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派編按：

　　新冠疫情全球持續蔓延已逾半年，我們所熟悉的世界和生活已被其徹底改變。我國目前雖仍有零星爆發，但大體上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疫情防控的代價是極為慘痛的，疫情對經濟和民生的沖擊在方方面面都有顯現。在盤點抗疫經驗的時候，疫情帶來的這些次生災害無疑也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總結。盡管我們感染病毒的人數相比其他國家要少得多，但大規模停擺讓許多底層打工者及其家庭處于停手停口的窘境。

　　令人遺憾的是，在主流媒體和學術界的抗疫敘事中，底層的艱難處境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自四月份以來，本文作者先后在北京、廣州兩地的流動人口社區和工業園區進行了調研，與打工者們進行了采訪和交流。期間所了解的故事雖然支離破碎，但也足以折射三億新工人在疫情中的遭遇。本文草草記錄了調研過程中的見聞感受，希望能喚起讀者對打工者困境的共情，并帶著這份共情去思考危機的應對和化解之道。

　　文 |  士心

　　北京，五環外，工人服務中心

　　疫情下的底層女性與兒童

　　四月初，我在北京北五環外一家工人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和幾位打工姐妹做了兩次焦點小組采訪，了解大家在疫情期間的生活狀況。這兩次采訪的這些打工姐妹，有不少人都已經在北京生活了十余年甚至二十年，孩子就出生在北京，其家庭在北京也有了相對穩定的收入和社會關系。盡管如此，疫情帶來的沖擊也讓她們懷疑自己是否還能繼續支撐在北京的生活。

　　彥姐家里是做天然氣管道施工的，疫情以來完全無法開工，家庭收入來源徹底斷絕。而他們所從事的這一行由于是技術工種，為了防止人才流失形成的行業慣例是不論是否開工，家里雇的人都必須按月開工資。據她所知同行里有的人已經開始靠借貸過日子。彥姐夫妻倆靠家里的存款在維持著。她告訴筆者，如果疫情不盡早結束的話，她的家庭經濟狀況很快也會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另一位受采訪的何姐，老公是做油漆和刮膩子的大工，本來收入不錯。家里兩個兒子將近三十都還沒有結婚。夫妻倆省吃儉用在老家縣城給兒子買了房。結果老二兒子的房子剛裝修好，疫情就來了。疫情期間老公和兩個兒子全部都失業，她估計從年初到現在，全家收入減少了八九萬。而買房子的房貸還必須要還。債務壓力讓何姐非常焦慮。在老家呆了三個月之后，老公帶著二兒子去了陜西，找了一個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其實在此之前老公在北京已經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因為北京防控嚴格，完全找不到活干，他不得已托老鄉找到陜西的這份工作。

　　之前何姐在北京做家政，因為干活麻利為人爽快，深得雇主信任，工作一直非常穩定。疫情爆發之后，各小區采取了封閉式管理。何姐的雇主流失大半。但有兩位雇主給她辦了小區出入證，讓她繼續過去干活。隨著疫情越來越嚴重，雇主開始居家辦公，孩子也呆在家里上網課。雇主開始擔心何姐搭乘公交來干活會帶來感染的風險，在三月份之后何姐所有的活兒都沒了。為了節約房租和其他生活開支，何姐一度打算賣掉出租房里的家當回老家。然而夫妻倆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幾年，在老家已經不具備能帶來就業機會的人際關系網絡。用何姐本人的話說：“你在外面呆了那么多年，突然就這么回來了，去哪兒找人給你介紹活干?再說老家能找到的活兒本來就少。”中心的工作人員也勸她，如果現在要賤賣家當離開北京的話，需要想清楚疫情過后是否還要回來。如果疫情過后還回來的話，重新置辦一套家當又將是一大筆支出。何姐思前想后，還是留了下來。丟了家政的活兒之后，何姐在東三旗一家餃子館找到一份工作，店里洗碗配菜端盤子都是她一個人干。干一個月只休息一天，每天工作十個小時。如此高的勞動強度，每個月工資只有三千元。在上個月接受中心負責人Q姐采訪的時候，何姐無奈地說：“現在沒有別的奢求，只要能平平安安活著混口飯吃，每月把房租交上就行。”

