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叫馮文學的外賣員起訴了物業公司，他引用《憲法》維護自己的權利。馮文學不擅長忍耐和道歉，他在送外賣時經常感到憤怒。這憤怒背后，是更多外賣員被長期忽視的、作為一個人的尊嚴。

　　“你像送外賣的”

　　馮文學是一名眾包騎手，男，44歲。他與別的外賣員不一樣。他穿著襯衣和西褲送外賣，他把電動車擦得锃亮。他是北京本地人，就在自己出生長大的東壩地區送外賣，他在東壩有一套房。

　　做外賣員4年來，他經常感到尊嚴受到傷害，他的做法是：反駁、爭吵、向12345投訴、打110報警，乃至向法院起訴。

　　他覺得最不公平的事情是外賣員不能騎車進小區。即便提著40多斤重的超市配送、或者80斤的水，也不行。在將府錦苑小區，有一次馮文學堅持騎著電動車進，保安勒住他的脖子，把他從車上拽下來。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汗衫都破了。”

　　2022年5月，又一次，他被攔在小區門外后，訂單配送超時，一位顧客很生氣，“今天是母親節你知道嗎？”顧客質問他。母親節，他突然有了怒氣：“母親節關我什么事？”因為這句回嘴，顧客投訴到盒馬總部，他被站長嚴厲批評，封號8天。他從此知道了母親節在5月。

　　2023年，有一次馮文學送一份米線，電動車駛過一條坑坑洼洼路，湯撒了一大半，他自己賠了客戶10塊錢。

　　還有一次，馮文學在小區里送餐，摸黑順著草坪里的小路走出好遠，才發現是條死路。

　　2023年5月的一個夜晚，在將府錦苑大門口，他再一次被保安攔下來。“你像送外賣的”，保安這么說。

　　保安搜查他的電動車，先看車頭內側掛著的塑料袋，里面裝著充電寶，拖車繩，衛生紙，又走到車后座翻看箱子，看到了箱子里有份餐。馮文學沒有辯駁，他順從地把車停在門外，小跑著送完外賣。

　　馮文學覺得那個“像”字很刺耳。僅僅是像外賣員就要被搜查嗎？再者說，是外賣員就能被搜查嗎？

　　確定那一單沒有超時罰錢后，他回到小區門外，站在自己的電動車旁，撥打了110。他認為保安搜查他的電動車是違法行為，侵犯了他的人權和隱私。警察來了，叫來了保安隊長，對保安進行批評教育。那位保安最終都沒有向他道歉。

　　進不去的門

　　2023年底，青島市某小區門口，因騎車進小區，外賣員與保安發生口角，保安持刀刺死了外賣員。2021年1月3日，湖北仙桃一外賣小哥與小區保安發生沖突后倒地不起，送醫后搶救無效身亡。

　　小區門口是外賣員要突破的最大難關，他們在此耽擱的每一分鐘，都可能變成罰款、投訴。外賣員與保安的沖突也集中發生在這里。

　　馮文學送外賣的小區，有的門口四組鐵門緊閉，保安亭前牌子寫著“門前禁止停放車輛”。有的門口釘著藍色標牌：禁止外賣車輛以及共享單車入內。不同的保安在門口站著，一次一次告訴他，“外賣車輛不得進入”。

　　他覺得憤怒，窩火，不公平。他問自己：這是新時代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嗎？他又給自己回答：“但又不一樣。狗能進，我們外賣員的身份還不如狗”。

　　馮文學經常面臨的處境是：拎著超20斤的重物，在迷宮般的小區步行10分鐘，卻仍無法確定自己的位置。以瑞暉嘉苑為例，共有1到13號樓，每號樓又有6個單元，單元的標識在樓門上方，字小，幾乎被樓門伸出的屋檐擋住。小區樓號單元本就復雜，道路卻并不規則，路圍繞著綠植呈弧形，有時順著走出好遠才發現是死路。

