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座大城市的一所小學校里，沈校長站在操場上，晚霞落在她的臉上，柔和寧靜，但她的內心翻騰如海：“到底還能做些什么呢?”

　　截至2020年，在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沈金花校長已經干了15年。她覺得自己的“油箱”里還有油，這一年，她準備大干一場。

　　1月27日，正月初三，沈校長迫不及待啟動了一項大工程——整修教室。

　　學校的教室，算來已經有八九年時間沒有整修了，地面坑坑洼洼的，桌椅擺在上面不夠穩當。出于成本考慮，最開始是想采用自流平方案的，但自流平不耐磨，所以最終選擇了貼地磚。

　　地磚是好心商家以低于成本價的方式，半賣半捐的。但即便如此，預算仍然不夠。為了節約點人力開銷，沈校長發動全家齊上陣。篩沙、泡磚、提水、翻土、畫水平線……這些工地上的活，作為家里最重要的勞動力，沈校長的愛人自然是逃不過的，她自己也是全程參與其中，甚至她年過60的父母也沒能置身事外。

　　3月31日，兩個多月時間過去了，6間教室的整修工作大體完工。沈校長在朋友圈寫道“期待未來的驚艷”。

　　在“驚艷”沒到來之前，“驚嚇”倒是先來了。

　　因為疫情影響，學校遲遲不能開學。沈校長算了一筆賬，即使不發全額工資，只給教職工發點生活補貼，學校的資金也僅夠發到4月份。

　　怎么辦?“大干一場”暫時只能放一放，當務之急，是要想方設法“活下去”。

　　學校揭不開鍋了

　　為“活下去”而發愁的沈金花，是同心實驗學校的校長。同心實驗學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位于北京市皮村。皮村，俗稱朝陽區“東大門”，其實就是朝陽區往外最東邊的地方。

　　近些年，沈校長一直有個心愿：希望學校的學生不再流失。當然了，有時候，她也會把這個心愿調整為：學生流失的人數少一些、流失的速度慢一點。

　　但一些打工家庭，因為沒有北京戶籍，孩子無法在北京參加中高考。又加之2014年，全國中小學電子學籍系統開通后，一些地方禁止“空掛學籍”(也就是學生學籍在老家，但自己在外地上學)，越來越多的北京流動兒童不得不選擇回家求學，從而成為留守兒童。

　　于是，近幾年，學校生源一直在加速流失;疫情后，學校生源更是斷崖式流失。

　　說到學校的生源數量，沈校長記憶猶新。2012年前后，是學校生源最多的時候，那個時候有900多人。2015年前后，學校還有600多人。直到2020年之前，學校還有200多人。

　　疫情暴發之后，大年初三，也就是學校開始整修教室的那一天，沈校長安排老師詢問、統計了學生的返校情況。

　　幼兒園40人擬返校，小學140人擬返校。看罷統計數據，沈校長眉頭緊鎖。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心懷希望：疫情過去后，學生還會回來的。但疫情遲遲沒有成為“過去時”。

　　受疫情影響，一些家長無法返京，干脆放棄了回北京打工的打算;北京的學校沒有復課，但外地一些學校已經復課了，一些家長干脆讓孩子在老家上學……

　　總之，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學校復課的時間越晚，學生流失的人數就越多。但線下復課，無論如何是行不通的。怎么辦?只能線上復課。

　　當時，考慮到學生家長有一半以上沒有復工，家庭沒有收入，還要支付租房、生活等費用，學校決定只收取200元/月的線上課費用。

　　經溝通，大年初三統計出來的那180個學生，只有120多個愿意上網課。這其中，還有20多個是教師子女，而他們是不收費的。

　　100來人交費上網課，每人交200元，每月收入2萬元。而教職工工資每個月就要5萬多元，學校租金每年就要15萬元，這還不算水電費、伙食費以及其他運營經費。

　　這么點收入，無論怎么精打細算，都是入不敷出。沒有辦法，學校租金只能暫時拖欠一下。加上自己，學校十多個教職工的工資，也不能全額發放了，只能發一部分生活補貼。

　　但即便只發生活補貼，學校目前的資金也只夠支撐到4月份。4月份之后，學校就真的要揭不開鍋了。

　　教書的？賣貨的？

　　揭不開鍋了，自然就只能去開源。

　　讓老師們沒有想到的是，為了籌款，他們這些教書的老師，竟然做起了賣貨的“生意”。

　　2020年4月，一家名叫恒昌公益的基金會，了解到學校的困難后，捐出100盒土特產，也就是酉雞酉鴨湯罐頭，供學校進行義賣。后來，進一步了解到學校的經營困難后，恒昌公益又追加捐贈了第二批300盒酉雞酉鴨湯罐頭。

