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來自西方且流傳很久的名言：國家之間，沒有永恒的敵人，也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今天，西方不斷沉淪，世界亂作一團，有頭腦、良知的國人都應當思考國家之間的義利關聯，正確處理國家安全的道義性與功利性，弘揚中國傳統哲學智慧顯得尤為重要。

　　國家安全中的道義性與功利性

　　有國家就有國家安全，古已有之，中外有之，國家安全是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基本前提。依照西方文明中心論的視野，自16世紀初地理大發現以來，全世界原來一個個獨立的個體開始打破彼此隔絕的狀態，交流、交往、交融逐漸成為國家常態和必需。隨之，國家之間的競爭也比以往更深刻、更廣泛、更激烈，維護國家安全也進入了深度糾纏和激烈碰撞的階段。

　　全球化時代的任何國家都不是一座孤島，國家安全的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也不斷拓展，但最根本的就是要維護國家利益免遭侵犯。一國之利益，既有物質層面的，比如，國民生存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經濟社會運行所需的各類要素，良好生態環境、邊界認定、海外項目收益，等等；也有精神層面的，比如，穩定的政權、國際社會的尊重與認可、國民人權等價值的評判、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國際影響力，等等。從蕞爾小國到泱泱大國無不如此，國家無論大小都是國際舞臺上全球化、現代化的主角，都有著自己穩定的國內秩序和融入國際秩序的愿景和路徑。問題是，單個國家很難甚或根本做不到僅依靠自身資源獲得可持續發展，而世界資源又是有限和稀缺的，一國越發展，對于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的消耗越大。很多無形精神資源尚有可以共享的一面，但是在有形物質資源上，國家間競爭越激烈，緩沖騰挪的空間就越小。如何分配有限的世界資源，滿足各國發展和安全所需，就要看各國所采取的手段和奉行的國家安全觀。在各國安全理念和手段的動態博弈過程中，往往涉及一個難以回避的道義和功利的問題：是“利”字當頭，唯利是圖，動輒“泛安全”，無限擴大國家利益邊界，護持強權霸權，進而從世界巧取豪奪各種資源？還是“義”字領先，奉行公平正義理念，合理界定國家利益，在兼顧他國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甚至是先人后己，犧牲自身利益關照別國安全？從現實情況看，這兩種選擇均存在于各國國家安全的實踐中，從不同的立場看，也都有各自合理性。當今世界依然是資本主義主導的弱肉強食的世界，國際社會是一個地道、復雜而精巧的“力場”，在這個適者生存的世界叢林中，要想不被人家欺負，自己得有相應的實力。“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①實力是多種力量的綜合，有硬實力、軟實力，還有所謂巧實力，實力綜合與運用沒有普適性的、絕對正確的答案和標準。但是，在一定的時空方位內，維護國家安全的理念和手段應義利兼顧，如此才能行穩致遠，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如何理解國家安全之“義”？義，是中華文化語境中的一種價值觀。自先秦儒家延續至今，義的內涵十分豐富，但其本質就是一種道德評判。國家安全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過程②，但這種狀態或過程不是自動生成的，需要積極維護或主動塑造，在此過程中，一國的言行自然要接受國際社會的道德評判，形成一些共識，包括但不限于這幾點：（1）公平正義。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③孟子接著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④古代中國人對“義”的理解是推己及人，由小到大，乃至國家。西方學者羅爾斯指出，正義否認了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余地補償強加于少數人的犧牲。⑤公平正義是一種全人類的普遍的價值追求，它是處理國家間關系的現實需要，能夠促進國家間信任，進而維護國際安全。（2）戰略信譽。主要側重于一國在國際政治生活中是否言行一致，在處理涉外安全事務時是否遵守承諾，對于全球強國而言，是否能夠既能制定規則，又能帶頭遵守規則，不能搞“合則用，不合則棄”，更不能“己所不欲，強施于人”。（3）尊重主權。慘烈的歐洲30年戰爭（1618～1648年）打出一個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首次確認主權國家平等的原則，一國在處置安全威脅時，不能高人一等，也不宜妄自菲薄，應尊重他國利益，遵守國際行為準則。諸多原則都寫入《聯合國憲章》中，要求成員國遵守。（4）尊重人權。有國家整體安全才有個人之基本權利，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安全感和人權標準，要尊重每個國家的國民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和國家治理方式。不能拿著自己的人權標準和安全指數去評判別國的人權狀況。（5）權責相當。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強就要有強的姿態。不能以大欺小，倚強凌弱。更不能對自己一套，對別人又是一套，搞雙重甚或多重標準。國家要自覺承擔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國際責任和義務，為維護地區安全、促進全球安全和發展作出貢獻。

