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我國發展前進的戰略轉型

　　張志坤

　　古人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古以來這種與時俱進的精神信念讓我們的先民得以戰勝歷史上的無數風雨，堪稱是中華民族最強大的思想武器。正因為這樣，所以在漫漫的歷史長河里，我們這個民族才得以不斷實現轉折轉型，實現自革自新。

　　今天也是這樣，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全球范圍越來越激烈的大動蕩、大改組，中國同世界的關系必須也注定要激烈變遷，尤其是同西方集團之間，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軍事上，彼此的力量對比與戰略地位都將發生顛覆性的變化，都要進行新的改組與重塑。這樣的一種變化，從大戰略的視角來看，就是戰略性轉折或轉型。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催生全球戰略轉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也要積極應變、主動求變，推動自己不斷實現戰略性的轉型與升級，對于這一點，大概沒有誰會有所質疑，這是相當大的共識。但對于戰略轉型的目標指向與具體內涵，則人言人殊，存在相當大的爭議。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這樣兩個問題。

　　其一，關于中國戰略轉型的目標

　　未來的中國是一個怎樣的中國，日漸復興崛起的中國同西方集團之間是怎樣一種相互關系，對此，西方當局有他們的想定與塑造，而中國則有自己的想定與塑造。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道路、基本社會模式出發，未來的中國注定不是更加依賴西方的中國，而是更加獨立于西方的中國；在中西方關系中，未來將不是西方越來越支配中國，而是中國越來越不受西方的支配與左右。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意味著中國未來的戰略目標就是自成體系的全球戰略大國，其突出特征就是擁有強烈的戰略自主性，具有強烈的自主自立能力。

　　但現如今的中國距離這一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

　　應該承認，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有了驚人的發展進步，實現了歷史性跨越，成績不容低估。同時還必須承認，這一成績的取得，一個重大的戰略背景或前置條件，是因為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關系相對較好，總體上比較穩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與條件下，中國從西方國家那里汲取了大量先進的知識與技術，獲得了空前廣闊的市場空間與經濟資源，從而極大地推動和促進了中國的發展，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事實。正因為這樣，所以西方的一些政客才以偏概全地將改革開放中國所取得的成績說成是“搭便車”，即搭上西方前進之便車的結果。也正因為這樣，所以有人將改革開放的中國描述為戰略上“投靠西方”，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理解成為逐漸靠攏西方和西化、洋化的過程。

　　我們說，在特定歷史時期戰略上向西方靠攏總體上正確。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樣的全球形勢下，不向西方靠攏，中國就找不到更好的出路。進一步追溯，六十年代在毛澤東主席主導下，中國擺脫蘇聯修正主義、同他們分道揚鑣，是偉大英明的戰略之舉，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如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那樣與蘇聯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則后來蘇東劇變將嚴重拖累中國，將使中國也因此遭遇一場深刻的歷史性危機。在此之后，夾在東西方兩大體系之間的中國要做好戰略平衡，并非意味著同美蘇保持等距，而是有所取舍，這已經為當時生動的戰略實踐所證明，1979年后中國快速向西方靠攏，可以看做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從這個意義上說，靠攏西方的戰略，在特定時期和特定條件下是正確的選擇。但是，為了從這一戰略取向獲取戰略利益，中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價，也包括由于改開中自我迷失而付出的本不該付出的代價。故而可見，伴隨思想政治領域里受到嚴重的西化、私欲化、自由化、附庸化等腐蝕影響，在經濟建設領域也綻裂出一系列短板，譬如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出口拉動、依賴同西方國家的經貿關系，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高新技術被卡脖子，等等。這些短板同“強起來”的訴求嚴重乖悖，如果以前還不急迫緊要的話，時至今日，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和不得不解決的時候了。

　　解決這些短板與不足，就要進行深刻的戰略轉型，要通過系統全面的轉型發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自主性不夠、自立能力不強的問題。

　　其二，推動戰略轉型的具體內涵

　　如何推動與實現中國的戰略轉型，所涉及的內外問題十分復雜深刻，從不同角度出發可以得出各種不同的意見，這里只能就幾個原則性問題談一點看法。

　　一是要走出舊的思維框架

　　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是人類認識發展的一般規律。中國人對于西方的認識也是這樣，也要走過這樣一條不斷升華升級的路徑。自從1840年以來，中國人對于西方的認知，總體表現差不多就是在迷信、理性與自信這幾個點上徘徊游移，有時“自信”過度變成盲目自大，有時又失去自我變得相當“迷信”西方，理性辯證認識西方的任務或目標始終在路上，始終要不斷地加以提煉提純。

　　這就意味著，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在中西方關系上，中國人必須走出既有的思維框架，過去一切認識，譬如“中美關系終究還是好起來才行”，“跟著美國的都富了”之類，都要依據現實加以重塑重構。因為過去的經驗之談，不一定可以成為今天的法則，過去跟著西方就能發展，就可實現富裕，那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現如今環境條件都發生了轉折性巨變，人們的思維也必須走出既定的框架，將其建立在新的基礎之上。

