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姜

　　(現在年輕人都形容自己為社畜，社會的牲畜。圖片來源：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9/04/30/vista-996.html)

　　“你們覺得現在的工作有尊嚴嗎?”

　　“沒有，對不起。”

　　豆瓣上有網友分享了龍應臺《親愛的安德烈》里的一句話：“孩子，我要求你讀書用功，不是因為我要你跟別人比成績，而是因為，我希望你將來會擁有選擇的權利，選擇有意義、有時間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謀生。”乍讀來振奮人心，可想來不過是利用修辭揭示了一個新教倫理式的淺薄雞湯——努力就會有回報。在這里，學習工作的努力意味著從求生的物質欲望中解放，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最終在創造力的充盈中實現人的生命自由與價值。

　　然而，美好的敘述掩蓋不了現實的蒼白：你的努力并不會有相應的回報。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一離開學校就成了“社畜”。社畜，會社的牲畜，為資本家們做牛做馬而失去了生活意義和尊嚴的人。左翼知識分子會批評，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作是奴役，是“勞動者的異化”、是勞動工具占有人的過程，但這都不及“社畜”一詞來得直觀生動。

　　“社畜”緣起于90年代的日本，近年在中國也流行起來。數據顯示，中國人的工作時傲視全球。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信息，2020年第二季度，我國企業就業人員每周平均工作時間長達46.8小時，相當于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7.8小時，而OECD國家工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間為33.2小時。在中國，996工作制的不只是程序員，而是大批年輕勞動者每天都要面對的現實。“社畜”一詞的流行不僅體現了當下年輕人對生存狀態的自嘲或抱怨，這也意味著一種覺醒：做公司的“牲畜”如此荒謬，年輕人為什么要甘心被壓榨?犧牲時間、意義、生命為本就富可敵國的權貴創造他們的家族財富，這樣下去社會的出路又在哪里?

　　晚風從璀璨耀眼的CBD輕輕拂向暗淡的城中村，粗獷的汽車鳴笛中帶著欲望與酒氣，有人在寒風中落魄哭泣;有人在狹小逼仄的空間里翻來覆去;有人迷失在五顏六色不可觸碰的角落中，他/她們在哪?他們在何方?街角的燈光閃爍著，或許下面的故事會埋沒在無情的歷史中，但他/她們仍在求索中慢慢回蕩。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illustrations/painting-fish-funeral-man-overtime-4823557/)

逃離

　　小李，22歲，本科畢業。去年的下半年起，她開始四處投簡歷，無奈趕上新冠疫情，只能先一邊做家教，一邊繼續找工作。可惜這么一份每天教兩個半小時，時薪僅20塊的家教做到八月初也沒了，因為輔導的小孩已經考完小升初的考試。

　　早就知道自己的學歷即使在二三線城市也不會有什么優勢，于是小李選擇回到山東老家：“因為在我們這邊，本科其實已經很好了。”她也知道在家鄉掙不了什么錢——大多數的工作都是單休，最高工資也不超過3000塊。“3000塊，你別說買房了，別說大的東西了，這3000塊也就夠你自己吃喝，對吧?” 即便如此，她還是很努力地投了幾個月簡歷，無奈的是，即使把工作標準降到了最低，也回音寥寥。

　　小李學的是影視編導，當年選專業的時候，她也很有很現實的考慮：“首先是為了升學，上本科。再一個就是走藝考，也就是學編導、播音、表演、畫畫和樂器，其他的我都不會啊，我只能選這個。當時的影視行業，包括電視臺，在我們這兒發展前景都是比較好的。”

　　然而小李的大學地處郊區，學校周圍找不到合適的實習。四年的本科，小李做過肯德基后廚、給自媒體洗過稿，到了臨近畢業的時候才找到一份對口專業的實習：給一個創業公司做視頻剪輯。公司有五個人，只有小李一個人剪。在工作的第九天下午四點半，老板拍完一個學校的慶典活動，交給她50多G的素材，要求她當天剪輯完成。“但是你知道，他們的電腦都是普通電腦，不是專門剪輯用的，處理起來特別慢，如果我當天要把素材后期全部處理好了，最起碼也是明天早上了。我告訴他，就算我馬不停蹄地給他做，電腦處理速度這么慢，今天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老板以為我耍脾氣，不想干活了，然后讓我走了。”

　　一開始，蠻橫的老板仗著小李還沒畢業，又沒有跟小李正式簽訂勞動合同，甚至不準備跟小李結算那短短九天的工資。小李很氣憤，當天查了勞動法關于勞動合同和工資的相關條文，拿著釘釘打卡的證據，告訴老板不結算工資，她就要去申請勞動仲裁。老板為了不影響自己公司的聲譽才勉強答應給工資，就這還把9天700塊的工資拖了一個月。這次的經歷讓小李深切感受到了家鄉工作條件有多么惡劣。