　　如何理解國家安全之“利”？古今中外的國家安全理念中都強調“利”，因為國家的存在、發展需要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資源作為支撐，還有無形的利益作為保障。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⑥近代西方通過資產階級革命與工業革命在發展上一馬當先，制定國際規則，規范國際秩序，主導著“國家”以及“國家利益”的理解和界定，這些理解和界定和其他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有著相融相通的一面，也有矛盾沖突的一面，遺憾的是，其他文明沒有話語權。西方搞殖民主義擴張時，有一個獲“利”規則，即“先到先得”，各殖民國家向非洲、美洲、澳洲甚至亞洲擴張時，無視原住民的存在，無視相關國家、部落（聯盟）政權的存在，肆意圈地，肆意驅趕甚至屠殺原來土地上的居民。

　　一國追求正當應有的利益無可厚非，也是該國應有的基本權利。具體而言，國家安全所涉之“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種：（1）國家利益。如有人所提出的，一切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東西就是國家利益。⑦漢斯·摩根索提出，國家利益應當包括三個重要的方面：領土完整、國家主權和文化完整，且最本質的就是一個國家的生存，其余方面都是次要的。⑧由此來看，一國的生存發展所需，就是國家利益。（2）地緣利益。即一國受地理因素影響的利益，傳統的西方地緣利益理論有海權論、陸權論、空權論、邊緣地帶論，現今中國推動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則在于“親誠匯融”，義利兼顧，旨在實現共享發展、共同安全。（3）競爭優勢。國家間博弈不一定是零和，也不一定高下立判，在很多情況下是一場“拉鋸戰”，就看誰能制定出更高明的戰略，實施好更有效的戰術，取得先機，奪取主動。“遏制戰略”抑或是“楔子戰略”，其核心就是要擾亂對手，以期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進而塑造安全態勢。（4）話語權和主導權。在處理國際事務、制定國際規則、安排國際秩序中，一國的主張是否可以表達、是否能被認可甚至推崇，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利益或權力。“一呼而天下百應”的引領型國家當然要比跟隨型國家少受外來安全風險。（5）霸權強權。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科技領先、經濟發達、軍事強盛，主導著國際秩序，規定著國際話語，盤剝著國際社會。在西方語境中，霸權是仁慈的、公共的和必要的，也是維護國際安全必需的。從權力性質看，霸權必然能為霸主國帶來安全和利益，但是霸權的正當性和可持續性要取決于其他國家對霸權所維持的秩序和利益分配機制是否認同。

　　道義性與功利性的失衡與平衡

　　把握好道義性和功利性的關系對于維護與塑造國家安全既有理論也有實際意義。在外部環境日趨復雜、安全風險愈發多元、安全壓力越來越大的態勢下，二者關系處理是否妥當，會直接傳導至風險界定、監測預警、威脅評估、對策推演、處置實施、效果評估等所有安全鏈上的環節，由此會產生各種各樣甚至截然相反的影響。

　　義利失衡的消極影響。

　　一是“泛安全”凸顯。

　　若把國家安全的價值取向比作一個光譜或p H試紙，一端為道義，另一端是功利，越近利端，國家安全就表現出越強的逐利性，安全邊界也會越發模糊，出現安全泛化。“泛安全”可理解為超過或溢出“安全”正常指涉的范圍、對象或正常屬性，把本不屬于“安全”范疇的事務拉入安全議程，貼上安全標簽，并用安全思維或安全原理去理解和處置問題的一種帶有實用主義色彩的不良傾向。⑨“泛安全”對內會消耗本來不用消耗的資源，造成實力透支，對外則會引起他國的反感甚或敵對行動。實際上，“泛安全”政策最終并沒有提高本國所期待的安全水平，反而在他國、非國家行為體的集體反彈中，安全態勢更加惡化。

　　二是“安全悖論”顯現。

　　“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⑩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不發展就是最大的安全問題。但是，發展不會必然帶來安全，有時候越發展就會越不安全，這種情景一般稱之為“安全悖論”。拋開外部因素不說，國家越強調發展，越重視物質利益的積累和效率，而忽視在發展過程中的道德價值，往往會導致一些畸形的發展觀或發展形態。比如，唯GDP論發展、破壞生態、濫用資源，拜金主義、功利主義大行其道，收入差距拉大、貧富矛盾激化，利益訴求多元但得不到有效回應，這些問題單個地或多個地或疊加地對國家安全帶來挑戰，從而會出現越發展，發展越快，安全問題越多的悖論。