　　這些禮盒，原價268元一盒，沈校長和老師們在朋友圈以100元/盒的價格進行義賣籌款。

　　翻看沈校長的朋友圈會發現，從4月26日開始一直到5月底，她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在朋友圈發布義賣信息。

　　為了盡快賣掉這批捐贈物品，老師們除了在朋友圈義賣，還兩人一組在皮村擺攤售賣。

　　談及擺攤經過，一位老師說道：“擺攤之前，挺擔心被學生認出來的。擺攤之后，最擔心的是這些物品賣不出去。”

　　這些罐頭的保質期都是6月份，盡管他們很努力，最終也只賣出了90多盒。

　　賣禮盒，雖然只賺了9000多塊錢，但給同心實驗學校的老師們指出了一條自救的道路。于是，繼賣罐頭之后，他們又在朋友圈賣起了有機蔬菜。

　　有機蔬菜是分享收獲農場捐贈的。10斤一盒，可以挑選6個品種以上的有機蔬菜，原價169元，老師們在朋友圈的義賣價是139元。

　　他們雖然調低了價格，但售賣效果像之前賣罐頭一樣，并不是特別理想，有時一連好幾天也賣不出幾單。

　　為了擴大銷路，老師們邊賣邊學，在5月份就開起了一家公益微店。

　　公益微店開起來后，老師們更加忙碌了。因為他們不僅要為學校進行義賣籌款，還要幫一些女工進行義賣解困。

　　湖北天門的彩霞大姐，因為兒子和女兒的讀書問題，在2018年夏天帶著兩個孩子回老家陪讀，留下先生一人在北京做木工掙錢。生活不易，她自己會制作一些手工包補貼家用。

　　還有山東的一位阿姨，因為小孫子的學籍問題，自己和老伴回老家照顧孩子讀書，兒子兒媳則留在北京打工。她平日里也會做一些手工蒲團。

　　辦學15年來，同心實驗學校認識了很多這樣的女工。為了更好地幫助她們，學校組織成立了同心女工合作社。有了微店后，雖然老師們運營起來還不是很熟練，雖然學校仍面臨“資金斷鏈”的大困局，但她們仍在第一時間，想著通過線上賣貨的方式，盡力幫這些女工一把。

　　5月10日，沈校長第13次在朋友圈義賣籌款。只不過，那一天，她重點是為這些女工賣東西。

　　那一天，沈校長寫過這么一段文字：因為孩子讀書、家人工作等原因，離別在流動群體中上演頻率很高，但相處過的人，總能在對方心底留下溫潤的記憶。

　　眼中有淚，心中有光

　　“溫潤的記憶”，寫在這所學校的基因里。

　　2002年，在中華女子學院讀大二的沈金花，接任了學校社團農村婦女發展研究會會長一職。她也因此認識了為打工群體提供服務的公益人孫恒，并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孫恒創辦的公益組織“工友之家”。

　　在“工友之家”，沈金花跟打工群體相處日久，越來越多地看見和認識到他們的不容易。眼中的淚，最終化作心中的光，她想為他們做點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情。

　　2004年9月，孫恒發起的打工青年藝術團出版了一張專輯《天下打工是一家》，發行約10萬張，藝術團得到了7.5萬元的版稅。2005年，他們用這筆錢創辦了同心實驗學校。沈金花參與了學校的創辦過程，后來，因為學校發展需要，她于2006年被推任為校長。

　　這所學校，無論是最初的創辦，還是日后的發展，一直都不缺公益人和志愿者的身影。

　　比如，國家圖書館的一名工作人員、北京科技大學的一名退休教授，一直在這里免費給孩子們上課。“很多志愿者，在這里，一做就是三到五年。”這些人、這些數字，沈校長記得非常清楚。

　　在采訪期間，我剛好遇到一位在學校當志愿者的老師。她現在還在北京師范大學讀教育學碩士研究生，但她本科其實是學經濟學的。本科畢業后，她在一家銀行工作，收入各方面都很不錯，但她覺得那不是她追求的人生，總覺得少了什么。

　　后來，她通過微博接觸到沈校長，很快就決定來這里做志愿者，也堅定了自己做公益、做教育的人生選擇。她2015年就到這里做志愿者了，5年以來，每個月只拿1000塊錢。當我問及，考慮到經濟收入、親朋支持等因素，她是不是損失了很多東西時，她很快回答說：“我得到的也很多。”

　　這些公益人、志愿者，他們的心中，有一束共同的光，那便是教育。父母眼中的淚，只有通過教育，才不會傳遞到下一代人的身上。

　　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顯示，以世界銀行的貧困線為標準，如果家庭中的勞動力接受教育的年限少于6年，則貧困發生率大于16%;如果接受教育的年限為6-9年，則貧困發生率會下降到7%;如果接受教育的年限為9-12年，則貧困發生率會下降到2.5%;如果接受教育的年限超過12年，則幾乎不存在貧困狀況。