　　他不理解，其他人都能走，為什么外賣員不能走？其他車輛都能入內，為什么外賣員的車輛不能入內？

　　在東壩區域，暢頤園小區門禁最嚴格，2020年到2022年，外賣員進入需要登記姓名、手機號、身份證號。外賣員只能走北門，不允許騎車。馮文學覺得物業公司“在侵犯人權，是違法行為”。他向12345投訴，又多次報警，都沒有結果。

　　2022年9月20日，馮文學去朝陽區人民法院起訴了暢頤園的物業公司。他遞交了兩份訴狀，一份案由是一般人格糾紛，另一份根據律師的建議，起訴理由是排除妨害糾紛——即權利人行使物權過程中受到妨害所產生的糾紛。法院受理了后者。

　　朝陽區人民法院的民事傳票

　　外賣車輛到底能不能進入小區？

　　除了馮文學，另一個起訴物業侵犯他人格權的外賣員，30歲的梁寧寧，在2024年5月21日收到了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

　　法院認為物業并沒有侵犯梁寧寧的人格權，駁回原告梁寧寧的訴訟請求。

　　法院認為，只要獲得業主的授權，物業就可以對外賣員作出限制性規定，無論是禁止外賣員進入小區，還是禁止外賣車進入小區。判決書中寫到：物業……對外來人員進行管理，屬于履行物業職責。……不存在僅因為外賣身份就限制其自由之情形。

　　梁寧寧起訴物業的理由是，物業只允許外賣員走三個門中的一個，侵犯了他的人格權。2024年3月，他在微信小程序的網絡法庭上提交了他的起訴書。

　　北京市常鴻律師事務所彭艷軍律師表示，從法律層面講，法官最后的判決沒有問題。但律師認為，不讓外賣員騎車進入小區的規定，本質是一種權利的濫用，沒有邊界感。“任何權利行使都應有邊界，都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違反法律、法規或者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快遞外賣員的工作效率與小區的安全秩序，需要綜合考慮，不能粗暴一禁了之。”

　　馮文學一直在等待開庭通知。遞交訴狀一年半之后，2024年3月20日，他的案子在望京人民法庭開庭。他沒有請律師，自己站在了原告席上。

　　59次投訴

　　實際上，在此之前，馮文學在12345的投訴得到過小區所在社區的回復：

　　暢頤園小區道路狹窄，人車混行，為保障小區內老人、兒童通行安全，經居民會議舉手表決，居民代表聯名簽字等方式征得多數居民一致同意，不允許外賣、快遞騎車進入。

　　他在其他小區的投訴得到的回復也類似：保障老人、孩子的安全；小區街道未人車分流，沒有行車專用道路及供外來車輛停放的地方；小區居民自治，共同決定不允許外賣員騎車進入小區配送。

　　馮文學感到被敷衍，“總以業主委員會名義回復，說什么舉手表決了，其實根本沒有什么業主委員會！”

　　12345小程序上，對“外賣員不能騎車進入小區”投訴的社區回復

　　做外賣員4年，他在12345小程序的投訴多達59次，加上撥打電話的則更多。他的微信界面，置頂的第一欄就是12345小程序。投訴集中在2022年6月6日到2024年2月3日，內容占比最多的，是小區不允許外賣員騎車進入的問題：瑞暉嘉苑小區，暢頤園，華瀚福園，將府錦苑，龍湖天璞，錦安家園……他幾乎投訴了所有東壩的小區。

　　馮文學在乎不能進入小區所耽誤的時間，但更在乎尊嚴，他認為自己應有與其他人同等的自由。在梁寧寧案中，法院“無法認定物業公司有任何侮辱外賣快遞之違法行為，亦不構成對該行業或梁寧寧個人的負面評價和貶損”。但保安與外賣員矛盾頻發，或許是人們感到受辱的證據。

　　多數時候，外賣員與保安爭執兩句，然后熄火。更多的時候，他們沉默。時間在流逝，更緊急的情況他們都無法停下來——比如騎手同行就在自己身旁出了車禍。連死亡都不能成為停下的理由，更何況是憤怒？手機里的女聲提醒他們繼續擰油門，擰到底，“派單。從XX到XX，請在滴聲后回復，收到。”