　　三是落入“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指一國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會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感，引發其他國家加強安全能力，反而導致該國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現象，出現國家難以擺脫的一種困境。?出現這種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國的安全政策或相關舉止過于追求競爭優勢和眼前利益，輕視了“義”對于國家安全的合理約束和道德加持。這種剝離了“義”的安全主張投射到別國后容易引起焦慮和恐懼，使其滑入“霍布斯式”的自助理念，進一步加劇雙方安全能力的博弈，導致尋底競賽之“囚徒困境”，冷戰時期的美蘇軍備競賽即是如此。當然，歷史上和現實中，還沒有哪個國家的安全觀是完全只講“義”而不講“利”的，國際關系的衛道士們也積極勸誡矛盾當事方要見利思義，而不是見利忘義，所以那種極端的、百分之百的道義性是不客觀的、不可能發生的，所以就不再討論義利關系中“義”的失衡。

　　義利平衡的積極影響。協調平衡是一種能力、一種技藝，也是一種世界觀，中國人對此理解悠久而深刻。在中國傳統智慧中，沒有絕對的“對”，也沒有絕對的“錯”，所謂“錯”通常指涉“過錯”，執兩端而用其中，不偏不倚，過了就是錯。義利平衡利于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和安全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安全是發展的保障，發展是安全的目的。?對內來講，義利平衡的安全觀會引導國家在發展領域更多考慮道德價值，在獲取利益方面更重視可持續性。以顯現出來的安全風險為標本，剖析其源頭、趨勢、危害和處理方法，再把防范意識和正確的義利思想整合到發展過程中，實現未雨綢繆、有備無患，如此的發展才是托底的。比如，生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金山銀山”就是“利”，“綠水青山”就是“義”。義利兼顧的安全思想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是良性互動、有機統一的。

　　義利平衡有利于增強國家間戰略互信。

　　義利兼顧的國家安全觀及其指導下的安全政策、安全實踐，可細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外圍層，側重于“義”，有“軟法則”和“硬法則”之別。“軟”是指公平正義、和平發展、避免沖突等國際社會形成的共識、宣言、愿景等；“硬”是指以《聯合國憲章》為統領的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雙邊或多邊的安全條約等。二是中間層，側重于共同的“利”，兩國之間的安全目標并非都是沖突和對抗性質的，比如在非傳統安全的應對方面，合作是主流的選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應對氣候變暖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各國攜手的安全收益大于獨自處置的安全收益。三是核心層，是不可讓渡的“利”，涉領土主權、戰略資源等國家核心利益，不能當交易籌碼，必須牢牢捍衛。涉及邊界糾紛、主權之爭、國家存亡的這類“利”是義利關系中必須考慮的，也是各國心知肚明的。所以，一國基于義利平衡的安全理念而表露出的言行，對于別國來說意圖是確定的，沖突的邊界是清晰的，合作的范圍是明確的，如此，戰略互信是可以建立并得以持續的。

　　義利平衡有利于增進國際安全。

　　自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安全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兩極對抗已經不符合各國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基本需要，國家間沖突總體上是通過對話、合作的方式加以解決的。同時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國際安全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世界并不太平。除自然因素主導的風險以外，國際安全中的對話合作帶來的確定性和沖突對抗產生的不確定性，更多地取決于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意愿和能力。一國的安全狀況與該國在一定安全觀念指導下對安全環境和安全目標的判斷及安全戰略的制定實施緊密相關。占據了道義色彩的國家安全理念直接影響國家的權力和影響力，權力是影響自己和他人關系的一種實力、勢力、能力，這種力量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認同，即多數國家對某國言行表示贊同、理解和支持的時候，那么某國的權力是增加的。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沖突中，巴勒斯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政治、經濟、人道主義救援等各種支持，可以說處于弱勢的巴勒斯坦獲得了一種特定的權力。在國際社會處理巴以沖突時，這種權力會以道德譴責、聯合國決議等不同形式對以色列形成牽制和壓力，倒逼以方不得不考慮國際社會關切和巴方主張。因此，每個國家秉持適當的安全理念和戰略，在考慮和增進本國利益時，若能見利思義，兼顧國際道義，則地區乃至國際安全的確定性就會增多，從而也會使自身受益。

