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戰略自主問題歷來都是熱門話題，最近一個時期更因為法國總統訪華而掀起了一個新高潮。馬克龍到中國跑了一趟，回去之后如同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大講特講歐洲戰略自主問題。他明確表示，歐洲必須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避免卷入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對抗；他敦促歐洲致力于實現戰略自主，以免在全球危機中淪為強國“附庸”，更強調歐洲“不想進入一個集團對抗另一個集團的邏輯”；他還莊嚴地宣告，要構建“一個捍衛自身利益和價值觀、能夠掌控自身命運、創造就業機會、成功完成氣候轉型的歐洲”。

　　一石激起千層浪，馬克龍的這一系列表態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廣泛而深刻的反響。贊同者從中受到鼓舞、看到希望，認為這是歐洲的覺醒，也是未來的發展趨勢，認為在歐洲這等發展趨勢的推動和促進之下，多極化世界觸手可及，世界一家獨霸、聽命于一個大國的惡劣狀態就此將一去不復返了；反對者卻對此予以鞭笞，進行猛烈的攻擊，認為這是對自由、民主事業的破壞，質疑馬克龍是否有權力代表歐洲講話，質疑其作為歐洲領袖的合法性，等等。

　　應該說，歐洲戰略自主的話題已經喊了好多年，現如今再次掀起這一波瀾，有不可忽視的特殊意義。這件事的宏觀大背景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前小背景則是激烈進行中的俄烏戰爭和日益激化的臺海問題。因此，馬克龍總統也并不是泛泛或籠統地談論歐洲的戰略自主，而是把歐洲戰略自主同上述這樣兩大熱點焦點問題明確地捆綁在一起。簡單地說，按照馬克龍的觀點，歐洲現在就要同霸權切割，而不是未來的愿景。正因為這樣，所以馬克龍總統有關歐洲戰略自主的政治沖擊力十分強烈，不能不引發人們對這個問題再次予以高度關注（上一次是號稱“歐國”成立的時候，即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時候）。人們不禁要問，在如此風云激蕩的時代，歐洲戰略自主到底是政治噱頭還是現實的路徑，其真正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

　　對于這個問題，應該從基礎條件、主觀意愿、實踐路徑等幾個方面加以探討。

　　第一，歐洲戰略自主的基礎條件先天不足

　　戰略自主包括經濟自主、政治自主和軍事安全自主等幾個重要方面，其中，經濟自主是戰略自主的物質基礎。只有建立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在政治上樹立自己的旗幟，在軍事安全上行使全部完整的國家權利，如此才能稱之為“戰略自主”。

　　但是，現如今歐洲卻完全不具備上述這些基礎條件。在經濟上，歐洲經濟不過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二戰后靠美國輸血才得以存活發展起來，同美國經濟彼此之間深度嵌入，具有強烈的附庸性。美國所主導G7組織在經濟上發號施令，其所做出的設計與安排是高于歐盟的最高指令的；在政治上，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美國都是資本主義的扛旗人，是西方世界思想價值與文化文明的代表，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歐洲各國只不過在美國的旗幟下跟著吶喊幫腔而已；在軍事上，歐洲更是處于半殖民地狀態，總體安全格局依然是“迎來美國人，趕走俄國人，管住德國人”。歐洲安全主導者是美國，而不是任何一個別的歐洲國家，美國大兵遍布歐洲各地，歐洲各國的武裝力量在美國的指揮控制之下。一旦這個格局遭到破壞，歐洲的軍事安全形勢就將一片混亂。因此在事實上，歐洲的安全已經被美國所牢牢控制。

　　展望未來，上述幾個方面歐洲都難以爭取到多大的自主權，盡管其中個別國家自主權多一些，比如法國，但大部分國家或者完全不具備這樣條件，或者甘心于這樣的條件，或者服膺于這樣的條件，因而總體上還難以擺脫戰略上半獨立的狀態。

　　第二，有一定的主觀愿望，但具體到各國并不平衡

　　要不要謀求戰略自主，相關各國主觀意愿差別很大，無論是老歐洲還是新歐洲都是這樣。

　　一般而言，老牌帝國中的法國、德國在這方面比較突出。法國從戴高樂時代開始，就展現出較強的戰略自主傾向，為此也做出諸多努力，嚴重的時候甚至還曾退出了北約。但德國并不敢這樣明目張膽，它的歷史包袱太沉太大，現實條件決定，在發生新的歷史顛覆性巨變之前，德國還只能限于做一個經濟大國。英國則屬于另類，這個國家同美國高度捆綁，甘當山姆大叔的短腿獵犬，是美國控制歐洲的一條狗。至于其他西歐北歐南歐國家，對此則抱著無可無不可的態度，總體上既不反對歐洲戰略自主，但也并不積極推動歐洲戰略自主，缺少相應的主觀能動性。

　　新歐洲主要是那些冷戰后新近加入北約或歐盟的國家，即所謂的中東歐國家。這些國家大都將霸權倚為靠山，慣常都急不可耐地要對美國投懷送抱，譬如波蘭、立陶宛等，完全談不上有什么戰略自主的訴求了。

　　基于這等各國主觀意愿差別之大的實際狀況，所以法國挑頭發動的這一輪歐洲戰略自主的輿論大概率將是“雷聲大、雨點稀”，并不會掀起什么大的波瀾，更無法成為一個潮流或者運動。

