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視角下的中印發展比較
印度和中國的精英與西方的精英一樣如饑似渴地借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把印度和中國近年的經濟增長歸功于他們在上世紀80－90年代實施的自由市場體制。但即使只對這一主張做初步的分析，就能發現這是把復雜的政治和經濟現實簡單化了。
譯自《衛報》2006年1月10日
譯者：劉波
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稱，歐洲殖民者盡管腐敗、暴力，但卻是“歷史不自覺的工具”，將會把印度和中國推向現代化。他描述了落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其特征是私人所有制的缺失，以及集中、嚴格的政府形式，這種政府妨礙了革新與現代化。
這一觀點引起了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的抨擊，他稱馬克思是那種把印度和中國強納入歐式人類進步敘述方式的東方學家，這種敘述方式為歐洲人設計，并為歐洲人服務。然而馬克思對于亞洲的描述影響并不大，反倒是近來西方的另一種說法非常流行，即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已最終將印度和中國從它們亞細亞式的長年沉睡中喚醒。
如果說印度和中國的崛起顯得突兀的話，那只是因為不久之前，在西方的想象中印度還是一個貧窮、落后、經常發生暴力事件的國家。而有著幾百萬貧困人口和平等派共產主義政權的中國，似乎陷在更深的黑暗里。
然而今天我們突然聽說，印度和中國都是經濟巨人，因為效仿了歐洲的現代化模式而正在驅動世界的經濟增長。后冷戰時代這一關于全球化的意識形態最早是由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他在1992年的《歷史的終結》一書認為，以私人產權、自由市場和定期選舉為基礎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將會成為歷史發展的終點。這一頗具科技意味的論點在每年的達沃斯論壇上被奉為神明，在全世界商人們的討論中廣為傳播，逐漸塑造了西方政治、商業和媒體精英們的信仰和政策。
然而這種做法，這種試圖以抬高西方看似獨特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民主理念來解釋以及改變世界的做法，近來似乎遇到了麻煩。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實驗的失敗在俄羅斯催生了威權主義的右翼政權，在拉美催生了民粹主義的左翼政權。極端伊斯蘭主義近年來的崛起和伊拉克戰爭，使得那種全世界都在奔向勝利的西方價值觀的懷抱的圖畫，顯得更加模糊了。
盡管如此，東方最大的兩個國家的迅速崛起似乎印證了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明確表達的理念：全球化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將會使世界許多人享受到目前在西方社會已經實現的物質豐富、政治穩定和社會保障水平。
這似乎是一種慷慨大度、樂于助人的美好精神，表達了愿意和東方分享西方好運的希望。但今天的中國向西方公司提供了超過擁有10億消費者的深具誘惑力的市場，同時還提供了似乎無窮無盡的廉價勞動力，印度亦是如此。
印度和中國的精英與西方的精英一樣如饑似渴地借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把印度和中國近年的經濟增長歸功于他們在上世紀80－90年代實施的自由市場體制。但即使只對這一主張做初步的分析，就能發現這是把復雜的政治和經濟現實簡單化了。
印度取得最引人注目成就的時間是從1951年到1980年，在那之前它遭受了200多年系統性的殖民掠奪，實際上是被去工業化了。到1980年印度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3.5％，和世界大部分國家的成績相當。印度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雖然備受指責，但在那段時間里卻為構建該國工業能力創造了條件。
許多關于中國的流行文學、例如張戎最近寫的毛的傳記，似乎讓人覺得中國在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后毫無建樹，只是陷在一場場的災難里。事實上，1952 年－1978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的國民收入翻了5倍。盡管工資不高，但福利體制（即著名的“鐵飯碗”）保障了永久性就業、養老金、醫療和其他福利，帶來了高度的個人安全感。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集中于發展沿海地區的出口導向產業。這使中國成為一個巨大的為西方提供廉價商品的“血汗工廠”，但也使其年均增長率達到 10％。這看似要歸功于市場的無形之手，但就像在其他被稱為“亞洲虎”的經濟體一樣，中國政府在嚴密管制著國內產業、國際貿易和投資，同時也維持著對公共服務的控制。
然而意在為城市地區創造財富的經濟改革卻打碎了“鐵飯碗”，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福利國家的崩潰激發了嚴重不滿，通貨膨脹率在毛時代一直保持在2％以下，在1989年初則達到了25％。中國現在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甚至比美國都要嚴重。