　　二是走出舊的發展模式

　　社會發展有突出的階段性特征，任何發展模式都是特定階段下的產物。就中國的情形而言，在改革開放起始的一個階段內，“同西方接軌”可能是對的，其中正確的成份可能大于不正確的成份；但到了做強自身的新發展階段，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樣的模式就難以為繼了。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新的發展，就必須貫徹新發展理念，改造和揚棄舊的發展模式，塑造新發展格局，從而才能實現持久的發展進步。

　　三是走出新的前進道路

　　新的發展模式是基礎、是起點，新的文明形態是指向、是目標，在新的發展模式基礎上到達新的文明形態，這中間必須要有一條新的發展前進道路，而不能沿襲舊路一直走下去。當今中國對內對外關系都是這樣，實現新的內循環要走出一條新路，實現新的外循環也要走出一條新路，這將是一條戰略上獨立自主的道路，這條道路的重點與重心就是自力更生，這并不是回到過去那種自力更生，而是新時代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沒有這種自力更生，所謂“強起來”就失去了真實依據，而所謂復興崛起也將成為無稽之談。

　　其三，把抗擊霸權威脅作為復興崛起的戰略前提

　　評價與評估當今中國基本戰略態勢，有很多不同的視角。在基本面上，時、勢、義站在中國這一邊，總體上對中國有利；具體到中國同霸權之間的關系上，則西強東弱、彼攻我守，在這種形勢下，抗擊霸權就成為中國所面臨的壓倒一切的戰略任務。道理非常簡單，那就是如果中國能夠抗擊霸權，就能夠實現復興崛起；反之，如果不能有效抗擊霸權的遏制打壓，中國的復興崛起就將一路踉蹌，就要像喝醉酒了一般歪歪斜斜走路，這樣的道理已經十分明顯地擺在那里。

　　因此，中國無法置美國發起的“戰略競爭”于不顧。并非中國不愿意或者不想同美國“戰略競爭”，美國所發動的“戰略競爭”就無法進行下去，中國做不到這一點。實際的情況恰恰相反，不管中國對此是否愿意、是否接受、是否接招，美國的“戰略競爭”必定要進行下去，這完全不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霸權將在“戰略競爭”的總體框架下，設計和發動對中國的全面進攻，進行全方位的遏制與圍剿，這將成為中美關系今后一個歷史時期的大背景與大前提。

　　在這樣的背景與前提下，就不能指望管理中美關系能取得多大的成效。不管中國的愿望多么強烈，手段與方式怎樣高超，都不可能改變所謂“管控”的有限性，也不可能改變管理中美關系的局限性。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美國將不斷對中國發起大力度、大深度挑戰，把中國所謂的紅線、底線以及核心利益踩在腳下碾得粉碎。

　　在這樣的背景與前提下，也不能指望中美關系壞不到哪里去。我們不能始終對中美關系有著謎一般的自信，以為美國無論如何也離不開中國、怎么也不可能同中國脫鉤，把美國對中國的打壓遏制解釋成什么內政選舉的需要、經費預算的需要，或者什么誤判、誤讀、誤解，或者什么夫妻間的鍋碗瓢盆變奏曲之類。事實上，美國打壓中國，是資本主義帝國的本質、本性所使然，是現代霸權主義本能、本相的大爆發、大暴露，因而，在“戰略競爭”的基本框架下，不要幻想美國能越來越尊重中國，也不要幻想中美關系的合作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更不能幻想中美關系充滿希望、前景一片光明，而應把中美關系變壞的底線設置在歷史上曾經的底線以下，即壞到歷史上不曾有的嚴重程度。這應該成為中國面向未來國家與民族大戰略的起點與出發點。

　　這就是說，面向未來，中國必須把抗擊霸權威脅作為復興崛起的基本戰略前提，立足于這個前提謀復興，從這個前提出發做規劃，從而真正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可逆轉，置于堅實的歷史進程的基礎之上。

　　當然，戰略轉型從來都是一個相當痛苦而艱難的過程，都是被逼無奈不得不然的產物。中國的戰略轉型也不例外，也是美西方戰略壓迫的結果。2021年11月底，英國秘密情報機構軍情六處負責人理查德·摩爾宣稱，“中國、俄羅斯、伊朗構成英國的三大威脅”，而中國是他們最大的單一優先要務。世人皆知，英國這個機構在策劃安排霸權集團戰略政策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要害地位。由他們出面，做這樣的戰略宣示，意味著美西方正積極主動地粉碎中國對中美關系的一切幻想，正以空前強有力的舉措粉碎中國施行戰略鴕鳥政策的一切可能。他們已經下定決心要對中國進行窮追猛打，不給中國留下任何空間和余地。因此，在戰略層面，中國已經被逼上梁山，戰略轉型已經起步，今后必將進入提速前進的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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