　　教育扶貧，于他們而言，不僅僅是統計數據，更是親身實踐。因為接觸到的貧困群體較多，一直以來，他們是“噙著眼淚”在做教育的。

　　學校一位小朋友的家長，一個人帶著孩子北漂，好不容易找了家餐館當服務員，一個月能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疫情期間，餐館關門，不能工作也就沒有了收入。原來1000元一個月的房子，她也租不起了，只好帶著孩子搬到450元一個月的房子里。疫情期間，她常做的事，就是在一些軟件平臺上刷視頻和簽到。學校老師問她原因，她回答說：“這樣一天能刷出2個饅頭的錢。”

　　我表示想見見這位家長，但這位家長現在已經離開北京了。“我還有她的微信，但已經聯系不到她這個人了。”采訪那幾天，北京的天空很藍，干凈得沒有一絲雜質，沈校長望著窗外說，“學校的很多家長都是這樣的，突然之間就離開了，消失得無影無蹤，好像不曾存在過一樣。”

　　幫過的忙，傷過的心

　　打工群體，總是聚散無常。

　　所以，“幫忙要趁早”成為沈校長的行事哲學。

　　沈校長總是很忙，忙著教學，忙著自救，忙著幫忙。今年，需要她幫忙的人好像越來越多了。

　　2月的時候，她了解到一個家庭，大人快要交不起房租了，小孩快要喝不起奶粉了。這位周姓媽媽，年紀不大，1995年生人，家中老大是個姑娘，在學校讀一年級，老二是個男孩，剛出生不久。她身陷一場離婚官司，因此不能離開北京;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又無法參加工作。她的父母親都遠在山西，收入低微，還要供養家中年幼的弟弟妹妹上學，難以給她提供有力的幫助。

　　2月23日，沈校長了解清楚情況后，決定在朋友圈幫她籌集幾個月的生活款。截止到當天24時，沈校長一共收到9筆捐款，共13960元。這筆錢，是這個小家庭未來6個月的生活費。

　　學校里的單親媽媽挺多的，她們遇到的困難各自不同。

　　學校決定上網課以后，一位單親媽媽因為一部智能手機發愁不已。這位單親媽媽自己是有智能手機的，但她上班有需要，家里沒有多余的手機供孩子上網課使用。沈校長于是幫她尋找愛心人士捐贈手機，好在這個社會溫暖常在，捐贈人不但給孩子買了一款新手機，還很細心地配了張流量卡。

　　還有一位單親媽媽遭遇失業難題。她是做家政服務業的，光在北京像素這一個小區，就有5年的工作經驗。最近失業在家，沒有了收入，房租、生活等各項開銷讓她寢食難安。6月10日，沈校長在朋友圈幫她找工作。

　　這些單親媽媽和沈校長的聯系都較為緊密。有一次，那位1995年出生的周姓媽媽，在學校接受我的采訪，訪談中聊及尿片問題，當沈校長得知孩子的尿片使用量較大時，她立刻起身，把自己兒子的尿片，拿了一大包塞給周姓媽媽。

　　平常日子里，沈校長習慣于“隨手幫個忙”，但有時候，幫忙也容易吃虧，甚至讓人傷心。

　　學生交學費的時候，孩子的爸爸找學校溝通，說沒錢能不能少交一點，欠下的以后慢慢補齊，沈校長同意幫個忙。孩子的爸爸剛走出校門，就把兜里的東西掏給了等在校門外的孩子媽媽。碰巧就有老師經過，看到兜里掏出來的是早已準備好的鈔票。

　　學費吃點虧算是輕的，有些家長的行為，讓一些老師很受傷。

　　兩個孩子在學校發生了一點摩擦，其中一個孩子的家長晚上找到學校，推開教師辦公室的門，對著面前的一位女老師，抬起就是一腳。“他都不問，這位老師是不是孩子的帶班老師。”沈校長說完這句話，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化感動為堅守

　　在和各色家長打交道的過程中，有些老師走了，有些老師留了下來。走了的，可能有很多原因;但留下的，往往是因為感動。在每一位老師的記憶深處，都珍藏著幾個難以忘懷的故事。

　　有一戶家長，爸爸在北京給一家企業養牛，媽媽因為身體原因干不了重活，只能打一點零工，家里3個孩子，老大常年臥病在床，兩個小的在學校讀書。因為家庭實在困難，學校給他們減免了一定的費用。這戶人家不善言辭，有一次，媽媽幫人干活，人家送給她一點小禮品，她當天就送到學校來了。本來，老師是絕對不能接受家長禮物的。但這個家長的禮物，老師決定接受，因為這是一個貧困家庭的感恩和自尊。