在印度也是如此，不計代價地追求經濟增長產生了一批光鮮的精英階層，卻深化了早已嚴峻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醫療和初級教育設施的狀況惡化。經濟增長局限于城市中心，沒有帶來很多的工作機會。高達三分之一的印度人生活在赤貧狀態。共產主義武裝活動已經在一些人口最多、同時也是最貧窮的省份爆發。
然而，正在走向現代化的印度和中國已經成為西方精英存在主義和意識形態上自我假設的論據，任何挑戰他們信條（自由市場和民主）或者顯示問題復雜性的東西，都傾向于被他們忽略。
新東方學對印度和中國現象的再度解釋忽視或者故意隱瞞了兩國歷史的一些重要方面。它也未能認真對待現代化進程中一些痛苦而悲劇性的事件。西方媒體中時而會看到一些災難事件，例如過去15年間在克什米爾造成8萬多人死亡的暴力活動、中國的環境破壞以及大量農民失去土地，但這些都被解釋為發展的邏輯而一筆帶過，這種發展的邏輯正是歐洲史的特征。
但西方自身也開始感受到這場轉型帶來的痛苦，中國對能源的渴求提升了油價，中國廉價的出口傷害了一度強勁的意大利和德國經濟，也導致美國的白領工人失去工作。另一方面，歐洲自身在轉型到當前的穩定和富裕程度的過程中所經歷的不僅僅是痛苦，而是包含了帝國式的征服、種族清洗、許多地區戰爭和兩次大戰，在這一過程中數以億計的人被殺害或驅逐。
在一個能源有限的世界上，當印度和中國帶著它們消費主義的中產階級崛起的時候，很容易想象，讓上個世紀陷于嚴重暴力的經濟斗爭和軍事沖突，也可能殃及這個世紀。有一種希望在推動著無盡的經濟增長，即印度和中國的數十億消費者有一天能夠享受歐洲人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無論如何這是荒謬和危險的幻想。那將使地球環境陷于破壞，而且注定要在成億計的窮人中蓄積無政府主義的憤怒與失望。
印度和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和活動家每天都在思考這一現代化的挑戰，他們知道如果不能解決它將會帶來什么災難。與此同時，我們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最好打碎這種新東方主義的幻象——在那些西方根據自我感覺、出于自身利益對東方的描述中，這是流傳最廣的一個。因為這個世紀的和平依賴于印度和中國找到一條較少災難性的道路來實現現代化。
（原題為《西方對中印崛起的觀點是種自我假設》，原文見：http://www.guardian.co.uk/china/story/0,,1794502,00.html
印度和中國的精英與西方的精英一樣如饑似渴地借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把印度和中國近年的經濟增長歸功于他們在上世紀80－90年代實施的自由市場體制。但即使只對這一主張做初步的分析，就能發現這是把復雜的政治和經濟現實簡單化了。
譯自《衛報》2006年1月10日
譯者：劉波
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稱，歐洲殖民者盡管腐敗、暴力，但卻是“歷史不自覺的工具”，將會把印度和中國推向現代化。他描述了落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其特征是私人所有制的缺失，以及集中、嚴格的政府形式，這種政府妨礙了革新與現代化。
這一觀點引起了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的抨擊，他稱馬克思是那種把印度和中國強納入歐式人類進步敘述方式的東方學家，這種敘述方式為歐洲人設計，并為歐洲人服務。然而馬克思對于亞洲的描述影響并不大，反倒是近來西方的另一種說法非常流行，即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已最終將印度和中國從它們亞細亞式的長年沉睡中喚醒。
如果說印度和中國的崛起顯得突兀的話，那只是因為不久之前，在西方的想象中印度還是一個貧窮、落后、經常發生暴力事件的國家。而有著幾百萬貧困人口和平等派共產主義政權的中國，似乎陷在更深的黑暗里。
然而今天我們突然聽說，印度和中國都是經濟巨人，因為效仿了歐洲的現代化模式而正在驅動世界的經濟增長。后冷戰時代這一關于全球化的意識形態最早是由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他在1992年的《歷史的終結》一書認為，以私人產權、自由市場和定期選舉為基礎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將會成為歷史發展的終點。這一頗具科技意味的論點在每年的達沃斯論壇上被奉為神明，在全世界商人們的討論中廣為傳播，逐漸塑造了西方政治、商業和媒體精英們的信仰和政策。
然而這種做法，這種試圖以抬高西方看似獨特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民主理念來解釋以及改變世界的做法，近來似乎遇到了麻煩。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實驗的失敗在俄羅斯催生了威權主義的右翼政權，在拉美催生了民粹主義的左翼政權。極端伊斯蘭主義近年來的崛起和伊拉克戰爭，使得那種全世界都在奔向勝利的西方價值觀的懷抱的圖畫，顯得更加模糊了。
盡管如此，東方最大的兩個國家的迅速崛起似乎印證了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明確表達的理念：全球化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將會使世界許多人享受到目前在西方社會已經實現的物質豐富、政治穩定和社會保障水平。