　　中國“義利兼顧”的安全思路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借機介入，不僅越過三八線，而且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最終決定出兵。這個艱難決定，是義利兼顧、道義性與功利性的高度統一。朝鮮是中國山水相連的鄰邦，在中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朝鮮（族）人民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投桃報李，是道義；美國發動侵略戰爭，以大欺小，倚強凌弱，侵占朝鮮，威脅中國，抗美援朝是正義之戰。與此同時，黨中央認定，“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不僅有極大的安全利益，更有極大的發展利益，中國的抗美援朝贏得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信任與尊重，有力促進中國工業化的156個項目等重大援助，隨著這種信任的確立，也接踵而來。史詩般的中國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蘊含著道義性與功利性兼顧的基本思路。

　　世界大勢與國家利益相統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氣息奄奄，社會主義興旺發達。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美西方逆歷史潮流而動，自然遭到世界各民族各國人民的堅決反抗；新中國順勢應人，得到世界眾多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擁護支持。不同時代有不同主題、命題，同一時代的不同階段也有不同主題、命題，就是同一時代的同一階段，不同國家都有自己理解和應對的不同主題、命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是時代的命題”?；和平發展是世界之大趨勢，也是人類之大運勢。“貧瘠的土地上長不成和平的大樹，連天的烽火中結不出發展的碩果。”?但是，綜觀世界歷史，只有極少數國家，在非常時期以非常之策獲得發展，如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快速發展，新中國曾在強敵環伺中實現超常發展。一般國家、絕大多數國家倘若沒有和平穩定的安全環境，是難以獲得發展的機會的。不過，一國尤其是中小國家的安全環境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實現的，其戰略要權衡利弊而兼顧道義，策略要符合客觀事實，手段要切中要害，效果要恰到好處，更為重要的是思想要符合時代趨勢，“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共同安全和自身安全相統一。

　　國家安全在很多領域、很多方面天生地具有排他性、私有性、獨享性，亦即自身安全，這是由“國家利益至上”決定的。一國政權首先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國家安則百姓樂，國家危則萬民苦，一國自身安全了，對內才能造福國民，對外才能承擔國際責任、分享國際權力。富國強兵、國泰民安是每一個有擔當的國家和有追求的民族的共同愿望。無論歷史上的帝國擴張、殖民戰爭、異族入侵，還是現實中層出不窮的顏色革命、和平演變、金融危機等，人類的這些舉動就是要將“他方”置于“己方”控制之下，毫無道義可言，卻又現實存在。努力維護自身安全，或主動塑造自身安全，就是為了避免被侵略、被干涉，這是天經地義之理。歷史經驗教訓反復證明，自顧自身安全，不斷增強自身安全，反而會使自己陷入更大更深更久的“安全困境”。當今世界，全球和地區性安全問題持續增多，各國安全的交融性、關聯性、互動性不斷增強，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獨立應對或獨善其身，患難與共、同舟共濟，方能行穩致遠。比如大疫之下，各國攜手抗疫是最好的選擇，也是最快的“免疫”。因此，一國的國家安全觀應有包容性，共同的利益或價值追求遠超“零和博弈”的所得，應將自身與外界的利益交匯點、風險共存點、合作共贏點打通，考慮自身難處的時候，也考慮別人的不易，避免自身短處的時候，也想到別人的長處，以此增信釋疑、優勢互補打造共同的安全屏障。

　　商量著辦和自己做主相統一。

　　在全球化時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各國均面臨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唇亡齒寒，戶破堂危”的安全格局。應對各種全球性安全問題，哪怕是最強大的國家也會捉襟見肘，也必須選擇共同應對，因為最終決定自身安全的是包括形形色色別人的整體，尤其是整體中那個存在“安全短板”的別人他國。在國際安全體系中，有很多制度和機制，比如全球性安全制度、地區性安全制度、多邊及雙邊安全制度，以及集體安全機制、聯盟與集體防御機制、合作安全機制（如軍控機制、核不擴散機制、危機管理機制和沖突管理機制）等，這些機制通常是在少數乃至個別國家主導下經由雙邊或多邊協商談判達成的。現如今，昔日的美西方之主導國家的意愿與能力不斷衰減，這樣在國際安全體系中，很多事情更要商量著辦，依靠體系和規范的力量去約束和保護國家，避免其出現出格、出局、出丑的舉動。再者，有些國家間利益糾葛和安全風險并非不可調和的，反而可以通過溝通化解分歧，尋求共識，找雙邊或多邊的利益最大時的公約數，造一方福祉，保一方安寧。而有些事是必須自己要做主的，不能由外部勢力來干涉和染指。一個國家舉什么旗、走什么路，要由自己的國民根據本國國情作出符合實際情況的選擇，而不能被大國、強國尤其是霸權國所標榜、所強加的發展模式所左右，否則水土不服，最終失敗。

