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珍珍石海明

　　(國防科技大學)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年初對外發布了一款針對領域實現實時數據分析、管理、展示的開源軟件——StreamFlow。他們相信，降低大數據實時分析的技術應用門檻，有利于從生命科學到網際安全，從太空探索到導彈防御等領域的專家們，嘗試使用大數據分析工具。鑒于該公司在軍工領域的地位，人們更愿意將其與戰爭相連。那么，大數據在戰爭中如何大顯身手?大數據給軍事領域又帶來了怎樣的挑戰?請看科技日報特約專稿——

　　在倡議制定大數據戰略時，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在給國會的報告中曾稱，“聯邦政府的每一個機構和部門，都需要制定一個應對‘大數據’的戰略”。此后，奧巴馬政府推出“大數據研究與開發計劃”，提出“通過收集、處理龐大而復雜的數據信息，從中獲得知識和洞見，提升能力，加快科學、工程領域的創新步伐，強化美國國土安全，轉變教育和思維模式。”面對大數據蓬勃發展的態勢，美國軍方也敏銳地嗅到了該領域軍事應用的前景，以國防部先進研究項目局(DARPA)為主導，美軍啟動了一系列有關大數據的研發項目，旨在贏得“微戰爭”時代較量的主動權。

　　美軍介入國家大數據戰略

　　“大數據”是指那些超過傳統數據庫系統處理能力的數據，數據量通常在10TB以上，是國際上繼物聯網、云計算等信息技術和服務模式出現之后的新概念。簡而言之，從各種各樣的數據中，快速獲得有價值信息的能力，即為大數據技術。早在1980年，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便預見到了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他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就將大數據熱情地贊頌為“第三次浪潮的華彩樂章”。

　　如果說阿爾文在《第三次浪潮》中對“大數據”的贊頌為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奏響了前奏，那么，美國政府對于大數據的支持則將大數據技術從商業行為上升到國家戰略行為。

　　2012年3月29日，奧巴馬政府發布了《大數據研究與發展計劃倡議》，宣布啟動對大數據的研發計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美國能源部、美國國防部、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項目局、美國地質勘探局6個部門新投入超過2億美金，聯合推動數據提取、存儲、分析、發現等領域的技術創新與工具開發。同時，奧巴馬政府號召面臨挑戰的行業、科研院所與非盈利機構和政府攜手，共同應對“大數據”的挑戰。正如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主席霍爾德倫在講話中所表示的那樣：“像美國歷史上對超級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投資一樣，這個大數據發展研究計劃將對美國的創新、科研、教育和國防產業產生深遠的影響。”

　　無論是最新的《大數據研發倡議》，還是過去的《網絡空間政策評估報告》《國家無線倡議》《聯邦云計算戰略》《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和《網絡空間行動戰略》等系列文件，美國的戰略意圖無疑是在以往占據的信息優勢基礎上，全面拉開與其他國家的信息化差距，掌握國家間戰略競爭的信息霸權。從倡議中，美國認為，大數據技術的領先將確保美國在未來20年的技術優勢，只有依托大數據，美國才能在新一輪信息技術競爭中保住霸主地位。

　　美國軍方在前期介入國家大數據研發計劃之后，后續又進一步細化了自己的側重方向：一方面，美軍在極力強調基礎網絡的彈性和可信性的同時，大規模削減分散于全球的數據中心，大力推進網絡云計算項目。其目的是要在形成靈活、智能、自適應的物理網絡基礎上，將網絡空間工作的關注點調整到“改造網絡化服務模式”上來，直接以企業化的作戰應用服務支撐整個作戰過程。另一方面，針對大數據所面臨的帶寬稀缺、適應性和安全性、存儲等問題，美軍與IT界在云計算環境與協作、非結構化數據的整合、超越數據倉庫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早在2010年，美國動態研究公司與美國陸軍合作開發的構建基于云計算環境的智能系統“求雨者”就已部署到了阿富汗戰場。2014年，美國陸軍支持的該研發項目又取得了新的進展。

　　在前沿技術研發方面，DARPA也不甘示弱，其在大數據領域計劃每年投入2500萬美元，著手研發大數據處理分析所必要的硬件與智能化分析軟件，以解決非結構化數據的組織積累、數據庫關聯等問題。

　　大數據支撐體系作戰

　　“大數據”之“大”，不僅體現在其“容量之大”，而且體現在其通過交換、整合與分析后所創造的“價值之大”。那么，如此海量的數據，我們該如何將其應用于戰爭呢?目前看來，大數據技術可以在以下領域體現其戰爭價值。