　　第三、實踐之路復雜漫長

　　歐洲戰略自主的口號喊了很多年，號稱是歐洲一體化的法德發動機相應地也做了諸多努力，甚至一度還成立了歐洲軍隊，當歐盟條約簽署的時候，似乎一個嶄新的“歐國”已開始冉冉升起。但后來的實際結果證明，這條路看起來平坦走起來卻十分坎坷，有許多難以逾越的障礙，來自內外的破壞與和干擾更是不容低估。

　　這其中涉及到歐洲的經濟結構及其同美國經濟的關系，具體表現就是歐元同美元的關系。這兩種貨幣都想加強自己的地位，彼此之間的矛盾重重，沖突不斷。但它們更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總體上是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不會攤牌破裂。歐洲戰略自主也事關全球秩序。迄今為止歐洲各國還難以塑造整體的歐洲秩序，北約就是不可逾越的障礙與框架，主張歐洲戰略自主的政客們最多也只能局部或部分地展現一點自己的意愿而已，歐洲大國領袖們熱衷于在全世界大打歐洲戰略自主這個招牌，要么是自我粉飾抬高身價，要么就是在充當霸權的掮客。事實上，歐洲在全球秩序問題上并沒有多少發言權，只能是一個霸權控制下跑龍套的角色。

　　最關鍵的是，歐洲幾個重要大國實際能在歐洲自主道路上走多遠。這些大國包括法國、德國、西班牙等。鑒于這些國家的政客們走馬燈一般的變化，往往是不同政治傾向的派別你方唱罷我登場，國家戰略與政府政策缺少一慣性、持續性，因此，即便是法國這樣總體上對歐洲戰略自主訴求相對明顯的大國，其歐洲戰略自主的追求也時斷時續，充滿不確定性。

　　因此，盡管歐洲戰略自主的主張對于世界發展即構建新的全球秩序具有鮮明的積極意義，世界各地的人們也對此寄予厚望，心情相當殷切，但從基本的理性出發，至少目前還不可把歐洲戰略自主當成可期待與可依靠的現實，指望通過歐洲戰略自主來打造多極世界新的一極。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汲取英國脫歐對歐洲戰略自主發動致命一擊的慘痛教訓。擺在眼前嚴峻的現實是，在烏克蘭戰爭中，連北溪2號能源管道都要被炸掉，未來可能被無情摧毀干掉的還不知道是什么。

　　盡管如此，但從塑造全球新秩序的客觀需要出發，鼓勵和支持歐洲戰略自主符合中國的利益，有助于加強中國與歐洲國家的合作發展關系，有利于打破美國霸權統治世界的不合理格局，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這就決定了中國所持立場、態度和政策選擇。

　　其一，契合與弘揚歐洲戰略自主的主張與行動，有助于加強中國同相關歐洲國家的關系

　　中國應該在這個命題之下，同感興趣的歐洲國家做具體的文章，譬如加強雙邊產業合作，推動人民幣同歐元之間的貿易結算，深化在全球氣候變化、反對恐怖主義等方面的合作，從而把歐洲戰略自主拆解成為各個具體的行動加以落實，把中國同歐洲國家的關系物化、具體化。

　　其二，辯證看待歐洲國家同霸權之間的關系

　　在戰略競爭的驅動下，美國注定要壓迫歐洲所有國家在中美兩國之間選邊站隊，大多數歐洲國家對此都難以拒卻。針對中國臺灣問題、南海問題以及所謂的民主、人權問題等，這些國家必將持續不斷地講許多大話狂話狠話，但只要不付諸構成有實際傷害的具體行動，中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實行政經兩軌制。對于其充當霸權政治掮客的圖謀，也不妨姑妄聽之，實行關系兩軌制。這對于進一步實現中國對外關系與聯系渠道的多樣化，打開對外關系的新天地，從而粉碎霸權封鎖孤立中國的企圖，都具有積極作用。

　　其三，將中歐關系同中美關系切割開來，不做聯系

　　控制歐洲是霸權領導世界堅定不移的目標，不能領導歐洲，就不能領導世界，這個道路簡單明了。因此，發展中歐關系應該不受美歐關系的干擾。歐洲完全可以在中美之間找平衡腳踏兩只船，但中國無須在美歐之間找平衡，也搞腳踏兩只船那一套。譬如在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之間找平衡、搞兼顧，而應該把中歐關系同中美關系、美歐關系都切割開來，以此破壞霸權綁架歐洲一并對付中國的企圖。法國馬克龍總統此次訪華，在同馬克龍、馮德萊恩舉行三方會晤時，中國領導人說，中國同任何國家發展雙邊關系都不針對、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根據這樣的“三不原則”處理同歐洲的關系，將推動中歐關系排除干擾，擺脫依附性，找光明的新出路。

　　坦率地說，今天的歐洲在戰略上其實是個矮子，但由于歷史與文化等原因，歐洲在一些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很高，高得不切實際。對歐洲戰略自主的主張也是這樣，總有人好像這個東西能承載世界未來一般，其實難堪。歐洲在戰略上已經徒有虛名，它現在不是一極，未來也很難成為一極，并且將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要在中美之間腳踏兩只船。其實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就算很不錯了。對中國來說，有一百個理由支持歐洲戰略自主，沒有一個理由容忍歐洲當美國霸權的附庸。正是從一點上，我們仍然認可歐洲地位重要，既不要對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也不可忽視世界變局中的歐洲對我戰略上的有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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