　　外賣員還面臨另一個涉及尊嚴的問題，上廁所。外賣員路線的一端大部分是小區，另一端是美食城或商場。商場的廁所是為慢慢閑逛的客人設計的，外賣員總是趕時間，來不及。跑外賣4年，馮文學只在商場上過一次廁所，大部分時候他使用美食城的廁所。

　　2023年2到3月份，馮文學常去的星光美食城的廁所頻繁堵塞，修繕了三四次，最長的時候一周都無法使用，包括檔口商家和騎手在內的100多人“都憋壞了”。他打12345電話，投訴了廁所的問題。之后，美食城所在社區對廁所進行修繕，問題解決了。

　　他還投訴過三條道路：金泰麗富嘉園北門底商旁的一條路、金隅嘉品商場西側的一條路、壩鑫家園3號樓北側一條通往河邊的路。這些路坑坑洼洼，電動車的輪胎會打滑，轉彎時極易摔倒。有時食物的湯汁會濺灑出來，外賣盒會被顛破——餐損每單要扣外賣員一半的錢。

　　馮文學投訴的其中一條路，路面坑坑洼洼

　　2020年冬天，馮文學送餐時看到一位母親帶著3歲左右的小女孩走路，小女孩踩坑里摔倒了，他“心里咯噔一下”，想到自己的女兒。第二天，他向12345投訴了這條路。社區居委會負責人加了他微信，向他更新修路進度，在一周內把路填補好了。

　　修繕過后的路面

　　馮文學常接到一家超市的單，超市位于恒大城市廣場，在地下，有電動扶梯，卻從不運行。馮文學需要提著沉重的大袋子爬四五十節臺階。他越想越憤怒：為什么有扶梯卻不開，腿腳不便的老人、推嬰兒車的父母、殘障者怎么去超市？2022年10月份，他打電話給12345，反映扶梯不開的問題，“有超市和這么多攤位，周圍幾個小區少說幾千人，這（電梯）幾年都不運行，老頭老太太小孩，全都得走四五十級的臺階。”很快，扶梯重新運行。

　　他身強力壯，可以步行送餐，可騎手中有殘障者。他認識一名騎手，腿腳有殘疾，被攔在門外后只能拎著貨一瘸一拐地送貨。2023年6月，他投訴12345，將府錦苑小區要求肢體殘障外賣員都必須停車進入，沒有照顧到殘障人士。7天后，反饋告訴他“殘障騎手進入小區可以辦理出入證明”。辦理出入證明需要有殘疾證，肢體殘障的那位外賣員沒有。今年，馮文學聽說那名騎手已經離開北京，回老家去了。

　　我們都是外賣員的顧客

　　我們在中國，享受著全球范圍內最發達和便利的外賣系統，有最廉價的配送團隊：外賣業務人力成本低至約1美元（美國：5美元）；以及最短的配送時長：送餐速度平均每單僅需35分鐘（美國：75分鐘，俄羅斯：數小時）。

　　這種方便體現在系統里，是被壓縮到極致的時間。據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全行業外賣訂單單均配送時長比3年前減少了10分鐘。超時是不被允許的，每當聽到手機里的女聲提醒：“您有一個訂單還有5分鐘超時”，馮文學的壓力在那刻達到頂峰。他跑眾包，超時3分鐘內，扣本單收入的20%，超時3分鐘以上，扣本單收入50%，超時15分鐘以上，這單白干。

　　我們下單的一些物品會給外賣員帶來麻煩。馮文學最討厭配送的物品是榴蓮。榴蓮有刺，有的品牌用硬紙裹著，配送方便些，有的只有簡單塑料袋包裝，“都是小揪揪提溜不起來，根本就沒法拿。有時顧客買四五個榴蓮，我簡直是沒法送。”

　　外賣員除了被擋在小區門口，還會被單元樓的門禁困住。2023年8月，華瀚福園單元樓下新裝了智能門禁，馮文學不會操作，耽誤了好幾分鐘。把餐送到顧客手里，他忍不住多說了一句：小區門禁有問題，業主可以建議物業去修。顧客沒好氣地說了句：“你個送外賣的連門都進不來，還送什么外賣。”