　　在我采訪的工友姐妹中，何姐的狀況是具有普遍性的。這些外來女工的丈夫在北京從事的工作大多是裝修、采暖工程和運輸等等。而她們本人則大多從事家政保潔、商場導購、推銷等工作，疫情期間，這些行業都無法開工，很多打工者的家庭收入來源徹底斷絕。采訪中，一位姐妹梅姐說起她住的平西府村，前兩天有一個32歲的男性打工者在村邊小樹林上吊自殺。“兔死狐悲”，梅姐用這個詞來形容自己聽聞這一事件時的感受：“如果不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誰會選擇走這一步呢?”疫情期間，更多的失業者選擇了離開北京，蟄居在家鄉以降低生活開支成本。四月份，有的媒體從業者注意到咸魚等二手交易網站一度出現大量低價甩賣生活日用品的情況，而賣家所在的城市大都是北京。然而，對于那些人到中年的打工者來說，要走要留都不容易。選擇回鄉意味著收入來源徹底斷絕。而自己在北京生活了一二十年，孩子也在這里出生長大，回鄉也意味著孩子將要面對全新的生活世界。這一切令選擇離開的決定變得極其困難。

　　我采訪過的社區姐妹大都正經歷著這樣的左右為難。受訪者田姐表示，她會觀望七月份暑假，如果北京的學校下學期不能正常開學的話，她將會考慮回鄉。之所以做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北京的民辦學校在疫情期間暴露出資源匱乏、網課不正規的狀況。這讓她非常擔心孩子留在北京學業受到耽誤。

　　然而，以筆者所了解到的情況，回鄉似乎并不能讓孩子的處境好轉。實務學堂是北京一家為外來務工子弟提供職業技能培訓的創新實驗學校。疫情期間，學校曾組織學生用寫作記錄回鄉的見聞感受。在孩子們的文字里筆者了解到他們面對的各種困境。有的同學寫到疫情期間自己的父母和叔叔伯伯失業，兩三個家庭回鄉跟爺爺奶奶同住，各種日常家庭糾紛和摩擦給孩子帶來不少困擾。而有的孩子生活在單親家庭，母親常年在外打工實際上已經無家可回。疫情期間離開北京之后不得不投靠非直系親友，寄人籬下的處境讓孩子倍感歧視和屈辱。

　　筆者所采訪的這些中心姐妹，他們的家庭在打工者群體中還是狀況比較好的，而尚且面臨如此巨大的沖擊，那些更弱勢的打工者在疫情下的處境就更加艱難。筆者一位朋友家的小時工阿姨來自西北某省，丈夫之前做保安，后來查出肺癌做了手術。這位大姐成為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疫情爆發后，大姐之前的八戶雇主只剩下一家還繼續找她干活。收入銳減之后，大姐不得不采取各種極端措施節省開支。丈夫本應該去醫院復查，夫妻倆商量之后決定不去了。大姐去農貿市場買了一大袋面粉扛回家自己發面蒸饅頭，每天三頓飯饅頭開水就辣椒面。生活質量已經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

　　通過采訪和其他渠道了解到的這些故事令人心情極為沉重。三十多年來大量農村勞動力持續進入城市，已經使得廣大鄉村處于事實上的空心化狀態。而打工者在城市也被排斥在社會福利和支持網絡的系統之外。當疫情使經濟大規模停擺的時候，“回不去的鄉村，呆不下的城市”讓打工者面臨的巨大困境格外凸顯了出來。

　　實際上，自疫情爆發之后政府也的確采取了很多措施來保障民生。但就筆者本人的觀察，這些措施并未能有效化解打工群體面臨的困境。例如，號召減免房租的行動過于空洞，絕大多數打工者是通過私人房東獲得房屋租賃的。這些私人房東并沒有減低房租的動力和壓力。至于中介平臺例如自如居、貝殼找房等，疫情期間爆出的付給房東租金減少收取租客租金維持不變，甚至以防疫為名強行禁止租客入住并且拒絕退回租金的情況不時見諸媒體。此外，保障民生的資金投入絕大多數都是以消費劵的形式發放的。然而，類似那位去農貿市場買面粉蒸饅頭的家政大姐，她的消費能力已經低到使她無法去超市購買日常必需品的地步。在這樣的情況下，消費劵的發放固然提振了普通市民階級的消費熱情，卻忽略了社會當中那些處于最弱勢地位、最需要得到照顧的群體。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以為保障民生的投入不應以刺激消費為導向。一些提倡的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制度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廣東省，黃埔、順德、番禺：

