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新加坡

　　文/蔡定劍

　　“獅城”新加坡以其高度的經濟發展水平、廉潔高效的政府和優美整潔的環境，贏得世界的普遍贊譽。這個華人占總人口3/4的島國，其領導人時不時提及東亞價值觀和儒家文化，無疑令它的亞洲鄰居中國倍感親切。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由于信息渠道和專業知識的局限，“新加坡經驗”往往被誤解——權威體制、高薪養廉、嚴刑峻法、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模式等，不僅令普通民眾、甚至也讓專家學者深感困惑——這是真實的新加坡嗎？

　　令人困惑的新加坡

　　新加坡在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是個異數。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民主，不讓人民充分享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政府就必然墮落為人民的老爺，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潔勤政，建立一個文明和諧的社會。新加坡卻讓我們無話可說：它相信權威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沒有充分的新聞自由，建國40年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父親可以隔代傳位給兒子；但它同樣很文明，沒有人隨地吐痰，擁有潔凈的空氣、優美的環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曾經，我們很想把中國搞成一個“大新加坡”。比如中國老百姓對官員腐敗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潔程度比較高，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水平高，就用不著搞腐敗了。這條經驗非常容易學，要想讓我們國家的公務員廉潔，只要給他們加工資、加福利就可以了。

　　這些年來，中國公務員確實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出，公務員加薪和他們廉潔程度有直接關系。是因為我們加薪加得還不夠多，還是這條新加坡經驗不適合“中國國情”？現在很多人沒有搞清楚。

　　新加坡確實是一個奇跡，尤其是華人社會的一個奇跡。

　　它良好的社會治理就不用說了，我剛到新加坡，感到整個政府權力實在太大了，掌握的經濟資源非常多。比如在街頭，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區，問這是誰蓋的房子？新加坡人告訴我，大多數是政府蓋的。這房他們叫“組屋”，是給普通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的一種低價商品房，由政府來分配。

　　住房的差別是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段、不同的朝向、不同的建筑材料，價格差別很大。我本能地想到，新加坡的政府官員，會不會在最好的黃金地段、用最好的材料建一批豪宅，然后以“組屋”或者“經濟適用房”的名義，低價分配給政府官員及其家屬，作為工資之外的隱性福利呢？我詢問了一些普通新加坡人，他們都覺得，這在新加坡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更不可理解的是，在一些高利潤行業，新加坡政府居然是直接投資者。蘇州工業園就是新加坡政府投資的，這里面，在決策和實施過程中，都給政府和負責的官員留下了不少尋租空間。這樣一個國家，政府有這么大的權力，它的官員居然能不腐敗，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從我們的經驗出發，簡直無法理解，但新加坡確實就是這樣。

　　被曲解的新加坡經驗

　　國內對于新加坡經驗的報道，問題出在哪里？

　　這些直接或者間接的報道，大都是斷章取義的，多年來，只讓人知道一面，而沒有讓大家了解另一面。公眾所接受的信息經過了不負責的過濾。

　　就拿“高薪養廉”來說，這么多年來，被我們說得有鼻子有眼。確實，新加坡高級領導人的收入，表面上看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兩點我們沒注意：一是，這些拿100萬元以上高薪的人比重很小，估計也就30人左右；二是，這是政府給他們的全部收入，部長(包括總理)都沒有配公車和專職司機，上班開自己的車，有大型公務活動，政府才會派車。他們需要納稅，而且沒有政府提供的退休金和醫療保險，要自己繳商業養老費和醫療保險費。

　　如果一位部長在大選中落選，那他什么也沒有了。部長薪金看起來很多，但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沒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連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樣，到市場上購買。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對我震動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長應邀來北京辦公務，有點空閑時間，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點，我介紹了一處。部長一行四人要打車過來，我說，還是我開車去接吧。我跟部長開玩笑說，能給部長開車，對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相對于新加坡的整體富裕程度來說，如果以中國作為參照系，新加坡的官員從自己崗位上獲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新加坡的官員并不是借助政府權力和關系網才變得身價倍增，通常，他們在進入政府之前就已經是富人，能夠獲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個原來能在企業得到300萬元年薪的人，進入政府獲得100萬元年薪，對他而言，這只能算是一個比較體面的收入，而不能算高收入。這些人該有的都有了，本來就是社會公認的精英，進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為了回報社會。

