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關于臺灣的文章《統一臺灣的最大障礙原來是這個》，主要是分析不依靠武力威懾的和平統一已經不可能，所以放棄幻想，以武促統。

　　那么接下來要分析的問題，就是武力促統的時間表問題。在支持統一的陣營內部，關于解決臺灣問題是否具有緊迫性這個問題，是存在爭議的。

　　先要澄清兩個問題：

　　第一，本人認為武力促統不但是最佳選擇，而且是唯一選擇，但同時認為，武力促統也不是說干就干的蠻干，而是要敢干加巧干，要進行精心的準備，從經濟、政治到軍事，都需要精心謀劃，準備工作要趁早，怎么準備可探討。

　　準備工作到位了，選擇什么時機解決問題，就主動權在我。否則，我們永遠只是被動的見招拆招。時機選擇，當然也是主要考慮三要素：天時、地利、人和。

　　第二，武力促統與和平統一的關系并不是對立的，武力促統并不是排斥和平統一，武力促統也不等于軍事攻臺一個選項，甚至也不是最優先的選項。

　　武力促統，也包含以武力促進和平統一的內容。沒有強烈的不惜以一切手段統一的決心以及充分的軍事斗爭準備，對臺灣形成強大的軍事壓力，大到讓臺灣政治勢力和臺獨的保護傘，認為繼續阻擋統一的結果是代價將不可承受，和平統一絕無可能。

　　而且，中國以軍事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準備工作越充分，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就越大。

　　討論解決臺灣問題的時間表問題，下面要分析的問題就是，解決臺灣問題是否具有緊迫性。

　　這個問題要具體的看，結合中國現在的國情，結合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情況來分析。

　　第一，臺灣問題不宜久拖不決，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臺灣問題是中國整個安全戰略體系的最大軟肋，因為臺灣沒有收復，臺灣始終是美國(還有日本)，牽制和遏制中國的關鍵因素，臺灣問題與中國的金融問題和輿論問題一樣，都是中國目前最大的軟肋之一，是影響到中國崛起進程和崛起速度的主要短板問題，因而也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根據木桶理論，限制中國崛起的主要就是這些短板。

　　第二，美國的動作，讓臺灣問題的解決有了緊迫性。臺灣問題是中美之間最敏感也是最重要的問題，這幾年，美國政客不斷的在臺灣問題上做文章：

　　美國眾議院2016年5月16日通過有關支持臺灣的“共同決議案”，除提到“臺灣關系法”，也首度將1982年8月17日美國與中國發表“八一七公報”前，由時任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對臺方做出的“六項保證”形成文字，強調兩者是美臺關系的基石。

　　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在上任之前針對臺灣問題發表過驚人言論：“除非我們在貿易等其他事務上與中國達成交易，否則我們為什么受制于‘一個中國’政策”，公開質疑和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2017年，美國參眾兩院通過《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要求美防長在明年9月1日前，遞交美國與臺灣地區軍艦互訪評估報告，包括美軍艦訪問臺灣左營港或其他港口的可行性評估，及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接受臺軍提出停泊夏威夷、關島等地點的進港要求評估。

　　2017年10月12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已經通過了《臺灣旅行法》，主要內容是：一是要全面解禁美臺之間互訪的官方人員層級的限制，要為美臺政府和軍方高層公開互訪掃清政治障礙;二是要允許美國駐臺機構可以在美國公開正式活動，美臺的高層人員都可以公開的參與這些結構的活動。

　　上面這些動作，聯系起來看，說明美國要打破中美之間在臺灣問題上建立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基礎上的默契，要挑戰中國的底線，而且在逐步升級。結合美國一直堅持的《與臺灣關系法》“對臺六項承諾”，可以判斷，美國要重新打出臺灣這張牌用來對付中國。

　　第三，臺灣政治當局也在試探中國的底線。雖然現任的臺灣地區領導人、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聲稱保持兩岸現狀不變，但并不承認有“九二共識”，新任的臺灣“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以來公開發布臺獨言論，稱自己是“臺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民進黨的這些動作既符合其一貫的臺獨立場，又和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政治氣候，是有配合的。

　　總結以上三點，解決臺灣問題的緊迫性，已經擺在中國面前。即便是中國想繼續把臺灣問題放到進一步發展強大之后才解決，恐怕美臺也不一定會給中國這樣的時間窗口。而且，如果中國暴露出把解決臺灣問題放在發展之后的想法，美臺大概率會觸碰法理臺獨的紅線。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不做好充分的軍事統一準備，一旦美臺(還要加上日本)在臺獨問題上闖紅線，那中國會陷入相當的被動。

