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門一入深似海，外賣套路不堪言

　　2018年高考結束沒幾天，我到自家所在市區的某餓了么站點當起了蜂鳥專送外賣員。

　　站長是個年輕的胖子，對我很和藹。先問了我的基本信息，知道我是個暑假工后，問我能做多久。我說大概兩個月，他同意了。

　　要做這份工作并不簡單，首先得自己花一筆錢購置裝備：租電動車一個月230元，頭盔、工裝一共60元。沒有錢的，就從第一個月的工資里扣除。餐箱還需要用我身份證做抵押，我以高考剛剛結束還要經常用身份證為由回絕了，他沒說什么，也就作罷。我在一份合同上簽了字，但站里沒有給我這個合同的意思。后來問了其他送外賣的工友，他們也都沒有拿到自己的合同。

　　于是我開始從事這份“月入過萬”的工作了!

　　送餐幾天之后，我從不會騎電動車的菜鳥，成為了會逆行超速闖紅燈的老油子。有一次，下雨天打滑把前叉摔掉了，餐灑了。我只能自認倒霉，賠了顧客餐錢，自己掏了修車錢，把摔灑的餐倒在一個碗里，在簡陋的修車鋪美美吃了一頓，全然忘記自己的手腕也摔破了皮。那時候我是相信“勤勞致富”的。

　　餓了么有一個“藍色風暴”，不定時地通過騎手接單軟件發起這個“藍色風暴”， “藍色風暴”出現后，15分鐘內騎手要上傳一張自拍照：照片里要拍到“餓了么”工裝、頭盔和餐箱。其目的，按照官方說法，是規范騎手著裝，塑造蜂鳥配送的專業形象。軟件界面還不忘記“溫馨提示”：“沒有按規定上傳照片可能會受到處罰哦!”

　　我的騎手“師傅”曾跟我說過藍色風暴這回事，但是沒有說要怎么拍。第一次出現藍色風暴時，我上傳了身著工裝頭盔的自拍照，但是沒有拍到餐箱。

　　第二天，軟件上反饋說我沒有按規定拍照，罰款300元。我找站長申訴，讓他跟領導說我是新來的，第一次拍藍色風暴。可是沒過半天，站長就說，申訴失敗了，我的錢是照扣不誤的。

　　本來就是新手，收入并不高，又是辛苦勞動所得，我自然是咽不下這口氣的。接下來的幾天，我在送外賣之余往返于勞動仲裁所和法院之間。但是問題來了：

　　1.我沒有任何勞動勞務合同，站長當時在我入職時簽字后把合同都收走了。而現在站長說，既然你想給公司找麻煩，這個合同是絕對不會給你的。

　　2.我指出法律條文中工裝、工牌等證據可以代替合同時，勞動仲裁所的領導笑著搖頭，后仰著躺倒在舒服的椅子上

　　3.餓了么無論是軟件客服還是站長，都不告訴我沈陽的承包商是誰，要告只能到上海去告“馨贏”和“扎拉斯”這兩個公司。

　　接著，在下一次“藍色風暴”出現時，我對著鏡頭拍了一張豎著中指、表情扭曲的照片。照片里包括了頭盔、工裝和餐箱。

　　沒一會兒，配送站里一個小領導在群里冷嘲熱諷說，你這照片拍的挺好啊，這下又扣300。我頓時火冒三丈，用能想到的最惡毒的語言在群里罵了他。

　　站長給我打電話，叫我去員工宿舍找他，說是怕我去站里跟那人打起來。我到了之后，他笑瞇瞇地對我說，你這個手勢是違法的，現在不是你找“馨贏”(蜂鳥配送的代理商公司)麻煩了，而是“馨贏”準備起訴你，對你以后的學業都是有影響的。那時候我高考成績已經出來了，分數還不錯，出分當天我還給工友們和站長買了冰鎮飲料作為慶祝。

　　這種軟恐嚇對當時的我還是很有效的。我把電動車還了，收拾東西回家老老實實研究填報志愿。站長說，錢肯定不會少你的。

　　沒多久，我收到了扣除所有雜費的半個月工資——35元。

　　有差別嗎？“好”老板和“壞”老板

　　上大學后，不出兩個月，我就把交了學費后剩下的5000元給花得干干凈凈。家里受傳銷的騙，還不起套現信用卡的錢，銀行催款的電話沒日沒夜地給轟炸著我母親。我算了算自己身上還剩下的錢，去學校外一家老鄉夫妻倆開的燒烤店打工。

　　我的學校和另一所大學地處偏遠的市郊，這里所有的商業活動都為兩所大學的4萬人所準備的。這兩所學校不讓電動車進校園，送外賣只能騎自行車。餓了么和美團的騎手在這里賺不到什么錢，騎自行車還累得要死，所以這里送外賣的要么是是商家雇傭的學生兼職，要么商家親自上陣配送。

　　我給這個老鄉家送外賣，是按單量結款的，一單兩塊錢，下課了就去他那里做工。作為一個燒烤店，每天的外賣量大概就二十單以下，甚至更少，主要是靠堂食掙錢，一桌堂食就好幾百元的收入。沒有外賣的時候我要幫他串肉串(經常嘲笑我穿得慢)，當堂食的客人多的時候，他會把外賣接單軟件關掉，讓我去幫他老婆備料上菜，這些都是不算工錢的。