　　歷史與實踐越來越清晰地表明，中國“以義為重”“義利兼顧”的安全觀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好評與青睞。“以義為重”“義利兼顧”，有人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基本的價值觀念，但是筆者更愿意認定那是中國文化、中華文明所一脈相承的。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赫魯曉夫他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大懂馬列主義，不講原則，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國，二怕中國。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迷戀于暫時的利益，丟掉長遠的利益。?迷戀暫時利益，丟掉長遠利益，這種實用主義實質就是機會主義，是沒有真正戰略可言的。赫魯曉夫的缺陷不僅決定了個人的不幸，更是國家的悲哀，“他（赫魯曉夫—筆者注）在啟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共產主義覆亡始于赫魯曉夫”?。美國人哀嘆蘇聯但是并沒有真正借鑒蘇聯，因為西方文明孕育出來的戰略家通常只會用“永恒的利益”來區別朋友和敵人，并不真正懂得國家長遠利益、戰略利益不能沒有正義道義，這就決定了今天的美國正在重蹈蘇聯的覆轍。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中唯一一個數千年生生不息的“沙漠胡楊”。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學清晰地揭示，國家戰略正義是基礎、道義是高點，“以義為重”“義利兼顧”才能構建真正的國家戰略，才能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美國“以利為先”的安全政策

　　美國自獨立以后逐漸有了自己的國家安全戰略思維，在此后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其實是為了避免被歐洲干涉，同時期卻在拉美擴張。?到門羅時期，美國一邊宣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邊卻侵犯拉丁美洲，通過以“西進運動”為代表的領土擴張政策，獲取了大量商業、經濟、政治和軍事利益，實現了資本積累。進入帝國主義時期，美國通過擴張實現安全和國家利益、緩解國內矛盾的安全戰略較為成熟，以現實主義為特征的海權論日漸抬頭。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由于兩洋護持、投機策略得逞，美國步入世界舞臺中心，其國家安全利益也從保護美國本土和全球海外領地利益向領導世界延伸。由此，美國積極謀劃戰后國際格局，在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協定中均主張集體安全、自由貿易等原則，即是為了謀求更穩定更長遠的經濟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主動開啟冷戰，其安全戰略就是遏制直至瓦解蘇聯，然后獨霸世界。冷戰結束后，美國一躍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維護霸權和絕對安全成為其國家安全主導思想。回顧歷史，審視當下，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充斥著“美國優先”的價值追求，體現出稱霸世界的終極目標和一種見利忘義或以利為先的安全觀念。這種觀念曾經助長了美國的實力與勢力，提高了美國維護塑造國家安全的能力。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時移世易，美國唯我獨尊的價值追求，不斷侵蝕美國安全基礎，成為美國前行的沉重包袱。

　　美國對全球秩序的主導力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國主導設立的，反映了美國的價值觀，更多地體現并保護美西方利益。但是，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國際秩序這一公共產品有勝于無，一定程度地契合自己的部分利益和價值訴求，所以迄今，多國比較順從甚至安然地在這個體系中運轉。但是，美國越來越唯我獨尊，以鄰為壑，動輒制裁別國，越來越讓包括其盟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覺得不安全、靠不住。比如在經濟領域，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在世界貿易的結算體系中一家獨大。各國之所以購買美債作為儲備、選擇美元進行結算的關鍵是“信用”，大家相信美國政府會對美元作出正確的決定，而不是僅考慮3.3億美國人的經濟利益，還會考慮美國以外依靠美元支付國際貿易的72億人的經濟利益。?但是，最近幾十年來，這種信任開始弱化，不斷衰落的美國越發注重把美元這種世界貨幣作為維護國家絕對安全、實行霸權強權的利器，以“泛安全”和長臂管轄的套路，對一些企業以及國家肆意揮舞制裁大棒。實際上，美國利用美元攫取的利益，遠遠抵不上美元作為美國的全球戰略資產的收益，但是美國壟斷資產階級越來越急功近利。美國辜負了全球對美國及其美元的信任，挫傷了自己的軟實力，降低了它對全球事務的影響力、號召力。