　　在世界工廠與第三產業間彷徨無地的打工者們

　　五月中旬，筆者前往廣東，在黃埔工業園區和順德、番禺的流動人口社區進行了幾次座談和采訪。在黃埔，筆者與十余名流水線工人進行了座談，了解到疫情對出口企業和打工者的影響經歷了一個非常具有戲劇性的過程。武漢封城之后，大量湖北、河南籍的工人被困在家鄉無法返工。而海外訂單在當時并未受到影響。于是工廠出現用工短缺，工價一度上漲。很多老工人在春節假期期間頻繁收到工廠的電話，要求盡快回廠復工。工價上漲工廠缺人的消息傳開后，很多原本在家鄉本省就業的打工者也來到珠三角。然而短短幾周之后，疫情在歐美爆發，海外訂單銳減。工廠普遍開始減產，工人的收入也急劇下降。那些初來乍到的打工者更是處境尷尬。據一位來自貴州的女工介紹，她的家鄉是侗族大歌發源地，很多年輕人都在旅游行業打工。疫情期間，旅游業完全沒有了客源，旅游景點和酒店全部歇業。當地年輕人輾轉聽在外打工的老鄉說說珠三角工價上漲，于是一批一批去到了東莞和深圳。而當他們到達的時候，大量的工廠已經開始減產停產。于是很多年輕人輾轉在珠三角，陷入進退不得的境地。

　　那些在珠三角打工已經一二十年的工友，此次疫情中的處境也非常糟糕。座談中有兩位在流水線上做計件工的工友介紹了他們疫情以來的工作和生活狀況。他們在黃埔工業區的本田摩托車廠做計件工，負責把下線的摩托車推到廠區外等候裝箱運走。疫情之前，他們每推一輛車掙一元錢，疫情之后工價降到推一輛車八毛甚至五毛。而且因為減產，工廠把一部分流水線上的工人分流出來，跟他們一起推車，工價降低加上工作量減少，導致他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隨著海外疫情加重，工廠訂單進一步減少，工廠開始采取每周做三歇四的辦法來壓低產量，工人的收入還在持續地銳減。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工人干脆辭工。舍不得辭工的工人，也只能在輪休時尋找跑美團、發小廣告等兼職來增加收入。

　　這兩位本田的工友在工廠停產之后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幫中國移動推廣一個掃碼支付的項目。每天去跑各種奶茶店、小吃店和小超市等，游說商家使用這個掃碼支付。所獲報酬是談成一個商家可以得到八十元，另外可以從商家掃碼消費的流水收入中獲得千分之三的提成。他們告訴筆者，這份工作做得非常艱難，沒有底薪，只有談成業務才能獲得收入。移動要求他們除了跟商家談合作之外，還要給接受使用掃碼支付業務的商家義務做商業推廣活動。而事實上，因為中國移動會從從商家掃碼支付的每一筆交易中抽成，因此絕大多數商家并沒有很大的動力去嘗試使用掃碼支付業務。這使得他們的業務格外艱難。據這兩位工友介紹，從四月十八日開始接受這份工作到接受筆者采訪的五月十六日，他們只談成了一家奶茶店。為了讓這家奶茶店吸引更多消費者，他們每周需要花一到兩天在奶茶店所在的商場為其義務進行商業推廣。據工友們介紹，在疫情之前，類似這樣的工作都會有一兩千元的底薪做保障。疫情之后底薪沒有了。此外疫情期間工業園區推進了很多拆遷項目。他們跑業務的那一片商鋪可能面臨拆遷。一旦拆遷成為現實，就意味著前期付出的心血完全付諸東流。

　　一位做工友服務中心的公益人士小X告訴筆者，類似的情況在工業區是比較普遍的。工廠停工停產使得大量工人嘗試進入第三產業。然而第三產業恰恰在疫情中受到沖擊最為嚴重。當大量勞動力涌入時，也使得第三產業原有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大幅度降低。參與座談的工友有的做銷售推廣，有的賣保險，他們普遍對自己當下的處境感到不安。據他們說，目前在珠三角，類似跑美團做促銷之類的工作現在都已經不再有底薪。工人收入大幅度降低，但支出并沒有減少，相反物價有所上升。這使得打工者的社區當中普遍彌漫著焦慮的情緒。

