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份報告看美國思想庫對華政策

作者：劉卿

      隨著2008年大選的臨近，美國政府對外政策走向成為各大思想庫熱烈討論的話題，共和、民主兩黨前政要和各派學術泰斗紛紛亮出自己的觀點，試圖對后布什時代的外交政策施加影響。在對華政策方面，從去年秋季到今春，有三份思想庫報告格外引人注意，即普林斯頓報告、阿米蒂奇報告、外交關系委員會報告。三者分別從全球、亞太和雙邊關系三個層次探析對華外交政策的選擇，體現了美國智囊人物對未來美中關系的看法。

普林斯頓報告：以民主同盟誘導中國

      普林斯頓報告去年9月公布，原名為《鑄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因由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策劃而得名。研究計劃由里根時期的國務卿舒爾茨和克林頓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雷克擔任共同主席，有40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橫跨民主、共和兩黨，歷時兩年多，所以，有人將該報告與冷戰時期的喬治•凱南報告相比，稱之為21世紀美國的“X文件”。

      普林斯頓報告意在加強和更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思想基礎，勾勒布什之后的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當今世界與冷戰時期大不一樣，美國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包括全球恐怖主義、核擴散、流行病、亞洲的崛起、中東和能源危機等，這些威脅根源不同，主體各異。因此，用冷戰時期針對單一“敵人”的“遏制戰略”已不再有效。

      為確保美國人眼中的世界秩序，報告建議，利用一切可行方法和手段，幫助尚未達到民主標準的國家建立民主政府；改造聯合國，建立民主國家間同盟；保持自由民主國家的軍事優勢，重振北約，預防性打擊恐怖主義。

      普林斯頓報告對中國論及不多，卻把中國列為“主要威脅和挑戰”之一。不過，報告不主張單純“遏制”中國，而應給中國國際空間，誘導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使其成為承擔國際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報告建議，構建以美國為主導的跨太平洋秩序，防止中國主導泛亞秩序；以美日同盟為基石創建東亞安全組織，將中國納入其中；加強與印度的關系，重視其他亞洲國家經濟增長在平衡中國崛起中的戰略作用。

      普林斯頓報告把推進民主提升為國家安全戰略的最核心內容。它把世界簡單地分為“民主”的和“非民主”的兩部分，倡議以民主同盟取代聯合國，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冷戰思維。

阿米蒂奇報告：兩面下注防范中國

      今年2月由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布的阿米蒂奇報告，又名《美日同盟：讓亞洲正確邁向2020》，由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領銜編撰。

      2000年，阿米蒂奇曾發表《美日同盟：邁向成熟的伙伴關系》，極力鼓動強化美日同盟對抗中國崛起。他在布什的第一任期當了近4年的副國務卿，并將此理念付諸實踐。今年的新報告依然強調美日同盟在美國亞洲戰略中的核心地位，但不再固守美日同盟，而是超越美日雙邊關系，增加了美日與華合作內容。

      新報告指出，世界重心已轉移至亞洲，美日同盟面臨的最重要的變化因素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中國的發展具有“不確定性”，既可能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也可能成為“亞太安全威脅者”。印度是一個能與中國競爭的大國，盡管增長速度目前比不上中國，但諸多指數顯示，到2020年印度可能超過中國。

      阿米蒂奇認為，美國應更加重視亞洲的崛起，防止中國影響力的擴大。他建議，美日應繼續加強在對華問題上的協調與配合，但同時指出，一味采取圍堵的方式只會加劇中國的戰略猜疑，因此，還應加強同中國的接觸，緩解中國的疑慮。報告也指出，在亞洲戰略博弈的棋盤上，印度是制衡中國的一個重要棋子，美日應提升與印度的戰略關系，極力影響印度不結盟的戰略文化。

      盡管阿米蒂奇已于2005年離開布什政府，但其報告仍擲地有聲。這份超黨派東亞安全報告代表了美國保守派的觀點，他們對中國的和平發展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戰略焦慮，主張采用兩面下注的方法對付中國，即一方面強化美日同盟，拉攏印度，防范中國；另一方面，增加與中國的合作，爭取使中國朝著符合美國思路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方向前進。

外委會報告：對話接觸包容中國

      今年4月10日，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發表題為《美中關系：肯定的議程及負責任的道路》的對華報告，項目主席是前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丹尼斯•布萊爾上將和前美國貿易代表卡拉•希爾斯。報告涉及中國經濟社會轉型、與世界的融合、軍事現代化以及美中關系等方方面面，是美國近年來少有的全方位研究中國崛起與美中關系的報告。報告強調，美中關系將對21世紀的國際安全格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報告指出，在過去35年中，美國保持對華接觸，總體上收到積極的效果，中國越來越遵守國際規則、國際制度和國際規范，尤其是在貿易和安全領域。在當前，無論是在反恐、防擴散，還是在能源安全和環保問題等方面，都需要中國的合作。

      報告認為，中國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中國需要國際和平與穩定，需要與美國合作，以處理亟待解決的國內問題。美國最好的應對方式是進一步將中國融入全球大家庭，使其在人權、安全等方面的行為符合美國利益和國際準則。

      報告建議，美國應結合“均勢”和“大國協調”方法維持其在亞洲的安全利益；支持日本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發揮更積極作用，同時支持日中建立更合作的關系；加強同中國鄰國的安全合作，與東盟簽訂友好合作協定并在東盟設大使職位，加入東亞峰會，深化同印度的軍事合作，尋求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席位；督促中國增加軍事透明度，減少相互猜疑；在臺灣問題上，繼續采取“雙重制約”和“雙重保證”政策，在阻止大陸攻臺的同時保證美不謀求使臺灣永久與大陸分離，在反對“臺獨”的同時向臺灣保證美不強制其與大陸談判。

      外委會報告是在總結以往接觸政策經驗的基礎上，對中國發展現狀進行系統評估后提出的，反映了美國對華務實派的觀點。它歡迎、接納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并以樂觀、自信的態度引導中國朝著這一方向努力。報告是對尼克松政府以來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佐利克提出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肯定。

      總體來說，三份報告風格各異，各有側重。相比而言，普林斯頓報告更具宏觀性、前瞻性和戰略性，阿米蒂奇報告則屬中觀分析報告，戰略性和策略性的內涵兼而有之，而外委會報告更具策略性、對策性。在對華態度上，普林斯頓報告和阿米蒂奇報告相對悲觀，而外委會報告則相對務實。

      盡管三者分析的角度不同，但都把中國的崛起視為影響美國未來戰略走向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都主張接觸中國、塑造中國、引導中國，使其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不去挑戰美國的利益。但是，三個報告都不同程度地對中國存有偏見，主張繼續運籌美日同盟，拉攏印度，防范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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