　　給國際安全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國際安全的不確定性來自各國對于國際公理、國際規則能否被認同并得到實施充滿疑慮，按規則行事后果是可以預期的，不按規矩胡來必將導致世界無序。一般來說，小國弱國是現存國際秩序的追隨者，因為它希望得到體系和規范力量的保護；強大的霸權國家往往基于實力與勢力的變化，對國際道義進行選擇性認同，對國際規范進行選擇性適用，因為道義和規則會對它利益擴張形成約束。有西方學者認為，霸權的衰落都歸咎于驕傲自大，國家違背當時公認的道義規范的行為破壞了大國的地位、影響力和霸權。美國“囂張的霸權”擺脫了公理和道義的束縛，打著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在國際社會橫沖直撞，到處煽風點火，惹得怨聲四起，攪得周天寒徹。美國采取雙重標準，將“國家安全”作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

　　侵蝕西方主導的國際主流價值的根基。

　　就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德性一樣，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同樣某種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們缺乏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整個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有賴于以公平正義為內核、為主流的價值形態的廣泛傳播和普遍實施。國際主流價值形態的形成，既是多數國家思想認識和政策導向的重疊共識或最大公約數，也源于某些強勢國家的積極推動。全球化背景下，處于強勢地位的國家通常會積極將本國價值形態向全球推廣，使其成為國際主流價值形態，從而為實施本國對外戰略提供思想理念支撐。?美國在戰后主導建立的國際制度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得到實施和維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制度和體系部分體現了公平正義、平等合作等原則。另外，廣大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發言權。然而，在國際秩序深入演變、資本主義制度天生弊端、美國國內問題積重難返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價值導向變了，變成赤裸裸的反智棄義、言行不一，維護霸權無所不用其極，唯我獨尊、順昌逆亡成為了其最大的底色。美國的做法對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處理國內外安全事務形成不良的示范效應。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舊力量加速演變，大國博弈日趨復雜，地緣政治競相角逐，文明沖突若隱若現，新冠肺炎疫情還在流行，國際格局深度調整；霸權主義、單邊主義日趨猖獗，民族主義、保護主義頻頻抬頭，秩序之爭、范式之爭不斷上演。在這特定的時空方位下，國際社會各種利益矛盾極易滋生，各種失信失智也極易產生，撥開這些紛繁復雜的“安全迷霧”之客觀表象，背后隱藏的更多的本質問題就是道義性與功利性之價值判斷。有鑒于此，為了更好地維護與塑造國家安全，需要準確深入理解道義性與功利性的內涵，厘清道義性與功利性的邊界，正確處理道義性與功利性的關系，并以道義性與功利性相協調的安全觀作為價值導向與行動指南。國家安全中的道義性與功利性更多是一種價值判斷，但是這種判斷具有客觀性，每個國家在國際交往的實際中都會面臨“義”“利”之間孰輕孰重的選擇。討論“義”“利”的意義在于推動國家能夠在國家安全思想、戰略、技術亦即國家安全的道、術、器的選擇和運用上作出長遠打算，努力兼顧“義利統一”，實現“以義養利，以利成義”相得益彰，獲得長治久安。

　　注釋：

　　①《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頁。

　　②國家安全的定義眾說紛紜，各家有理，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二條關于國家安全的定義概括了國家安全既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過程，還是一種由過程到狀態的能力。

　　③參見《論語·述而篇第七》。

　　④參見《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

　　⑤[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頁。

　　⑦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頁。

　　⑧Hans J.Morgenthau,“The Problem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in Hans J.Morgenthau,The Decline of Democratic Politics,p.79.

　　⑨江涌、朱衛年：《美國“泛安全”問題探析》，《經濟導刊》，2021年第4期。

　　⑩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12月11日)。

　　?國內學者對“安全困境”的討論是比較多的，有代表性的見于：閻學通：《用“周邊命運共同體”突破安全困境》，《參考消息》，2016年8月18日；葉江：《“安全困境”析論：兼談“先發制人戰略”與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關系》，《美國研究》，2003年第4期；吳征宇：《論“安全兩難”：思想淵源、生成機理及理論缺陷》，《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3期。

　　?人民日報評論員：《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人民日報》，2020年11月5日。

　　?《中國人民志愿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一九五○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

　　?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2018年9月3日）。

　　?習近平主席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的講話（2014年5月21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許嘉：《美國戰略思維研究》，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

　　?[新加坡]馬碩凱：《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選擇》，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版，第68頁。

　　?[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王鴻剛：《大國博弈》，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2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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