　　筆者與小X聊天，問他既然疫情之下打工生活如此艱難，為什么打工者不選擇回到農村躲避疫情的沖擊呢?小X告知筆者，現在的年輕一代打工者大多已沒有了務農經歷，很多人甚至是在珠三角長大的打工二代。更何況，家鄉的土地基本都已流轉出去了。這就意味著打工者一旦選擇回到農村，就會面臨收入斷絕的困境。而事實的另一個方面是，新一代打工者中相當多的人都已經買了車，或者在老家買了房，每個月都要還銀行的貸款月供。這就意味著工人每個月都必須有一定數量的現金收入，否則就會陷入絕境。實際上，在疫情到來之前，很多工友就已處在支出大于收入的境況中。因為入不敷出，很多工友會在網上尋求申請小額貸款。這導致各種詐騙性的網貸在工業區極度猖獗，也進一步惡化了工人的處境。小X說，他最新了解到的情況是，人們為了套取現金以商家的名義申請購買pos刷卡機，然后互相之間來回刷卡。這是工人在網貸、卡債之后的想出的一個新點子。但pos機刷卡每一筆都有手續費。這意味著工人為了獲得現金流已經到了不管不顧的地步。

　　債務纏身、現金流短缺是當下工人面臨的普遍困境，也是新一代打工者與其前輩最大的區別。

　　小X比較了當下面臨疫情危機的新一代打工者和2008金融危機時的打工者，認為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后者普遍沒有銀行債務。2008年金融海嘯時，珠三角大量工廠關門停產，失業的工人只能回鄉。因為當時的打工者沒有債務，因此經濟危機期間大家頂多不消費，也就熬過來了。實際上，這也是中國在2008金融海嘯時能安然度過的一個重要原因——底層并沒有因為大量失業而生活無著。但今天的情形已經完全不同，當下打工者的債務包袱非常沉重。據小X估計，背著銀行貸款的打工者占了打工者總數的40%左右。這就意味著，如果疫情導致工人失去現金收入的情況持續發展，其中很多人只能選擇斷供。

　　見與不見

　　在全球知識界對疫情的反思中，病毒給底層弱勢人群帶來的困境是一個普遍受關注的話題——各行各業的底層勞動者正是感染風險最大的人群。而三十余年來主導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新自由主義，更把他們推向了毫無安全保障可言的處境。從第三世界到西方發達國家，底層勞工在疫情中的絕望處境引發了不少討論，進而開啟了對新自由主義的總體性反思和對未來世界可能性的想象與探索。筆者同意很多國外學者的判斷：新冠疫情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在疫情中，我們有必要思考如何去創造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世界。

　　回到我們的語境中來考慮的話，如何破除發展主義的迷思，讓整個社會、尤其是底層社會獲得應有的生存保障，無疑是疫情中亟需我們思考和解決的問題。三四十年來，我們的經濟高速增長是勞動人民所做出的極大犧牲為代價實現的。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早已深深卷入了全球化的進程。而底層社會，尤其是新工人群體在疫情中的遭遇令人感慨唏噓。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為止各部門所出臺的抗擊疫情的各項措施，顯然都還未能充分考慮到如何去化解這個龐大的人群所面對的困境。

　　抗疫在遏制病毒傳播蔓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對抗疫情顯然不僅是一個疾病防控的問題。本文所描述的、疫情帶來的種種次生災害，讓原本就弱勢的打工者群體越發處境艱難。而在當下抗疫的敘事中，對這一方面的認識明顯十分欠缺。2020再次把一個巨大的挑戰拋到我們面前，而這一次我們恐怕已經很難以犧牲底層社會為代價來度過難關了。在實地調研的過程中，筆者深刻感受到，底層打工者當下所背負的壓力已經到達了極限。

　　不久之前，一位著名的三農研究學者做了一個討論新冷戰問題的在線講座。在講座中他明確表示，鄉村振興是我們面對疫情和新冷戰等諸多危機的唯一解決之道。對此，筆者深表認同。當下正處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和矛盾都集中體現在三農領域。然而遺憾的是，認真聽完他的演講之后，筆者并未聽到這位學者有提出任何鄉村振興的具體實施方案。事實上，正如小X所指出的那樣，今天進城打工者的日常生活已經被消費邏輯和金融投機深度捆綁。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想象一個逆城市化的田園烏托邦并不能幫助我們應對當下的危機。振興三農的口號，如何能落實為對生產方式以及發展主義的反思和檢討，并在此基礎上著手探索、開創一種另類的社會模式?筆者以為，這是一個極為艱巨的任務，有待更深入的調查研究、更徹底的反思和討論。

　　后記：

　　本文所記錄的采訪調研發生在2020年四五月份，迄今已有三四個月。疫情導致國內國際經濟形勢瞬息萬變。當下工人的就業狀況與采訪時相比，想必已經有不小變化。因此本文僅僅是對新冠疫情發展過程中某個特定階段打工群體處境的記錄，筆者無意于依據這一記錄對當下或者未來經濟、社會形勢及其發展趨勢做出任何判斷，輕易做出這樣的判斷難免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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