　　他和顧客吵起來，“我又不是業主，我沒權利配（門禁）。”顧客說，進不來門自己去找物業。爭論半天，顧客報警。他又向12345投訴，得到回復：經物業現場測試，發現430單元門及其他各樓門禁系統均可通過門禁扣或手機遠程開門使用。

　　現在，馮文學的鑰匙串上掛著兩個藍色的門禁扣。我們在晚高峰的美食城內聊天，騎手在不同檔口前停留又離開，一名外賣員聽到我們的談話也拿出了他的鑰匙串，同樣掛著兩個門禁扣。這是他們借小區保安或保潔的門禁卡拿去自己配的。他們都心知肚明這是違法行為，可對馮文學來說，這至少這能為他省幾分鐘，他不會再被顧客說了。

　　馮文學的鑰匙串上掛著兩個藍色的門禁扣

　　進了單元樓，外賣員的難題依然沒有結束。有的“老破小”樓棟里，不僅沒有電梯，樓梯間也不標記樓層數，馮文學有時“爬樓爬暈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在5層還是6層”。

　　好不容易上了樓，有的樓道里十幾戶人家，門上卻沒有戶號。有一次，為了節省時間，他在電梯門上寫上房號的方向，一位顧客恰好看見他，“你干嘛呢你？”他解釋，“實在不知道門牌號”。顧客指責他，“你這屬于亂寫亂畫”，隨后投訴了他。

　　外賣員的最后一步是把餐或物品送到顧客手上。必須送到才能點送達，在樓下、在電梯里都不行，會被鑒定為虛假送達，扣50塊錢。馮文學不懂什么是i人，e人，他的疑惑是為什么總有顧客不接電話。單元樓下電話不接，到門口敲門也不開，看訂單也沒有任何備注，“急死你”。他把餐放門口，拍好照片，點送達。等電梯下樓的時候，他看到門開了，一只手伸出來拿走了外賣。

　　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一個外賣訂單可能會給外賣員帶來生命危險。2024年4月28日晚，潮州市一名外賣員因雨天積水過深，在送外賣途中溺亡。2023年9月，深圳暴雨，城市內澇嚴重，外賣員趟著齊腰的積水送餐。2019年8月10日晚，在上海，一名外賣員頂著臺風天和大雨騎著電動車送外賣，由于道路積水過深，不慎觸電死亡。每逢暴雨天氣，“該不該在極端天氣下送外賣”就會成為熱議的話題。

　　有的外賣員希望在暴雨天多接單，騎手按單量拿工資，暴雨天單量大，且平臺會延長配送時限，給予騎手補貼。有的騎手希望“安全第一”，想停工休息，但又沒得選，跑團隊或專送的騎手，系統會強制派單，不得請假和拒送。

　　“不讓騎車進，在惡劣天氣提著幾十斤東西走路配送，這算不算體罰？”馮文學問過很多保安這個問題。他記得一個保安的回答：沒得商量。

　　保安，外賣員，物業

　　外賣員能否騎車進入小區，到底該負責？保安說，這是物業的規定，物業說這是業主的決定，業主是外賣員的顧客，是他們不讓外賣員給自己騎車送餐嗎？馮文學想尋求公道，卻發現找不到真正能為此負責的人。

　　沖突總發生在保安，外賣員，和物業這三者之間，但任何一方都不是規則的制定者。

　　東壩地區的外賣員們流傳著對不同小區保安的畫像。搜翻馮文學東西的保安，是遠近聞名最“招人恨”的那個。有的保安好說話，看東西多，看天黑人少，一般都會通融；有的保安會“人情世故”，外賣員遞根煙，也就開門了；有的保安耿直，“拿著雞毛當令箭”，對外賣員呵斥甚至暴力相見。