　　學校有一個單親爸爸，女兒在學校寄宿，他自己是跑車的，常年在外，工作很忙。在老師的記憶中，他雖然很忙，但一有機會一定會第一時間來學校看女兒。“他經常提著包裹就來學校了，而且一般是在晚上8點以后。”

　　恒昌公益在學校設立了一個夢想基金，學生們填寫一個愿望，自己存一部分錢，基金為了達成孩子的心愿，補齊剩下的錢。有一個小女孩的媽媽，是賣煎餅的，后來，車子壞了，賣不了煎餅。小女孩寫的夢想是：我希望自己能存2000元錢，幫媽媽買一個賣煎餅的三輪車。

　　在一次家訪中，了解到一戶家長準備把女兒送回老家讀書，但小姑娘下定決心要輟學。當著家長的面，她只是說自己不喜歡讀書、不想繼續讀書。背著家長，單獨面對老師時，她說：“我只有輟學了，才不用回老家，才能和爸爸媽媽在一起。”

　　有一戶家庭十分困難，但他們竭盡全力也要讓孩子留在北京讀書：“我們沒有什么本事，但再苦再難，也想把孩子帶在身邊。”

　　……

　　感動老師們的，除了這些孩子、這些家長，還有很多很多的愛心人士。

　　聽聞學校今年的經營困境之后，有愛心人士一次性就捐贈了1.5萬元。除了捐錢，更多的機構和個人捐了物品，有捐衣服的，有捐水杯的，甚至還有捐婚紗的。

　　很多學校的墻壁上，都會掛一些名人名言。同心實驗學校墻壁上，掛的東西十分特殊，基本都是捐贈單位的名牌。

　　這些愛心，學校不會忘記，學校也在提醒孩子們不要忘記。

　　不太樂觀的行動派

　　在沈校長看來，這些記憶不是負擔，而是前行的動力。她一直就是個行動派，即使形勢不是那么樂觀。

　　時間剛進入6月份，北京的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都開始陸續復課了。但同心實驗學校這樣的自辦校，什么時候開學，并沒有明確的通知。

　　即便如此，為復課該做的準備，她一直在做。

　　整修教室之外，她又在義賣所得里，擠出一部分資金，把學校的旱廁改成了水沖式廁所。

　　學校教職工的小孩，用過廁所后，拉著還沒有上過廁所的孩子，興奮地說：“廁所真干凈，好漂亮，快去看看新廁所。”

　　修完廁所，又增添了新的債務。沈校長還要加倍努力通過義賣來還債。她算得很清楚，賣掉某一款禮盒，扣除快遞成本，能賺80元，剛好夠買1個沖水陶瓷蹲位。5月22日，她在朋友圈義賣時寫道：“還差15個蹲位，有需要的親們，歡迎繼續下單支持哦。”

　　在6月底的端午節到來之前，沈校長便在微店和朋友圈賣起了粽子禮盒。這批禮盒只有48盒，大概能為還沒有復課的學校籌得7000元發展資金。

　　有機構捐贈了戶外燒烤禮包、跑步機，沈校長也在盡力叫賣。至于捐贈而來的那幾套婚紗，她想讓年輕女老師當回模特給穿起來，拍成照片發到微店里，希望這樣能賣個好價錢。

　　修廁所、賣貨之外，沈校長還組織所有教職工進行核酸檢測，組織家人、老師對學校進行大清掃，還召開了“試開學各項工作部署會”……

　　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學校復課還是沒有多大進展。學校復課的時間每晚一天，流失的學生就有可能多一個。她不得不擔心，這一次是不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

　　辦學15年來，大大小小的困難，她經歷得太多太多了。她還記得，有一段時間，學校連買煤的錢都沒有了。大冬天的，老師們裹著羽絨服備課，孩子們戴著厚厚的手套聽講。后來，在社會各方的關懷下，學校獲得了幾萬元的捐款，那次困難最終被克服了。

　　這一次呢?沈校長覺得“形勢不太樂觀”。

　　6月中旬，北京又出現疫情病例，防控形勢隨即變得緊張起來。原本還希望孩子們能夠在6月份返校復課，現在是絕無可能了。6月18日，沈校長分享了一首歌，里面這樣寫道：世事不可強求，順其自然吧，我們不能預見未來。

　　不遠的未來，2025年，同心實驗學校和皮村簽訂的租房合同就要到期了。到時候，皮村還會不會跟學校續簽合同?這個問題，沈校長也覺得“形勢不太樂觀”。

　　黃昏時分，皮村的上空，一架架飛機往來不停;學校外的街道上，忙碌的打工族行色匆匆。在這座大城市的一所小學校里，沈校長站在操場上，晚霞落在她的臉上，柔和寧靜，但她的內心翻騰如海：“到底還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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