　　被忽略的先進執政理念

　　新加坡確實是權威主義，但他們的權威主義和我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新加坡的新聞界不敢隨便批評政府，但他們的政府并不會直接干預新聞運作，而是通過事后法律起訴，比如告人家誹謗罪，以公開答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另外，當媒體公開批評政府官員時，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殺措施，而是主動曝光，向社會全面披露，有問題就主動檢討、嚴格處理，沒問題也向社會作詳細解釋。

　　前些年，據說李顯龍買了一處房子，是用折扣價買的，坊間議論得沸沸揚揚。新加坡民眾對這方面非常敏感，很多人覺得里面肯定有貓兒膩，是地產商對李顯龍的隱性賄賂。結果，新加坡政府積極調查，主動向公眾坦白，李顯龍買的房接受了大約10%的折扣。老百姓一聽，覺得這樣的折扣處于商家促銷的合理范圍，就理解了。還有一個部長，被懷疑在工程中收受賄賂，公眾對他傳聞很多，政府主動對他進行調查，雖然沒有掌握能夠判刑的證據，但還是讓他辭職了。

　　很多去過人民行動黨總部考察的中國官員和學者，都對人民行動黨總部的小樓表示驚訝。這個執政40年、成就輝煌的黨，總部坐落在偏僻的機場路邊，僅是許多居民組屋中間一座再普通不過的二層小樓。辦公室和會議室設備簡陋，黨總部只有11個工作人員。用我們的話來說，沒有太多的“黨產”。

　　人民行動黨多年來保持高度的自律，這和它的高層領導人的率先垂范分不開。如果以李光耀為代表的領導人，不公開自己和家族的財產，透明地接受人民的監督，全黨上下要保持廉潔估計會很難。

　　締造奇跡是儒家傳統嗎

　　對于新加坡的成就，有兩種觀點，一種歸功于儒家傳統和“東亞價值觀”，一種認為是因為“經濟透明和法制嚴明”。

　　我覺得，還是西方價值觀發揮的作用比較關鍵。它的完全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度、法治傳統和公務員制度，發揮了最基礎的作用。雖然他們標榜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治國理念，核心的東西卻是和西方接軌的。

　　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往往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他們的領導人多出身資產階級，并且大多是受過劍橋等西方名校教育的大學生。在新加坡，下層人一般說漢語，比如你坐出租車，或者在小攤上吃餛飩，你和老板用漢語交流完全沒有問題；但你到政府辦事，大家說的都是英語，好像一下子切換到另一個系統，你似乎在和一幫黃皮膚的歐洲人打交道。

　　儒家傳統和價值觀當然也發揮了部分作用。“選賢與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動黨標榜自己是一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黨，包括李光耀在內的領導人，也確實是一批受過西方系統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夠成為人民行動黨黨員，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會地位。

　　據說，在新加坡，你只要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社會聲望比較高，人民行動黨就會主動發展你入黨。他們也有類似我們中組部的機構，特別留意一些沒有政府工作經驗的優秀人才。他們會舉行一些茶會，邀請大家來交流，同時暗地里觀察你，如果你讓他們滿意，并且表現出服務社會的熱情，他們很可能再約你專門出來喝茶，邀請你入黨、加入政府。

　　新加坡也有教訓

　　我曾問過新加坡人，他們認為自己的社會有什么問題？有人說，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攬了幾乎一切，導致人民思維不活躍，一個社會的創造力被扼殺，人們過于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缺乏創新精神。新加坡在學術方面非常落后，雖然國家投入了大筆資金，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沒有什么競爭力。這一點讓新加坡的知識分子非常憂慮，他們覺得，新加坡這樣下去，將會有問題。中國現在要塑造創新社會，新加坡這個教訓值得吸取。

　　(摘自《現代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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