　　19年12月底，小李失去這份工作以后趕上了新冠疫情，一直再沒有找到新的工作，直到七月中，她在58同城上發布的家教信息才有人回應。“我肯定要另找出路呀，我總不能在這耗一輩子。”小李這樣想。她還欠著3萬2千元的助學貸款，出身農村、做著保安工作的父親和打散工的母親都幫不上什么忙，她只能靠自己。不想在家里做咸魚，小李心里有一個盤算了許久的念頭，“(家鄉)用工條件這么差，我忍受不了996。(我)就想從現在開始準備日語考試，明年看看能不能申請語言學校，通過留學獲得簽證，然后再在日本找工作。”

　　遠在天邊的日本，櫻花下寧靜的古寺、整潔的都市與活力四射的二次元文化，成了小李的寄托。

　　她在各種網絡平臺上搜集去日本留學、打工的信息，了解到日本的“用工條件比較好”——五天八小時工作制。逃離，逃離996，逃離沒有前景的家鄉，她下定決心：去到日本做什么工作都可以，體力工作也可以、照顧工作也可以。她聽起來也有很具體的打算，“我就先籌一年的費用，大概是五六萬左右吧。如果這一年我在那也生活得不好，也可以隨時退出”。這五六萬來自哪里?她心里默默地打算著老家明年的拆遷款，有了拆遷款，日本聽起來就不再只是一個迷夢與幻想。

　　遙不可及?即使拿到了拆遷款，疫情之后，日本對于中國留學生是不是依然歡迎?語言學校的學生是不是能夠在經濟遭受重挫的日本順利找到工作?那些開放給外國人的工作是不是如同小李想象的一樣是“行政工”：朝九晚五、薪資合理?我向小李直接提出這些具體、現實的問題，她告訴我：“這大概是我有選擇的情況下能做出的最好的選擇了。”

　　對于一度深陷生存焦慮的小李來說，“去日本”是她跳出這種焦慮泥淖的一根稻草，像是《尋夢環游記》里墨西哥人在亡靈節的狂歡，想象著亡靈們生活在夜夜笙歌的大都會中，一道列車載著大地上受苦的人遠離塵世間煙霾籠罩的村莊。

　　有了日本的夢，失業、小鎮、996、低工資都可以忍受。“逃離”，對于小李，還有更多的小鎮青年來說，是一張浪漫的船票。“脫畜”一直是一種念想，但逃離所需要的成本并非人人都能承受，小李所牢牢抓緊的拆遷款，確實是更多的小鎮青年難以企及的門票。對于“脫畜”，阿合和他的伙伴試圖給出另一個答案。

互助

　　(合作社和一般公司有根本的不同。圖片來源：https://medium.com/@seedcooperative/%E7%A8%AE%E5%AD%90%E6%B8%85%E6%BD%94%E5%8B%9E%E5%8B%95%E5%90%88%E4%BD%9C%E7%A4%BE-90f7412530c6)

　　阿合經營著一家合作社酒館。

　　“在勞動權益方面，白領跟打工者、農民工沒有什么不一樣”。

　　阿合曾經在一個服務農民工的非政府機構實習，而機構所在的城邊村是一個農民工和基層白領混住的社區。他發現，對許多白領來說，情況并沒有比農民工好多少：農民工往往在漫長的打工歲月里，通過與資方的斡旋，與工友的交流互助以及在各類勞工機構的活動中習得了關于勞工權益的知識，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些東西，公司肯定不會做勞工權益知識普及，學校也不教，家長也沒意識，沒有任何渠道讓他們聊這些東西”。

　　“社畜”這個詞給了阿合很多的啟發，它的傳播體現了青年人對當下工作的認識和產生的反抗意識。“這個詞有一個好的地方，就是他們沒辦法用花言巧語把它收編，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有明確指向的東西……包含著一種對立關系，主奴關系。問題是怎么通過這個詞去讓更多人討論出一個解決方法”。另外， “摸魚”是阿合最近關注到的引起熱烈討論的策略：“摸魚，一種消極抵抗，在無力與無組織的狀況下，為自己爭取一點自主的時間。它比成功學好。在成功學的意義上，很多人會覺得自己不當社畜，要努力成為一個資本家，這其實還是很多人的想法。但現在這個情況下，大家已經意識到，一個普通人怎么可能這么輕易就變成一個資本家呢?所以才會有人提倡摸魚，而且越來越多人開始響應”。

　　殘酷地說，作為一種個體的、消極抵抗的策略，與小李的“逃離”一樣，它無法帶給公共議題以啟示，不能解決社會性的階級固化，甚至難以提高個體勞動者的工作條件。

　　而在阿合看來，合作社是實現“脫畜”的重要手段。他與其他四位社員一道經營了一家合作社酒館，“我們是嚴格按照國際上合作社七大原則去處理的”，阿合說。

　　所謂合作社七大原則是：自愿與公開的社員制;民主管理;經濟參與;自治與自立;教育、訓練與宣導;社間合作;關懷社區社會。“我們會特別強調民主參與，要求每個社員開會的時候都有投票權，發言說自己的想法”。一座酒館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例如進酒、調酒、烹飪、服務，還要組織一些文化活動。他們自愿分工，開會也分：“按勞分配，記工分，對不同的工作內容對應不同的工分。你做了就是有，沒做就沒有”。酒館經營的各個環節、工分制度如何制定、社員和預備社員的角色當如何履行，事無巨細都需要合作社成員通過討論達成共識并踐行。雖然小酒館經營了兩個月之后遭遇疫情，不得不暫停營業。但說起合作社，阿合還是勁頭十足，準備下半年還要重新來過。