　　將府錦苑小區也不讓外賣車輛不讓進入，馮文學多次投訴無果。他不止一次看到有輛涂成白色的三輪車自由出入小區，他質問物業，得到的回復是，這車是小區業主的。

　　他氣極了，“送的外賣送的快遞也屬于業主啊！”物業置之不理。12345不管用，他報警，打過6次110，警察調解了6次，6次都交涉無果。

　　2023年5月，他決定正面對抗，他騎著車停在門口，不動。一名很壯的保安上前驅逐他，挪他的車頭，他推開保安，保安急了，從右側勒住他的脖子，把他連人帶車拽倒，拖著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然后把他摁壓在地上。

　　路過的外賣員拉開保安，報警。警察調解，打人的保安當著警察面給他道歉。警察建議馮文學去醫院做傷情鑒定，馮文學說，算了，去醫院又耽誤好幾個小時。保安當下賠給他100元，他收下錢繼續跑單了。

　　一名外賣員拍下了馮文學和保安的沖突現場

　　這次沖突后，馮文學一戰成名，將府錦苑再也沒有攔過他。他成了唯一能騎車進入小區的外賣員。他與保安之間也沒有產生芥蒂，將府錦苑的保安看到他，會叫他“大神”。

　　“我從來不罵保安。保安也是底層，其實也不想攔”，馮文學說。有保安曾經悄悄告訴他，如果被發現放外賣員進入小區，他們要挨罰，一次扣50塊錢。

　　他清晰地認定自己的抗爭對象不是保安，而是物業公司。他和物業公司也有過沖突。按照同樣的方法，馮文學投訴過暢頤園，先在12345投訴，投訴后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到了，無法調解，警察隨后趕到，物業經理也終于露面了。

　　“你們這是侵犯人權”，他控訴。物業經理問他，侵犯了哪條法律？《憲法》的哪條？他被問住，沒法回應。當天晚上，他去打印店的電腦上查找《憲法》原文，他看到憲法第三十八條：“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他認為物業公司侵犯的是他的人格權。他把憲法打印下來，一式三份。第二天，他拿著《憲法》繼續在小區門口報警，警察再度把他和物業經理一起帶去派出所調解，三份《憲法》，一份他給了物業經理，另一份貼在了警察局的窗口上，最后一份留給了自己。

　　他起訴的就是暢頤園的物業公司。今年6月5日下午，馮文學騎著電動車前往暢頤園。一位年輕的保安立在門口，他盯著電動車，看馮文學把車放在馬路邊行道樹下，才移開目光。

　　馮文學走進小區，輕車熟路地拐進物業辦公室。物業經理認出了他，繃起臉，舉起手掌對著馮文學，拒絕和他溝通：

　　“我們等法院判好吧，我們現在不接待你。”

　　“我不是來吵架，我就是來咨詢一下。”

　　“您不用咨詢我，有事問法院。”

　　馮文學音量提高，“犯不犯法不是法官說了算，是法律說了算！”

　　雙方都叫嚷著要報警，兩個高亢的男聲疊在一起。馮文學叫嚷，“你們要不服我天天讓警察來。”經理則數著馮文學的“麻煩”，“你鬧了無數次。派出所來過，安監來過，城管來過，你已經去起訴了，現在就等法院判就可以了。”

　　類似的對話重復了超過十分鐘，馮文學的請求或威脅都沒有回應，對方只說“等法院判”。他走出物業室，看到一輛電動車在小區街道飛馳而過，車上坐著兩個穿著白襯衣的男人，他對我說，“這是看房中介，他們就能進。” 當我們走近保安，對講機里傳來物業的聲音：門口那兩個人，一個字都不要說。

　　之后，馮文學又來到錦安家園。一個新上任的物業經理把他帶進辦公室，接聽了一個電話后便再沒有出現。此后的一個小時，馮文學和該物業公司的秩序主管王勇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

　　王勇講話不急不緩，他向馮文學抱怨工作難做：小區有超2000戶，業主大多是80后和90后，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孩子，小區里常發生電動車對孩子的剮蹭事件，物業因此接到大量來自業主的投訴。他能理解外賣員的辛苦，但“這個東西他管不住自己。你說讓他騎慢點，不行的，他總是低頭看著手機，平臺一直在那里爆單。”

