外在影響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經常感到深切的憂慮。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在近年來不斷把貿易、企業并購等經濟問題政治化,拼命通過政治手段,企圖阻礙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外擴。從世界歷史的長程來看,這樣那樣的政治化手段可能會延遲中國經濟的外在影響力,但不可能阻止中國的“走出去”。
沖突和合作共存
那么,和世界經濟體系之間所發生的一些沖突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成了問題? 隨著一個國家的崛起,其外在影響力也不可避免。中國的崛起會產生一種怎樣的外在影響力? 近來海外所熱衷討論的“中國不確定論”就是對中國崛起關注的表現。在承認中國崛起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一些人懷疑中國崛起和發展的和平性質。
中國崛起的外在影響力不可避免,但外在影響力的增加并不見得一定要挑戰現存秩序,產生沖突。這里有很多理論上的、實踐上的問題需要回答。不能抽象地來談論崛起,要對中國的崛起作些具體的解剖。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什么樣的崛起?中國崛起的本質是什么? 中國的崛起在造成怎樣的外在影響力? 是否存在著客觀的方法使得中國可以和平地崛起或發展?
首先應當強調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崛起是單向面的,即經濟上的崛起。中國的經濟崛起并沒有帶來軍事上的崛起。這和昔日德國和日本的崛起具有不同的性質。德國和日本的崛起導致了世界范圍的沖突與戰爭,主要是因為德國和日本的崛起是軍事上的。這兩個國家也是通過軍事方法來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與影響力的。而且,在德、日崛起之時,幾乎所有當時的強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強調軍事方法在擴展國家影響力過程中的作用。除了發動戰爭,建立殖民地更是一種常見的方法,而殖民地方法的背后就是軍事力量。
與之不同,中國的崛起主要是經濟上的,并且中國外在影響的發展(或者“走出去”)也在于經濟方法。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盡管為軍事現代化造就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但是中國的軍事發展不僅受外在國際環境的制約,而且更受中國本身的國際戰略的制約。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選擇的只是軍事現代化。在國際關系上,應當把“軍事現代化”和“軍事崛起”區分開來。軍事現代化是一個國家根據當前的經濟技術水平而對軍事的一種正常投入,而軍事崛起則是一個國家把整個國家的經濟和技術不成比例地向軍事傾斜。德國、日本和冷戰時期的蘇聯都是這種軍事崛起的表現。從事毫無止境的軍備競賽更是軍事崛起的特征。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有意避免軍事上的崛起。從90年代初以來,西方世界總是認定中國會把強大的經濟資源轉化成為軍事資源,從而造成東亞地區、甚至亞太地區的軍事競賽。但這種情形并沒有發生。沒有發生這種情形并不是說中國沒有能力把經濟資源轉化成為軍事資源,而是中國領導層有意識地要避免從前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所走過的軍事崛起的道路。
從更深層次來說,中國之所以能夠避免軍事崛起,而把“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確定為國際戰略,主要得益于諸多新的國際條件的出現。除了一些強硬的現實主義者,很少有人會認為現在的世界和德、日崛起的時代,甚至是美蘇冷戰時代有類比之處。在眾多的因素中,最為顯著的莫過于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了。因為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經常表現為國際或者區域組織形式,這就不僅對參與全球化和區域化的任何國家的國際行為構成了制度化的制約,而且也使得這些國家能夠通過全球化和區域化來達到昔日需要通過其他方法主要是軍事方法才能達到的目標。
就是說,通過經濟方法也同樣可以擴展外在的影響力。但是通過軍事方法和通過經濟方法所得到的影響力,其性質是全然不同的。軍事方法往往是一種零和游戲,而經濟方法則是雙贏游戲。在過去短短二十多年間,中國通過加入各種國際和區域經濟組織,積極推動經濟的區域化和全球化,影響力已經開始超越亞洲地區,而達至世界的各個角落,甚至是美國和歐洲,這是軍事方法所不能做到的。尤其需要強調的是,經濟方法也是增進一個國家軟力量的最有效的方法,中國也不例外。
“走出去”既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也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邏輯。經濟影響力的“走出去”顯然開始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產生相當的影響力,更是開始觸動那些一直主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國家的政治和戰略神經。因為經濟“走出去”而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核心而產生的外在沖突,應當說可以通過經濟的方式得以解決。很多沖突就是合作過程中的沖突,也可以在合作的構架內得到解決。不難理解,如果中國還處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外,那么這樣的沖突就不會出現。沖突在所難免,外在的阻力也是必然的。如何在既定的“和平發展”或“和平崛起”戰略的構架內和全球資本主義打交道,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解決和這個體系核心國家的沖突乃是中國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深化崛起和化解沖突
盡管一些沖突是客觀存在的,但也有很多沖突是概念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概念上的沖突要比那些客觀存在的沖突更為重要。對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中國不確定論”不可忽視。西方世界的中國認同決定這些國家解決和中國所產生的沖突的方式。
影響西方世界的中國認同感需要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的長期互動。對中國本身來說,更重要的是要深化自身的崛起。至今,中國的崛起非常單向面,即只是經濟上的崛起,并且經濟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種數字計算而已。高速經濟發展已經帶來了無窮的經濟社會問題。能源危機、環境惡化、社會分化等等現象都在變得越來越嚴重。這些問題不解決,不僅內部的可持續發展會成為問題,而且也會對外在世界產生負面的影響。
那么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呢? 中國沒有文化上的崛起。經濟的崛起既沒有帶來文化的復興,更沒有造就一種新的文化。相反,傳統文化正在加速消失,被商業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沒有人會相信,現行的文化政策能夠有效維持傳統文化,更不用說是文化的崛起了。沒有文化的崛起,國家的外在崛起就缺失軟力量。文化崛起是外部世界認同中國的重要因素,并不亞于經濟上的崛起。經濟崛起必須具有文化內涵,缺乏了這種文化內涵,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錢交易關系,沖突也自然會凸現出來。
政治上的崛起也同樣重要。中國的政治這二十多年來不僅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基礎,而且也通過自身的變革適應和容納了社會經濟的變遷。盡管這種政治模式經常為西方國家所批評,但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不過這并不代表政治上的崛起。盡管中國已經確定了民主和法治為政治發展的目標,但政治改革舉步維艱。經濟和社會變得越來越開放,政治上的治理模式面臨非常大的挑戰,轉型緩慢。如何保證政治轉型,并且是平穩的轉型,這是個巨大得無比的困難。從國際政治來說,現行的所謂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大多是中國政治轉型上的困難引起的。政治上的轉型沒有完成,很難希望外部世界對中國具有一個“確定性”的認識。
強調內部崛起的深化不僅是出于內部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因為能夠對外部世界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吸收和化解很多不必要的外在沖突。一句話,只有當中國實現了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崛起,才算真正的崛起。到那時,中國才會成為一個具有軟硬實力的真正的大國。也就是說,那個時候中國才會成為一個具有確定性的大國,成為全球秩序的穩定根源。但即使是那個時候,沖突也是會存在下去的,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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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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