　　其一，情報獲取能力。現代戰爭是“信息主導”的戰爭，信息獲取能力的強弱對于戰爭的進程和勝負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強化信息獲取能力是提升體系作戰能力的重要抓手。應用大數據技術，能夠大幅提高指揮機關的情報獲取能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大提高情報信息處理效率。現代戰爭中戰場情報信息數量極其巨大，并且大部分是非結構化數據，如采用常規方式處理這些海量信息，猶如“大海撈針”，不但高耗時，而且效率低。而利用大數據對情報信息進行處理，則理論耗時可達到秒級，處理速度呈指數級躍升。二是能夠發現更多有價值的情報。在信息受偵察手段、戰場環境等因素制約下，利用大數據技術能夠對來自于多渠道的信息快速進行自動分類、整理、分析和反饋，能夠從大量相關或看似不相關的、秘密的或公開的信息中挖掘分析出有關目標對象的高價值軍事情報，從而有效化解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不足的困境。

　　其二，指揮決策能力。現代戰爭是諸軍兵種一體的聯合戰爭，對指揮員指揮決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聯合戰爭的作戰力量、作戰環境、作戰態勢、武器裝備等戰場信息數量巨大且復雜多變，指揮員在決策過程中經常陷于“信息海洋”而導致信息迷茫，影響指揮決策。以往，解決這類問題主要是以學習試驗、理論分析、計算模擬等方式為主，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利用率不高、組織開展難度大、耗時長等弊端。而以大數據為核心的輔助決策主要將各種傳感器、仿真模擬、實踐積累獲得的大量數據處理轉化成信息或知識，存儲到非結構化數據庫中，通過對海量信息科學管理和深入挖掘，發現隱含其中的關聯或發展趨勢，從而大大提高決策的科學性、針對性。在數據量足夠大、面足夠寬的情況下，決策者能夠較為準確地把握諸如敵方指揮員的思維習慣、下步作戰行動、戰場態勢的發展變化等復雜情況。

　　隨著大數據的深入開發和應用，“從數據到決策”的強大決策支持以及智能化決策的逐步實現，所有軍事問題都可獲得相對精確可靠的決策支撐，從而縮短指揮、決策和行動周期，提高快速反應能力，實現“偵”“攻”“防”一體化。

　　其三，網絡安防能力。大數據顛覆了傳統信息體系架構，從以數據倉庫為中心轉化為具有流動、連接和信息共享的數據池。通過大數據技術，可以實時檢測軍事計算機網絡與網絡間諜活動，提升軍事信息網絡的防御能力，大數據技術的研發也將促進軍隊信息安全技術和工具上一個新臺階，使軍隊信息安全監測更精細、更及時和更高效。美軍在這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例如，列入五角大樓預算的“加密數據的編程計算”項目，針對那些在使用過程中保持加密狀態的數據，開發實用的計算方法和編程語言，從而克服云計算環境中的信息安全挑戰，由于無需在用戶端解密數據，因此網絡間諜的圖謀就難以得逞。

　　對安全保密提出新挑戰

　　從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愛德華·斯諾登曝光的美國“棱鏡門”等一系列駭人聽聞的事件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大數據給我們帶來無限正能量的同時，亦存在著資訊工具的“暗影效應”或“雙刃劍效應”——大數據技術增加了保密的難度，加大了信息泄露的風險。為此，應實行更嚴格的保密分級制度，注重內部細節和末端管理。諸如，對于軍事使用的電子郵件和演示幻燈片等個人信息媒介，美國陸海空軍兵種亦有規范的保密規定。

　　此外，就維護國家和軍隊信息安全的角度來看，還應多樣化公開信息發布源頭。倘若能從戰略角度強調公開信息發布的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使歷史性的縱向比較和現實性的橫向比較、信息源內部的自我比較和信息源之間的相互印證難成體系，這無疑將極大地增加外部勢力窺探我國公開信息情報的難度。

　　如今，大數據已經成為軍事信息時代不可或缺又亟待開發的重要資源，開發和使用大數據能力，成為影響戰爭勝負的戰略工程，世界各國軍方都在加緊研究如何應對。為此，我們一定要強化前瞻意識和危機意識，切實認識到大數據技術研究應用的重要性和緊迫感，積極組織各方力量，對他國軍方的大數據技術研發進展進行追蹤研究，認真分析國內外大數據發展現狀和趨勢，明確大數據發展戰略，制定我軍大數據技術發展戰略，最終在未來的“微戰爭”較量中立于不敗之地。

　　賈珍珍：國防科技大學國防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講師，博士。

　　石海明：國防科技大學國防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國防科技》雜志編委，中國軍視網、《深圳衛視》特約評論員，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遠望智庫特約研究員，《光明日報》社科普專家。

　　與人合著出版《從物理戰到心理戰》、《虎狼之翼：關于科學技術與軍事變革的對話》、《適應者死亡：媒體狂歡時代的全球戰略博弈》、《科學、冷戰與國家安全》、《制腦權》等9部作品，與人合譯《技術與國際體系變遷》、《思想大戰：腦科學與21世紀的軍事》、《信息戰：以柔克剛的藝術》3部。其中，《制腦權》入選中央國家機關干部“強素質-做表率”推薦讀物，《中華讀書報》年度百佳圖書。主持國家級科研項目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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