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縱輿論與影響輿論

    美國自稱是新聞自由的王國，而且在對外交往中總是以教訓人的口氣批評其他國家的新聞不自由。美國的新聞業的確很發達，有眾多的新聞機構和遍布世界的網絡。但是，美國的新聞卻也不像美國政府宣傳的那樣自由。美國政府在新聞自由上執行的是地地道道的雙重標準：一方面，它對攻擊的目標國展開“狂轟濫炸”式的新聞轟炸，傳播謠言、制造假新聞、無所不用其極；另一方面，又對美國國內的新聞管制加利誘，引導輿論向它希望的方向轉變。美國人可能是最理解拿破侖當年的那句名言的。拿破侖在評價他的歐洲戰爭時曾對法國的新聞報道非常不滿，認為它們破壞了法國人對戰爭的士氣。他說：“四張小報所起的破壞作用比戰場上的十萬大軍還大。”
    冷戰時期，美國耐心地對蘇聯東歐國家做了幾十年如一日的宣傳工作。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主張通過“美國之音”等機構“挑起鐵幕后面各國人民的抵抗情緒，并使他們相信美國會給予道義上的支持”。他還提出要建立一個由美國軍事當局和國務院的有關官員組成的高級領導小組，負責指揮對蘇聯、東歐的廣播，使它具有充分的權威，來進行一場解放人類靈魂和思想的世界性戰斗。幾十年來，美國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建立了一個全球性的廣播電臺網。“美國之音”、“自由之聲”和“自由歐洲”等廣播電臺用短波對蘇聯東歐國家進行每天24小時不間斷的宣傳，其廣播的消息充滿了顛覆性的煽動。“美國之音”的領導人公開宣稱，“美國之音”的宗旨就是要破壞蘇聯及其衛星國的穩定，促使它們的人民和政府之間產生隔閡和摩擦；盡量在共產黨集團的各領導人之間打入楔子，使他們相互不滿和猜疑；煽起民族主義的火焰，鼓勵鐵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復興，等等。

    蘇共與東歐國家的左翼黨派歷史上曾犯過一些錯誤，美國的廣播電臺就揪住這些錯誤不放，不斷地翻歷史的舊賬，以證明這些國家政權的不合法性。美國電臺還曾直接參與和干預蘇聯國內的動亂。1989年8月，當時還屬于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發生動亂。為了促進蘇聯解體，美國的上述三個電臺和英國廣播公司、聯邦德國的德意志電波電臺等聯手向這三國發起了宣傳攻勢，用俄語和波羅的海三國的語言大量散布謠言，挑唆民族仇恨，煽動民眾搞武裝起義。蘇聯東歐集團很強調意識形態宣傳，把新聞、文化、出版等活動都列入了宣傳范圍，嚴格管制。這使當地人們成了“溫室里的花朵”，根本經不住任何“細菌”的感染。相反，久而久之，當地人對當局的宣傳產生了反感，認為當局的宣傳盡是美化形勢，在制造謊言。于是，他們很容易就把與當局作對的對立面當做真理，把美國對蘇東的宣傳都當成了事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民主”攻勢不斷深入人心，為1989年后的蘇東劇變創造了有利條件。

    美國之音等電臺也長期對中國進行宣傳戰，除了制造一些所謂中國人聽不到的消息外，他們還炮制了許多中國領導人之間矛盾和斗爭的謠言，對中國的西藏歷史大肆歪曲……每當中國出現政治運動和政治動亂時，總是美國的對華廣播電臺最活躍的時期。在真真假假的消息報道當中，美國政府辦的這些廣播電臺就把他們要宣傳的意識形態灌輸進來。美國人當初很忌諱自己的政府控制宣傳機器來影響輿論的做法，因此國會1948年通過的《史密斯—蒙特法》就規定，只允許美國之音電臺向外國(而不是本國)的聽眾播出親美國政府的新聞。其實，美國人似乎很虛偽，他們自己的聽眾不信的東西可以向外國人灌輸，只要最終結果對美國有利就行。否則，國會怎么會通過一項法案，只把某種消息給外國人聽，而不讓本國人聽呢？

    美國政府不僅控制、操縱著美國對外的新聞媒介，對美國國內的新聞報道也有嚴格限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還發展起了一整套控制新聞報道的措施。

    20世紀70年代，美國雖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卻沒有打贏越南戰爭。美國政治家總結經驗后，認為是新聞報道起的負面作用太大，影響了美國公眾的士氣。此后，美國政治家們與軍事專家們都達成了一種默契：當美國對外展開軍事行動時，要限制新聞報道的時間，戰斗要快，讓新聞報道一下子完成，不要陷在里邊拔不出來。對戰斗造成的意外損害，要簡單地描述，不讓新聞界知道太多細節。