　　退一步講，即便解決臺灣問題不具有緊迫性，進行軍事統一的準備也具有相當的緊迫性。

　　中印在洞朗的軍事對峙，已經給我們提了醒。因為中國在中印方向的軍事準備，因為不覺得有解決中印領土爭端問題的緊迫性而準備存在著不足，導致在中印方向的軍事力量對比不足以遏制印度的挑釁行為，所以，印度敢于軍人越界且犯我國土七十多天。一直到中國調兵遣將，增加對印度方向的軍事部署之后，印度才態度軟化，中印的邊界危機，才有了解決的可能。

　　急需加快推進統一臺灣的軍事準備，也是同樣的道理。我相信，國家也在進行這樣的準備，包括現在的軍事裝備的全面開花，都是在為這一天做準備，只是，我認為準備的進度應該加快。

　　還有一些人，擔心軍事統一的準備，會影響到中國的整體發展戰略。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也提出過一個看法，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矛盾，背后都有一個主要矛盾：中美矛盾。中美矛盾影響和規定者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矛盾的演化，解決這些矛盾，也需要以解決中美矛盾為前提，否則一個一個去解決，耗費時日，事倍功半，相當于打游戲一個一個闖關，不如直接搞定主要矛盾，其他矛盾的解決都變得容易了。

　　臺灣問題，在性質上，屬于中國的內政問題，但阻撓統一臺灣的最大因素卻是美國的軍事因素，美國對臺灣的軍事保護，是臺獨分子的底氣所在，是造成兩岸長期處于分裂狀態的最主要因素。臺灣現在雖然實際獨立于大陸，并不具有實質的獨立性，臺灣是聽命于美國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臺灣問題的具體解決，又是中美問題。只有當中國的實力，足以讓美國不敢插手臺灣問題，臺灣問題才會從形式到實質，從政治意義到實際操作，都變成中國的內政問題。當然，到這個時候，統一臺灣，也就不再是問題。

　　那么如何讓美國不敢插手臺灣問題呢?就是要抓緊進行軍事統一臺灣的準備，要讓美國(還要加上日本)不敢軍事干預中國的軍事攻臺進程。

　　臺灣問題，就是中美矛盾的一部分。解決臺灣問題，跟解決中美之間的主要矛盾，并無矛盾。

　　解決臺灣問題跟中國的發展并不是對立關系。中國要實現崛起，下一步需要解決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世界秩序的發言權問題，與此相關，有兩個宏大戰略，一是“一帶一路”，一是人民幣國際化。

　　先說第一個。臺灣本來就在“海上絲綢之路”上，臺灣問題的解決又影響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推進。雖然“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向西推進的陸路連通戰略，而且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點，但因為沿線國家的安全形勢和地緣關系極其復雜，中國需要有相應的軍事保護。而中國因為臺灣問題沒有解決，現在主要的軍事力量，還布局于東部地區，這就是臺灣作為美國的不沉“航空母艦”，成為美國的遏華軍事戰略體系的重要一環，給中國造成巨大安全壓力的結果。

　　也就是說，臺灣問題的持續不解決，會影響到中國“一帶一路”的推進。

　　再說第二個。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能夠為其他國家普遍接受，這才是國際化。但是其他國家接受這個貨幣，是因為這個貨幣背后的國家信用，也可以理解為對這個國家的信心。

　　中國現在是“世界工廠”，擁有世界上最為完整的工業體系，產業升級也在進行中，所以中國能夠提供其他國家所需要的工業和消費品，這是人民幣信用的經濟基礎;但是一個國家的信用，還需要一個安全基礎。比如美元能夠成為世界貨幣，一開始是因為美國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體系，有最多的黃金儲備，還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讓美國是最安全的，所以其他國家因為相信美國安全才相信美元的信用是可靠的。人民幣現在缺少的是安全基礎，因為軍事力量還不能給其他國家以足夠的信心。臺灣問題是否解決，就是影響這個信心的關鍵因素。道理很簡單，因為你如果連自己的國土都沒實現統一，那怎么相信你能夠保護自己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都沒有保障，怎么相信你的貨幣具備安全性呢?中國的軍事力量在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檢驗中國軍事力量能否給中國提供足夠安全性的最重要標志，就是能不能收復臺灣。臺灣問題不解決，影響到人民幣的信用，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障礙。我在以前的文章里面說，中國在解決臺灣問題之前，人民幣不具備國際化的安全條件，就是這個原因。

　　歐元和日元，為什么不能挑戰美元的貨幣地位，因為它缺乏安全基礎，歐洲和日本都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怎么可能會有叫板美元的實力?不能真正挑戰美元的國際化，實際上是依附于美元的偽國際化，本質上還是美國國家信用的延伸。

　　所以，解決臺灣問題的緊迫性，是一個不需要有太多疑問的問題。進行軍事統一準備的緊迫性，更是不需要有任何質疑的問題。

　　解決了統一臺灣的緊迫性問題，下面就需要分析統一臺灣的可行性問題，以及關于解決臺灣問題的時間表應該考慮哪些因素。限于篇幅，我們后面再接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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