　　他勸慰馮文學，“人家是這的居民。我和你一樣，屬于外來人員，只是暫時在這里服務管理。我不能把小區業主惹個遍。”

　　馮文學頻頻看手機，物業經理卻仍沒有回來。他逐漸氣惱，在他看來，不讓外賣員車輛入內就是歧視和違法，他反問，為什么業主有權利這樣做？為什么物業有權對外賣員的車輛進行管制？王勇說，我不跟你抬杠，“不能因為你辯解能力有多強，我就讓你進”。馮文學越來越激動，他用近乎威脅的語言：哪個業主不同意？我要去告他，我得知道他是誰，我直接打110來這兒。

　　這是馮文學抗爭的模樣：歇斯底里，叱喝罵叫，粗鄙，不體面。經理終于回來了，他站著刷弄著手機，草草應允馮文學下次會和居委會的人一起約見他。離開后，我問馮文學，為什么要威脅，為什么不能好好說話。他神情淡然：只有說得嚴重他們才會聽我說話。他提起上一任物業經理，那個人答應他細聊，他一直等，等了三個月，沒有等來任何消息。

　　“干兩個月外賣，出兩次車禍”

　　6月5日下午，瑞暉嘉苑的小區門外，馮文學遇到了一位快遞小哥。他站在一棵樹下，樹干上鐵鏈鎖著5個網格塑料大箱。他也不被允許騎車進入，150個快件，他要額外花費半個小時把快遞挪到箱子里，再送到客戶家門口。

　　快遞小哥不得騎車進入小區，他們拉著這些箱子送快遞

　　快遞小哥覺得耽誤事，但也能理解這項規則，“騎手騎車太快在小區里撞到小孩，是常有的事”。馮文學反駁他，“可意外發生還是小部分。”

　　“小區里限速5公里，騎手一個比一個騎得飛快。我也騎過，哪有限速過。別問我怎么知道的。”小哥說著撩起自己的褲腿，他小腿上蜿蜒著一道紫紅色的傷疤。“這都多久了，傷口還沒好。”他大口喘著氣，“我干了兩個月外賣，出了兩次車禍。時間太緊了，半個小時掛10個單，連取帶送。”

　　馮文學打斷他，“兄弟，你知道有句話是量力而行嗎？”

　　“量力而行？！系統給你下的單你量力而行？午高峰的時候誰給你調？”小哥提高聲量反問。

　　“兩個月兩次車禍”，小哥的經歷不是個例。在配送時間的硬性要求下，外賣騎手不得不逆行、闖紅燈、用超速換時間。根據人民數據研究院統計，2020年以來外賣騎手相關的100余個熱點事件中，由交通違法行為引發的交通事故占比超過7成。事故原因直指平臺，94.7%的騎手為搶時間違反交通規則。

　　騎手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傷亡率更高。例如，成都市2021年1月至8月，快遞、外賣電動車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傷亡事故占事故總數的51.6%，平均每1.5天就有1名騎手傷亡。2019至2021年，上海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中，傷亡事故占事故總數的90.3%。

　　出了兩次車禍后，小哥轉行當了快遞員。眼下重要的事是整理快遞和送快遞。他開的快遞車車門內側寫著兩行數字，是該小區的單元樓分布圖，按照單元樓順序送貨能提高效率。“這個小區算好了。我之前送過老舊小區，樓號沒有，單元沒有，一進去一臉懵。”

　　馮文學問他：“你為什么不投訴物業，爭取你的合法權益？”

　　小哥沒有停下理件的動作：“你就是干這份活。忍，不忍還能怎么樣。”

　　抗爭者馮文學

　　馮文學開始送外賣是因為失業。此前，他是鐵路道口的安全員。2020年，道口改造，他失業后開始跑閃送，然后跑外賣。配送范圍以東壩星光美食城為中心，向方圓三五公里發散。