    美國人總結的經驗讓英國人學了去。當1982年英國與阿根廷為馬爾維納斯島打仗時，英國政府便對新聞媒介采取了控制措施：限制一小部分記者到戰地采訪，文章刊登前先交政府審查，禁止外國記者到戰斗現場采訪，等等。沒想到，英國的做法卻得到了“東施效顰”的效果。戰斗打響后，英國民眾急于想了解事態發展，這大大激發了英國記者的創造力，他們想盡辦法打聽消息，焦急之中把英軍的部隊調動情況都報道了出去，結果阿根廷軍隊掌握了情況后在戰場上占了便宜，使英軍付出了重大傷亡。

    美國人吸取了英國的教訓，決定在外部武裝沖突時，要盡量使媒體報道“不在場的現場”，只讓記者拍攝一些沖突地區的草圖，用筆粗線條地勾畫出一些沖突各方的形勢，以滿足觀眾的好奇心。正是以這種方法，當美軍1983年干預格林納達和1989年干預巴拿馬時，電視根本沒有報道現場的情況。后來，經過了海灣戰爭與科索沃戰爭，美國政府和軍界又把這些控制新聞報道的技術加以改善，變成戰爭前大肆渲染、戰爭打起后少報道戰場畫面。
 

    美國軍方與新聞界還達成了一種合同式的關系，立了些新聞報道的“規則”。這些規則雖說是君子協定，但在美國這個注重習慣法的社會里有著相當大的法律約束性。1984年1月10日，國會通過了《新聞報道軍事活動的原則聲明》，指出美國的軍事活動應該有新聞報道隨同，但新聞報道必須事先做好計劃，所有的參與方都應被報道。1984年2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手下負責與媒體聯絡的小組通過了一個文件，提出了三點建議：當由于軍事秘密而必須限制報道自由時，要為一些特殊限定的新聞小組提供新聞消息；如果參與報道的記者遵守地面部隊準則與安全條例，就保證他們獲得軍事行動的消息；這些規矩要根據每次軍事活動進行調整，違反規矩的記者將被排除在外。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時，美國政府下發了兩個文件，分別稱為《沙漠盾牌地面準則》和《新聞媒體指南》。這兩份文件規定美軍指揮官必須把新聞報道當做任務之一。
    有這些文件做法律依據，美國政府與軍方就能在對海外進行干預時控制美國的新聞報道，從而影響輿論。

    在美軍發動伊拉克戰爭后，布什政府更加發揮了控制媒體的技術，使美國新聞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壓抑。《紐約時報》的專欄評論家克魯格曼把這種壓抑分為三種：(1) 在“9?11”恐怖襲擊后，大部分新聞界人士都認為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應該適當地壓抑對美國最高首長的批評。(2) 許多持自由派觀點的記者們也對布什政府非常寬容，這是因為許多人都有“偷懶”的習慣，從政府那兒拿來信息就用，不加分析，也怕自己對政府信息抱懷疑態度而被扣上“非理性地恨布什”的帽子。(3) 右翼勢力對敢于出軌的新聞記者的威懾。“9?11”事件后，如有記者敢對政府的措施“發難”，他的電子郵箱里就會塞滿了充滿仇恨的恐嚇信，右翼勢力會組織力量在其他新聞刊物上發表大量詆毀他的消息，以破壞他的名譽，最厲害的是，政府會向他封鎖內部消息，而這對新聞記者的生涯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布什政府上臺以來，美國政府不僅限制新聞媒體對美國在海外干預行動的報道，有時還干脆花錢“買通”一些專欄作家撰寫支持政府言論的文章，也通過自己管轄的部門炮制一些頌揚總統政策的錄像，并向其他電視機構傳播，假充電視新聞報道。在布什的第一任期內，布什政府用于公關的費用幾乎是克林頓第二任期的兩倍。“9?11”之后，白宮便擬定了宣傳的新戰略，鼓勵關于反恐戰爭的正面報道，吹噓美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用武力推動民主革命的成果，為布什政府出兵海外尋找理由。

    布什政府還控制著一些與新保守主義觀點相同或相似的新聞機構，借他們之口宣傳自己的政策。比如，福克斯公司與媒體鏈接公司就經常受政府之托來搞宣傳，福克斯公司有一個龐大的新聞網，它向其130家附屬電視臺提供的新聞錄像很多都是政府部門炮制的新聞。一位從事新聞推銷的公司經理大言不慚地說，任何電視新聞機構都不可能擁有充足的人力、時間或財力去報道所有有價值的新聞。90%的電視新聞編輯室現在都要依賴新聞錄像。

    2002年9月11日，福克斯公司下屬的孟菲斯電視臺播出了“9?11”事件周年特別報道，著重報道了美國如何幫助解放了阿富汗婦女。孟菲斯電視臺的記者克拉克在報道中解說道，阿富汗婦女一度被禁止上學和就業，現在終于脫下了長袍，開始從事裁縫和面包師的工作，首次享受到了醫療保健，甚至得以參加新興的民主。克拉克的報道似乎證實了布什的外交政策的中心論點：美國在國外的大力干預是在傳播民主自由，改善當地人的生活并贏得朋友。然而，孟菲斯人不知道的是，此次采訪節目完全是美國務院的承包商一手策劃的，采訪中的引語與解說詞都是該公司提供的。