這似乎是一種慷慨大度、樂于助人的美好精神，表達了愿意和東方分享西方好運的希望。但今天的中國向西方公司提供了超過擁有10億消費者的深具誘惑力的市場，同時還提供了似乎無窮無盡的廉價勞動力，印度亦是如此。
印度和中國的精英與西方的精英一樣如饑似渴地借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把印度和中國近年的經濟增長歸功于他們在上世紀80－90年代實施的自由市場體制。但即使只對這一主張做初步的分析，就能發現這是把復雜的政治和經濟現實簡單化了。
印度取得最引人注目成就的時間是從1951年到1980年，在那之前它遭受了200多年系統性的殖民掠奪，實際上是被去工業化了。到1980年印度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3.5％，和世界大部分國家的成績相當。印度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雖然備受指責，但在那段時間里卻為構建該國工業能力創造了條件。
許多關于中國的流行文學、例如張戎最近寫的毛的傳記，似乎讓人覺得中國在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后毫無建樹，只是陷在一場場的災難里。事實上，1952 年－1978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的國民收入翻了5倍。盡管工資不高，但福利體制（即著名的“鐵飯碗”）保障了永久性就業、養老金、醫療和其他福利，帶來了高度的個人安全感。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集中于發展沿海地區的出口導向產業。這使中國成為一個巨大的為西方提供廉價商品的“血汗工廠”，但也使其年均增長率達到 10％。這看似要歸功于市場的無形之手，但就像在其他被稱為“亞洲虎”的經濟體一樣，中國政府在嚴密管制著國內產業、國際貿易和投資，同時也維持著對公共服務的控制。
然而意在為城市地區創造財富的經濟改革卻打碎了“鐵飯碗”，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福利國家的崩潰激發了嚴重不滿，通貨膨脹率在毛時代一直保持在2％以下，在1989年初則達到了25％。中國現在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甚至比美國都要嚴重。
在印度也是如此，不計代價地追求經濟增長產生了一批光鮮的精英階層，卻深化了早已嚴峻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醫療和初級教育設施的狀況惡化。經濟增長局限于城市中心，沒有帶來很多的工作機會。高達三分之一的印度人生活在赤貧狀態。共產主義武裝活動已經在一些人口最多、同時也是最貧窮的省份爆發。
然而，正在走向現代化的印度和中國已經成為西方精英存在主義和意識形態上自我假設的論據，任何挑戰他們信條（自由市場和民主）或者顯示問題復雜性的東西，都傾向于被他們忽略。
新東方學對印度和中國現象的再度解釋忽視或者故意隱瞞了兩國歷史的一些重要方面。它也未能認真對待現代化進程中一些痛苦而悲劇性的事件。西方媒體中時而會看到一些災難事件，例如過去15年間在克什米爾造成8萬多人死亡的暴力活動、中國的環境破壞以及大量農民失去土地，但這些都被解釋為發展的邏輯而一筆帶過，這種發展的邏輯正是歐洲史的特征。
但西方自身也開始感受到這場轉型帶來的痛苦，中國對能源的渴求提升了油價，中國廉價的出口傷害了一度強勁的意大利和德國經濟，也導致美國的白領工人失去工作。另一方面，歐洲自身在轉型到當前的穩定和富裕程度的過程中所經歷的不僅僅是痛苦，而是包含了帝國式的征服、種族清洗、許多地區戰爭和兩次大戰，在這一過程中數以億計的人被殺害或驅逐。
在一個能源有限的世界上，當印度和中國帶著它們消費主義的中產階級崛起的時候，很容易想象，讓上個世紀陷于嚴重暴力的經濟斗爭和軍事沖突，也可能殃及這個世紀。有一種希望在推動著無盡的經濟增長，即印度和中國的數十億消費者有一天能夠享受歐洲人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無論如何這是荒謬和危險的幻想。那將使地球環境陷于破壞，而且注定要在成億計的窮人中蓄積無政府主義的憤怒與失望。
印度和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和活動家每天都在思考這一現代化的挑戰，他們知道如果不能解決它將會帶來什么災難。與此同時，我們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最好打碎這種新東方主義的幻象——在那些西方根據自我感覺、出于自身利益對東方的描述中，這是流傳最廣的一個。因為這個世紀的和平依賴于印度和中國找到一條較少災難性的道路來實現現代化。
（原題為《西方對中印崛起的觀點是種自我假設》，原文見：http://www.guardian.co.uk/china/story/0,,179450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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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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