　　阿合想著向他的朋友們推銷合作社的“脫畜之路”，“我對朋友說，現在要脫畜，你們要試一下合作社呀”。在他的安利下，一些做搖滾樂隊的朋友成功地以合作社的形式組織起幾個樂隊進行合作經營。

　　“唱片發行公司現在都是大資本，如果一個小樂隊跟大資本簽約，很容易被控制，會失去自主性，但是也因為是小樂隊，不簽約便沒有錢，很難養活自己。” 為了堅持樂隊的自主性，許多搖滾樂隊長期游離在主流唱片市場之外。去年經《樂隊的夏天》迅速走紅的“新褲子”已經不算小樂隊，在走紅之后不得不遵從資本的游戲，在衛視晚會演出時將自己的代表作改得面目全非，令樂迷大失所望。與此同時，以合作社的方式幾個樂隊共同宣傳和舉辦演出，一方面可以將原本不多的資源整合起來，擴大影響面，共同受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保住創作中最重要的自主性，免受市場商業資本的控制。

　　合作社在中國從來都不是新鮮事物，在許多的農村社區仍然保留著合作社的傳統。將合作社作為“脫畜”的解決方案的城市社區實踐，跳出了逃離、摸魚、喪、葛優躺等等更為消極的應對方案，為社畜們提供了另一種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可能性的想象。然而在市場的弱肉強食大行其道的大環境之下，許多合作社的生存和發展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可是，阿合他們從來沒有放棄嘗試、想象與實踐。

　　或許，關于“脫畜”，還能有更多想象。

反抗

　　(996icu用極其簡潔的方式揭開了互聯網公司背后的道道傷疤。圖片來源：http://global.chinadaily.com.cn/a/201904/09/WS5cabda34a3104842260b5096.html)

　　2019年3月，一個名為996icu的項目在GitHub上傳開，意在揭露互聯網公司超長工時的違規用工狀況。996icu用極其簡潔的方式揭開了互聯網公司背后的道道傷疤。項目上線后，一個個互聯網巨頭紛紛上榜，阿里、華為、京東、拼多多、餓了么、58同城、字節跳動、網易游戲，員工們皆朝九晚九地過勞……數得上名字的互聯網公司幾乎沒有一個例外。996icu作為輿論炸彈的沖擊波在程序員之間回蕩，于是馬云們坐不住了，或許是生怕程序員的不滿情緒擴散開來，影響士氣，影響了他的賺錢大計，又或許是害怕意識形態垮塌，被壓迫與剝削者揭竿而起，清算未經審判的罪行，吊死應吊死之人，總之，他們跳出來，信口嚷嚷道，“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劉強東們不甘落后，“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順便還鼓勵下員工8116+8(周一到周六，早8點工作到晚11點，周日工作6小時)地“拼搏”。

　　996.icu網絡運動下來，互聯網大佬們終于撕去了慷慨的面具，露出滴著暗紅色血液的獠牙。程序員們看到，什么“技術人才”，什么股權分紅都是假的，所有的甜頭都不過是吊在他們前面的胡蘿卜，騙他們賣命賺錢才是真的。

　　程序員們戲稱自己是“碼農”、“搬磚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其實是“去技術化”的、重復的體力勞動，但在這些戲稱背后，程序員們卻與真正的農民、工人之間相互割裂。996icu作為一場聲勢浩大的網絡運動在普及我國關于工資工時的法律條文、引起公眾對科技行業用工制度的關注之外，并沒有進一步帶來現實用工條件的改變，這樣的局限與群體之間相互割裂的現實不無關系，而這種原子化亦是其他行業的社畜面對的局限。

　　社畜們認清這樣的現實：在資本主導的就業市場之中，學歷、工種、崗位并不帶來本質上的差異，不管做程序員、設計師還是建筑工、操作員，都是資本的工具，資本必然用種種手段自動化、去技術化，使技術工人變成搬磚工，使搬磚工變成AI，在這一過程里，資本是自由的，而人，大多數的人，卻越來越不自由。

救贖

　　人類亙古以來的歷史，是斗爭的歷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與大革命扯開了威權封建王權的遮羞布，從女性選舉權到美國自越南撤軍，從工運組織到第三波民主化，當我們聯結在共同的原則與綱領下前進一分，社會資源與權力的分配便合理了一分。如果當代社會是一輛隆隆前進的火車，它的前方是無盡的深淵。有人在火車上裝睡，有人為火車增添動力，卻沒人注意到它前進的方向。而此時，總會有那么一小群人站到前方搖搖欲墜的鐵軌上，他們不像其他人一樣計算著每天錢袋子里的漲漲落落，只是靜靜地站在前方，明知道火車無論如何也不會停止，而他們也將粉身碎骨。或許，最后隨風飄揚的幸存者的紀念，便是他們生命最后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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