    美國國務院有一個下屬部門稱廣播事業管理辦公室，大約由30名編輯和技師組成。2002年初以來，他們在白宮的批示下開始制作配有解說詞的特寫報道，其中大肆鼓吹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成果，為布什政府出兵找借口。然后，這些報道被廣泛發往世界各地，供當地電視臺使用。這些對外宣傳的報道本屬于《史密斯—蒙特法》管轄，也就是不得播給美國聽眾。然而，自從布什政府展開了反恐戰爭后，美國的宣傳也不只是給外國人聽了，這些對外宣傳也開始“出口轉內銷”，因為美國國內的老百姓也需要進行一些“思想教育”。為此，美國務院的官員解釋說，《史密斯—蒙特法》不適用于廣播事業管理辦公室。

    當美國進行海外干預時，政府用來引導新聞報道的原則很簡單，主要可以歸納為三條：

    (1) 要樹立敵人的形象，即需要動員一切力量來打倒的惡魔。從這一角度來看，布什在一次講話中不經意地說出了“十字軍東征”一詞其實是故意的，因為它最能調動美國人的情緒，能調動起美國人的一種宗教狂熱。為了樹立惡魔的形象，美國媒體經常要把敵人描繪成極其殘忍的暴徒，比如在科索沃戰爭前就把塞爾維亞人描寫成搞種族清洗的暴徒，大肆宣揚他們發現的“萬人坑”。在伊拉克戰爭前，美國媒體也把薩達姆政權描寫成暴行累累的政權，還拿伊拉克平民當人肉盾牌去抵御美軍的進攻。
 

    (2) 把美國的軍事行動描繪成正義的戰爭，把美軍描繪成正義之師。在極度渲染了敵人的殘暴后，美國媒體會讓人感到，美國再不干預不行了，美國不能允許在這個世界上有這種惡魔存在。于是，美軍的干預就成了正義行為。2003年美國打伊拉克戰爭，繞過了聯合國安理會，但之后美國媒體卻不斷報道安理會事后的一些安排，似乎美國的軍事干預行為還是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3) 要把戰爭描繪成“干凈”的戰爭，即不會造成無辜死傷的戰爭。為此，美軍提供給電視臺的鏡頭往往是“精確打擊”的鏡頭，炸彈如何打中了目標，轟炸機如何順利完成了使命。

    總之，美國政府在與新聞媒體打交道中培養了一套熟悉的技巧，知道如何控制并操縱新聞媒體去影響輿論。美國政府官員利用新聞媒體競爭的特點，控制報道機會的供給，只把采訪的機會和機密的消息給一些聽話的新聞記者，逐漸培養起了一批“御用文人”。當公眾對電視畫面上的刺激鏡頭很著迷時，美國政府更是擁有很大優勢，政府官員控制著戰場等實地拍攝的畫面，想讓觀眾相信什么樣的信息，就能找到什么樣的畫面。

    布什政府的智囊中有許多“新保守主義”人物，這些人深諳控制輿論的重要性。新保守主義第一次在美國政壇上露面是20世紀80年代，而從70年代末當時的新保守主義者們就開始著手準備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攻勢了。歐文?克里斯托爾是當時新保守主義的旗手，《公共利益》雜志的總編。他在1978年公開號召美國企業為一些學者與學術機構捐助，做些慈善事業，讓那些學者與學術機構有能力為保衛強大的私營部門而呼喊。那些企業本來對學術研究不太感興趣，在他的號召下也紛紛為那些傾向它們的學者們慷慨解囊。在企業的大量捐助下，一個在經濟學界本來不太起眼的學派——“供給學派”——的研究突然占據了從學術刊物到大眾讀物的各種版面，一下子成為耀眼的明星。這一學派鼓吹政府減稅，并用經濟學的方法證明，減稅不僅不會引起財政赤字的惡化，還會促進消費與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快了，政府稅收的盤子便做大了，財政收入也會隨之增長。供給學派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經濟學界尚未有定論，但供給學派的觀點被里根政府接受后使美國企業受益無窮卻是不爭的事實。歐文?克斯托爾在1995年說道：“重要的是政治效率，而不是政府的會計差勁。”在企業的贊助下，美國的一些研究人員與研究機構開始向某些經典的科學結論挑戰。在科學研究的幌子下，他們推翻了一些早已有了公認的常識。比如，他們說全球氣候變暖是尚未有定論的研究，二氧化碳排放與氣候變暖不一定有關系，等等。當然，這些研究是由美國的石油公司資助的。另外，新保守主義在政治上得勢離不開基督教右翼勢力的支持，而這些勢力絕對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于是，就有些得到贊助的研究證明，達爾文的進化論尚有許多地方不清楚。美國的公眾本來對這些科學辯論就弄不明白，認為那不都是些圖表和數字嗎？新聞媒體又參與了這些辯論的報道，并不時地引用一些研究人員的說法來證明自己的報道，那些早已被證明的事實卻又變得模糊起來。新保守主義者們很會控制輿論，通過企業贊助研究的辦法，他們制造出大量的“科研成果”，然后又拿這些“科學論據”來影響輿論，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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