　　別看這份工作又累又賺不到錢，可老板留住我的方法很有一套：打擊我的自信心，說我笨手笨腳，送外賣速度慢，家里還窮，外賣送灑了不用我賠錢，能在他那里找到一份工作，還是看在老鄉的面子上才賜予我的大恩大德。這種職場PUA簡直太有效了，日復一日地洗腦，使我深深地陷入了自卑中，再也不去想跳槽的事。

　　在這家燒烤店對面的，是一家湖北夫婦開的粥食甜品店，有一天甜品店老板過來找我和我的老板商量，說他們家現在沒有送外賣的，看我每天送不到多少單子，不如兩家店的外賣合送，都由我來送。我的老鄉麻利地同意了，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怕我哪天嫌工錢太少不做了。其實他完全沒有必要，我當時陷入PUA的操控陷阱中不能自拔，一天30塊錢管一頓飯就很滿足了。

　　這對湖北夫婦的孩子沒比我小幾歲，但是他們讓我叫“哥、嫂子”;對我不擺架子，做的不好的時候會很委婉地找我談。他們不像我的老鄉一樣當我是工具人，真的把我當做一個需要照顧的朋友，一閑下來就和我談心。他家店的外賣單量遠遠超過我老鄉家的店，當飯點的時候單量多，我只能送兩所學校其中的一所時，他會自己騎自行車免費幫我的老鄉燒烤店帶另一邊的外賣。

　　沒多久，我“得罪”了我老鄉的一個朋友，我也沒按照他的要求給那人道歉，因為那明明不是我的錯。我的老鄉就說不讓我在他那里干了。湖北的老板把我叫到他的店吃晚飯，說不在那邊干也挺好的，要不然他天天叼你，你也不開心。你以后就給我送吧，我家店單量還好，至少課余時間能把生活費和玩樂的錢掙到。我不會給你多開錢，也不會少給你錢，頂多過節的時候給你發個紅包，一切都要靠勞動去換取;你只要來我的店里就管你飯吃。

　　從那以后，我就在他的店里工作，和這對善良的湖北夫婦結成了深深的友誼。現在他們已經回老家打工了，我也常常和他們聯系。

　　廟小王八多：壟斷市場的配送團隊

　　去年初，一個配送團隊橫空出世，送給學校后勤集團5萬塊錢，壟斷了學校內的外賣配送市場，向店家收取高額配送費。學校食堂聯合保安，以安全為由禁止外賣員騎自行車送外賣，而配送團隊的面包車可以在校園里超過15公里每小時的限速奔馳。

　　那時的我，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斗智斗勇，真可謂艱苦卓絕：保安在校內設卡、巡邏，甚至用上了監控攝像頭，信息化、立體化地對兼職外賣員實行圍追堵截任務;沒收的自行車裝滿了好幾卡車。“敵人”的封鎖密不透風時，我不斷變換送餐工具，不得不用用滑板、輪滑來送外賣......在那段時間我還遭到過食堂員工的“迫害”，說我送外賣影響食堂生意了，某食堂員工明知我是本校學生，給我打飯卡多扣錢。我不負喂，找他們說理，食堂經理一開始要我去后廚說，但是機智警惕如我，知道如何才能避免自己的劣勢，利用自己的優勢——肯定是要當著全食堂的同學面說啦~最后的結果是，食堂賠償道歉了事。

　　當然，最后學校解除了這個禁令，原因應該有三：

　　1.配送團隊送灑了一家少數民族餐館的餐品不賠錢，還打了餐館老板女兒一耳光。這個導火索，激起了學校附近所有對高額配送費和龜速送餐懷恨在心的商家的仇恨心理，引發了少數民族同胞的民族團結。商家群里一呼百應，在學校門口幾十號少數民族、漢族商家暴揍了一頓配送團隊的幾個頭頭，就連老頭都上來顫顫巍巍踩一腳。大家打完就作鳥獸散，而這幾位挨揍的家伙在醫院躺了兩個月。

　　2.團隊給學校后勤的錢估計不夠幾個保安隊頭頭分的，普通保安增加了工作量卻討不到好，自然圍追堵截同是窮人的外賣員時心里軟了。

　　3.商戶一起給學校黨委書記打電話舉報，說這些荒唐事再不管可能越鬧越大，所以隨著上頭的介入，后勤保安終于解封了。

　　轉眼到了2020年，學校以疫情的原因再次封校;保安在圍欄邊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高強度限制學生隔著圍欄取外賣。甚至還有學生剛取到外賣就被保安劈手奪下摔爛的。據我的同學說，今年我校食堂的伙食普遍又貴量又少。好一波大棚扣韭菜!我作為一名申請不返校的學生，我的母校進不去，只好專送隔壁學校了。隔壁學校允許外賣員進去，每次進校門都要測體溫。門口保安喜歡把紅外測溫計貼我們的手腕上，我們躲他們也貼，好像不碰到手腕舉著體溫針會很累一樣。我們能怎么辦呢?敢怒不敢言唄!跟他們起沖突，分分鐘找借口把我們列入黑名單，兩個學校都進不去，可能就要吃草了......

　　窮人家的孩子上學，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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