　　他說，跑外賣之前，他的人生一帆風順，從未遇到什么歧視或不公。中專畢業后，他先是在東壩的村里干綠化，種樹養林。2014年，家里托關系給他找了份鐵路道口安全員的工作，“有三險，還發了工會卡，算是半政府編制”。鐵路道口一側只有他一個人，他盯著鐵軌，盯著同一個道口，盯了6年。唯一使用的器官大抵是耳朵，警報一響，他走出值班室攔車攔人，警報不響，他繼續坐著，手伸到監控看不到的角落滑手機。他重復著這種生活，幾乎沒有和人群打過交道，直到失去工作。

　　2020年，他萌生出創業的想法，希望能成為改變社會的大人物。他想開公司，創辦平臺APP，人們可以在這個平臺交友，聊天，更重要的是互幫互助，比如捐血給需要急救的人，甚至捐獻器官。“我的野心就這么大，我要服務和幫助每一個人，這是一個利國利民的計劃”。

　　他在網上找了一家上海的公司，轉了兩萬塊，希望對方能設計這個APP，但沒做成，兩萬塊錢打了水漂。幾個月后，這家公司的老板再度聯系他，說覺得他人不錯，想讓他來當自己公司的法人，他答應了。

　　后來，妻子發現了這件事，認為這是詐騙，目的是為了讓他背負債務。妻子立刻在上海找了律師，兩個月后，對方同意法人變更。

　　馮文學認為自己并沒有上當受騙。“人家沒黑過我。要不然兩個月時間，怎么不能騙我點錢呢？”他損失的只有2000塊錢法人變更手續費。他和妻子天天為此吵架，直至離婚，他凈身出戶。他還有個女兒，當時15歲，堅定地站在媽媽一邊，“在我閨女心里邊，我屬于傻子。”說著，他突然哭了。

　　離婚后，馮文學每個月要給女兒5000元撫養費。他跑單不多，中午送餐的高峰期，別的騎手一次掛著12單，他最多只掛6單，他平均月收入約5000元，每月幾乎沒有剩余。

　　今年2月初，馮文學的視力越來越差，他把字體調到最大，減少接單數。4月，他發現自己看不清顧客的備注和平臺的接單提醒，他停止跑單。他去醫院看眼睛，花了500塊錢，醫生說狀況嚴重，需要再診斷。醫生的話令他恐懼，自從跑外賣后，他的社保就斷繳了，沒有醫保，他不敢去醫院。收入斷了，他只能在支付寶貸款，目前負債兩萬。

　　“我現在生死不懼。我現在什么都沒有。”馮文學說。他的抗爭因為多種失去變得更加決絕。他想抗爭成功，迫切地想做成個什么事。

　　他想讓更多外賣員能進小區。為此他花4000塊錢成立了一個公司，想與物業簽訂安全責任協議，為外賣員進小區提供擔保。他拿著公司的名片去找物業，物業又說，還要交擔保金。馮文學覺得這是訛錢，事情不了了之。

　　他還想為跑眾包的騎手們組建工會。2023年6月，他在12345小程序上投訴外賣員沒有工會的現狀，他說，“現在城市中配送員是最累最受歧視和欺負的龐大群體，根本沒有為騎手做主的工會。”

　　他給東壩鄉工會、朝陽區工會都打過電話，他還騎著電動車去過中華全國總工會，都沒有結果。

　　今年3月，在望京人民法院的民事廳，他起訴物業公司的案子開庭了。他獨自一人面對法官和書記員。據他回憶，庭上大部分時候都是他在說話。他細數種種不公：只讓外賣員走西門、不讓騎車進小區；物業說是業主自治，可自治不能損人利己，不能違背公序良俗；這是社會主義版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審理不到一小時就結束了，他感到法官并不重視。他下載了6個保安和外賣員沖突的視頻想要給法官看，法官撇了一眼，把手機放在了一邊。

　　6月6日，馮文學收到了法院寄來的民事判決書，兩頁紙，4面。

　　“小區業主對小區公共區域、路權具有物權，外賣員對此并不享有權利。至于目前暢頤園實行的外賣快遞車輛不得入內的舉措，由小區所屬社區服務站結合業主意愿制定，物業公司負責實施，不違反法律規定。”

　　判決書最后一面紙上寫著：

　　“判決如下：駁回原告馮文學的全部訴訟請求。”

　　文中王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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